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目录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52、同赫尔利的谈话
53、给郭沫若的信
54、给陈毅的信
55、给谢觉哉的信
56、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57、给邓宝珊的信
58、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
59、时局问题及其他
60、给萧三的信
61、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
62、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63、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52、同赫尔利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2]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3]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4]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
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一百九十五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七十七万五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
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5]，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6]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7]，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刊印。
【注释】
[1]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陆军少将。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同年十一月七日带着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题为《协议的基础》的文件飞抵延安，在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进行了三天的会谈后，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以后，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他总是企图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并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本篇是毛泽东同赫尔利第二次谈话的主要部分。
[2]包，指包瑞德（一八九二——一九七O），美国陆军上校。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组长。
[3]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4]赫尔利带来的《协议的基础》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5]见本卷第135页注[7]。
[6]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7]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该组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到达延安。
53、给郭沫若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2]，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3]，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郭沫若，见本卷第89页注[2]。
[2]《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反正”，指辛亥革命。
54、给陈毅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陈毅同志:
来示[2]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3]，周、董[4]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5]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6]公开后，伯承[7]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8]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拒绝赫尔利同毛泽东十一月十日在延安签署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后，提出另一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允许中共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了一个复案，毛泽东将此复案批送中央负责人和陈毅等阅看，征求意见。陈毅在看了复案和研究了有关材料后，于十二月一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分析了国共谈判的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蒋介石不会走真正同共产党合作的这条路，而是要照他提出的协定办，因此建议中央暂不交复案，拖一段时间，等待蒋介石集团力量的削弱，同时在此期间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3]复案，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蒋介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提出的国共之间的协定草案的答复。
[4]周，指周恩来。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周恩来、董必武在收到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关于暂不交复案，“请周、董同时回延”的电报后，于十二月七日回到延安。
[5]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特意补充讲了南方、北方问题，大后方党的问题和白区工作问题。参见本卷第264—267页。
[6]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7]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8]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55、给谢觉哉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觉哉同志:
此件[2]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
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3]，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请告高、林、罗[4]诸同志。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湖南宁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指谢觉哉起草的他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这次参议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九日举行。
[3]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
[4]高，指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罗，指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56、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4]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5]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6]的方法是必要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7]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8]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根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
[2]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十二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4]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九三八年六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5]国民参政会，见本卷第217页注[3]。
[6]变工，参见本卷第76页注[4]。
[7]“三三制”，见本卷第25页注[8]。
[8]耕三余一，见本卷第75页注[3]。
57、给邓宝珊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2]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释】
[1]邓宝珊（一八九六—— 一九六八），甘肃天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2]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58、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子华[1]同志:
关于李勇的落选[2]，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毛泽东
亥敬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
[2]指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
59、时局问题及其他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同志们: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时局问题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2]，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英、美两国人民比过去也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么样?比现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一次战争，而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拥护参加那次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怎么样，应当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到。由于这个原因，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结果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因为孤立派分子反对同苏联合作，美国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同样，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民党宣传要解散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老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拍掌的，延安的群众开大会，发通电进行声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这样打平下去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终止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领了，会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日本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后就会倒?看样子几个月它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要靠我们把它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同志们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日本人也是这样，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现在我们的军队发展了，我们的解放区也扩大得很快，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也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3]放出来吧!把杨虎城[4]放出来吧!把叶挺[5]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八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同志们，赶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运动。做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苏三国的团结等，都只是条件。
时局问题就讲这些。
二 山头主义问题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很不方便。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达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有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检讨历史，要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呢?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没有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许多同志因为没有这种准备，毫无主动性，经常是被动的。我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一百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千人，要调查一下。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比金银还贵重。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6]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7]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8]、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9]，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陕甘宁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华中、华南，都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这样的定义对不对?当然对。在这样的定义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10]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艰苦奋斗的英雄事业。但是同时，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那里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人多了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还有，那6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只晓得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说一声“团长同志请坐呀”，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让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点人家话就来了。这样，你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气。所以同志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锁线，有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要讲这些丧气话，但是不是只讲丧气话?不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困难，我们要事先估计到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评人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搞熟了，那里的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骨干要经常商量，指导要恰当，作风要好。这一点很重要。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 审查干部问题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我要讲的主要问题讲完了。
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分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个部分，其中讲得不完全，还有一个十五军团讲漏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十五军团从前有过很大的牺牲，应该讲到它。今天我想补充讲讲那天没有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11]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12]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13]，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十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14]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15]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2]指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3]张学良，见本卷第144页注[16]。
[4]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次年六月被迫“出洋考察”，十一月回国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
[5]叶挺，一九三七年十月起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扣押。
[6]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7]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王震任司令员。
[8]绥远，即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9]《野百合花》，见本卷第121页注[4]。
[10]戈尔洛夫，是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在话剧《前线》中塑造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前线总指挥，他脱离实际，不肯学习新知识，又好摆老资格。
[1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正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2]戴季英，一九0七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四四年十月被任命为八路军河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司令员王树声从陕北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进入河南，建立河南人民抗日军。
[13]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六月被捕，一九三五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等职。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六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
[14]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15]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同时又派遣干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产党机关内潜伏，伺机破坏。国民党的这种反共策略被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60、给萧三的信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2]，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3]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萧三（一八九六——一九八三），湖南湘乡人。一九三九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2]指萧三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
[3]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贾拓夫（一九一二——一九六七），陕西神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谭政（一九0七——一九八八），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61、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2]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3]至六中全会[4]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5]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6]。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7]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8]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9]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10]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11]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12]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13]。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14]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二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已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15]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16]、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政治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即共同建设人民的军队问题。抗战中我军内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有一些军事首长不是共产党员。军队要全部是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即使内战时期红军中的党员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如果有的军队和我们合作，以后又不合作了，这时我们应该让他们走，留余地，不要伤感情，即使再变成敌人也不过同合作以前一样。同别的军队的外部合作，山东做得很好，我们许多地方还是“左”了，需要耐心说服。
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还有，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故历史问题延至现在的七中全会解决才成熟，各地的历史问题现在就不必急于解决，因为不成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指蒋介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柳州召集的军事会议。
[3]十二月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4]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5]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一九四四年六月，他们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6]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7]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8]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9]美军观察组，见本卷第226页注[7]。
[10]爱金生，今译为阿特金森（一八九四——？），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一九四四年任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同年九十月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
[11]谢冰心，一九○○年生，福建长乐人，作家。顾颉刚（一八九三——一九八○），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他们参加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
[12]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13]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14]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任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七年主持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一七八九年当选总统。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爆发后，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15]王明，见本卷第76页注[11]。
[16]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14]。
62、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
郑、李、陈[1]:
寅寒郑电、卯冬三人电[2]，均悉。
(一)派兵困难，不要依靠。
(二)你们将重点移到路西[3]，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兵力部署你们自己调剂。
(三)财经、民运干部，已令组织部考虑酌派。
(四)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一九四○、四一、四二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从四三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了问题。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万公家人而民不伤。五台、太行两区的困难也比你们要大，去年一年大生产运动，情形就变了。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已动手，克服困难”。一面酌增公粮，必可保证供给。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游击战争特点所引起的方法，不知你们认为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办为盼。
毛泽东
卯佳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郑，指郑位三（一九○二——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少敏（一九○二——一九七七），山东寿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2]寅寒郑电，指郑位三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卯冬三人电，指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
[3]路西，指平汉路以西地区。
63、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2]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3]，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4]，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5]。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6]，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7]，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8]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9]。李立三[10]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11]、“轻骑队”[12]、“西北风”[13]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3]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比立三路线还大，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会议讨论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中的政策部分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提是路线错误。
[4]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共三年多时间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会议经过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中，指出：“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5]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对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否错误，认识不一致。陈绍禹（王明）在会上没有作自我批评。他在十月七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和在十月八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仍然拒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中央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问题，提议要检查中央的路线。由于陈绍禹提出的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十月八日书记处会议上说要对他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从十月十二日起，陈绍禹称病不参加会议，讨论未能进行。
[6]典出《史记·项羽本纪L项庄是项羽的武将，沛公即刘邦。公元前二○六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谋士范增以“助兴”为名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体掩护刘邦。此时，刘邦谋士张良至军门告诉刘邦参乘樊哙：“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于是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刘邦才能乘隙脱身。
[7]指王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写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同志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8]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9]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0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10]李立三，见本卷第101页注[9]。
[11]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他写的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12]“轻骑队”，是中共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13]“西北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