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市场有没有外部？商品会说话吗？《资本主义无意识》第一章 Pt.5

让我们回到索绪尔的例子，它可以说明语言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巧合。索绪尔声称，从价值的角度看，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同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索绪尔选择例子时并不是完全走运。他忽略了这一比较的问题性质，因为他并不指的是任何经济关系，而是最不可能的商品交换，这个交换使得整个政治经济学受到质疑。因此他选择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于马克思来说揭示了劳动力在商品宇宙和经济交换中的症候地位（symptomatic status）。索绪尔重复了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提到的同样的错误：市场上交易的不是一个过程（劳动），而是一个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但先让我们退几步回顾一下。

因为时间性并不能够从价值的领域去除，因此等价交换的体系会有两个方向。等价可以涉及此时此地的事物，也可以是时间上先后接续的事物。如果它涉及事物的现状，它就会把市场描绘成实际存在的商品的静态集合；那么，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市场关系的理论体系。然而，如果等式涉及事物的时间连续，那么它不仅包括交换，还包括生产和生产关系。或者，将其与索绪尔的观点联系起来，时间性将言语重新引入语言。在这里，价值概念所产生的分裂最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索绪尔用两条交叉的轴进行解释：同时性（simultaneity）之轴，这条轴指明了共同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条轴上时间性的维度是被排除的；另一个是接续性（succession）之轴，“在这条轴上一次可以考虑一个事物但是前一条轴上的所有事物和变化都位于这条轴上”。在语言学中，这两者的差异是绝对的和必须的，因为“语言是纯粹价值的系统，这个系统仅仅被词语的瞬时排列（momentary arrangement）决定着”这个差异也因此在一个没有外部决定或者不可能摆脱其自身的领域是十分必要的。语言和市场是两个没有外部（know no Outside）的领域。由于这种绝对性，只有把它们分裂成时间性层面和非时间性（atemporal）层面才可以进行讨论。只有将语言和市场从其时间性的维度中脱离出来，价值才可以成为科学的对象，因为这种时间性揭示了它们的结构比看起来更加矛盾。因为它们没有外部性，它们不是完整的（whole）。因为它们不是完整的，它们被内部禁止（barred）。因此，因为它们是被禁止的，它们不知道积极性的存在。大他者（语言、市场）并不存在。对于语言学，通过将语言和时间性分离构造自己的对象——语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分离排除了语言的问题性存在，而这种问题性存在直接来自于能指的否定性。类似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去构造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领域，而市场是以其积极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即一种完全作为构成性的、遵循稳定规律的自动平衡的（homoeostatic）秩序，其运作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可以转化为数学语言。亚当斯密的“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将这两种特征综合起来，而这一最为原初的隐喻在当代经济学的争论中仍然存在，则证明了大他者的假设仍是有活力和效力的。对于经济大他者，我们通过改革或者紧缩的措施向其发送积极信号，以缓解其不稳定和反复无常的特性。对于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大他者存在（the Other does exist），至少作为一种逻辑上可以预测、自我调整的价值体系之观念而存在。

商品交换和语言、价值和能指在结构以及逻辑上的重叠，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在《资本论》第一章的结尾，马克思通过商品语言说明了交换价值的自主性之认知影响。他通过著名的商品拟人化（prosopopoeia）来证明这一语言是有效的：

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

从商品的双重特性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位于交换价值中，而使用价值在语言之外。相比之下，商品语言思想的核心在于，它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于语言之中，从而决定了人类语言和商品语言、交流和自主差异这两个语言层面之间的关系，或者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就是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关系。除了结构化地联系交换和语言，马克思还指出了商品分裂的特定结构效果，这种效果是紧随着交换价值对于使用价值的优先性而产生的：价值似乎具有内在特征。在商品说出它们自己的话之后，马克思将话留给了政治经济学家，在这里，原来并不是政治经济学在说话，而是商品在通过政治经济学家的嘴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继续言说（parole）：

现在，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

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口技（ventriloquism）。马克思揭示出商品语言和人类语言之间有着直接的连续性、等价性和不可分割性。他引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的话，他的话表明，商品语言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隐喻；商品的拟人化并不具有修辞虚构的地位，而仅仅是活动中的语言。它言说（Ça aparle）：它，即商品。商品语言原来是一种赘述，因为经济学家仅仅只是在重复交换的自主性所产生的表象。因此，价值是商品固有的这一表象是交换价值自主性的逻辑结果，表明了商品语言（商品通过价值相互交流的方式）和人类语言（人类交流背后的符号相互关联的方式）在结构上的重叠。当马克思谈及商品拜物教时，他并没有想象一些“普遍的变态”而是价值表象和逻辑自主性之间的最小转变。

人类语言和商品语言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预料到了一个重要的拉康公理：“并没有什么元语言”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划定差异系统的自主性，这意味着能指之间的关系优先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从而优先于语言的交际性和指称性维度。语言不是单一性而是等价性，不是一种关系而是无关系的典范。并且由于没有元语言，那么也就没有语言。语言系统和经济系统构成一个开放的集合。因此，元语言的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和大他者的不存在是一回事。

从人类语言和商品语言的等价性以及不可分割性，以及从经济价值和语言价值的结构性重叠（即能指作为和另一能指的差异或者关系）中，马克思推断出了主体性的构成，这种主体性被编码为“商品拜物教”，同时这个主体性也以结构所决定的误解为标志。因此，马克思强调了言说者和主体、使用价值所暗示的主体（心理学的以及经验的认知主体）和交换价值的主体之间的差异，交换价值主体的位置在于差异系统的自主性，因此它是去中心化的和转喻的。马克思针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也因此包含着两个要素，作为原因的能指（the signifier-as-cause）以及异化的主体，这是价值自主性的物质后果。重申一下，商品语言的概念意味着商品交换的结构就像语言一样。马克思对拜物教之批判的公开的语言学意义对于拉康而言是明显的，他在早期的教学中就已经发现了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亲和力，预料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打开《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会意识到，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就在于他在能指本身的层面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尽管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

马克思从交换的自主性出发，推断出了这一自动性不可避免会生成出的特定的主体性形式。这个推断证明了主体对于能指的依赖性：差异系统、商品交换、商品之间的交流方式，独立于消费者塑造了主体。商品拜物教体现了主体化的这一隐藏层面，即对于价值来源的政治经济神秘化，它努力将结构因果的两个对立面分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异化的）主体性的生产。根据拜物教的立场，商品被赋予了内在的价值，尽管这种误解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差异系统的自主性也必然会产生出这样一种表象，即价值是事物的一种积极品质，它没有主体，或者说它是自己的主体。商品拜物教也因此转变成了资本拜物教，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融抽象物似乎独立于任何否定性的价值主体而相互生发（engender）。资本成了对没有否定性的生命的特殊描述。赛缪尔.贝利的案例只是每个人如何自发地与商品发生关系的一个例证。每个消费者心中都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一个被假定为认知主体的人，一个被预设为拥有百科全书式商品知识的人——即经济人，这个价值经济学的理想主体。归根结底，这种理想主体性的假设使政治经济学对结构性产生的拜物教视而不见——而批判的任务，正如马克思反复证明的那样，恰恰是把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之幻想的生产结合起来思考。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仍然在探寻价值的起源，而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只能提出一些科学神话。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放弃了这种追求，转而关注剥削与拜物教的相互依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