心 想

先锋曾经意味着独特和叛逆，因此是一切意识形态统制的天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拟，一切感觉都可以设计，反体制的姿态当然也可以被视作某种冷门开发项目，纳入市场。人们可以设计出先锋们怪异的头发，语无伦次的癖好，还有孤独、怀疑、虚无的冷目。问题在于，这种目光仅仅出于设计，源于参考书目，没有人生隐痛和社会理想给予滋养，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坚定，缺乏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拒绝，一转眼就可能被市场行情吸引，投向邻居们有钱的好日子。

先锋们内心中的神圣一旦冷却和消失，就与奸商无异。这些仿先锋的冷面，多是早期风格或表面风格，是玩给学院派批评家看的。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也可以玩出绝不虚无的广告画，绝不怀疑的太太读物，绝不孤独的民族团结拒外反霸热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此时心目中的读者和观众，已经易为俗众或别的重要购买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书呆子才会认真看待这种变化并且深究原因和种种差异。技术化的文化也从无自己真正的美学主张，或者说从来就具有古今中外的一切美学主张。一个崇尚相对性的全民狂欢节里，什么都被允许。如果说它的“相对”之中有什么“绝对”，如果说它有恒定不变的什么特点，那就是仿制：从新潮到古典，从具象到抽象，从消解到重建，从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纳，一切都可以仿制。就像工厂以销定产，今天生产校园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务市井。他们的想法包容古今中外的一切想法，但特点在于所有的想法都与活法无关，或者说，只与最实惠的一种活法有关——以“想法”牟利。因此，他们的反叛只是偶尔使用的策略，“策略”成为他们最合意最常用的词。他们热心结伙和造势以及串门打探消息，乐于在组织和潮流中放弃个人风格，“炒作”成了他们最大的兴奋点。他们“炒作”的标新立异，只是陈辞烂调的才子版，与官僚版及其它版本同出一炉。他们即便挂着先锋表情，那也是市场竞争的一时需要，竞争者都有一颗火热的通俗心。

恶之花也都成了塑料花，在货柜上光彩耀目。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无法与人们的情感经验接轨——越来越远离人。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组织和运动出来捍卫人权。

在电子传媒诞生以前，也同样有劣质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阁体。那时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坛里的多数，只是被时间淘汰，大多已经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的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电子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人们无须夸大现实的灾情过于忧心忡忡。不同点在于，工业前的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质朴少文，无缘文墨，被森严的文字屏障拒于狭小的文士圈之外，连看一场戏也如同稀罕的节日，很难有文化虚肿或者撑死胀死。因此，他们亲历多于虚言，实践多于理论，生命本原多于文化规限。他们生动活泼的民歌、民谚、民风、民俗，给人一种精神野生物保留区的景象。

不难看出，这种民间文化，与工业化时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蕴，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环境里长出来的，追随着报纸和电视布播的时尚，是潮流、组织、技术力量的外来强加，一招一式一娇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见文饰造作和跟风多变的特点。尽管如此，随着电子传媒的发达，民间文化正在受到这种市民文化强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挤，正在成为珍稀物种，需要人类学家和博物部门的保护。

电子传媒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主机。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容量十分之大，拼命向创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够(也许有个恒量)，就只好掺水假冒。它的产量也太高，造成文化过剩，超过了接受者的正常需求(也许这里又有个恒量)，形成了对人心在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上空前的干预，形成一种压迫。如果人们缺乏相应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净的有效机制，人与文的互生互动良性结构就可能破坏，类似于其它事物失去了阴阳平衡、正负平衡或pH值平衡。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暗暗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关于非洲饥民的杰出电视片，最初还可能使观众震惊，但日复一日地播放或大同小异地重复以后，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熟视无睹中麻木不仁，兴味索然，同情心逐渐泯灭。揭示就最终导致了遮蔽。波黑战乱，鲁迅和红军长征，地震和“挑战者”号爆炸，哪个地方的什么污染(事情多得记不起来)，也都是这样成为了一些电视事件，一些同肥皂剧和化妆品广告混同一片的视听消费，最终让观众一边打哈欠一边乜斜着眼睛漠视。

一个人在电视机前也很容易感到无力。他现在不是面对一个人或一个村庄，即使遇到对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现在凭藉一台电视已经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无限广大和纷纭的现实，面对着一个个他很难阻挡和动摇分毫的潮流。电视看多了，人的个性空间相对缩小。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宠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潮流作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屏幕。

最后，乏味之后，无力之后，人们还可能完全取消自我，接受电子传媒文化对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很快成为大众习语。《爱你没商量》，使“没商量”也在几周之内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辞。人们就是这样交出了自己语言。在美国片《浮华世家》之后，全球数以千万计的妇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装，发型乃至发色，一切都照剧中主人公的作派重新开始。有关的商店也马上提供服务。人们还经常轻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观念(比方爱上美国体制)，艺术趣味(比方爱上摇滚)，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中学和大学里，当同性恋成为影视以及文学的热门题材之后，当某个明星偶像的同性恋经历被电视炒开之后，曾经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在调查中振振有辞拍胸脯，承认自己双性恋或者有过同性恋——生理学的研究证明，这个比例一般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五。

在这里，同性恋已经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强制的结果。已经不是个性，而是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