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美好生活—精神分析和政治哲学的视角（by miracle)

何为死亡驱力

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的概念，主要见于《超越快乐原则》和《文明及其不满》之中。

 

他认为人类心理机制具有某种更古老的强迫重复原则。 但如果一种记忆或原初本能不能服从阉割，结合次生过程，就会呈现单纯的能量发泄，复苏原始的强迫重复。他从创伤梦、性虐待、悲剧创作等具有破坏性的心理过程中证实了这种机制，这被他称为超越快乐原则。

超越快乐原则便是死亡驱力，它是从“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刻产生的”，它要求生命体恢复到“无生命的状态”中去，“即努力回归到无机世界的平静状态中去”。

第二段还好，第三段看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简直就是玄学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拉康怎么说。

用拉康的话来说，人们在镜像认同（没有被镜子捉到的那部分）后和进入象征界被阉割后，出现的不可能被言说的盈余或那个无法被象征化掉落在实在界的对象a就是人们的欲望，它是一种缺乏、空无。“说话主体丢失了自身，又找到了自身”，就是说主体只能活在能指游戏中，他先创伤性地丢失了自身，然后又通过误认找回自己。那么就是在用“无”满足自己的欲望无，并认为这就是自己。

简单来说就是异化并误认的过程，只不过那个作为本真欲望的对象a是象征界无法表述的，因为它是符号总体化工程失败的产物，人只能留在象征界，所以它是个无法表述的空无。所以欲望永远不能满足是因为它的原因就是一个空无，因为它在象征界并不存在。

而且这种本真的欲望，要和驱力分清楚，欲望是我需要某种东西，驱力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围绕其对象的无休止循环和重复运动。它就像是在 《红舞鞋》中，那一双被与身体切断之后仍然不能停止而继续跳舞的舞鞋。

同时我们要注意，虽然这表达了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永远不可能抵达对象a的彼岸，便是真实，这个不可能就是真实。所以就永远存在着一个在生命之内指向生命之外的驱力，因为对象a便在象征界之外，这种驱力就是死亡驱力，它就是那个纯粹的否定性。

这么一说好像更摸不着头脑，其实说得简单点，那就是真正主体只能存在于实在界，实在界的主体必然抵制象征化。真正主体必定在现实秩序之中取消自己，激进地奔向“死亡”的征途。

海德格尔说人“向死而生”的，通过死亡的呼唤，此在才能摆脱自己无家可归的状态，这是一种回归本真性的乡愁。到了拉康这里，就变成了人永远无家可归，人永远不可能避免异化。不可能存在才是一种真实，所以主体为了这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永远在奔向“死亡”的路上。

再说得简单点，那就是不管人活得再怎么好，他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生活，他总是渴望着那个“诗与远方”。同时这个“诗与远方”，往往就是超出日常生活、社会秩序的，这就是否定当下的秩序，对于大他者的不服从，在当下的秩序中取消自己的冲动。一种偏执地觉得“我就是觉得不爽、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纯粹的否定性。小到发朋友圈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中二小学生，大到亲自体验狄奥尼索斯式体验的福柯，都是一回事。

                               大他者

符号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那个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的无形的秩序，关于诸种规则与意义的复杂网络，它使得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依据我们看见它的方式( 以及使 我们看不见——依据我们看不见它的方式)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种驱力就是前语言的本能在精神上的表征，对于进入语言后的主体而言它并不存在，只是在精神层面上的残余对进入语言后的主体施加影响。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所有的驱力都是死亡驱力，而不是弗洛伊德那样的生本能与死本能。通俗一点，就是永远存在作为本真的我对于大他者反抗的驱力，这种驱力就叫死亡驱力。

何为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就是如何与人相处的道理，而人又活在社会之中，不是“城邦”之外的“自然”状态。所以让我们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待，何为美好生活。

古典性

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民主对于哲人的审判。其实用精神分析话来说，就是大他者对于哲人的审判。苏格拉底寻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更好的秩序的探寻，必然就要遇到与政治共同体的矛盾。哲学的追求永远是象征界的边界，很多人说哲学家不说人话，但其实不然，换个思路想问题，其实他们是想突破能说与不能说的边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形而上学的冲动。那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再用尼采的话来理解，那就是获得形而上学的安慰，来减轻这一份死亡驱力对自己的焦灼。

为什么这是一份焦灼？因为人总有这一份不可阻挡的取消自己的冲动，而在现实中取消自己显然就是一种痛苦，况且它还永远以幽灵的形式在场。我们想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结局是什么？自古哲人多“疯言妄语”。反过来看，用李敖的话来说，中国古代大部分文人，名字换一下你都看不出他们写的文章有什么差别，你完全可以把欧阳修和司马光，叫成欧阳光和司马修。他们便是顺从大他者之人，王安石便是违背大他者之人。

同时，如果说，通过智性（政治哲学）减轻这一份焦灼代价太大，门槛也高，而且哲人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比其他人多知道一点点，也就是“知道自己无知”。那么政治神学就是门槛很低、大家都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直接证成的政治神学统治了欧洲很久。

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儒家，在荀子那里，君为父，是天道。这个父就是大他者，所以大他者是本体论层面的。

现代性

但是现代性开启后，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的中世纪”，世界逐渐祛魅。“古典性”也就是列奥施特劳斯口中的“雅典或者耶路撒冷”的解决方案——即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崩塌。在这个“历史终结”的“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西方理论界衍生出两个向度，一种继续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寻求一定程度的安慰，另一种是直面这种现代性所引发的各种焦灼。 黑格尔—马克思所勾勒的历史形而上学代表了前一种路向，尼采—海德格尔所发展的存在主义则标识了后一种路向。这两种路向从根本性上说是同一个路向，即肯定性解决方案。而由拉康开启的精神分析路向，指出了第三种可能性路径，即苏格拉底式内在否定性道路。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苏格拉底式哲人关键之处就在于，他唯一确知之事就是自己的无知，所以他/她永远——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在路上”( on the way) ，始终在追寻知识的路上，目的地永远在路的前方。倒过来理解无知之知（无知之知就是真实的不可能），就是因为永远的一无所知所以永远可以去知道。这个纯粹的否定性，却打开了人的“超越性”。真实永远以缺席的方式在场，而死亡驱力便指向这个真实。所以对于这种否定性政治哲学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世界一定要变成某种样子，而是世界必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到底何为美好生活

说了这么多，到底该何为美好生活呢？难不成大家都去当哲学家？或者去找个哲人王？再不行去信个教？

大概这三种基本就是如何面对死亡驱力的解答，一种是让它带着你不断指向那个在路上的真实，一种是寻找到一个绝对的秩序，一种是信仰的直接证成。

再通俗点，这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有人愿意体验哲人式的生活（“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有人愿意寻求绝对理性的他人，有人愿意寻求神性的体验。后面两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容在一起，甚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显然人更愿意追求理性的他人和神性的体验的表象中。而社会也提供了这样的环境，网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搞出的女权主义除了能看出社会问题来，还能看出女权本身是什么吗？网上那些追求平等自由之人，甚至那些白左，他们在种族歧视、移民问题甚至LGBT问题上，你们真的能看到这些问题本身得到什么解决吗？这就像我们在庙里面烧香一样，信仰是伴随着我们祈祷而出现的，并不是我们原来就信仰。很多人如果没有看过什么言情小说、偶像剧，更本就不可能坠入爱河。我们以为是我们在谈恋爱，在讨论问题，其实不是，真实就是这些所谓的讨论的问题、信仰、爱情（能指）通过我们说它们自己。不过死亡驱力就在这种表面的过程中被截断了，被大他者消解了。齐泽克举过一个例子，电梯里的人总是疯狂得按关门键，他们以为这样能加速关门，实际上电梯的“关门钮”无法加快关门的速度，它只是给按动按钮者提供了错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行为富有成效而已。反正我是拒绝这样的生活。

而且这显然不是自由，不过诚然人的自由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游戏，通过死亡驱力去获得自由。就像福柯这种追求狄奥尼索斯式的生活的哲学家，用我们平常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找死”、“作死”的生活。只有在那个“活”与“不能活”（也就是被大他者排斥的边界），人才能否定性的创造自己，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与超越。为什么总有人说自己想过的问题其他人都想过了，还劝别人不要想了，因为他根本就还是在大他者的全盘规介下活着，说出来的话想出来的东西，那自然就是别人都想过的。这就是你没有去否定那个属于你的“能说与不能说的边界”。

苏格拉底本可通过逃走来避免喝毒药而死，但他断然拒绝，“我去死，你们活，哪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 换言之，在死与活之间，哲人苏格拉底选择了前者， 他以其个人的生命，实践了哲学式的生活———“未经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是值得活，这很难说，但是我能肯定的是生活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非本人作品，替作者miracle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