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与侠是一种手段工具？从汪道昆《儒侠传》探析徽商“侠”之精神

汪道昆是明朝有名的文学家与抗倭英雄，他出生在安徽，自幼饱受书籍熏陶，而且此地商业气氛浓厚，徽商文化对他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经在自己的诗歌集《太函集》中创作《儒侠传》，体现了他坚持的理想与追求。

01 文武双全，时代淬炼

《儒侠传》其名表达的正是一种读书人对侠义精神的追求，这是与汪道昆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之乱在东南沿海发端，成为严重的国家紧急事态。自从明太祖一开始颁布的禁海条例，民间不许片下海，导致经济凋敝，大量失业人口成为流民，到处逃窜。而一些来自日本的下层浪人武士，因缘际会来到了中国，和这些破产农民相遇结合，便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到处为非作歹。

明朝官方派出军队到处进剿，但是效果不佳，野火烧不尽。当时人曾经明言，虽然号称倭寇，但其中“三分真倭，七分假倭”，日本人数量很少，大部分是打着倭寇旗号打家劫舍的中国人，所以越剿越多。没办法，国家失败的政策导致剩余农业人口庞大，大家没有生计只能铤而走险，“倭寇的群众基础”太庞大，源源不断，导致社会危机愈加严重。

汪道昆身处其间，对于倭寇的恶行看在眼里，虽然他也可能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但毕竟皇命难违，必须顺从。

在朝廷派大军征讨倭寇期间，汪道昆也积极参与，并且习得一身好武艺，在乱世中派上了用场，投笔从戎，保境安民，建功立业，在此期间，他还遇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与他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互相引为知己。

汪道昆自小聪慧过人，满腹经纶，凭借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按照朝廷安排前来倭患剧烈的浙江义乌等地任职。他整军经武，构设海防，认真备战。并且和戚继光等人密切配合，联合平乱，政绩斐然。此外，汪道昆任职的义乌与好友戚继光的渊源颇深。

据说当年戚继光在抗倭期间，到处征兵，却苦无合适之人。有一天当他经过义乌等地，发现当地人正在与永安人进行械斗，场面非常壮观激烈。戚继光“观摩”之后，大为震撼，于是赶紧上表，希望可以征募义乌人为戚家军，果然不出所料，在后来发挥了巨大先锋示范的作用，为后人津津乐道，戚继光也因此成为了一代名将。

汪道昆在这样的环境中任职，应当耳濡目染，有所收获。为了对付强悍的倭寇，地方长官必须具备果敢的性格，而当地彪悍的民风，也令其人变得特立独行。

02 儒商从政，儒侠入世

1.儒商为表，儒侠为里

汪道昆在长期的仕途当中，与外敌和家贼一直打交道，而他天生也非常具有侠客的性格，因此变成了一代“儒侠”。

古语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两者兼有的汪道昆，自然不同凡响。

儒家追求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匡君扶国理念，而侠客则强调为国为民，锄强扶弱，实现公平正义。

为了支持抗倭大业，汪道昆必须毫不留情地对抗流寇的侵犯，但他体恤黎民，需要区别对待，将当中“误入歧途”的百姓救出来，这样才能起到分化的作用，从根本上治理。

他在任期间，除了努力构建城防之外，便开始安抚百姓，开拓财源，让各家各户安居乐业，这样才不至于为敌人有可乘之机，拉良民下水，堵不如疏，这样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倭寇问题。

汪道昆来自经商氛围浓厚的安徽地区，他身上具有的治理才能毕竟卓越，只要解决经济问题，其他潜在隐患都可迎刃而解。虽然中国历史上对商业比较鄙视，视之为末页，但特殊时期进行运用还是大有裨益。汪道昆在此发扬了他儒商的本领，用商人思维管制地方，令倭患逐渐减轻。

不过，汪道昆的仕途并非十分顺利。由于他性格张扬，非常跋扈，有时对待上级也显得特别激烈，因而遭受排挤，后来脱离官场，醉心文学事业。他经过毕生经历，总结了《儒侠传》，其中提到读书人与侠客精神的关系，但也渗透着儒商的理念，两者并行不悖。

2.儒商的作用

按照传统思维来看，儒家对待商业致富似乎是相当反感的，其实在历史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孔孟之人的原意。儒家被历代统治者高高推举，融合了法家化的改造，使其成为了洗脑工具，受到当权者的信赖推广。而实际上儒家在一开始与道家的关系很紧密，尊重人的本性与自然规律，虽然同时强调礼乐对言行的规范，却并不无限上纲上线。

儒家强调“舍生取义”与“杀身成仁”，却没有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谬观念。对待经商方面也是如此，正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捍卫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并非厚此薄彼，认为经商下流，务农高贵。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从中可以明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发财致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后世将儒家无限夸大成为戕害人性的工具，完全在于统治者利用法家把儒学彻底异化，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儒家因此也被污名化，长期遭受非议唾弃。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商与儒侠都是对于“儒法”与“法儒”的纠偏。儒家本来与法家是格格不入，而法家偏要“狐假虎威”，霸占儒家的道德权威，实践自己控制思想的“霸道”，令儒士背锅，确实可恶。

所以对待儒商和儒侠都应该弘扬，从商业伦理和侠客精神我们可以真正发现儒家有价值的一面，挖掘其有益内涵，破除糟粕，避免落入法家的圈套，贻害无穷。

汪道昆正是以上两者的践行家，看似放荡不羁，为时代所排斥，实则真正代表了儒家应该追寻的方向。

在儒商方面，汪道昆并不鄙视钱财，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工具，成就事业。他对资本的认识超越了同侪，与现代人接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他门徒众多，经常举行讲座，观众如织。而这一切并不是“免费”的，他曾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进行游学，赚取了不少钱财，这让他衣食无忧，继续可以潜心教学，努力创作。

此外，汪道昆对待钱财的态度也不痴迷，也很淡泊。他从容超脱，按照儒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占有金钱，并非金钱占有自己。他奉行“以义制利”，利用财富来回馈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这样令他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为儒家和商人正了名，一切并非一成不变。

正是对于儒家核心理念的认知，令汪道昆对待商业非常优容。而在商业的实践中也令他明白了儒家的入世意义，不是临空虚蹈的贫乏理论，不是所谓的君子士大夫坐而论道的自娱自乐，是能够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造福黎民百姓的政绩，这也是侠义精神的体现。

3.儒侠的实践

汪道昆不仅有儒商的精明与宽厚，也有儒侠的信义与担当。他虽为一介文人，但秉性豪爽，为人慷慨，重情。

在自己的老上级胡宗宪因为党争问题受到构陷，被皇帝下狱之时，汪道昆没有计较往日的恩怨，愿意出来说句公道话。

胡宗宪曾经担任兵部尚书，奉命主持东南抗倭大业，在他的挑选任命下，以戚继光、俞大猷为首的一批抗倭名将脱颖而出，为平定海疆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由于当时正值嘉靖一朝，严氏父子气焰滔天，胡宗宪不得已卖身投靠，忍辱负重，却因此给自己遭来了种种罪愆污名。汪道昆自诩清高，对此看不惯，多次发牢骚批评，由此被贬官。

在这位老乡如今落难之时，他没有落井下石，念在其人的功绩，多方奔走求告，最终令胡宗宪的污名得以平反。从中可见汪道昆的侠客精神，不以小怨而忘大功，这也是儒家提倡的“以德报德”和“以直报怨”的人生格言。

后来，他的好友戚继光也因为靠山张居正失势，遭受清算，被贬谪岭南，妻离子散，郁郁而终，结局悲惨。而汪道昆听说后，仍然勇敢地前去吊唁，不顾当时的风言风语和危难险阻。并且结合戚继光一生的生平事迹，写下了那篇流传久远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这就是汪道昆为人处世的基础原则，对人对己，讲究公道，儒侠的情怀渗透其中。

03 总结

儒商之外的儒侠汪道昆更显得伟岸可敬，也许商与侠只是文人的一种手段工具，最终要达到的还是儒家的圣人理想。但这又如何？远离法家的儒道，无论是和商结合，还是与侠交融，都有其独到价值，这也是汪道昆这样一个徽商环境中出身的人反映的侠的精神，值得后人追寻学习。

喜欢这篇文章的转发和点个赞长按5秒给个三连，顺便关注天天，关注天天不易走偏，人均寿百，年入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