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2 彼得堡，1856年8月25日

2 彼得堡，1856年8月25日

先生阁下：
您可以知道大札多么使我欣喜。衷心感谢您。您跟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是挚交，使我有权利也把您当作我的朋友——请允许使用这个称呼。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性格从您转达的他的每句话中都清晰可见。他经常探索他的行为的最隐秘的原因，并且爱把它归结为他的利已主义理论。其实，这是我们这些人的共同习惯。我的亚历山大也喜欢这样分析自己。可惜您没有亲自听到他怎样解释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如何对待我和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照他的说法，他做任何一件事，均出自利己的打算，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为。我也早已养成了这个习惯。可是我和亚历山大的兴趣比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小一些。虽然我们完全一致，但是他的爱好更为炽热一些。如果有人听过我们的谈话，他们甚至会认为我们三人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利已主义者。也许这是真的？也许这样的利已主义者在原先没有过？或许如此吧。

可是除了我们三人的这个共同特点以外，在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话里，还有一个特点乃是属于他个人的，他的一番解释的明显用意——是要安慰我。并不是他的话不非常坦诚——他从来不口是心非——只是他过于强调了事实中能够给我以安慰的那一面。我的朋友，我对此表示感谢，不过我也是个利已主义者，我要说的是，他这么安慰我真是没有必要。我们自己为自己辩护远比别人为我们辨护轻松得多。假如说心里话，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甚至说得过分点，我甚至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他。我尊敬他的高尚品格，啊，多么尊敬它啊！但是，我也知道这高尚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我。我也同样如此。假如说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的话，那么这诚实同样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自己。不是这欺骗对他太不公平，而是由于欺骗与我本身相左。

我说过我不责备自己——正如他也不责备自己一样。还有一点也和他一样，也想替自己辩白一下。还是借用他的话(说得十分正确)来说吧，即是我预感到别人不会像自己那么轻易地宽容我的行为的某些方面。我完全不想辩白他已辩白的那部分，相反，我只想辩白他不需辩白的那部分。谁也不会说我在做那场梦之前有什么过错，这，我心里清楚。但是过后使事情带上那种传奇剧的色彩和引起强烈的悲剧结局的原因，不都在于我吗？我不是应该把我跟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关系的变化——当我在梦中第一次向我和他揭示了彼此的状态后，这种变化已经无可回避——我对此不是应看得透辟些吗？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自杀的第二天晚上，我跟严酷的、其实是非常温柔善良的拉赫美托夫彻夜长谈，他对我说了些关于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十分可怕的话。但是，如果用一种对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友好的口吻来代替拉赫美托夫的严厉、仿佛带有敌意的口吻，把这些话重复一遍，那末，它们或许就可以说是公平的了。我猜得到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心里明白拉赫美托夫都向我说了一些什么，而且这些话都合乎他的利益。不错，当时我必须听一听这些，它们对我是极大的安慰，这次谈话无论是由谁安排的，我都非常感谢您，我的朋友。就连严酷的拉赫美托夫也不得不承认，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对于事情的后半段处理得非常漂亮。拉赫美托夫只责备他在前半段的事，而他却想为这段辩白。我想辩白的是后半段，尽管谁也没有对我说过我在后半段是有过错的，然而我们——我说的我们指我的朋友们、我们整个圈子中的人——中间的每个人都有一位比拉赫美托夫更严厉的批判家，那便是我们自己的理智。

是的，我明白，我的朋友，如果我把事情看得简单些，不给它造成太强烈的悲剧意味的话，那对于所有的人都会更轻松些。照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看法，还应该多说几句，假定如此，他大可不必采用耸人听闻、使他痛苦的解决办法了，他所以走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我的惊恐不安处于非常激烈的程度。我知道一定会这么想的，虽然他没有托您转告我。正因为他对我的好感一如既往，我对此才更为珍视。但是，我的朋友，请听我说下去，这看法不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正确。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所以觉得非常沉重并非是我的过错，并非由于我过度的惊恐不安而致。是的，如果我不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看得过重的话，他蛮可以不必跑到梁赞。但是，他说过他这次出走并不痛苦，因此我那偏激的看法没有酿成大祸。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沉重只在乎非要自杀不可。他提了两点理由来解释这不可避免的决定。我苦于对他怀有无限感恩之情，我苦于无法让亚历山大取得社会环境所要求的那种关系。确实，在他去世前，我还不十分平静，我曾为自己的处境烦恼，不过这时的真情他并未猜中。他认为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对我乃是一个大包袱——其实也不尽然，人总喜欢寻找一些给自己减轻痛苦的想法。当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看出有自杀的必要时，这项理由早已不存在。我对他的感激已经在减退，已变成一种愉快的感情了。但是此项理由仍与我原先对此事的偏激看法有着联系。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是，让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为社会所承认——这个理由却跟我对事情的看法毫不相干，这只不过是社会观念的产物。对此，我当然无能为力。但是，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在这点上大错特错，他以此推论他的存在会成为使我沉重的原因。不，即使他不去死，我也可以容易地办好这件事，假如它是必要的，假如我可以满意的话。只要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社会就不会说妻子的坏话，无论她和别人是否有暧昧关系，社会对此大加赞许。有好多例子，由于丈夫为人敦厚，问题便这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妻子的态度一向听其自然。现在我认为，这是处理我们这类问题的最好也是最简便的办法。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那时过于激动，没有接受。我真不知道如果那时我接受了又该如何。假如我认可这个方法，社会也不会打扰我的安宁，不找我的麻烦，不去探究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如何，那么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所提出的办法也蛮不错，他也不必去寻短见了。那末，我也当然没有理由要求社会确定我和亚历山大的名分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尽管在大多数类似我们的事情上都管用，但是用到我们身上却未必圆满。我们三个人有种少见的偶然性，我们三个当事人势均力敌。如果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觉得亚历山大在才智、修养或者性格方面比自己优越，如果他让出自己的位置乃是一种对优越的精神力量的让步，如果他的退让并非出于自愿，仅仅是弱者在强者面前的败退，如果真是那样，很显然，我毫无痛苦可言。同样，如果我在才智或性格上比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强得多，如果他在我对亚历山大的关系发展之前是一个形容得惟妙惟肖的那种人，——你记得吗，我的朋友，这个笑话真能笑死人。据说有两位先生在歌剧院休息时碰在一起，互相攀谈了一会儿，一见如故，很想结交一下。“我是××中尉。”一位自我介绍说。另一位却这么自我介绍：“我就是蒂特斯科夫人的丈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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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蒂特斯科夫人(1826-1873)，意大利著名女低音歌唱家，1859年曾在彼得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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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是“蒂特斯科夫人的丈夫”，啊，他根本不必去寻短见，他会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假如他是一个贵族气质的人，他更不会为他的顺从而感到屈辱，岂不谁都皆大欢喜。但是他与我和亚历山大决不是这种关系。他丝毫不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弱一点点，差一分毫。我们知道这一点，他也明白。他的让步可绝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啊，那可绝对不是！那纯粹出于他自己的心愿。我的朋友，是不是呢？您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我看到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呢？问题的本质核心即在于此，我的朋友。我看到自己处在依赖于他善良的心愿而生活的地位，为此我觉得很沉重，这也是他为什么下定了那个高尚的决心——自杀。不错，我的朋友，逼着他走上这条路的是我的感情，是的，它比隐含在您的来信中他所作的解释要更具深层次的内含。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已不再成为我的负担。迎合社会的要求也比较容易，只要采取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所提出的办法即可。而且这种社会的要求与我无涉，因为我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这里根本没有那一套。但是，我仍然是依赖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而生活，我的处境的支柱只是他的愿望，谈不到独立性，这乃是我活得沉重的原因。现在请您说说看，有了这一原因，不管用什么办法是否还能预防我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呢。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我的看法，而在于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无论如何都必须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意愿左右一切！是的，我的朋友，您一定理解并且赞成我这种感情，我不愿依赖任何人的意愿生活。即使是最忠实于我的人，即使是我们最敬重的人。我信赖他不亚于对自己，我完全知道他会永远高兴做我们需要的一切事情，他珍视我的幸福不次于对自己的幸福的珍重。是的，我的朋友，我不想这样过生活，我知道您会赞成这一点。

不过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为什么要剖析我这些最隐秘、谁也不会发现的感情动机呢？对于我来说，正如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所言，这种自我暴露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够说：我没有过错，这一切结果都取决于超出我的能力所限的事实。我记下这些是因为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爱听这样的意见，这也是讨您欢心呢，我的朋友！

对此已经谈得太多了。您对我如此同情，甚至要花几个小时给我写了那封长信(而它对于我是多么珍贵)，从这信里我看得出，正如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或者您信中的措辞一样，是的，从这一点，只是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出，您很想知道，在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同我分手去了莫斯科，然后返回来自杀以后我这里的诸种情况。他从梁赞回来之后看到我十分为难。这种情绪，只有当他回来时才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待在梁赞期间，我说老实话，我倒并不常常想起他。不，并不像您推测的那样常常想起他，您是根据他回来后所看到的一切作的结论。但是，当他要上莫斯科时，我看出他正在筹划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显然要摆脱开彼得堡的各种事务，他有一周左右时间在忙这些，似乎一旦事情就绪，他就要离开，之后——我怎么能不发觉呢？我在最后那几天，在他那张善于守住秘密的脸上也发现有时浮现愁容。我预感到马上要发生一件深思熟虑、严峻的事情。他上火车后，我的内心无限忧伤。第二天我仍然郁悒不乐，第三天早晨起床时我更加忧愁，这时，突然间玛莎递给我一封信，您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时刻，多么痛苦的日夜。因此，我的朋友，此时此刻我比以前更加了解我对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感情的力量。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它会如此强烈。是的，我的朋友，现在我才明白它的力量，您也会知道，因为您当然知道那时我曾经决定和亚历山大分开，我感到的是这一生已经永远毁掉，再也不会有快乐了。您也知道，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的字条时，我如何像孩子似的欢心鼓舞，那张字条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您看我用词多么谨慎，您应该对我满意，我的朋友)。您知道这一切，因为拉赫美托夫把我送上火车后又去给您送过行。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和他说得对，我还是应该离开彼得堡，才能在人家心里造成这个印象。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不惜让我在痛苦中推过一整天，其目的亦在于此——我是多么感激他这种残酷啊！他和拉赫美托夫都劝亚历山大不要来看我，不要给我送行，这也非常正确。我已无需去莫斯科，只要离开彼得堡就可以了，因此，我只去了诺沃格罗德。过了几天，亚历山大也赶到那儿，带去了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去世的证件，我们在他去世后一周结的婚，之后又在铁路线上的楚陀夫住了一个来月，好让亚历山大到他的医院去，他每周去三四次。昨天我们才回到彼得堡，我这样久未给您复信，是因为您的信放在玛莎的抽屉里，她给忘掉了。您久久未得到回音，大概要思虑万千了。

拥抱您，亲爱的朋友，您的
薇拉·吉尔沙诺娃

紧握你的手，我亲爱的。不过至少对我，请你不要说什么赞誉之词，否则我也会滔滔不绝地向你说不少对你的溢美之词了，而这恰恰是你所最不屑的事情。你只给我写了寥寥数语，我给你也只写了这几行文字，说明我们都是挺蠢的人，表明你和我对此似乎都有难言之隐。这在我似乎还可以原谅，您又何必呢？下一次我希望和你畅述，写给你一大堆这里的新闻。你的亚历山大·吉尔沙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