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时期

十二、亚历山大二世

波兰1863年起义

（一）1861年2月25日至4月8日群众示威游行连续遭到沙俄军警的镇压，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1861年秋巴德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博布罗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组织“红党”，成立领导起义的“中央民族委员会”。他们决定把民族革命和、农民革命、波兰起义同全俄革命结合起来，并与俄罗斯的革命者建立密切的联系。1862年8月俄罗斯当局逮捕东布罗夫斯基，1863年1月15日俄罗斯政府实行强制性征兵，凡被怀疑策划起义的青年都被列入征兵名单，于是红党领导人决定在1月22日起义。

（二）中央民族委员会成为临时民族政府，颁布起义宣言和解放农奴的法令，宣布土地永远归耕者所有，号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俄反动统治。参加起义的有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当晚起义者在波兰王国全境袭击10万名俄罗斯驻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作战范围很快扩大到立陶宛和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3～7月装备简陋、人数只有2万的起义军进行 500多次战斗，给俄军以沉重打击，迫使俄罗斯政府不断向波兰增兵。1863年7月俄军的镇压队伍增至34万，几乎占俄罗斯陆军的一半。红党领导人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巴德列夫斯基等人先后捐躯，起义军丧失了有生力量。红党率领起义军在前线作战时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白党”篡夺起义领导权，1863年兰盖维奇建立自己的白党独裁政权，拒不执行解放农奴的法令，实行分裂和叛卖政策。1863年10月特劳古特从反动分子手中夺取领导权，继续领导起义，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1864年3月2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波兰王国的解放农奴敕令，4月11日特劳古特战败被俘，1864年秋起义被镇压。之后亚历山大二世选择依靠中央集权、治安控制和俄国化政策来控制波兰，后来波兰王国再次失去自治权，被降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

高加索战争

（一）1816年俄罗斯帝国派兵向车臣和达吉斯坦腹地推进，遭当地部族顽强抵抗而撤退。9世纪20年代末车臣和达吉斯坦爆发反俄运动，1828年12月当地伊斯兰穆里德教派领袖卡齐·穆罕默德自命为伊玛目（首领），号召教徒参加反抗俄国侵略的圣战。1830年卡齐·穆罕默德击退俄军对自己府邸吉姆雷的进攻，翌年卡齐·穆罕默德率万余人乘胜攻占塔尔基、基兹利亚尔、杰尔宾特等地，之后占领车臣全境和达吉斯坦部分地区。俄军多次进行大规模进攻，于1832年10月占领吉姆雷，卡齐·穆罕默德阵亡。1834年8月继任伊玛目的加姆扎特·别克率军攻占洪扎赫，不加姆扎特·别克因内讧遇害，沙米尔继任伊玛目。

（二）1834年10月俄军攻占穆里德教派根据地戈察特利，沙米尔率部退出阿瓦里亚地区。1837年沙米尔与俄军开展山地战，在洪扎赫、温楚库利等地伏击俄军，俄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议和。1839年8月俄罗斯帝国派出的20万大军攻占阿胡利戈，沙米尔率残部突围后逃往车臣，俄军尾随追击，经数次激战于1840年9月占领车臣。沙米尔率部发起进攻，夺回阿瓦里亚和达吉斯坦的大部地区，之后建成一支以轻骑兵为核心、兵力达万余人的军队，并以灵活机动的山地战术袭击俄军。由于俄军长期封锁伊玛目国人口锐减，1846年沙米尔率军进攻卡巴尔达受挫，1853年沙米尔突破新扎卡塔雷附近俄军封锁线但未果。1859年4月伊玛目府邸所在地韦杰诺村失陷，沙米尔率400名士兵退守古尼布村。8月古尼布失陷，沙米尔被俘，俄军完全占领车臣和达吉斯坦。1859～1862年俄军向西北高加索阿迪格地区推进，征服拥护沙米尔的切尔克斯人，1864年俄军攻占穆里德教派的最后一个基地克巴达，从此高加索地区完全处于俄罗斯帝国控制之下。

与奥斯曼帝国战争

（一）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到19世纪下半叶已经衰落，为了挽救帝国以雷希德帕夏和和米德哈特帕夏为首的有识之士展开一系列救亡运动，进行民主改革。1875年底奥斯曼帝国内外形势迅速恶化，小亚细亚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大饥荒，财政濒临崩溃，列强干涉的阴影笼罩全国。在这种形势下国内政治斗争炽热化，1876年6月4日奥斯曼苏丹阿齐兹一世被推翻，穆拉德五世被拥立为苏丹，8月31日哈米德二世接替精神错乱的穆拉德五世为苏丹。哈米德二世成立了立宪君主政体，但民族矛盾在民主的旗号下蔓延，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相继爆发生起义，很快波及到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这两个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国。奥斯曼帝国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但却未能控制局势的变化。

面对这种局势欧洲列强中的俄、奥、英三国表示自己的特别关注，尤其是俄罗斯帝国最甚。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既丢面子又丧失威信和影响，俄罗斯帝国需要寻找一个机会重新回到巴尔干恢复原有的一切，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想通过控制巴尔干进而控制由地中海进入黑海的咽喉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便打通西南方面的唯一出海口。因此俄罗斯帝国对土耳其局势的恶化幸灾乐祸，并积极地加以介入。俄罗斯帝国先是通过外交途径向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但效果并不显著，它所提出的集体保护斯拉夫人的建议遭到受奥匈帝国支持的英国反对，随后又倡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实行自治亦遭奥斯曼帝国的拒绝。奥斯曼帝国仗着英国在背后的支持力图在战场上彻底打败起义者和于1876年6月30日对土宣战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当战场上的形势明显地有利于奥斯曼帝国时俄罗斯帝国便于1877年4月24日正式对土宣战，5月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均宣布加入俄方共同对土作战。

（二）战争开始前夕俄军有48个步兵师（72万人）和3000门火炮并组成16个军，根据陆军大臣米柳京制定的作战计划在前线展开9个军，其中2个军（10万人）组成高加索集团军，由皇弟米哈伊尔·尼古拉那维奇大公指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奥谢季亚等地的民团加入高加索集团军，取守势。集中7个军（30万人）在多瑙河前线，由皇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指挥，俄罗斯将领斯托列托夫指挥的保加利亚民团也加入多瑙河集团军。预计土军因为分兵镇压保加利亚人而在战场上不能超过15万，俄军可以凭借2倍的数量优势快速突破巴尔干山脉，赶在西方反应之前攻破伊斯坦布尔决定战局。奥斯曼帝国经过军事改革后共有40.6万人和858门火炮，其中28万集中在欧洲（由克里姆·纳迪尔巴夏指挥），12.6万在亚洲（由穆赫塔尔·帕夏指挥）。奥斯曼帝国的黑海舰队有22艘装甲舰、82艘非装甲舰，763门舰炮、1.5万人官兵，质量上比新建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有优势，司令是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霍巴特帕夏，奉命封锁黑海。考虑到陆军兵员不足以进攻土军决心依托多瑙河四角地带和巴尔干山脉进行纵深防御来等待西方国家援助，俄军在军事组织、部队训练、指挥人员的素质以及部队士气诸方面均较土军占优势，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却不如土军，因为土军武器来自英、德、美三国。

（三）俄军多瑙河集团军向多瑙河运动，由于铁路运输落后和河水泛滥拖延俄军的渡河时间，到了6月22日俄军多瑙河下游部队才在加拉茨和布赖洛夫强渡多瑙河。6月27日至7月2日德拉戈米罗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14师以及跟随其后的集团军主力在吉姆尼察地区也相继渡过该河，多瑙河集团军从西斯托沃地区的登陆场兵分三路展开进攻，西路部队进攻尼科波尔和普列夫纳，东路部队进攻鲁舒克，先头部队进攻巴尔干山口，7万人留在战场接近路作为预备队。古尔科将军的1.5万人的先头部队急速推进，于7月7日攻占保加利亚古都图尔诺沃城，并于7月14日越过巴尔干山脉迅速占领希普卡山口，从而打开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通道。西路部队占领尼科波尔之后未能赶在由维丁出发的奥斯曼·努里帕夏的土军抵达之前占领普列夫纳，因此多瑙河集团军的交通线受敌威胁，俄军大部被迫停顿下来围攻普列文要塞，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俄军先头部队占领埃斯基扎格拉城之后遭到从门的内哥罗开来的苏里曼·帕夏的土军的反击，先头部队被迫撤向希普卡。

（四）8月土军司令阿里·帕夏率军在巴尔干开始反击，苏里曼·帕夏的部队企图在8月间夺取普希卡山口，但由于普希卡俄军英勇防御而未能得逞。土军对俄东路部队发动的进攻亦被击退，俄军对普列文进行了3次强攻，均遭到惨重失败。多瑙河集团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罗马尼亚卡罗尔一世求援，4万罗军作为俄罗斯的同盟军参战，之后俄军的10万援兵开到，一起在普列文构筑70公里堑壕。俄军进行长达2个月的包围战，12月10日3万奥斯曼守军在弹尽粮绝后被迫投降。随着普列文的陷落战争发生了转折，俄军在兵力和兵器等方面都取得对土军2:1以上的优势，亚历山大二世立即令俄军立即冒严寒向巴尔干山以南发起攻击。多瑙河集团军沿着150公里宽的正面多路突击，而土军因为兵力不足又不许撤退，遂被俄军进攻的狂潮吞没。塞尔维亚于12月13日加入反土战争，并将军队调到尼什城。古尔科将军的西路部队由保加利亚居民和游击队员积极协助，在严冬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越过巴尔干山脉，在索非亚方向击溃那里的4.2万名奥斯曼士兵，并于1878年1月4日占领索非亚。拉杰茨基将军指挥的俄中路部队于1878年1月9日在舍诺沃战役中歼灭3万名奥斯曼士兵，俘虏大批奥斯曼士兵。

（五）高加索集团军计划当敌军是自己的两倍时进行防守作战，后来发现土军比自己人还少就发动进攻作战，于4～5月占领间占领巴亚济特和阿尔达罕两要塞，并封锁卡尔斯。该集团军遭到穆赫塔尔·帕夏的土军反击，三个进攻的支队被土军各个击破，高加索集团军被迫退至边境转入防御。穆赫塔尔·帕夏的土军在阿拉贾山及其附近的高地上构筑防御工事，9月俄军向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发动新的进攻以牵制敌军，使之不能增兵巴尔干战区。俄军拥有5.6万人和220门火炮，土军拥有3.8万人和74门火炮。9月20—22日俄军向阿拉贾山土耳其阵地发起多次进攻但均未奏效，战斗中俄军伤亡3700人、土军伤亡4700人。为消灭穆赫塔尔·帕夏的土军和切断土军向卡尔斯的退路俄军指挥部决定同时从正面和后方向土军进攻，根据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奥布鲁切夫将军制定的计划俄军应对土军阿弗利亚尔山阵地中心实施主要突击，拉扎列夫将军的部队迂回土军的右翼并从后方突击，俄军纵队（2500人）绕过巴扎尔吉克附近的敌阵地以并进抵土军后方，通过野战电报与正面进攻部队进行协调后于10月3日向阿夫利亚尔山敌阵地发起冲击。密集的炮火支援从敌军的后面和正面轰击，俄军很快占领阿夫利亚尔山，3天后土军主力在阿拉贾阵地陷入合围后被歼，穆赫塔尔·帕夏带着小股部队撤到卡尔斯。此战土军死伤6000人、被俘8500人、逃散4000人，俄军亡202人、伤1240人。11月17日夜俄军占领卡尔斯要塞，并向埃尔祖鲁姆发起攻击，最后封锁埃尔祖鲁姆并占领巴统。

（六）俄军的胜利引起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恐慌，英国向马尔马拉海派出一支舰队摆出一副不惜决裂的态势，这迫使俄罗斯帝国放弃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计划。1878年1月3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3月3日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承认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国完全独立；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得自治，但仍留在奥斯曼帝国版图内；成立保加利亚国并允许俄罗斯势力在保加利亚的存在；将萨拉比亚西南部归还给俄罗斯帝国，将卡尔斯、巴统统阿尔达汉和巴亚齐特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修改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规则，允许俄罗斯等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通行。

《圣斯特法诺和约》的签订引起英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对俄施加压力，要求俄罗斯帝国吐出已经吞下肚的果实。德国首相俾斯麦站出来进行调解并声称要做个诚实中间人，由于力量对比对俄罗斯极端不利俄罗斯被迫与列强重定《柏林条约》，对《圣斯特法诺和约》进行重大的修正。条约规定马其顿地区仍属奥斯曼帝国管辖；巴尔干山脉以南建立一个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称为东鲁美利亚，该省总督应为基督教徒；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只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地区，有权选举自己的王公，但需经奥斯曼苏丹认可和列强同意；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奥匈帝国有驻军权和行政管理权；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独立，但须分担奥斯曼帝国的债务；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俄罗斯帝国，收回北多布鲁查作为“补偿”；俄罗斯帝国兼并巴统、阿达罕、卡尔斯；巴统宣布为自由港并作为商业港口；博斯普鲁斯海峡仍然不对俄罗斯军舰开放；奥斯曼帝国将塞浦路斯划割给英国。结果俄罗斯只是收回克里米亚战争中割让出去的领土，向地中海方向发展海军力量的企图再次落空。柏林会议的结果使巴尔干问题更为复杂化，为欧洲各大国日后的新冲突埋下祸根。

趁火打劫

（一）自19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帝国开始清朝的西北地区进行渗透、侵略，继1851年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俄罗斯帝国又在1862年逼迫清政府订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为俄罗斯商人攫取一系列商业特权。1856年起俄罗斯帝国相继派谢苗诺夫、瓦里汗诺夫及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侵入清朝西北，为俄罗斯帝国的军事侵略作准备。1858年俄罗斯帝国与美国支持英法联军袭击大沽口进犯天津，政府派钦差大臣瓜尔佳·桂良等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同年在俄罗斯帝国武力威胁下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奕山私自签订《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但不为清政府所承认。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并使清政府割让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4年俄罗斯帝国逼迫清朝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并通过陆续进行的勘界立碑，签订《科布多界约》《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等三个勘界议定书。这时的清朝不仅腐败堕落还苦受欧洲列强的摧残，俄罗斯帝国趁此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勒喀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的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二）1865年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盘踞新疆大部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871年俄罗斯帝国借口塔札别克为伊犁当地的割据势力（艾拉汗）接纳出兵强占中国伊犁地区，1872年俄罗斯帝国承认阿古柏政权，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攫取侵略权益。1876年至1878年清朝命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战后俄罗斯帝国一面指使叛乱的白彦虎残部骚扰清朝边境以力图牵制，一面则在外交上使用手段以攫取更多利益。878年清政府所派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的使臣完颜崇厚在俄罗斯帝国软硬兼施之下被迫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但清政府拒绝批准，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重新谈判，同时派左宗棠领兵出关以作声援。亚历山大二世因刚结束俄土战争而财政涸竭，故而有所退让。1881年2月中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俄罗斯帝国同意归还前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

摇摆中的改革

（一）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俄罗斯社会飞速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国力，但同时也出现负面效应，由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化农民暴乱的频率加快且规模扩大。1861年和1862年的骚乱在俄罗斯大学蔓延，期间号召革命的传单出现在俄罗斯各个城市。尽管在19世纪60年代存在严重困难亚历山大二世仍然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改革，1866年随着情绪错乱的学生卡拉克佐夫企图刺杀沙皇之后反动分子托尔斯泰伯爵掌控教育大权。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俄罗斯对出版业进行控制，限制“地方自治”议会征收税款和税款的使用，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豁免政治和出版案件，继续俄国化政策，对地方官员施加行政压力等方面都反映出一种向相反方向变化的倾向。部分领域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如1870年的市政改革、1874年的军队改革。

（二）1865年亚历山大二世的大儿子、皇位继承人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因肺结核不治而死，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亚历山大罗夫娜的身体也不甚健康，亚历山大二世的情感生活开始发生变化。1880年以后年逾60岁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性情和处世态度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他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越来越沉湎于个人生活。与此同时俄罗斯出现一些地下革命组织，积极地开展恐怖主义活动，试图用刺杀沙皇和政要的手段，改变俄罗斯社会。1873年至1874年俄罗斯民粹运动鼓励农民反抗专制制度，然而农民的反响并不大，这使得民粹运动分裂成为几个不同的团体。1874年之后革命者中的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屡次试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俄罗斯的革命运动仍无情镇压，致使革命团体活动不断增多，这一时期积极主张行刺沙皇的就是处于地下状态的民意党人。亚历山大二世遭到过多次暗杀袭击，但由于防卫措施得当一直安然无恙。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准备签署法令，宣布改组国家委员会，启动俄罗斯君主立宪的政改进程。在这一天亚历山大二世再次遇刺，民意党人刺客投掷的第一枚炸弹炸伤亚历山大二世的卫兵和车夫，亚历山大二世不顾左右劝阻执意下车查看卫兵伤势，结果刺客投掷的第二枚炸弹在他脚下爆炸，亚历山大二世双腿被炸断。在抵达附近的军事医院前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大量失血，当日下午3点30分亚历山大因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2岁，他的次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

十三、亚历山大三世

（一）亚历山大三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本来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将长子尼古拉立为皇储，但在1865年尼古拉意外地从马背上摔下来导致患重病离世。本来在这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计划好尼古拉与丹麦公主达格玛成婚，尼古拉在离世前不久自知来日无多，特意嘱咐二弟亚历山大三世要娶达格玛公主为妻，亚历山大三世本已有了意中人，但是为了哥哥的遗愿只好做出许诺。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皇储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开创的繁荣局面下开始的，所以他无意树立新政也无意过多干涉实际政务。他采取类似董事长式的治国方法，组织任命一批有能力的人形成了个智囊圈子，让这些人先对国家政务进行研究并拿出几个处理方案，然后报呈皇帝本人再作出最后决定。

（二）由于有亚历山大二世屡遭行刺且最后丧命于民意党成员的炸弹的教训亚历山大三世和他周围的智囊们一致认为应当加强君主专制，对社会自由化浪潮加以遏制。1881年8月亚历山大三世规定出一系列强化社会治安、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明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几种情况。此外还加大对罢工、游行等活动的惩罚。鉴于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是自由主义的策源地亚历山大三世取消历山大二世给予大学的自治地位，但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体现官僚统治集团的意愿。革命运动的浪潮并未伴随着亚历山大三世加紧君主专制而有所消减，革命意志党人仍在从事秘密暗杀等恐怖主义活动，并计划在1887年3月1日这一天行刺亚历山大三世。但是警察机关及时察觉人民意志党人的活动，在他们计划开始实施前就逮捕所有的刺杀行动参与者，经法庭判决所有参与者被判绞刑。这时亚历山大三世宣布对忏悔者实行大赦，但是还有5名人民意志党人拒绝忏悔并主动走上绞刑架。

（三）亚历山大三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措施做出重大调整，首先就取消原有的缙绅会议联席管理制度，本来在地方缙绅会议属于地方自治机构，吸收除贵族和官僚阶层以外的知识分子、商人、乡绅、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哥萨克等社会阶层，各处缙绅会议的长官组成的联席管理有一定的政务处理权。在司法部的坚持下缙绅会议联席制度被地方法院取代，地方法院除司法权以外还获得行政权力，警察机关也被划到地方法院管辖之下，这样司法体系基本上控制地方自治。亚历山大三世对司法部制定的政策不满意，提出在地方要行政和司法分立，但遭到司法部的反对，亚历山大三世最终还是屈从于官僚集团的压力。在缙绅会议联系制度被取消后亚历山大三世进一步地开始取消缙绅会议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总督的直接执政，把各地总督的权限扩大到总揽一方军政的程度。本来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缙绅会议还负担参政和议政等监督政务执行的任务，这样一来总督有权推翻或者更改缙绅会议的决定，缙绅会议在实际上丧失存在价值。亚历山大三世重新审定地方行政秩序，通过立法手段加强贵族和官僚阶层的发言权。

（四）亚历山大三世很重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自1880年开始俄罗斯据亚历山大三世主持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始高速大规模的工业化，在亚历山大三世期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达到一个顶峰，在军事和经济上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由于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推行的逆向改革措施钳制了思想发展，严重阻碍教育普及，影响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加速社会阶层对立，为最后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和内战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伏笔。

（五）在外交方面亚历山大三世积极推行泛斯拉夫主义，这当然和俄罗斯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有关。俄罗斯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有很强的外交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沿岸，这显然是为了扩大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巩固俄罗斯在斯拉夫民族居住区的统治地位。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对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促进当地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消极因素也是显而易见，俄罗斯为了争夺塞尔维亚不惜与奥匈帝国翻脸，最后在1914年对奥匈帝国宣战，而这次战争正是俄罗斯国内爆发革命的导火索。除了奥匈帝国以外和俄罗斯逐鹿巴尔干的还有德意志帝国，德国一直希望获得一个地中海的暖港，打通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通道，所以加快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扩张势头。1887年德国把亲德的科堡王朝扶上保加利亚王位，俄罗斯在这一轮的地缘政治争夺中败给了德国，于是转而与法国结盟，俄法两国签订秘密反德条约，为欧洲协约国集团形成打下基础。

（六）1888年10月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一个名叫博尔基的小站附近因铁路工作人员失误造成亚历山大三世的专列脱轨，事故造成23人死亡、19人受伤，所幸亚历山大三世全家安然无恙。亚历山大三世在帮助家属脱险时受风，加上事故造成的心理阴影亚历山大三世患病，此后他开始暗中酗酒并逐渐地远离国政。1894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他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

十四、尼古拉二世

大津行刺案

（一）尼古拉二世是亚历山大三世与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丹麦公主达格玛）的长子，1868年5月18日尼古拉二世出生于圣彼得堡附近的沙皇村。19世纪下半叶侵略成性的俄罗斯帝国在欧洲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开始调整对欧洲列强的外交政策，为了缓和与西方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冲突俄罗斯帝国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鼓吹“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始蔓延。在“亚洲扩张战略”的先锋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煽动下俄罗斯王室蠢蠢欲动，当时的皇储尼古拉二世深深地被“东进”理论所吸引，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为了实现“东进”的梦想尼古拉二世决定亲自去远东旅行，详细考察远东的具体情况，为将来的侵略战争作准备。1890年11月22岁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好友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在内的30多人开始前往远东的长途旅行，他们先访问地中海的希腊和埃及，然后乘船驶过苏伊士运河，经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清朝来到了日本。

1891年4月23日尼古拉二世完成对中国南京的访问，之后离开南京前往日本长崎，这也是他东方之行的最后一站。尼古拉二世启程之前日本政府就已接到驻中国领事的电报通知，当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时期，国力正在崛起，但仍难以抗衡欧洲列强，尤其是对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俄罗斯心存畏惧，所以不敢怠慢。日本政府特派20余名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尼古拉二世，同时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俄国国旗以示欢迎。为了确保尼古拉的人身安全日本政府加强警戒，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与俄罗斯公使约定万一有加害之人将按日本刑法第116条“加害皇室之罪”惩治。4月27日尼古拉二世到达长崎，5月9日尼古拉二世到达京都，在那里日本艺妓给尼古拉二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感到身着和服的日本女性似乎比西方女性更温柔、更文雅。5月11日尼古拉二世来到大津城，这座城市虽然很小却是通往京都的交通咽喉，并且商贾云集。

（二）在当地官员家做客之后尼古拉二世一行来到街上买东西，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出于好奇买了一根当地制造的竹拐杖，正是这根拐杖后来救了尼古拉一命。正当尼古拉和格奥尔基乘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观光时尼古拉二世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连续挨重重两击，他惊恐地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日本警察正用两只手举着军刀向他挥舞过来，尼古拉二世的反应还算迅速，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躲入人群逃命。顿时乱成一团、四散逃去，尼古拉二世也顾不得方向拼命向前方跑去，大约跑了几十步在一个胡同的拐角处刺客逐渐追上尼古拉二世，格奥尔基及时赶到用刚买的竹拐杖一下子把刺客打倒在地。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慌忙用刀压住刺客的脖子将其制服，随行医生拉姆巴赫赶紧给尼古拉二世包扎止血，幸运的是尼古拉二世虽然挨了两刀却没有生命危险。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着手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手竟然是负责尼古拉二世安全的警察津田三藏，津田三藏是一名极端仇俄分子，他认为尼古拉二世来访其实是想打探日本的虚实并为进攻日本做准备。轰动一时的“大津行刺案” 举世震惊，栖川宫威仁亲王向天皇发去紧急电报，明治天皇闻讯大惊后派出御医调理，后来又亲赴神户港停泊的俄罗斯军舰慰问尼古拉二世以表达不胜痛惜之意。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官方道歉，允诺按照两国约定严惩凶手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

（三）日本全国上下同感震撼，从国会议院到各道府县市町村纷纷向尼古拉二世以及远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三世发来慰问道歉电报，数量超过一万封。日本人深恐俄罗斯报复导致学校全部停课，在神社寺院祈祷尼古拉二世痊，山形县金山村禁止以凶手姓名津田三藏命名。行刺案发后日俄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亚历山大三世扬言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答复则不惜兵戎相见，如何妥善处理此案让日本官方在外交道歉抚慰之余陷入长考。为维护日本外交威信并维持日俄两国关系于不坠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承担国际法上政府责任。日本最高司法机关大审院火速组成特别法庭，当晚由一名预审法官和两名检察官对“大津案件”进行审理，不过司法机关与力主从严从快从重的行政机关很快就因如何适用刑法产生严重分歧，而且相持不下。日本内阁以案件牵涉日俄外交关系，而且早有两国密约为由，主张非重判不可。出任大审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就法言法《日本刑法》第116条规定凡加害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者不分未遂即遂一律处以死刑，这一条加害皇室之罪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人身安全，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后者地位与普通日本国民无异，其理甚明。

依据现代刑法“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最忌类推，贸然扩张解释必动摇刑法基础。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处以被告终身监禁。加之《明治宪法》规定法治国家，政府施政必须完全遵守法律，自不得玩弄法律于股掌间。日本行政部门不以为然，此事涉两国邦交，关系国家重大利益，事前两国政府早有协议，事后内阁决议适用刑法116条。首相松方正义亲自出马与儿岛惟谦院长见面，同时通过绵密人脉安排亲友及前辈向七位主审法官施压，要求他们相忍为国，避免日本外交食言，防止俄国借机挑衅。多数法官在强大压力下立场摇摆，同意尊重日本内阁的重判主张。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司法历练二十余年，深知两年前颁布的《明治宪法》虽规定司法独立原则，但无奈日本行政权独大，根基未深的司法权随时可能胎死腹中。一旦司法向行政示弱臣服日后断难有出头一天，儿岛惟谦来到大津向七位法官痛陈利害，成功说服下属同舟共济。

（四）日本政府闻讯立即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二人联手向法官游说，七位法官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在审判前与行政官员见面，山田显义对法官破口大骂后离开。5月25日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刑法116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法理功底深厚的儿岛惟谦挺身而出说刑法》总则第三条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则，新敕令无法适用于“大津”案，如判决曲解法律身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1891年5月27日审判正式开庭，三好检察总长与川目检察官相继发言，以加害外国皇族与危害本国皇族相同为由力主适用刑法116条，辩护律师谷泽与中山二人强调现行刑法并无加重处罚之规定。重重压力下日本大审院特别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292条谋杀未遂罪，处以终身苦役。判决一出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迫于插手司法不遂相继宣布辞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地离开日本的尼古拉二世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

（五）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根基，西方国家盛赞后起之秀的日本居然能做到司法独立，此前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制操控以及《明治宪法》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一片赞美声中也有学者冷静指出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理应由案件发生地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特别法庭多数法官更是一度态度摇摆。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发监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为急性肺炎。此案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是政府谋杀。尼古拉皇储的东方之行无疑给俄罗斯内主张“东进”的人们新的刺激，以乌赫托姆斯基为代表的“东方派”从此更加活跃。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此后乌赫托姆斯基在尼古拉二世的默许之下把这次旅行写成《尼古拉二世皇帝陛下东方旅行记》，并于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同时译成各国文字向国外发行。在书中他鼓吹征服东方，宣称俄俄罗斯同东方民族有“血缘关系”，可以“用感情的神秘力量”去进行这种征服。在受伤回国后尼古拉二世发誓要扭断日本人的脖子，事实也证明尼古拉二世继位不久日俄关系就急转直下，随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加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两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04—1905年来引发日俄战争。

延续旧政

（一）1894年11月14日尼古拉二世与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大公爵路德维希四世的女儿阿里克斯在冬宫举行婚礼，由于服丧的关系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阿里克斯为了皈依东正教改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尼古拉二世继续留用部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大臣、官吏，部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的大臣、官吏还有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曾任内务大臣）、谢尔盖·维特（曾任财政大臣、内阁首相）作为他保证继续推行政策所必需的助手，其中波别多诺斯采夫仍当他的圣公会监管人，维特仍当他的财政大臣。1895年1月波别多诺斯采夫建议尼古拉二世反驳地方自治会想要扩大自己政治作用的企图，地方自治局的县和州的管理机关的自由派曾希望新的统治者给予一个机会来缓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制度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在接见地方自治会代表团及其他前来向新沙皇表示祝贺的人时尼古拉二世训斥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宣称是要像自己父亲那样坚持独裁专制原则，但他却不具有他父亲那种铁的意志，面对正在崛起中的反对势力起来却很难。

（二）1896年5月清晨一群朝礼品奔跑而去的人纷纷掉进沟渠，被其他人纷纷践踏，死亡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虽然有人向尼古拉二世建议为对死者的同情中止加冕礼，但是莫斯科市长、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谢尔盖大公及其兄弟们却激烈反对中断加冕礼，尼古拉二世及其夫人亚历山德拉在当天夜里照样参加加冕礼，这给许多人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尼古拉二世也就失去个向平民表达自己关怀的很要的机会。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对内政策方面完全遵循亚历山大三世设定的模式，继续贯彻执行“临时条例”，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部门的职权，进一步俄罗斯化及迫害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支持维特的工业化纲领。尼古拉二世尽管在私交方面从来都和维特不是特别亲近，但却肯定他的能力，因此保留他的财政大臣职务。

反对酗酒

（一）俄罗斯民众大规模酗酒现象始于16世纪中叶，19世纪末期民众酗酒程度进一步加重，加上俄罗斯帝国晚期普遍激化的社会矛盾俄罗斯帝国兴起一场反酗酒运动。到了19世纪末许多保守派人士提出酒垄断既能增加税收又能控制酗酒蔓延，1893年在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的推动下政府正式通过酒销售垄断政策，尼古拉二世于1894年批准新的售酒令。规定在若干地区销售酒和酒制品国家具有特权；酒类生产和加工可以在官营和私营工厂进行，装瓶应在官营厂内完成；财政大臣根据国家订货决定从事酒类蒸馏加工的条件以及价格；官营酒铺和私营酒铺均销售国家指定产品等；此外还规定酒精度数、标准容量、个人单次携带量等内容。事实证明酒垄断增加了税收但并没有减少酒消费，反而使矛盾激化。随着一战的爆发走向禁酒的政策趋势开始体现在军队当中，包括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内的统治阶层都开始进一步响应反酗酒呼声，地方自治局、国家和城市杜马也开始提起各类反酗酒草案。1914年1月维特讲到垄断的目的不是要增加收入，而是要减少人民酗酒的现象，但日俄战争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谋取收入成为主要目的。他建议国家酒税应当设置上限（每年7亿卢布），剩余部分则用于资助禁酒协会。非法私酿和公共场所酗酒应当严惩不贷。

（二）并不嗜酒的尼古拉二世注意到这些言论，1913年他去莫斯科和一些省份做了视察，1914年初他任命彼得·巴尔克为新任财政部长。尼古拉二世向巴尔克做一项指示，不能让俄罗斯的财政繁荣建立在众多国民的精神堕落和经济毁灭上，有必要调控政策，从人民的勤劳和创新中和来自土地的不竭财富中寻求政府收入。1914年尼古拉二世出于多种原因决心要改变伏特加垄断制度，内务部长马克拉科夫指示各省长，了落实表达沙皇陛下意愿的法令警察必须采取措施限制滥饮酒精饮料，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所有抵制酗酒的个人和团体，国家杜马也于1914年初通过法案允许村社投票关闭酒类专卖店。1914年8月22日尼古拉二世正式颁布战时酒精销售禁令，立即关闭俄罗斯范围内所有伏特加、葡萄酒和啤酒商店，只有一等饭店才允许有例外。1914年禁酒令的颁布是俄罗斯帝国首次公开大范围抵制饮酒的政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酗酒运动最为成功的一笔，在舆论导向和社会潮流方面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调整去波兰化

（一）19世纪末沙皇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波兰路线见效甚微。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给尼古拉二世的奏章中特别强调指出俄罗斯依旧把波兰看作是一个满怀革命意图的边区，认为这样的意图能被各种不同的现行限制法令的外部力量所镇压，那么波兰人对俄罗斯政府的不信任、不友好的态度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增强。于是尼古拉二世决定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让步，1897年根据尼古拉二世的提倡俄罗斯政府废除1863年实行的向西部地区波兰人征收一定比例的地产税和不动产税，以此作为对波兰起义的惩罚和专制政府对其镇压所用支出的补偿来源，在对参政院的最高指令中尼古拉二世称这样做是希望在人民的记忆中逐渐淡化吸引波兰人民违背忠君义务的那种罪恶的错误认识。1898年伊梅列金斯基建议中止在学校中仅使用俄语的行为，他说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尼古拉二世命令要认真考虑和讨论华沙总督的建议， 然而特殊会议却制定出波兰语使用范围的规定，希望保证俄语的稳固地位。1906年初波兰总督斯卡隆向尼古拉二世汇报说政府力求在教学上俄罗斯化的行为不仅没有获得所预想的结果，而且还引起完全相反的后果。

（二）尼古拉二世也没有指示政府废除禁止波兰人在波兰担任国家公职的限制，正如华沙总督马克西莫维奇和他的前任者们所声明的那样专制政府还没有找到对波兰人像对俄罗斯人那样抱有无限信任的理由，结果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批准大臣委员会关于重新审查波兰人权利限制的报告，报告中包含不能录用波兰人填补空缺职位的秘密条款。刚从内部省份武装起义的运动中喘过气来时尼古拉二世又开始主导政府加强对边区的压制，在西部边区沙皇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波兰天主教徒的限制，只允许他们从波兰人那里购买土地，即使是用于工业目的也只能获得不大的一块土地。恢复选举首席贵族和在初等学校中允许使用波兰语和立陶宛语是尼古拉二世和斯托雷平最大的让步，在反对波兰化的斗争中尼古拉二世授意政府暂时支持和维护“西部边区非波兰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因为这种自觉意识不会危害到帝国的完整统一，还能促进几个世纪以来在西部边区同波兰化斗争问题的解决。科夫诺省省长写到为了更有效的使立陶宛人俄罗斯化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波兰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让立陶宛人认识到自己就是立陶宛人，他的论断得到尼古拉二世的赞同。

实用主义政策

（一）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倾向表现较弱，一方面尼古拉二世延续历代皇帝的政策，希望通过移民及其他措施将距离庞大区域牢固的纳入俄罗斯整体中来。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继续发挥实用主义政策的传统，达到同化异己的目的。在不断发生革命运动的条件下尼古拉二世决定在高加索恢复总督职位并委任过去的宫廷事务大臣沃隆佐夫伯爵为总督，总督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沃隆佐夫伯爵拥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权。沃隆佐夫伯爵主张实行温和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沃隆佐夫伯爵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依靠思想上可靠的臣民，镇压最极端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政策，使安静的民族主义者同革命的恐怖主义者隔离开。对于稳定高加索的计划沃隆佐夫伯爵还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信仰自由、保护宗教等级制度和亲近所有高加索民族的原则，总督办公厅主任得松在认为必须利用革命纲领中可以接受的内容才能削弱革命，这获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同意。

对华渗透

（一）189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按原方案该铁路将从赤塔沿石勒喀河南下绕过黑龙江北岸，经乌苏里江到达海参崴。勘测显示在石勒喀河北岸修路有很大困难，财政大臣维特因此认为该铁路若能穿过中国东北地区不仅能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永远把满洲保持在手中。维特在上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从战略角度指出一旦铁路建成将使俄罗斯能在任何时间内和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清朝首都北京的近距离处，大大增强俄罗斯帝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尼古拉二世对维特的计划大加赞赏，要求俄罗斯驻华公使喀西尼就铁路穿过满洲问题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但清朝迟迟未应允而交涉进展缓慢。无计可施的维特决定采取贿买手段收买清朝权臣，以实现借地筑路的目的。恰逢1896年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参加加冕礼，同时对英、德等国进行访问，沙皇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施展外交计谋的好机会。

（二）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以及称霸远东尼古拉二世一直图谋在中国北方攫取一个不冻港，经过勘察俄罗斯帝国最终选定旅大，此时德国正意图占领胶州湾，这为俄罗斯帝国创造了机会。早在1895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就曾致函尼古拉二世表示要在中国取得一个港口，希望取得俄罗斯帝国支持，尼古拉二世表示对此绝无异议。德国后来选定了胶州湾，可该地早已是俄罗斯帝国的囊中之物，俄罗斯帝国在1895年就已迫使清政府同意俄罗斯战舰在胶州湾停靠。1897年威廉二世访问彼得堡，就胶州湾问题询问尼古拉二世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在获得稍北的海港前俄罗斯帝国暂时还不能完全放弃胶州湾。双方最终达成“胶州湾归德，北方的海港归俄”的协议。其后不久德国以“山东教案”为借口于1897年11月10日占领胶州湾，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随即向尼古拉二世奏称山东的已成事件，俄罗斯帝国应不失时机，即由俄罗斯舰队占领大连湾。 

（三）12月14日俄罗斯帝国打着“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人侵犯”的幌子派舰队进驻旅顺口，1898年鉴于英德贷款已接近尾声，尼古拉二世决定放弃对华贷款，转而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并建筑南满铁路，并积极谋求与英、日妥协。尼古拉二世先是向英国许诺把大连作为通商口岸，后又向日本承诺放弃俄罗斯帝国在朝鲜的优势。1898年3月3日俄罗斯帝国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南满铁路的要求，同时贿赂李鸿章和张荫桓。1898年3月27日中俄正式签署《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罗斯帝国；租借地内的行政权归属俄罗斯帝国，旅顺口为俄方所有；租借地以北地区作为中立区（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其行政权属于清朝，但须经俄方同意清朝军队才能进入；准许俄罗斯帝国修建中东铁路至旅大的支线。1899年俄罗斯帝国擅自将旅大租借地改称“关东省”，以旅顺为首府设总督。1900年俄罗斯帝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绞杀义和团运动。

日俄战争

日本的大陆政策

（一）日本自大和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后军国主义也同步崛起，不断对外推行扩张政策，企图将朝鲜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摆脱即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发展成资本主义强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急于靠军事掠夺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实力，1874年日本发动侵台战争，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却从清朝勒索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使日本的扩张尝到甜头。1875年日本迈开侵略朝鲜的第一步，用武力打开朝鲜的闭关大门，为日本向中国大陆推进提供立足点。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实现“大陆政策”的第一步。1891年3月俄罗斯帝国为了控制远东地区而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日本朝野受到极大震动，认为日本的利益线受到极大威胁，因此日本要想控制朝鲜及满蒙实现其大陆政策之目的就必须打败俄罗斯这个竞争对手。

（二）日本携甲午战争胜利之威迫使清政府接受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举动，深深刺痛了俄罗斯帝国。日本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单独控制权，还迫使清政府割让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大片领土，俄罗斯帝国早已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马关条约》的内容一传出俄罗斯帝国就迫不及待地建议列强联合干涉。日本因无力对付欧洲列强干涉而决定放弃辽东半岛，并于1895年11月8日与清朝签订中日《辽南条约》，清朝3000万两库平银赎回辽东半岛。俄罗斯帝国不仅协助清政府赎回辽东，而且以年息4厘贷款1亿两以助清政府偿还对日赔款。

俄罗斯在远东的霸权

（一）自15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通过对外扩张使其领土急剧膨胀起来，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进入19世纪后俄罗斯帝国在近东的扩张受挫，同时又被迫放弃美洲地区，这一切促使其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更加变本加厉，企图在远东确立起霸权地位以挽回在其他地区的损失。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羽翼未丰，又在侵略朝鲜和中国问题上与俄罗斯帝国存在着共同利益，因而采取妥协之态。《马关条约》签订时俄罗斯帝国正式向德法两国提议对日进行干预，日本想依靠美英意三国协商来对付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但遭到三国的变相拒绝。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及俄罗斯帝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表现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对日、俄关系上基本采取联俄的方针，俄罗斯帝国期望已久的取道中国东北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计划得以实现。

（二）1898年3月俄罗斯帝国迫使清朝将旅顺和大连出租给自己，并强迫清朝允许将中东铁路延伸至这两个港口，然后再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1900年俄罗斯帝国又在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秩序的借口下出兵20万入侵中国东北，后来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俄罗斯帝国名义上同意从东北撤兵，但实际上俄军却在保护铁路的名义下把占领中国东北合法化。同时俄罗斯帝国积极在朝鲜扶植亲俄势力，力图取代日本在朝鲜的地位，俄国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使得二者矛盾尖锐起来，日本朝野已将俄罗斯帝国视最大的假想敌。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进行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甲午战后经营”准备对俄一战而称霸远东，实现自己的“大陆政策”。经过十年的发展、十年的准备日本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尤其是国营军需工业，海陆军备扩张巨大而一跃成为远东军事强国，进行对俄战争打下物质基础。

英日同盟

（一）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急剧扩张也引起其他列强的忧虑，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俄罗斯帝国出兵满洲并企图独霸它，远东国际矛盾也急剧恶化。“三国干涉还辽”后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扩张打破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均势，特别是俄罗斯帝国推行的军事性独占政策引起英国、日本和美国的不满。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正式签订盟约，同时美国也同情日本支持日本完全控制朝鲜，并期望日本来阻止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在英日结盟的形势下法国不会为了俄罗斯而与英国交战，德俄之间本来就存在复杂的矛盾，同样不会为俄作战。美国在“门户开放”的口号下要求中国东北对各国开放，自然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帝国独占满洲的局面，在即将爆发的战争面前俄罗斯帝国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样有力的国际形势促使日本政府下定开战的决心。

西方国家态度

（一）英国历来把俄罗斯看作同自己争夺中国的对手，企图怂恿日本阻止俄罗斯南下同自己争夺中国长江流域，因此英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订英日同盟针对俄罗斯帝国。美国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几度想插足中国东北，但都被俄罗斯帝国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罗斯帝国对东北的垄断地位美国站在日本和英国一边。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为日本的扩军备战输血打气。

（二）法国仍然忠于俄法同盟，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宣旨，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其自由行动的余地，这是把法俄军事同盟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但是法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远东，以免削弱俄法同盟在欧洲对付德国的实力，因此法国对俄罗斯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德国继续执行推动俄罗斯东进的政策，希望由于俄罗斯占领东北而和日本甚至英国的矛盾激化，迫使俄罗斯调开西部边境的俄军，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德国对俄罗斯1901-1904年间的远东政策基本上表示支持，战争爆发后德国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当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东调时德国表示愿为它加煤。到1902年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问题上形成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内部分歧

（一）俄罗斯内部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对日战争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两派主张，但在同日本争夺中国和朝鲜等基本的方面这两派是一丘之貉，都是沙皇政府对远东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策略方面，一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罗斯在国内和国际上（包括在欧洲和远东）困难重重，建议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作出某些让步，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和运输能力提高以及旅顺外围要塞竣工时再伺机决战。另一派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内务大臣普列维、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这是一群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冒险家，他们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日本是蕞尔小邦而不堪一击，俄罗斯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就能备捍卫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因此主张对日强硬。

（二）尼古拉二世在发动战争的时机问题上凌驾于两派之上，他知道俄国准备不足，希望推迟战争，认为时间是俄罗斯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俄罗斯的实力。尼古拉二世确信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强硬政策，而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他实际上支持别佐勃拉佐夫一派的主张。1903年5月尼古拉二世排斥了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重用别佐勃拉佐夫，正式推行所谓“新方针”。在在全俄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但是俄罗斯实际的战争准备进展缓慢。

（三）日本统治集团看到每拖延一天都会增强俄罗斯取胜的机会，因此在英美支持下加紧备战，同时对俄罗斯开外交攻势。在日俄谈判过程中日方不断提高要价，开始则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继而要求打入“南满”，最后又要求在“北满”及其他地区的权利。尽管沙皇政府故意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日本统治集团决心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俄罗斯准备不足的致命弱点于1904年2月6日正式与俄罗斯断交，2月8日日本夜间不宣而战，从此爆发日俄两国统治集团长期准备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

实力对比

（一）日俄战争前夕俄罗斯陆军常备军总兵力为105万人，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俄罗斯将其中90%的兵力部署在西部地区，在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148门炮、8挺机枪），另有警备部队2.4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地区。俄罗斯海军编有各种舰艇361艘（总吨位达80万吨），主力驻波罗的海和黑海，太平洋分舰队（数量达62艘，总吨位达19万吨）驻旅顺口和海参崴。与日军相比俄军士兵素质差且装备水平低，在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下级士兵之间矛盾严重，主要作战舰艇的装甲厚度、航速以及火炮射程均不如日本军舰。日俄战争期间俄罗斯进行过9次动员，先后征召120万人入伍。

（二）日本战时可动员200万后备兵员，战争初期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7.5万人（1140门炮、147挺机枪），其中25万人可用于日本列岛以外作战。火炮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152艘战舰（总吨位达26万吨），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且规格统一，其中联合舰队主力由6艘现代化的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组成。日军兵役制度比较严密，后备力量动员准备程度较高，官兵受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士道”的影响甚深。陆军以师为最大的战术单位，一般由2个旅加上骑兵团和炮团等单位组成，战时两三个师编为1个军。

日本军国主义

（一）日本统治集团为实行侵略，疯狂扩军备战，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策和制度。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890年正式生效的明治宪法规定军部脱离内阁独立行使军权，是在法律上确认军国主义的重要标志。从此日本开始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崇尚“武士道”精神，宣扬“武运长久”、“武力至上”，军部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特殊地位，握有重权。在国外则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对相邻的中国和朝鲜加紧掠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与法西斯主义融为一体，实现对国家的全面统治。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公布“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进程。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国主义被彻底击败，根据《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在日本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团体，彻底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实行民主改革，颁布新宪法。规定日本永远不得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不得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国内制度和国际监督两方面保证不得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对军队实行“武士道精神”和对外扩张侵略的一种反动思潮，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时间从明治政府成立起到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期间日本确立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时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均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时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几乎是每5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彻底败亡。

（二）1936年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仍然有残留，右翼势力极力抹杀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大罪以及美化侵略、参拜神社等招致亚洲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极力反对。日本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武士道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使日本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日本的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传说她于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

（三）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丰臣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丰臣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基础，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旧武士等级不复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中央9省（部）官吏的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四）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日本的迅速崛起。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即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连，待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三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到20世纪初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从各项经济指标看俄国明显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俄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强大。政治沙皇专制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上大量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导致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这些都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沙皇为开辟国外市场，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因此俄国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特点，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采取专制主义的的政权形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多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并都在经济上对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依附性。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虽然也确立西方式垄断资本的统治，但在国内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封建关系，在工业技术和其发展水平上大大低于美国和西欧，大部分设备靠进口，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

（五）在垄断组织上俄国普遍采取辛迪加的形式，参加辛迪加的企业在商业上丧失独立性，商品销售和原料购买完全由总办事处办理，但是在生产上仍然保留其独立性。这种只在商业上进行联合的垄断组织的大量产生是与俄国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之间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巨大差别相联系的，也是与封建关系的广泛存在使国内市场问题十分尖锐有关，而在日本作为垄断组织最高形式的“财阀”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俄国、日本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这两个后起的经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都异常尖锐。专制主义政权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在国内对人民进行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对外侵略，夺取国外市场和殖民地，借以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财阀是在同一金融寡头控制下结合同族、近亲而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通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20世纪初垄断组织有广泛发展。20世纪30年代前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30年代后又出现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一批新兴财阀。这些财阀以家族总公司为中心，形成“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日本在19世纪陆续成立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这四家商社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公司经营的企业中大多又任用亲戚担任主要负责人。这四家商社除了工业外也积极介入金融业，左手控制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资本；右手则控制生产工具，势力非常庞大，通常也会经营政府特许的行业。二次世界大战后财阀虽然被迫解散，但还是透过交叉持股等方式继续维系原来财阀的精神。20世纪初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强，日本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它们以家族资本控制的总公司为核心，通过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准直系公司的持股关系控制着各经济部门的直系企业和旁系企业，组成庞大的康采恩。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原有四大财阀的基础上增加鲇川、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六家新财阀，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财阀在二战中担任日本帝国主义后援的角色，所以被美军强行解散，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垄断核心和统治形式因此都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三菱、三井、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等六大金融资本集团以各自的银行为核心，囊括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国际贸易等主要经济部门，控制日本的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所以人们一般不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称为财阀，而是像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称为财团。二战后泛指家族控制、多样经营、交叉持股甚至介入政治的大型企业为财阀在韩国等地区财阀具有负面的含意，在韩国由于国家管理、生产的需要，后来也逐渐形成三星、现代、大宇、乐金及鲜京等五大财阀，这几家企业都掌握在同一个家族的手上，经营项目几乎涵盖整个工业与商业，甚至也跨足媒体、政治，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这几家公司手上。单单一个三星集团就占了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同时也经营韩国《中央日报》，而现代集团也有《文化日报》作为其喉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靠进行不间断的疯狂的侵略战争来推动的，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蓄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通过这些侵略战争获得巨额赔款，掠夺被占领国家的大量财富，攫取大片土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似乎即将实现。1931年日本加强国内统治，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最完整，表现最狂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接着面临的就是深渊，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在1945年9月彻底垮台了。

（七）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与日本崛起同步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初步形成。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的1894年。其间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1893年军部的形成等均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大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就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二·二六”政变标志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确立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形态。特点：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性和封建性的特点贯穿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学习普鲁士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东西方军国主义的特点，故而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制中天皇是“兵马大元帅”，士兵必须一心一意为天皇卖命；军队统帅权独立，保障军事发展不受军外势力左右。军部则可轻易制约军外势力，因而更加飞扬跋扈；军国主义教育的系统化、体制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军人极权主义统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主义。

（八）日本军国主义同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是带给世界人民深重灾难的一种意识形态，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直奉行军国主义战略，四处侵略扩张，尤其在二战中日本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和平改造，但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战后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中表现明显，这些右翼势力活跃在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否认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企图通过教科书事件和修改战后日本宪法等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右翼势力猖獗、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根源，它威胁到日本平民的安宁生活，是当代日本社会一颗难以根除的毒瘤。首先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浓重的历史根源，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有着一脉相承的皇国战略思维传统。日本历代的以扩张、侵略为主的理论为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而日本长期的内战与对外扩张实践为孕育军国主义的肥沃的历史土壤。扩张政策与战略的结合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的实践中这种军国主义不断得到深化与提升，其固有的历史特性使其在二战结束后虽遭到失败却难以从根本上被清除。其次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天皇制的确立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制度基础，而神道教将日本军国主义推广，使其深入到日本人内心之中，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两者的结合使军国主义广为传播并得到一般日本民众认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深刻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的武士道成为军国主义猖獗至极的助推力量，畸形发展的武士道精神已与日本军国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危及和平的危险因素。最后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军国主义的存在，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唯我独尊的特征使日本人产生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论”观念，这种民族特性本身就带有扩张的自大性质，因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容易导致军国主义的形成。综上所述日本的军国主义蕴含太多的日本特色于其中，已成为影响日本的一种综合性的历史积淀，这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和改变的，它就像飘荡在靖国神社周围的幽魂一样在日本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大正民主运动

（一）大正民主运动是指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反对日俄议和运动至1925年的普选法制定的二十年间（主要是在大正天皇在位期间）在日本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中以要求议会政治和普选权为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思潮的总称，大正民主运动亦称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日本近代以来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运动高潮，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1913年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发动群众反对藩阀、军阀统治，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出发点。大正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特权阶层的权利，使政党、议会成为政治的中心；实现普选权和妇女参政的权利，扩大人民参加政治的范围。理论支柱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中心的实践要求是政党领导普选运动、裁减军队和改革贵族院。但这些毕竟是在天皇制和大日本帝国宪法范围内的合理要求，丝毫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意图。在文化方面“白桦派”、人格主义等主张确立自我和人格，具有与上述要求相呼应的意义。第一次大战后高涨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也构成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但随着革命运动和革命倾向的出现，各种运动内部发生分裂，整个大正民主运动也呈现瓦解的状态。第二次护宪运动时政党并不热心组织群众，1925年同时制定《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象征着民主运动的瓦解。大正民主运动的特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运动处在混杂而未分化的状态，后来日益脱离群众的政党们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遭到失败。天皇机关说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学说之一，主张统治权归属于国家这个法人，日本天皇只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个学说基于国家法人说而提出，主要提倡者为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大正年间这个学说与天皇主权说形成日本宪法学界的两大主流，被认为是大正民主的基石之一。1935年发生天皇机关说事件，主张天皇机关说的学者受到日本军方的压迫。

（二）大正民主运动的产生并非偶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背景：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不断改革与调整，建立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跨出重要一步，然而政权却为大资产阶级和具有封建性质的华族地主把持和垄断。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把持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和华族地主就与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自由民权运动推动下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有开设国会，但是朝政大权依然为少数藩阀所垄断。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种政体越来越与时代的发展相违背；日本资本主义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后发展极为迅速，但随之产生的则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中间阶层力量的增强，这些力量的增强为大正民主运动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经过明治维新的努力后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后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增加了，这为大正民主运动的产生提供动力源泉。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想是“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说”，1907年日本著名宪法家美浓部达吉在其《日本国法学》中提出“国家法人说”和“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应归属“主权在民”的民众，天皇只是作为国家这一团体的最高机构，继而他把国家机构分为直接机关和间接机关两大类。直接机关相当于立法、行政机构，其中议会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因此无需服从天皇的命令。1912年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讲话》问世，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欢迎，“天皇机关说”也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民本主义说”是大正民主运动的另一理论指导，由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提出。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回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没有直接对抗天皇制，而是通过对“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的解释来宣传其“民本主义”。

（三）民本主义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百姓的整体福祉，否则理应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书》所称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选官考试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这种民本主义观念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国家法人说是耶利内克是国家法人说的完成者，认为国家犹如扩大的法人，由许多机构组成，分工处理各项事务。旨在缩小天皇大权，扩大议会权限。但其主张仅限于对宪法的解释，并未触及天皇的实际地位。1912年12月军部滥用特权，搞垮政友会西园寺公望内阁，以桂太郎为首的军部内阁乘机上台。军阀官僚这种“非立宪行动”激发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以新闻记者、律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轰轰烈烈的开展要求实现政党内阁的护宪运动。他们提出“破除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其中以“民本主义”为为这一运动主要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与大正民主运动的斗争目标“普选权”与政党政治确立相吻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指导这一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第一次护宪运动资产阶级借群众运动打到藩阀内阁，为政党扩大在政府里的势力提供条件，也为政党政治的确立开辟道路。米骚动亦称米谷暴动，是指因米价上涨而引发的群众暴动事件。

（四）1890年和1897年北越等地曾发生暴动，典型的是1918年7月-9月间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一场米谷暴动。当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出现通货膨胀倾向，实际工资下降，但是米价却暴涨，1918年8月达到战前的四倍。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在寄生地主制下农业生产发展停滞和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对米的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直接原因则是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米商和地主进行投机而导致米价上涨。7月23日富山县鱼津町渔民的妻女拒绝装船向县外运销大米，以此为开端，成群结队的向米商和村町公所要求降低米价、救济贫民。这个事件已经报纸报道，立即在8月10-15日间在全国主要城市激起一系列要求降低米价的群众示威和袭击投机米商的暴动。8月中旬后波及农村、地方城镇和煤矿地区，各地接连发生劳资纠纷。以关中地区南部到北九州一带的外日本为中心，有三百多个地方发生暴动。政府不仅出动警察，甚至出动军队，在9月17日才把暴动镇压下去。参加暴动总人数达七十万以上，数万人被逮捕，七千七百多人被起诉。暴动虽然是自发的，但它成为后来一系列群众运动发展的基础。由于此次事件，被攻击为非立宪的寺内内阁终于总辞职，代之以原敬为首的政党内阁。原敬和高桥是清两届政友会内阁仅执掌四年政权，1922年至1924年元老先后推荐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和清浦奎吾组阁，中断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这说明藩阀元老仍不甘心丧失政治主导权，企图继续维持专制统治，与政党政治相对抗。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民众的愤慨和社会的不满，认为这种内阁与立宪主义不相符，是贵族对国民的宣战。连续三次被排斥于内阁之外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发动第二次护宪运动，目标是排除贵族专制、打倒清浦内阁、确立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清浦内阁奏请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护宪三派获胜，由众议院获得最多席位的宪政会首脑加藤高明为首相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

（五）第二次护宪运动是大正时代以来不断高涨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继续，它宣告明治宪法体制下的藩阀专制统治阶段的结束。1925年3月议会先后通过《治安维持法》和《普通选举法》，大正民主运动至此结束。1892年以大井宪太郎领导的东洋自由党为基础，组织成立普选同盟会。以此为开端，社会民主党（1901年）、日本平民党（1906年）、普选期成同盟、社会主义同盟、日本选举（1920年）等劳动团体和组织团体积极推进院外的民主政治运动，这就是所谓的普选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的以增税和扩张军备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违背一般产业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产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也有同样的要求。特别是1918年米骚动期间学生、工人、职员等市民团体广泛加入普选运动，大众性民主运动被动员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的普选运动的性质有显著的变化，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的经济在战时景气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新兴职业纷纷出现，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新职业的出现、国民教育制度带来的文化普及、征兵制度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日本成为一个群众社会，新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开始分离出来。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普选运动逐渐从观念和原则的阶段脱离出来，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普选运动从之后的1919年开始达到白热化程度，社会各个阶层都踊跃参与，日本的工人团体也首次参加进来。但是随着1920年国会否决关于实行普选的议案以及在之后的国会大选中普选派遭到惨败，普选运动的热潮也就随之降了下去。从这时候起普选运动开始发生变化，大规模的普遍性群众运动被议会斗争所取代。议会中首次提出普选法案是在1901年的第16届议会，但是遭到贵族院的否决，其后还曾多次提出，但都遭到否决。

（六）直到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为了兑现其在竞选中关于坚定实现普选的承诺，护宪三派在议会中与保守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最后在做出重大让步和妥协的基础上终于通过普选法案，为多年的普选运动划上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这里的《普选法》指的是1925年的《普选法》，与之前的选举法相比时增加对议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内容、竞选活动费用等相关项目的规定。整部法律由13章150条构成，内容和条文数量都得到扩充，除确定男性普选权外，最重要的修改是首次导入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选举权的纳税条件被取消，凡年满25岁的男性帝国臣民都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年限仍维持在30岁。在1925年的选举法修改中首次导入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议员定额为3-5人，每12万人选出1名议员，总的议员定额为466人，投票方法继续采用1900年制定的大选区单记非转让式。导入中选区制与发展民主选举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大正民主运动是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资产阶级发展而政治上要求与之相适应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日本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也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功绩在于：它结束日本藩阀专制的统治，制订普选法，确立政党内阁制；它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民主传统成为日本民主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极大的促进日本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战后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创造历史前提条件和可能性，因此说它是日本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大正民主运动确立起来的政党内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使得政党政治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相比时都是不完备的，无法比拟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清除明治宪法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因素，这种政党内阁制仍然是天皇制下的政党内阁制，它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出现，反而其生存仍受到军部等特权专制势力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它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同藩阀官僚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些不完备的因素都为二战前政党政治的崩溃，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埋下隐患，但这并不能抹杀大正民主运动在日本政治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