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公转（一）

        如果我们思考历史，我们到底在思考什么？这是一个矛盾至极的问题，历史的存在难道不正是思考的产物吗，不正是人类的符号性的记叙吗？对这样的问题就如同对思考的思考一样，既缺乏直观，又缺乏可传播性，但是我依旧想要强调这一点，就如同我不得不写下这篇文章一样，也许这个过程正是答案。（由于我的文笔更倾向于散文，所以难以接受的人可以提前叉掉了）

        当我们提及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比起动辄上亿年限的虚空，人类的文明的历史满打满算假如有两万年，也仅是某种昙花一现式的存在，然而只能在须臾之间存活的人类抬起了他的头颅，看向虚无的星空以祈求神明，祈求虚无给予人类奖赏，也许正是这样的祈求与渴望，观念的运动逐步展开。行星的公转，这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长久的关怀，因为农业时代，行星的公转决定许多文明一年的光阴，行星的公转甚至会成为历史的关键性构成要素。当然我这里提及的公转只不过是某个引入，并不是真的这个文章就要探讨天文问题，因为公转的英文意义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面。

        千禧年的人类似乎很庆幸，我们似乎脱离的人类文明的公转，这种脱离空转的狂喜似乎让我们感觉活了起来，更高效的传媒手段，更高级的科技产品，更灿烂的文化现象，千禧年之后的我们似乎正是璀璨的星空本身，闪闪发光的新星照耀着这个冷战后不过四十年的星系，我们终于来到了历史的终结，在这里舞蹈，在这里歌唱，这里，似乎就成为了作为终点的历史，独立性的人格，被广泛承认的普遍道德，一切似乎充满了光明。

        而光明成为光明，正是要与黑暗对立，否则光明也只是什么都看不到白，这个最简单的自然现象却惯常被某种科学实在论下的相对主义所掩盖其本质，光的在场必须以暗为载体。所以这些暗就构成了困扰，某种疑惑，毕竟看不见之物有何意义。

        这些暗构成了某种背景，构成了某种“历史”。如同一百年前之于现今一样，当光亮照射到历史之上时候，照亮的也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明星”，因为光亮也是短暂的，光亮甚至照不亮他自身，光亮不能照亮其作为基础的经济，照不亮深藏于其生命中的欲望本质，照不亮其自身内在不可调整的矛盾。

        因此公转就出现了，公转会一整个的改变环境的温度，会一整个的影响光与暗的比例，一整个十九二十世纪似乎是这种公转的矛盾之所在，枪炮，殖民地，军队，帝国，这些如同某种极端刺眼的光芒射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们的存在以愈来愈多的文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浪漫的时代，悲痛的时代，怀念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千禧年的我们以越来越多的光来照射过去，似乎只要我们照射的越多，就可以删除某种阴影，但是正如前面所言，来自于过去的阴影本身的不可见性根本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种不可见的阴影从未消失。

        各式各样高歌此起彼伏，歌唱着伟大的战争，记录着绝对的英雄，但是依旧有东西被掩盖着。Where is The People?

        我们可知的是生命在私人产权关系和社会分工链条所统摄的，在产权关系和分工链条之上的某个不幸与某种幸运就如同光与暗的交替一般。我们喜欢高歌那些永恒的英雄传说，颂扬那些浪漫的史诗，没有什么比起胜利的女神更能照耀人类。但是我们知道生命是短暂的，是易逝的，是有限的，那些有限的生命在哪里？

        起先是不分昼夜开工的工厂里，然后是在巴黎染血的石子路旁，之后是在世界大战的战壕里，痛苦的普通人在最虚弱的帝国的贪婪的扩张战争中获得了他们的名字：布尔什维克，同时也获得了他们历史，communist。

        我们往往看到了一束光，列宁天才的结合了十九世纪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某种长期的军事建制，面对的这束光芒，千禧年的时代开启了五颜六色般的渲染，浪漫的，恐怖的，先锋的，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意图此消彼长。但是光的意义必须依存于暗，这里面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让我形容十月革命，那就是人类最灾难的荣光，在一个持续衰弱的俄国王朝内，内在的大量的不一致性最终如同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俄皇对巴尔干半岛的渴望是这个帝国的最虚弱之初的投射，只有消耗掉大量的被认作为负面资产的生命才能维系他的历史存在，最终以地下室的枪声宣判了沙俄的历史。在这场冒险中存在着的永远不是光，而是背景的暗，并且这些暗将永恒的引起人类族群不可预测的变化，历史的命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