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的“独立”是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依赖

　　总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它在每一个国家的工具，是每一个共产党的根本战略问题，以及任何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无论是人民民主的、反帝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来评价每一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位置，无论是在各国的国家框架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换言之，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始终是一条分界线，把真正的爱国民主革命力量同反动、反革命和背叛民族的力量分开。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什么？
　　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了与美帝国主义和解和恢复友好关系的路线，并把这一路线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开始，西方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放弃了任何反帝主义的立场。他们似乎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冲向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和解。赫鲁晓夫向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战略是西方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所期望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但你可以说，这一战略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
　　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由于种种动摇和让步，法国和意大利的反北约斗争、反对德帝国主义的复兴和重整军备、反对美国资本及其在欧洲的军事基地的干涉等，已经开始衰落。如果说当时做了什么，那只是在宣传领域，没有任何行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国共产党和该国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几乎相同。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软化法共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大盟友——美帝国主义及其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立场。既然要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也要保卫“法属非洲”，就会对对“英属亚洲”和“美属美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说服资产阶级相信他们的诚意和忠诚，竭力通过不反对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来给出万全证明，即无条件地与美帝国主义结盟，完全服从北约，为美国大资本敞开大门，并将该国转变为美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的政策。
　　至于西班牙修正主义者，他们当时唯一关心的就是实现党的合法化，回到西班牙。他们认为，西班牙的“民主化”只能通过美国的压力才能实现，而据他们所说，美国有意消除“障碍”弗朗哥，他们甚至没有看到美国的扩张和霸权政策，更没有与之抗衡。
　　西欧国家的修正主义政党按照苏共二十大会精神通过的“社会主义民族道路”，使他们不仅向民族资产阶级屈服，而且向国际资产阶级屈服，首先是向美帝国主义屈服。同时，他们在放弃马列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时，自然也不能不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弃援助和支持革命和解放运动。
　　尽管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开始逐渐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对莫斯科的内外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对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行动表示不赞成，他们从来没有达到把现在的苏联描述成帝国主义国家并加以谴责的地步。诚然，例如，他们谴责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但另一方面，他们赞成了苏联对非洲的干预；确实，他们要求苏联舰队撤出地中海，但对苏联向世界各地派遣武装保持沉默。根据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说法，苏联在国内的政策是反民主的，但在国外总体上是社会主义和反帝主义的。这一立场已经并正在导致欧洲共产党普遍支持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抛开一些反对。
　　这样，就像西欧修正主义政党在本国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捍卫者一样，它们也成为在国际范围内维护帝国主义制度的热情斗士。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各条战线上成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现状的捍卫者。
　　如果欧洲共产主义者还保留了一些伪装，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内问题上表现为反对者——尽管是软弱的反对者，那么，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国际资本主义、被压迫人民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中，他们公开反对任何改变。
　　现在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和其他的欧洲共产主义派政党，已经转变成了亲帝国主义政治力量，在路线和活动上，和它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差不多。让我们从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的两个方面上着手，这是欧洲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建立和实现霸权的两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
　　从创建到今天，北约既没有改变其性质、广泛目标，也没有改变其特定目标。协定仍然是1949年那些签订的内容。每个人都知道《北大西洋公约》产生的目的和维持它的原因。即使人们不认识他们，五角大楼和布鲁塞尔的工作人员每天也都在提醒他们这一点。北约仍然是欧美大资本的政治和军事同盟，首要保存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机构，防止革命爆发，并在其前进时予以扼杀。另一方面，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武装卫士，是帝国主义列强政治经济扩张的武器。在国家里有北约和美国基地的同时，希望实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白日梦。欧洲共产主义者企图只强调北约的反苏功能，忘记北约镇压西欧革命的使命，目的是欺骗工人，阻止他们看到现实。
　　欧洲共产主义者不想看到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的存在——美国在西欧的统治，以及从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就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链条把欧洲这一部分束缚起来。如果不打破这些锁链，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甚至连欧洲共产主义者赞美到天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美国资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欧洲，与当地资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开始的地方和结束的地方已经无法区分了。欧洲军队已经完全融入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北约，它们实际上不再是独立的国家军队。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在技术、文化等方面，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一体化。
　　诚然，欧洲北约成员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这在大型资本主义集团和小集团之间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是，在所有重大的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北约国家总是顺从华盛顿。在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选择上，欧洲的大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总是倾向于牺牲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总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斗争，把国家利益同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欧洲共产主义者否认他们国家存在问题——具体地讲，必须反对美国的统治和支配，并加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堕落和对革命事业的背叛。今天，意大利修正主义者不仅坚持意大利必须留在北约，而且比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亲美资产阶级政党更支持《北大西洋条约》。“意大利必须留在北约，”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说，“因为需要保持权力平衡，而这正是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所依赖的。”[65]
　　通过这种论题，贝林格和他的团伙告诉工人们：不要反对北约，不要要求美国人从那不勒斯和卡塞塔撤军，不要谴责在你们家附近部署原子弹，别说那些停在意大利机场准备飞到美帝国主义利益受到影响的地方的美国飞机。意大利修正主义者说，为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让意大利的国家利益被牺牲；让华盛顿来决定谁应该统治意大利以及他们应该如何治理意大利，只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得以维持，让意大利被消耗在原子弹浩劫中。
　　大国之间的平衡是维护和平的一个因素或手段的论题，是一个古老的帝国主义口号，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非常熟悉。历来被用来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霸权主义政策，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别国内政、支配别国的权利辩护。
　　正如修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接受帝国主义集团存在和加强的必要性，作为所谓维护和平的手段，也意味着赞成他们的政策。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存在不是如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为了维护和平，捍卫其成员国的自由、独立和主权，而是为了掠夺它们的这些东西，维护超级大国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和霸权。众所周知，美帝国主义创建北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政治上——而且也使用武器——捍卫美国资本在欧洲的利益，并用武力镇压可能在那里爆发的任何革命。这些都是欧洲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者支持的北约的目标。
　　集团的政策是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它源于它们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略，源于他们建立对整个世界的完全和不可分割的统治的野心。欧洲共产主义者没有看到或不想看到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作为其基础的大资本正被“民主化”，成为“人民”的资本，因为大资产阶级正在“融入社会主义”。
　　在对北约的忠诚上，法国修正主义者与意大利修正主义者没有区别，但为了与德斯坦派[66]或戴高乐派保持一致，他们也谈到了法国在这些组织中应享有的特殊地位。就西共本身而言，卡里略的党正竭尽全力夺取为西班牙加入北约而斗争的旗帜。这样佛朗哥未实现的梦想就会被实现。
　　对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欧洲共同市场和统一欧洲，这种资本主义垄断和跨国公司为剥削欧洲人民和劳动群众以及世界人民而实行的大联合，是一种必须接受的“现实”。但接受这一“现实”就意味着接受消除欧洲每个国家的主权、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以服从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意味着接受消除欧洲人民的个性，以及将他们变成被美国大资本主导的跨国公司们压迫的群体。
　　欧洲共产主义者宣称他们“参加欧洲共同体的议会和其他机构将导致它们的民主转型”，从而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欧洲”，这不过是煽动和欺骗。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讲话和欧洲共同体议会上的宣传会议，不能把欧洲变成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民主道路”不能把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因此，欧洲共产主义者对欧洲共同市场和统一欧洲的立场是机会主义者和黑帮分子的立场，这是他们的阶级和解路线和向资产阶级屈服的结果。它的目的是迷惑劳动群众，破坏他们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
　　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的服从，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屈服，使西欧共产党变成了既反革命又反国家的政党。即使在资产阶级中，也很少有人像卡里略那样既自称政治家，又要接受“有限主权”的概念的人。“……我们意识到，这种独立性永远是相对的……，”他写道。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西班牙，他在他的计划中提出，“……外资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运作将不会受到禁止……”。“然而，”他补充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外国资本进贡……但这将有助于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部门的发展。”[67]
　　欧洲共产主义者通过捍卫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和利益的立场，把自己放在了反对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的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传统的位置上。他们还反对这些国家的工人和进步人士反对北约、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及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力的爱国主义传统。欧洲共产主义者放弃了这些阵地，投靠了反动阵营。
　　在欧洲共产党人的整个政治思想路线中，阶级和解和屈从外国统治的思想观念，在他们对待反帝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立场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不赞成自己国家的革命，也不赞成其他国家的革命。他们不想削弱他们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决不能把被压迫国家的革命看作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帮助。对他们来说，革命的统一过程、不同流派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可或缺的互助关系，都不存在。
　　有时，他们为了外表形象，说些有利于反帝运动的奇怪的宣传词。但这只是空话，没有具体内容，最重要的是，也没有联系政治行动。他们的“支持”至多是一种略带左倾的姿态，是一种表现进步和民主的方式。
　　总的来说，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对待革命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接受了不结盟的思想，这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方便的，以便为使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辩护，并宣布新殖民主义是前殖民地国家摆脱贫穷和走向发展的途径。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在最近一次国会的论文中写道：“在经济领域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斗争，是争取和平、国际合作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斗争中越来越重要的时机。”[68]
　　他们在机会主义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经济关系的剥削性质可以通过一些改良来改变，就像他们试图改良国内的资本主义秩序一样。卡里略还谈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或者说欧洲共产主义者设想的秩序。事实上，他说得更清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虽然帝国主义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但世界市场总是存在的，它受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和法的制约，而它们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69]
　　卡里略认为，这些客观的资本主义“规律”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能改变或被取代。为了“支持”这个论点，他引用了修正主义国家经济领域上联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例子。换言之，卡里略认为，人民奋起反抗民族压迫和新殖民主义压迫，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交换——这特别表现在对后者原材料的野蛮掠夺上，是徒劳的。这是卡里略希望保持的国际秩序，而贝林格也希望对其进行一些修饰，使之看起来光彩夺目、焕然一新。
　　一条违背国家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路线，一条捍卫帝国主义霸权和扩张的路线，一条赞美新殖民主义，把外国资本主义剥削神圣化的路线，注定要失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改变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世界新秩序，不是欧洲共产党人宣传的帝国主义秩序，而是未来所属的社会主义秩序。
　　近年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对苏联的立场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成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讨论和解释的主要对象。欧洲共产主义者试图把自己描述成“独立于”莫斯科、具有“独创性”、甚至是苏联“反对者”，似乎是为了欺骗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但实际上是为了欺骗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这可能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种伎俩，目的是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与西欧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党之间存在所谓的深刻分歧和“原则”矛盾，目的是促进这些政党参加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这绝不是无中生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符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有利于它在世界上的统治，因为它削弱了苏联的对手，同时增强了它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需要这一点来支持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论断“国家政权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从而“证明”他们在智利没有证明的东西。实际上，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智利的经验并不能宣叛以议会方式掌权理论的死刑。
　　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适合欧洲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从各个方面鼓励和煽动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它有意削弱苏联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和影响力。它试图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其他修正主义当作一个出现在欧洲，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意识形态集团。既然他们说的是一个反苏的意识形态集团，那么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就会受到这种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不希望欧洲共产主义完全脱离其影响。因此，西方正在传播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思潮的宣传令莫斯科恼火。这种烦恼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修正主义政党与苏修的党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党之间长期存在的分裂现象，被公之于众。
　　这些政党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也永远不会团结。然而，在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修正主义政党之间保持表面上的团结，苏联共产党是乐于这样做的。苏联共产党试图变相地保持对世界上所有其他修正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霸权。它渴望与它们签署联合声明和公报，以显示团结的存在和这些政党对苏联领导人的尊重。
　　意共、法共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自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且这些分歧和争论在不断增加和扩大。然而，他们当时并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尖锐程度。现在，双方关系的恶化已经公开地显露出来了。《真理报》攻击卡里略并谴责欧洲共产主义。卡里略同样尖锐地回应了莫斯科。他点破了党内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断绝了对苏共的依赖关系。
　　在《真理报》的批评和卡里略的回应之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热心捍卫者而出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公开支持卡里略，因为他们一直支持分裂，支持修正主义政党脱离莫斯科，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至于法国和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他们在这场争论中更加谨慎。它们有时升高，有时降低，有时完全熄灭。这并不是由任何特定的“适度”来解释的，而是由于某些物质和其他联系的存在，他们之所以想保留这些联系，是因为这给它们带来了利润。正是为了保存这些与卢布有关的千丝万缕——它们长期存在于他们和苏联人之间，他们希望缓和一下情绪，以便与赫鲁晓夫派的争论不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贝林格、巴叶塔[70]等都是为此目的访问莫斯科的。意大利修正主义领导人宣布，他们要去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解释，不应该有激烈的争论，莫斯科无权插手或干涉别国共产党的路线，因为每个党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以及所谓牢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确定自己的战略和路线。莫斯科已准备好签署这些纲领，但作为回报，莫斯科要求对其“社会主义”的承认，首先就要赞成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当马歇称赞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称赞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国际团结”的最高表现时，勃列日涅夫肯定会通过赞同法国修正主义者如此珍视的“民主道路”来回报他，这完全符合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上的主张。
　　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修正主义政党虽然在今天有着相同的战略，但由于这三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他们的策略略有不同。法国资产阶级很强大，是一个有着长期经验的资产阶级。它还有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更不用说它的经济实力和它所拥有的军警力量了。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却不如法国资产阶级强大。虽然它手中握有权力，但也有许多弱点。这使得意大利修正主义政党能够与其他政党进行谈判，并以多种形式，甚至议会形式，与其他政党建立合作关系，更不用说他们通过工会与意大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贝林格的党会试图向资产阶级更加靠拢，但同时又试图在莫斯科和本国资产阶级之间玩“平衡”的政策，当意大利资产阶级对苏联也有自己的利益时，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忘记意大利资产阶级在那里所作的大量投资。
　　法国资产阶级也知道修正主义的苏联是什么，也不会像中国修正主义者要求法国在对苏关系上采取强硬路线时所希望和主张的那样，盲目地推行政策。当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甜甜蜜蜜的，但也不像中国人希望的那样紧张。同时，法国共产党在同社会党协作的政策中，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能公开和明确地反对莫斯科，而应该在它走向同法国资产阶级结盟和团结的时候，同莫斯科保持一定的现状。
　　西班牙资产阶级下的情况又不同。继佛朗哥之后，与其他政党合作执政的苏亚雷斯[71]的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西班牙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传统，但大多是法西斯专政的传统。它是一个经历过多次动乱的资产阶级，不能创造法国资产阶级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那种稳定。现在它正处于复兴的过程中。卡里略以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被纳入了巩固和加强同美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努力加入北约和统一欧洲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过程中，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资产阶级和西班牙修正主义政党的活动范围，使他们与莫斯科的博弈缺乏振幅。
　　中国共产党也喜欢欧洲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赞同这三个党路线的名称和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共作为确定国家路线和战略的一方，根据世界上每时每分都在变化的突发事件而前进。在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组织中，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头号敌人苏联的反对者。
　　因此，就像中国毫不犹豫地支持一切似乎反对苏联的力量（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革命者除外），中国也支持和赞成欧洲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很早以前就与卡里略建立了关系，现在也和贝林格建立了关系。它迈出了一步，派中国驻罗马的大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最近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最近，它欢迎贝林格来北京。毫无疑问，它也将与法国修正主义政党建立关系。这些联系将逐步增进和加强。这终将发生，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战略和相似的策略。中国拖延与这些党建立密切联系，不愿向欧洲共产党的方向走得太远，以避免激怒统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高层，特别是它优先考虑的最亲密盟友右翼政党。
　　欧洲和各大洲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没有被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和花招所误导，这些修正主义者号称与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进行了争论和反对。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认为苏修不会在这里找到突破口。原则上讲，修正主义者也没有突破口。他们在策略上进行分裂，以便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战略，其目的是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全球统治。因此，马列主义政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和欧州共产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平等的揭露和斗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幻想。



[1] 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举行。大会揭露了法西斯的阶级本质，呼吁各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制止战争爆发，要求各国共产党同社民党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争取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详见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及大会据此通过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

[2] 人民阵线：1935～1938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法西斯势力、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组成的统一战线。1935年7月14日，法国社会党、法国激进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各大工会组织全国规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决定起草统一左翼各党派行动的共同纲领，人民阵线遂宣告诞生。

[3] 1936年5月，人民阵线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人布鲁姆组织首届人民阵线政府，共产党表示支持，但未入阁。1937年2月政府迫于大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抗，宣布暂停实施人民阵线纲领，布鲁姆于6月辞职。

[4] 多列士（1900-1964）：法共总书记，修正主义者。崇拜斯大林，但一直坚持右倾议会道路，并支持所谓和平过渡。
　　杜克洛（1896-1975）：法共总书记。领导了法共游击运动，战后在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较为保守，但也没有摆脱议会道路。

[5] 原文为法语“la grande muette”，直译为“大哑巴”，意为不参与政治的军队。

[6] 经济斗争是工团主义常用的诉求。

[7] 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内战中的反动派，血腥的法西斯刽子手。在依靠德意法西斯赢得西班牙内战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了恐怖的反共屠杀。依靠左右逢源，得以长期执政，直至去世。

[8] 国际纵队：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

[9] 邦内特（1889-1973）：绥靖政策鼓吹者，1938-1939任法国外交部长，积极促成《慕尼黑协定》，从始至终都主张与德和谈。达拉第（1884-1970）：激进社会党人，1933-1940期间三度担任法国总理，一味与德国绥靖，却敌视苏联，并1939年9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大肆镇压法共。

[10] FTP（Francs Tireurs et partians）:法共于1941年创建的武装抵抗组织，对占领区进行暗杀和破坏行动，是法国抵抗组织中最具组织性、最有效的抵抗组织，在战争结束前一直保持独立。

[11] 法语为réseaux，意为网络，应该是自由法国的一个机构。

[12] 梯也尔反动政府在与普鲁士签订合约后，入驻凡尔赛宫。

[13] 巴多格里奥（1871-1956）：意大利元帅。1943年7月，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担任新政府首相(1943—1944)。任内宣布解散法西斯党，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

[14] 这一天，佛朗哥等人正式发动叛乱，挑起了西班牙内战。后面的“公告”指的就是这件事。

[15] 弗朗西斯科·拉戈·卡瓦列罗（1869-1946）：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西班牙领导人（1936-1937）。早年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注重维护各工人党和派系间团结。内战后逃亡法国，二战期间被拘禁，战后在法国去世。

[16] 原文为asturia，极可有能为Asturies（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一个省）的错误拼法。

[17] 第五纵队：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由世界各地支持共和国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军队。

[18] （原注）出自P.Spriano，《意大利共产党史》，都灵1975年版，第308页。

[19] （原注）出自G.Ceretti，《在双T的阴影下》，巴黎1973年版，第52页。

[20] 即埃塞俄比亚。

[21] 隆哥（1900-1980）：意共修正主义头子。战争期间领导游击队，战后追随陶里亚蒂。1964-1972年任总书记。继承了陶里亚蒂的政治路线，曾获列宁勋章。
　　贝林格（1922～1984）：意共修正主义头子。1972年当选为意共总书记。继承陶里亚蒂的政治路线，并做了进一步发展，使意共倒向“欧洲共产主义”。

[22] （原注）出自多列士《人民的儿子》，巴黎1960年版，234页。

[23] 保罗·拉马迪埃（1888-1961）：法国社会党人，致力于劳工运动。1947年任法国总理。1947年5月，借法共在议会投票中反对其工资政策的契机，拉马迪埃以法共的行为违背了政府团结一致为借口，把法共的部长逐出政府。

[24] 雷蒙德·迪恩（1929-）：法国共运人士。曾是一名速记员。1950年，她参与了一场阻止法国向印度支那派兵的示威，与其他一些示威者一起躺在铁轨上，后被捕，因而出名，成为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象征之一。

[25] 拉比·布哈利（1912-？）：阿尔及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参与阿共的建立，1947年当选为总书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禁令，他处于流放状态，颠沛流离，摔断腿的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试图返回阿尔及利亚，但1965年再遭流放。此后代表阿共出席了1969年国际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
　　另注：此公1970年后的信息缺失，无法确认他的生死状态。

[26] 图尔代表大会：指1920年12月25～30日在法国中部城市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内部发生大规模路线斗争。最终，社会党分裂，在这次会议上同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多数派组成了法共。

[27] （原注）出自C.Colombo《西班牙共产党史》，米兰1972年版，186-187页。

[28] （原注）1923-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的法西斯政权统治着西班牙。
　　译注：米戈尔·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西班牙独裁者。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权，企图用“国家、宗教、君主制”口号统一国家。他采取的高压手段曾经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并引发了激烈的斗争。1930年，他被迫下台。其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的创始人。

[29]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曾积极参与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内战，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享有威望，后逃往苏联，逐渐倒向修正主义路线。1977年回国，支持“欧洲共产主义”。

[30] 恩里克·李斯特（1907-1994）：西班牙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内战期间立下很多战功，被誉为战争英雄。逃往苏联后，滑向亲苏的修正主义道路，一度与卡里略等人决裂。1977年西班牙民主化后回国组建亲苏的西班牙工人共产党。

[31]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8-9页。

[32] 此处的第五纵队与上文的国际纵队不同。1936年10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联合进攻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拉诺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即间谍）已在首都等待。后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的间谍。

[33] 乔治·马歇（1920-1997）：法共修正主义头子，1972年至1994年担任法共总书记。主张议会路线，曾多次参加法国和欧洲的选举。

[34] 康德主义：由康德开创的哲学流派，主张人类理性是自然法（自然定律）和实践法的来源等观点。
　　实证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基本特征是：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它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
　　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的一种哲学流派。其中，柏格森宣扬直觉的作用。 译注：以上只是简要概括。

[35] 米洛万·吉拉斯（1911-1995）：黑山人。早年追随铁托参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后担任南共高级职务。曾崇拜斯大林，但在1953-1954年期间公开主张多党制、议会制民主，从而遭解职、开除出党、判刑，后被释放并软禁，思想逐渐倒向反共。

[36] （原注）出自《共产主义笔记（Cahiers du communisme）》，1979年6-7月版，第392页。

[37] 马尔库塞（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38] 加洛蒂（1913-2012）：法国共产主义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晚年以反对犹太人大屠杀论、支持伊斯兰教而著称。

[39] （原注）出自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部，第74页（阿尔巴尼亚版）。
　　译注：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40] 以上这两段话化用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两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的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41] 托拉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参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托拉斯的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手中，原企业主成为股东，按其股份取得红利。

[42]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5-16页。

[43] 拉布里奥拉（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意大利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如为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作理论上的辩护等等

[44]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53页。

[45] （原注）出自《列宁选集》，第5卷，435-436页（阿尔巴尼亚版本）
　　译注：出自《怎么办》

[46] （原注）出自《列宁全集》，第5卷，555页（阿尔巴尼亚版本）。
　　译注：出自《怎么办》。

[47] 原文institution的释义有(规模大的)机构和(由来已久的)制度，结合下文描述修正主义的语句“it has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an institution of the state”，译为机构。

[48] 1848－1849年，欧洲发生了一连串革命运动。革命首先于1848年1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爆发。但是，真正震动全欧洲的还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在法国革命影响下，从3月开始，在德意志西南各邦，尤其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发生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武装起义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整个法国和德意志都起来革命的形势下，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也都开始了革命斗争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由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在革命刚取得初步成果时，他们就把主要精力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并与旧势力进行妥协；还由于当时各国旧统治阶级暂时还具有比革命势力更强的力量，因而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革命未能取得更大进展，而是以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被镇压为标志，很快转入了低潮。到1849年，各地的革命先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就赶回德意志亲自参加了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他们深刻总结了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49] 累进税率表：累进税率是根据征税对象数量或金额的多少，分等规定递增的多级税率。应税数量越多或金额越大，适用税
　　率也越高。

[50]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的工人控制的“社会作坊”理论而闻名。他认为，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第一步将是通过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社会作坊”来保障每个人的工作。这些由工人自己控制的作坊，将逐渐取代大部分生产，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成。
　　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小私有制和民族主义，宣传超阶级人性论，于1848年彻底破产。
　　魏特林（1808-1871）：德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家，早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十分憎恶资本主义制度，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但是，其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脱离空想。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消灭私有制的理想社会“伊加利亚”，并在法美两国展开其宣传和实践。
　　Desamis：查无此人。des amis在法语里是朋友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法国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议会主席）、路易·勃朗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社。

[51]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部，226页，地拉那1975年版（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52]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2-13页。

[53] （原注）出自《人道报》，1979年1月13日。

[54]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21-122页。

[55] 原文sector指的是经济上的部门。后文不再特别点明。

[56] IRI:指意大利工业重建研究所。1933年建立，作为意大利的国企，在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亚特：意大利车企。雷诺、雪铁龙：都是法国车企。雷诺1944-1945年被国有化。

[57]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地拉那1975年版，24页（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哥达纲领批判》。

[58] （原注）出自《列宁全集》，第28卷，535页（阿尔巴尼亚语版）。（译注：出处暂未找到）

[59]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11页。

[60] （原注）出自《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巴塞罗那1978年版，83页。

[61] （原注）出自《人道报》，1979年2月13日。

[62] （原注）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地拉那1975年版，486页（阿尔巴尼亚语版）。
　　译注：出自马克思1852年给约·魏德迈的信。

[63]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7页。

[64] 翻译时按照原文语义，选择的最契合的一段话。出自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

[65]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39-40页。

[66] 德斯坦派：原文是Giscardians，是德斯坦的中间名，表示德斯坦的支持者。德斯坦（1926-2020）：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积极支持欧洲共同体。

[67]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57-160页。

[68] （原注）出自《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罗马1979年版，40页。

[69] （原注）出自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法国1977年版，159页。

[70] 巴叶塔（1911-1990）：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追随陶里亚蒂和贝林格路线。

[71] 阿道弗·苏亚雷斯（1932-2014）：弗朗哥独裁统治后西班牙第一位民选首相。苏亚雷斯发动了民主改革，是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