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目录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
36、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
37、同藏族人士的谈话38、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9、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4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41、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42、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43、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44、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
45、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个告台湾同胞书后来没有发表。
36、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3]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4]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5]，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6]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7]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8]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9]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10]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11]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2]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13]
十一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14]
十二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15]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2]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二月续出下册。
[3]陆放翁，即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5]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见本卷第57页注[4]。
[6]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7]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8]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9]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10]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11]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12]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3]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14]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鲍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15]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37、同藏族人士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8、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2]，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4]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5]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6]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7]。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8]一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谈话的一部分。
[2]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手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九。
[3]见《三国演义》第一回。
[4]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位妇女。
[5]东晓市，北京旧货集市。
[6]杨士惠（一九一一一——一九八七），北京市人，象牙雕刻艺术家。曾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7]参见《老子·三十六章》，原文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又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39、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一九五六年四月)
一
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2]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二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三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3]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4]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
[2]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说的“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3]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译文是：“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
4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
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3]，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4]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6]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7]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8]。第一次“左”倾路线[9]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10]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11]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12]。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13]，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4]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15]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
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
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18]，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
陆定一[20]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
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
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
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七届四中全会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2]高岗，参见本卷第45页注[7]。
[3]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4]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6]六届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7]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8]王明路线，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称第三次“左”倾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
[9]第一次“左”倾路线，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0]第二次“左”倾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1]六届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12]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一、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命令第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3]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4]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15]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16]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17]公粮附加，即农业税附加。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税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二十。
[18]指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
[19]“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20]陆定一（一九○六——一九九六），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1]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一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22]李井泉（一九○九——一九八九），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41、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1]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谭震林（一九○二 ——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42、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国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2]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3]，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4]和王明的“左”倾[5]。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6]。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7]、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然后是解放战争。我们的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打了三年，累计起来，被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中南美国家的欧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团结起来。从欧洲移入的白种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统治者。这样，这一部分被压迫的白种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因为所处的地位相同。
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我们同你们性质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谈话的主要部分。
[2]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清朝末年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
[3]希特勒（一八八九 ——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4]陈独秀的右倾，见本卷第56页注[3]。
[5]王明的“左”倾，见本卷第47页注[18]。
[6]张国焘的右倾错误，见本卷第58页注[12]。高岗的右倾错误，参见本卷第45页注[7]。
[7]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43、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3]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4]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5]，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6]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 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刚才小平[7]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8]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9]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绒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4]艾森豪威尔（一八九0——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5]延安整风，见本卷第59页注[13]。
[6]陈独秀，参见本卷第56页注[3]。李立三，见本卷第75页注[7]。王明，见本卷第47页注[16]。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高岗、饶漱石，参见本卷第45页注[7]。
[7]小平，即邓小平（一九O四——一九九七），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
[8]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讨论了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9]土地改革，见本卷第3页注[2]。
44、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2]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3]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4]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3]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
[4]指朱德。
45、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2]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3]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4]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末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5]，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6]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7]，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8]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9]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10]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11]，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12]，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13]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14]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15]，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16]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17]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五个死人——一马、恩、列、斯、孙[18]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19]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20]。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21]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22]、《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3]: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24]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25]等同志。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2]情报局，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3]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4]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
[5]铁托，见本卷第48页注[20]。
[6]抗美援朝，见本卷第45页注[2]。
[7]王明路线，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7页注[18]。
[8]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2]。
[9]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1]指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盲》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即：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二、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三、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四、实行国防经济政策；五、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这六大纲领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项主张，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对“十大纲领”的严重倒退。
[12]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13]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保守党人，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14]雅尔塔会议也称克里米亚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了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了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以及波兰问题等达成了协议。会上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方面承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O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会上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15]整风运动，见本卷第59页注[13]。
[16]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7]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18]孙，指孙中山。
[19]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一二O六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称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统率远征军侵略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20]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21]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2]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309页）。
[23]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
[24]指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25]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