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隐喻

我始终忘不了历史课本上的“倒牛奶”。

工厂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产品。旨在为社会提供牛奶的工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牛奶价格），违背了工厂存在的目的本身。

这种矛盾似乎可以类比到其他领域：为民众利益而被拔擢或者选出的官员贪污腐化，搞裙带关系；为自己搞钱而把公司搞破产的经理人…

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委托—代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可能吗？

负反馈/惩罚机制是解方，但是惩罚亦需要人的操作——判定和执行。在政治领域，判定依赖的文本称为法律，执行的机构则是公检法。

正如我们在各种政治剧中看到或者眼见耳闻的，法律和执法机构常常无法忠实地履行自身责任——操纵立法、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

惩罚机制的执行者也是代理人，如果不遵守规则比遵守规则得到的更多，那么他就有与被监督对象合谋的可能。

只要代理人聪明到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无论他是人或机器，它的目标就不可能与委托人完全一致。因为达成委托人的目标，常常需要牺牲代理人的某些权益，起码是选择成本。

因此，将代理人的目标拆解为一个个步骤，这些步骤可以交由无自我意识的机器执行，似乎是终极解方。

但是，这个解方背后，有一个暗含的假设：代理人是全能的。他知晓达成目标的每个步骤，并且有实施每个步骤的能力。在农业社会这尚属困难：会种地的未必会纺棉，会写字的未必会耕田；到了工业社会，这更是天方夜谈。同样是代码，写python的未必看得懂写C的，懂电池的未必清楚轮子怎么转。

分工的日益细化使得全知全能日益不可能。因此需要代理的环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就此，另一个吸引人的解方出现了——相互制约。你敢卖给我毒牛奶，我就卖给你毒大米，通过相互摧毁的威胁，以期各方照章办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构想却基本没有操作性。一则博弈的各方，和各方博弈的机制不甚明确。核武威慑，博弈的是国家，相互发射原子弹是博弈机制。但是卖毒牛奶的和卖毒大米的并不是明确的两个博弈主体，它们或许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和利益联结，或者干脆就是同一个主体；即便它们真的壁垒分明，他们也缺乏博弈的场所和手段，我可以不喝牛奶、不吃大米，你能奈我何？

继续回到代理环节的讨论上。

代理环节增多了，代理人却未必增多。同一个主体掌握若干代理环节，多到一定地步，代理人的总数甚至可能不增反降。

这似乎是件好事情，代理人少了，“委托—代理”的风险似乎就小了。

绝不是的。代理人代理的环节越多，掌握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好处越多，它就越有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倾向保有权力，而非优化自身。垄断企业便是如此，清朝也是。

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分工，分工必然意味着代理的盛行，代理必然意味着“委托—代理”矛盾的频繁出现。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更多人的福祉。然而，如果遵从前面的逻辑，工业化或许让人“物理上”变得更好，却无疑使人更加分裂、更加惶恐。分裂是因为他的生活被各个代理人割裂，惶恐是因为每个代理人都可能伤害到他。

如果把这种心理体验算进去，每个人都好像得到了更多，却又好像没有。

食物原材料是否被重金属污染，食物包含的添加剂种类、剂量，饮料热量，是否有优惠券，优惠券什么情况下使用，周几哪家有活动，不同app和平台是否有优惠上的差异，这家店的负评有多少，是坐实了还是同行雇的水军，买卖盒的封口是否完整，这块肉到底是鸡身上的哪个部位… 单单是饮食一个环节，就有这许多事情值得在意。

频繁改换工作，频繁租房退房搬家拾掇房子；淘宝的购物订单不断累积，屋子日渐拥塞，以致开始走向断舍离；和老板、房东、室友、淘宝卖家、一同排队的人、旁边车道的司机、食堂的打饭阿姨甚至是男女朋友无穷尽地斗智斗勇……把这些放在工业化的背景下看，颇有些讽刺的意味。

一开始是为了得到更多，得到的过程代价太大，相形之下，得到的东西也变得索然无味。好像为了抢特价商品，凌晨就起了床，还在卖场和人大打出手，好容易抢到了，用过一两次发现“也就那样”，于是放在家里吃灰。所以，究竟得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