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園群書題記序 【近代】余嘉錫.撰

江安傅先生掛冠以後定居北平，閉戶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顏之曰「藏園」，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書，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飢渴之於飲食，蓋其好學天性然也。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皆已定，可繕寫。每讀一書，輒為題跋一首，敘板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譌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至於撰人仕履，著書旨意，必詳人所不能詳，其常見者則略焉。凡所為又數百首，目之曰《藏園群書題記》，既鏤板行世矣。歲丁丑戊寅間，龍蛇起陸，蜚鴻滿野，獨北平恬然如在異國，先生顧不樂，日惟隱几讀書；因檢點近歲所為題跋，得百有六首，匯為「續集」，當付諸手民，以書命嘉錫曰：「子為我序之。」嘉錫固辭不獲，遂為之序曰：

書本之異同，難言之矣。古人之書，皆出手寫，凡文字點畫相似，聲音相近，則易譌誤；竹簡縑素，斷爛殘闕，則多奪落。荀悅所謂「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是以劉向校書，必合中外之本以相比較，定著為若干篇；而康成注《禮》，則有故書今書之殊；注《論語》則有從魯從古之異。然則向所校定，與太史公所見，固已不同；康成之《論語》，亦復非張侯《論》之舊矣。兩漢經學文字不同，則家法不同，學者誦習其本，亦姑謂某家之學若是云耳。必謂所傳即洙泗之原本，未之敢信也。一家之學傳之者眾，又復紛然殊異，後生末學持論巧慧者，加以穿鑿；專己守殘者，曲相傅會。趙賓受《孟氏易》，說箕子明夷，以為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而劉向所見今文《易》，「箕子」竟作「荄茲」。徐遵明讀康成《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穿鑿附會，亦已甚矣。《北史‧儒林傳序》言江南河洛《詩》將主於毛公，而《顏氏家訓‧書證篇》所引《詩》乃是江南本。河北本之不同，一家之書尚如此，推之各家，抑又可知。同出一源，理無俱是，但先師已亡，聖人不作，孰能定其是與非耶？故蔡邕書五經立石，韓言齊言盍毛包周，第各隨其家法是正而已，不敢整齊各家，有所刊定也。

且古人讀書，惟經學必守家法，從其師授之本；至於他書，期於適用而已。時異用殊，則以己意增省其文，竄易其語。《蒼頡篇》，李斯所造，前漢閭里書師以教學童，嫌其不言漢事，則益以「漢兼天下」；神農《本草》，先秦古書，後漢名醫用之，嫌其所言川澤山谷不明，則易以當時郡國。彼亦自適其用耳，豈為後世校讐考證家計耶？大抵凡書為習俗所用，傳之愈廣，則其增竄也益甚。是以陸慈《切韻》，增加字者至數十本，而李翰《蒙求》，傳寫者亦互有不同。於此而欲考其某句為原本，某字為後增，固已難矣。又況儒生稽古，喜加箋識，學子佔畢，輒肆塗鴉，一經傳錄，便滋淆互。且古書流傳既久，繕寫者不盡通人，魯魚帝虎無論矣，而別風淮雨，遂成典故。其甚者，文義奧衍，己所不解，則妄加竄定；章句繁冗，憚於腕脫，則肆為刪減。如昌黎生之改金根車羣，牧司吏人之鈔《唐百家詩選》是矣。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本固多能存古書之真，然其譌謬處，乃至不可勝乙。宋人刻書，悉據寫本，所據不同，則其本互異，校者不同，則所刻又異。加以手民之誤，傳寫之譌，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較寫本，未可盡以時代論也。

若夫宋刻既亡，後人展轉傳鈔，卷葉有錯互，而改其行款，則文義凌亂。字跡有模糊，而妄加填注，則疏謬百出。蓋藏書家之書，往往鈔而不校，卷幅多者尤甚。故《書鈔》、《御覽》之類，舊鈔無善本，至如晏公《類要》，遂不可復讀矣。明代士風習為妄誕，傳刻古籍，奮筆塗改。至其末葉，書帕之本鹵莽滅裂，又出坊本之下。故清儒謂明人刻書而書亡，必以宋刻為貴。余以為此特就其大較言之耳，實則宋本亦未必盡善。麻沙書坊所刻《周易》「坤為釜」而作「為金」，致姚祐誤據之以發題，取笑當世，此與明刻《金石錄》以「壯月前」為「牡丹朔」者復何以異？且宋人妄改古書，枚數之亦不能盡。經傳合疏於注，而孔穎達、賈公彥、邢昺之書亡；《史記》合刻三家注，而司馬貞、張守節之書亡；陳鄂改《尚書釋文》，而陸德明之書亡；陳彭年等重修《玉篇》、《廣韻》，而顧野王、陸法言之書亡；林億等校《千金方》，改其方藥分兩，而孫思邈之書亡；晏殊、董弅刪《世說新書》，而劉孝標之書亡。今此數書猶有唐寫本或北宋刻本可證也。然則宋人刻書，書未嘗不亡也。更究其極言之，則六朝以前之典籍，自六藝經傳之外，幾無完書，其源皆出於唐鈔宋刻，是則唐人寫書，書亦未嘗不亡也，安得獨以竄亂古書之罪坐之明人乎？而書本之異同，惡可不講乎？夫五經三史先儒注釋，非無譌誤，但既成一家之學，後人自不得輕改。至於宋以後板刻異同，各本具在，固宜擇善而從。若執一麻沙誤本而曲為之說，是使徐遵明、姚祐復見於今日也。

然而儒生類多寒素，求書不易，焉能備致眾本？惟藏書家多見異書，縱不能無劉向之殺青定著，亦當舉其所見貢諸當世。上之，取舊刻名鈔點勘纂著，作為校記，如盧抱經之《群書拾補》；次之，撮取善本之長以正俗刻之誤，作為解題，如陳仲魚之《經籍跋文》。如此則存古書之面目，示後學以門徑，於南面百城，庶幾無負！而諸家目錄見不及此，但記書名，不辨流別。甚者標千字文為號，臚列每號若干櫥，每櫥若干部，是何異戶口之魚鱗冊，米鹽之流水簿乎？善乎顧千里之言曰：「自宋以降，板刻眾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為何本，漫然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為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邪？」余謂欲著某書之為何本，不當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書之時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則其書必不盡同，故時當記其紀元干支；地當記其州府坊肆；人當記其姓名別號。又不第此也，更當記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闕，文字之同異，而後某書之為與否，庶乎其有可考也。然而自明以前之書目固都不記此，即明、清之際毛斧季、錢遵王之流以收藏賞鑒名家者，所記板本之異，不過「欣然規往」，「山中一半雨」之類，用為標幟而已。其後如黃蕘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為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緍，言之津津，若有餘味，頗類賣絹牙郎，至於此書何為而作，板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讐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故其所謂《蕘圃藏書題識》者，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書，於學子實無所益。豈惟遠遜晁、陳，即持較《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之雜鈔書目者，亦尚不及也。嗚呼！著錄題跋之事，豈易言也哉！

昔者劉向奉詔校書，所作書錄，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書外書合若干本相讐校，本書多脫誤以某為某，然後敘作者之行事及其著書之旨意。向時未有雕板，所謂中書外書，猶宋以後之閣本及民間刻本耳。由是言之，則目錄校讎板本三者一家之學也。《別錄》既亡，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能言作者之旨意，為劉向以後僅有之書。然殊不及板本，於校讐亦略而不詳，則猶未為盡善。其他家書目，蓋無足道者。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不損，手權輕重，目辨真贗，人不能為毫髮欺。蓋其見之者博，故察之也詳。吾嘗聞其談板本異同，如數家珍。有以書來者，然而知為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摸索，能別媸妍者。至於校讐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於舊本不輕改，亦不由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謂「以鄭還鄭，以孔還孔」；其於向歆父子雖未知何如，至於宋之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書題記，於板本校讐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校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賞鑒名者所能企及者哉。

先生嘗恨學者讀書不見善本，故於所藏書，既擇其罕見者若干種付之剞劂外，尤不吝通假。近涵芬樓所影印之叢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猶以不能盡刻其書為憾，則手寫其校記，將次第為書，以示學者，蓋師盧抱經《群書拾補》之意，而進而益善且加詳焉。又以書不能盡校，則撮其要旨，存其大部，著之題記，使學者因以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於讀書知所別擇，蓋先生嘉惠後學之心如此拳拳不已也。題記前後兩集，凡數百篇，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過之矣。

嘉錫竊不自揆，好為流略之學，持以語人，見謂迂闊、遠於事情，先生顧創相許與。今承命為序，因取平日相與討論者，雜以臆見，以復於先生，蓋將因以受教焉。故其言之繁如此；於先生著書之意，未有當也。微先生無以發吾之狂言爾。一九三八年春三月，武陵余嘉錫序於北平興化寺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