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语言界面研究瓶颈的解决路径

张延飞  刘洪东

摘要:近20年来，基于语用学发展而来的语言界面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语义-语用界面论和语境决定论的理论分歧使语言界面研究陷入瓶颈。本文根据“新文科”要求提出了新型语言界面观，为瓶颈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语言学+哲学”的交叉了通过引入唯物辩证法可以摆脱“以偏概全”的语言哲学思潮，据此本文提出规约和语境是对立统一体，基于规约和语境制衡的关系，默认意义分为结构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情景默认，这三种默认意义的语境依赖程度依次增强。“语言学+计算科学”和“语言学+实验科学”的交叉可验证“语言学+哲学”的交叉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这一研究方法为构建本土化语用学提供了学科交叉的新方向。

关键词:语言界面；新文科；默认意义；语境；规约

1. 引言

        “新文科”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发端于2018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四新’建设中明确表述为‘新文科’；2019年5月‘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式启动后，新文科建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樊丽明 2020：5）。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卓越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创新。然而，“新文科之所以‘新’，不仅体现在新文科强调培养文文交叉和文理交叉人才，而且也表现为新文科倡导文科内部以及文科与其他学科在学术研究层面的融通”（胡开宝 2020：17）。

       新文科为学科建设提出了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的要求，这也是培养复合型交叉人才的重要前提。因此，新文科视域下的交叉学科建设也尤为重要，这也为有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20年来，语言学学科内部的交叉研究方兴未艾，并形成了诸多分支的界面研究，界面研究的长足发展因此陷入了瓶颈期。本文尝试从“新文科”这个视角探讨语言界面研究的瓶颈问题并提出问题解决的新路径。

2. 语言界面研究的瓶颈问题

       21世纪后格赖斯语用学的飞速发展使语言界面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即语言界面研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既不完全基于语言的形式，也不完全基于语言的功能和意义，而是基于语言的使用，它更关注语言的编码意义和说话人意向意义的区别。当今语言界面研究是基于语用学发展而来，它探讨语用学与其他语言学学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张绍杰 2020）。本文尝试以“语用学”为切入点来探讨语言界面研究面临的瓶颈问题。

       众所周知，格赖斯的经典会话含义理论使语用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语言研究新领域。他（Grice 1989）把交际内容分为所言和所含，并将所含分为规约含义、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在他看来，所言完全属于语义学，而所含完全属于语用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界限分明。但是，“一般会话含义是某些语词的使用不依靠语境带有的含义，既与语义内容相关，也与语用成分相联；这说明一般会话含义既有会话含义的特征，也有规约意义的特征，是处于所言和所含中间地带的意义”（张绍杰 2008：196）。因此，所言和所含的严格区分与一般会话含义的两面性相互矛盾。

       当今后格赖斯语用学围绕着如何解释“一般会话含义”形成了语言界面研究的两大对立观点：语义-语用界面论和语境决定论。语义-语用界面论的代表人物Levinson提出了意义三层论，交际内容包含三层意义：句子意义、话语类型意义和话语例型意义。句子意义是纯语义的，话语例型意义是纯语用的，话语类型意义既不能归到语义学，也不能归到语用学，它属于二者的交叉意义层面。Levinson的语义-语用界面论给予话语类型意义全新的解释。“话语类型意义是先于语境的优先解释的意义，是由语言结构触发，并受规约限制的默认意义”（Levinson 2000：1）。一般会话含义属于话语类型意义，因此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默认性和不依赖语境性。这两个特征受到了语境决定论的强烈批判。

       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语境决定论认为没有必要区分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Sperber & Wilson 1995）。该理论区分了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显性含义指对话语里不完整的概念表征或逻辑形式的一种推论性扩展，而隐性含义是话语在语境中的假设”（Carston 2009：47）。它们完全是语用的，语义和语用之间无界面。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都是听话人依赖关联原则在特别语境下推导出来的，不存在依赖规约的可能性。一般会话含义属于显性含义。语境决定论强烈批评Levinson的语义-语用界面论。Carston（2004：72）明确指出，“一般会话含义不是默认的推论，语境关联完全可以保证它的推导”。为了进一步证明默认意义的不存在，语境决定论学者（Noveck & Sperber 2004；Noveck 2018）展开了一系列的心理认知实验。Noveck和Sperber（2004）的实验通过测试默认意义的特征，得出不存在不依赖语境的意义之结论，进而否定了默认意义的存在。

       综上所述，语义-语用界面论和语境决定论的争论存在两大极端：“语境-规约对立”和“语境-默认对立”，这使语言界面研究陷入了瓶颈。“新文科”为瓶颈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本文尝试借助新文科的理念提出解决瓶颈问题的途径。

3. 新文科视野下的新型语言界面观

       在新文科背景下，新型语言界面观充分利用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旨在通过语言学科与非语言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即用非语言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语言界面研究中的问题。它强调在新文科建设中突出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语言学的创新。本文主要从“语言学+哲学”、“语言学+计算科学”和“语言学+实验科学”三个方面探讨新型语言界面观。

3.1新型语言界面观：“语言学+哲学”交叉

       语言界面研究具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新文科背景下，基于“语言学+哲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指语言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即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指导语言学研究，这势必会使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发生转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是语言学与哲学交叉融合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要联系地看问题，防止孤立的观点；要发展地看问题，不能静止地看问题。基于唯物辩证法，本文认为语境决定论全盘否定“默认意义”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基于语境决定论的心理认知实验只是质疑了前文提及的Levinson的默认意义解释模式，而其他的默认意义解释模式①至今未得到验证。大多数实验基本证明了不存在不依赖语境的默认意义，即它们仅从语境这个视角否定默认意义的存在。事实上，在诸多默认意义解释模式中，默认意义是否依赖语境一直备受争议。例如，Jaszczolt（2005）、Recanati（2004）和Bach（1994）认为默认意义的生成依赖语境。在这种情况下，断然否定默认意义，未免过于片面。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体，这两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它在辩证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导致上述以偏概全的原因在于西方学者把语境和规约相互对立，看作成“非此即彼”的关系。西方理论只看到了语境和规约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二者统一的一面。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本文认为规约和语境是对立统一的。第一，语境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包含语言知识、世界知识、集体知识和特定知识等多元因素（胡壮麟 2002）。语境分为语言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语言语境是语言结构本身带有的语境，例如连接词“and”构成并列结构，这种结构常带有时间顺序上的因果关系；名词词组“bread knife”这个结构本身带有的含义是“用于切割面包的刀子”，而不是“由面包做的刀子”。社会文化语境指同属于一个物质世界的参与者所遵守的共同规则或者达成的共同契约提供的语境，简言之，它是由社会文化规约提供的信息，例如，“a secretary”通常表达的含义是“a female secretary”，这是由社会文化规约触发的。情景语境指随着情景变化而变化的语境，它是不断变化的语境。语言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已经被固化（stereotype），因此它们是稳定的和不变的；情景语境会随着参与者、时间和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是动态的和变化的。

        第二，语境和规约是相互制衡的。语言结构本身带有的语境是非常稳定的，因为语言结构本身带有的含义已经规约化。例（1）的“rabbit”的含义是“rabbit fur”，它由语言系统内部的搭配规则决定的。从这点看，语言语境的规约性最强。相比语言语境，情景语境的规约性最弱，因为它只限定某一情景下话语的适切性。在例（2）中，参与者的地理位置变化会引发该话语所表达的含义发生变化。

例（1）

a. Mary likes wearing rabbit.

b. Mary likes wearing rabbit fur. 

例（2）

a. It’s raining.

b. It’s raining in Jinan/Beijing/Shanghai/…….

        社会文化语境的规约性比语言语境的规约性要弱，但它比情景语境的规约性要强，因为社会文化语境受到社会文化规约的限制，它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规约指一定言语团体的全体成员所达成契约或者遵守的规则（Saussure 1916；张延飞 2018）。例如，“a secretary”通常表达的含义是“a female secretary”，这是由社会文化规约决定的。总体来看，语境和规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语言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依据规约性的强弱形成了一个延续统（见图1）。

       上述两点说明语境和规约不是相互对立，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语境-默认对立”。首先，格赖斯（1989）提出会话含义依赖语境，不存在不依赖语境的会话含义。其次，长期以来后格赖斯语用学研究存在一个误区：默认意义不依赖语境。“默认意义不依赖语境”并非指默认意义的推导可以完全脱离语境，而是指默认意义对语境的敏感性降至最低，也就是说，语境已经完全规约化，是相对稳定的和不变的（张延飞、张绍杰 2009）。最后，基于语境和规约的制衡关系，默认意义可以分为三类：基于语言语境的结构默认（structural default），基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文化默认（socio-cultural default）和基于情景语境的情景默认（situational default）。结构默认是由话语结构的语言环境带有的意义，它完全依赖于话语结构本身的规约特征。社会文化默认主要是由社会文化规约触发的。听话人依赖社会或文化常规推导默认意义。情景默认具有高强的语境依赖。从语境和规约的制衡关系来看，三种不同类型的默认意义的语境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情景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结构默认。

3.2新型语言界面观：“语言学+计算科学”交叉

        基于“语言学+哲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了语境和规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当下语言界面研究瓶颈问题的路径。虽然它从理论上证明了语境和规约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它仍需要大型数据的验证。大数据时代的新型语言界面研究必须改变以往的内省式研究，强调语用学和计算科学的交叉融合。

        语用学和计算科学的交叉融合指具有计算手段的语用学，包括语料库数据，语境模型以及用于语境依赖话语生成和解释的算法。依靠软件工具支持的大型语料库的使用势必会使实证性语用研究更加系统化，它可能导致语用学界重新思考一些核心概念或理论框架。基于“语言学+计算科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致力于通过大型语料库的数据验证语境和规约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证明语境和默认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非完整句（non-sentential elements）③的语用充实一直是当今后格赖斯语用学的研究热点，新闻标题是典型的非完整句（Stainton 2004）。以语境决定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新闻标题语料库提出非完整句的语用充实的意义是依赖语境的显性含义，而不是规约触发的默认意义。笔者基于汉语事实，依托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建立了大型的汉语非完整句语料库。例如，在例（3）中，“三农”这个语言结构本身带有的意义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由它的语言语境决定的，因此该例中省略的意义“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基于语言语境的结构默认。

例(3)

标题：深化综合改革更好服务“三农”

语境：本报评论员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供销合作社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服务能力的必然要求。为农服务是供销合作社的根本宗旨。

充实：深化综合改革更好服务“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

        与例（3）不同的是，例（4）中的默认意义是由社会文化语境决定的。在例（4）中，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夺取了抗疫的伟大胜利，这已经是中国这个言语团体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契约。该例的主语填充完全依赖于社会文化规约，它是基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文化默认。

例（4）

标题：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语境：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本报评论员“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充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与上述两个例子相比，例（5）的语境敏感性就比较强，换句话说，该例中的默认意义受到前文提及的情景语境制约。在例（5）中，不同的语境触发的默认意义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政治领域的，也可能是经济领域的，它需要背景知识和命题的完整加工才能确定充实的默认意义。因此，它是基于情景语境的情景默认。

例（5）

标题：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语境：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本报评论员“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上述例子说明，非完整句的语用充实恰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基于“语言学+哲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此外，基于“语言学+计算科学”的语言界面观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实现理论突破。“立足中国实际”指基于大量的汉语事实，运用计算科学的方法建立大型汉语语料库，为汉语语用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进而摆脱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禁锢，提出基于汉语语料库的语用学理论。“实现理论突破”指该模式完全摆脱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禁锢。“语言学+计算科学”反哺“语言学+哲学”，即前者可以验证后者的合理性，进而摆脱西方语用学理论的禁锢，创建符合解释中国语料的新型语用学理论。

3.3新型语言界面观：“语言学+实验科学”交叉

      基于“语言学+计算科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从研究方法这个角度改变了以往语言界面研究的思路，而基于“语言学+实验科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更是从研究方法这个角度使语言界面研究徜徉于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之间，也促使语言学成为一门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国外的心理认知实验几乎支持了语境决定论，而否定了语义-语用界面论。例如，Noveck（2018）利用ERP研究级差含义加工机制，实验结果表明级差含义的加工无法脱离语境。但是，国外也有一些心理认知实验验证了默认意义存在的合理性（Giora & Givoni 2015）,这无疑使语境决定论者的实验结论难以让人信服。作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学和实验科学的交叉融合受到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参数和受试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也极大影响了实验科学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方法是否能验证语言学提出的观点或者假设。

        语言学和实验科学的交叉应用于语用学研究已产生了“实验语用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采用的实验设计方法具有普遍性。一是提出新的实验方法，以往的语用学大多是基于理论层面的内省式研究，由于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结论可信度常受到质疑。前文提及的语义-语用界面论之所以遭到语境决定论的质疑和批评，原因之一就是语义-语用界面论主要采纳内省式研究方法，缺乏实验方法的证明。因此，今后语用学研究的突破点在于实验技术的更新。实验技术主要包括离线型实验（offline measurement）和在线型实验（online measurement）。离线型实验主要通过问卷、访谈、观察等手段来收集受试者对语言现象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例如，“语句判断型任务”（Sentence Judgement Task）通过受试者对目标话语的判断来推断他对话语含义的理解状况。在线型实验借用心理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实验技术。例如，它利用心理学中的实时测量技术，以毫秒为单位测试人们对于目标话语的反应，主要的技术有“眼动追踪技术”（Eye-Tracking Technique）。该技术利用眼动仪来监控受试者的眼球变化曲线，记录并分析眼球在文本中特定位置的注视时长。在线型实验还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脑电图”（EEG）和“功能性磁共振”（fMRI）等神经科学的技术来测量特定语言行为的大脑局部区域的激活状态和脑部血液流动情况。二是实验技术的更新也要求实验材料的选取有突破。以往的心理认知实验往往选取英语为实验材料，因此它们的实验结果几乎都证明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基于“语言学+实验科学”的新型语言界面观要求以汉语为实验材料，即心理认知实验必须以汉语语料为出发点，通过观察母语为汉语的受试者对含义识解的心理认知过程,摸索出带有中国语用特色的实验设计路子，最终构建“中国方案”的语用学本土化路径。

4. 结语

        近20年来，基于语用学形成的语言界面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语义-语用界面论和语境决定论的理论分歧使语言界面研究陷入瓶颈。本文从“新文科”提出了新型语言界面观，即“语言学+哲学”“语言学+计算科学”和“语言学+实验科学”，这为瓶颈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语言学+哲学”摆脱了西方理论“以偏概全”的哲学思潮，提出了规约和语境是对立统一体；基于规约和语境制衡的关系，默认意义分为结构默认、社会文化默认和情景默认，这三种默认意义的语境依赖程度依次增强。“语言学+计算科学”和“语言学+实验科学”的交叉可验证“语言学+哲学”交叉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为构建本土化语用学提供证据。

       新文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随着该工程建设的全面推进，新型语言界面观的内涵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也势必会为解决当今语言界面研究的瓶颈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附注

① 当今后格赖斯语用学的代表人物Levinson、Bach、Recanati和Jaszczolt分别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默认意义解释模式，而他们对默认意义的看法不一（张延飞、张绍杰 2009）。

② 不同的默认意义解释模式普遍认为默认意义具有三个特征：首要的、直觉的和突显的。

③ 非完整句指话句所使用的结构在句法上并不完整，其逻辑式含有空位，易于填充空位复原成整句。本文的非完整句例子均来自笔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项目中所建立的汉语非完整句大型语料库。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张延飞、刘洪东.2022.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界面研究瓶颈的解决路径［J］. 当代外语研究（1）:103-110,152.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

本文转载自汉语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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