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庇隆

（一）胡安·庇隆（1895年10月8日—1974年7月1日）是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1895年10月8日胡安·庇隆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庄园主家庭，其父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农牧场主，母亲是带有印第安血统的西班牙人后裔，因此庇隆是黑头发。1911年庇隆受军人叔父的影响考入阿根廷陆军学校，青年时代的庇隆天赋聪慧、学习勤奋，不仅攻读军事学，而且通晓意、法、英等几种外文。他精力充沛，爱好体育锻炼。1915年陆军学校毕业后主要从事军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28年他出版著作《1914年世界大战的东方战线战略研究》，1930年他晋升为上尉。胡安·庇隆在1930年政变中率领士官生支持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初次参与政治斗争。1931年他晋升为少校，1932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的亲信和同盟者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被扶上总统职位，继续实行反动统治。胡斯托一方面从美国取得贷款，颁布让美孚公司开采阿根廷北部石油的法令，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警察统治，颁布戒严令，迫害共产党和激进党人，与巴西、乌拉圭缔结“反共公约”。庇隆在1930到1935年继续任高等军事学校军事史教官，发表《军事史札记》等著作。1936年晋升为中校，是年他41岁，被任命为阿根廷驻智利大使馆武官。1939年他又完成《1870年军事行动》一书，同年庇隆被派任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1941年1月庇隆从意大利回国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年底晋升为陆军上校，次年被任命为门多萨省安第斯山守备司令。他抓紧在陆军中扩充自己的势力，参与组织“统一军官团”，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团体。据统计在当时3600多名阿根廷军官中有2700多名军官是支持“统一军官团”的，而庇隆则成为青年军官的领导人。1943年“统一军官团”发动武装政变，推翻拉蒙·卡斯蒂略政权。庇隆是这次政变的组织者之一，他起草政变的主要文件。政变成功后庇隆担任佩德罗·帕布洛·拉米雷斯·马楚卡政府的副国防部长，他利用这个职位使自己在“统一军官团”内的亲信逐渐接管陆军部。在1944年至1945年间他又建立一支庞大的国民警察，这就为他日后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拉米雷斯上台后于1944年2月23日宣布“统一军官团”为非法组织，并下令解除胡安·庇隆在政府内的职务 。拉米雷斯对美国的屈服引起民族主义军官的不满，1944年2月24日庇隆利用人民群众对拉米雷斯政府的不满情绪，领导“陆军军官派”部队向总统府玫瑰宫挺进，迫使拉米雷斯总统辞职，由副总统、国防部长法雷尔接任总统。2月28日庇隆被任命为陆军部长，7月又被提名为副总统，成为控制陆军的实权人物。

（二）同年的6月11日庇隆在公开场合中发表演说称要将国家武装起来，他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要把国家武装起来。而发展军事力量需要提供充足的工业资源，这就需要发展工业化。然而美国认为庇隆的思想是纳粹主义思想，可是庇隆的思想在阿根廷国内则受到人们的广泛的拥护，他主张国家独立、发展工业的宣传深得民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庇隆在7月成为阿根廷的副总统，并身兼劳工部长和陆军部长等要职。然而并不是阿根廷国内的所有民众都拥护庇隆的理念，反庇隆派则在1944年10月9日成功地逼迫庇隆辞去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之后反庇隆派又在马丁加西亚岛将庇隆囚禁。庇隆失势后他所领导的劳工会的代表和工人们迅速组织起来，秘密策划准备依靠罢工来支持庇隆。1944年10月16日阿根廷劳动者总工会投票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罢工，10月17日工人领袖雷伊斯和庇隆未来的妻子埃娃·庇隆（庇隆的第二任妻子）领导庇隆的追随者蜂拥而至市中心举行示威。这一次没有军队的阻拦，追随庇隆的民众在玫瑰宫前的广场上聚集，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庇隆。工人和陆军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释放庇隆。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庇隆以56%的得票当选总统，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1946年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他创立正义主义，有人也将其称作是庇隆主义。庇隆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可以用“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来概括，这是庇隆主义的精髓。庇隆政府根据庇隆主义的原则采取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还制定两个五年计划为发展工业和农业。他为了统治能够延续而修改宪法，允许总统连任，还牢牢地掌控军队和工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庇隆政府一切以阿根廷本国利益为出发点，采取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他国的外交政策，然而庇隆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依赖于本国农牧业产品的出口。政府对谷物市场的控制、对外贸的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投入于工业和公共服务业，这是庇隆政府政治支持的基础所在。然而由于庇隆在执政时期的重工抑农政策导致农牧业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庇隆政府过多地专注于工业化计划，无力着手解决如改革土地制度等相关的农村问题，阿根廷的农村生活依旧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土地的所有权依然被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和土地公司所占有。

（三）农牧业产量下降、农业人口流失、城市人口猛增，以及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导致阿根廷国内食品、石油、天然气、电力等物资和能源紧缺，政府努力提高国内物资和能源的产量，但是现存的储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导致阿根廷国内出现一系列的经济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上升，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上涨，国内爆发通货膨胀。1951年庇隆顺利获得连任，到1952年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0%，生活费用增加73%，工资只增加35%。工人们对庇隆政府支持率下降，与此同时庇隆第二任夫人埃娃的去世也对庇隆政府的民众支持度也起到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对庇隆的下台埋下伏笔。胡安·庇隆政府的经济独立和国有化的措施是靠战后阿根廷特定的条件才得以实行的，当时受到战火洗劫和饥馑的欧洲迫切需要粮食和肉类，以出口粮食和牛肉为主的阿根廷趁机发了横财，这为庇隆政府实行上述措施提供经济实力，从而使庇隆主义达到“全盛”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并不很长，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世界缺粮情况的缓和，国际粮价下跌。同时因为庇隆政府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因此农业生产情况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加上连续两年的旱灾致使国内的牛肉供应也很紧张，甚至打算进口小麦。这时由于将战时的外汇储备用于第一个五年计划，黄金储备也已濒于枯竭，因此后来庇隆政府转而采取吸收外资的政策。1953年3月胡安·庇隆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签订合同，让该公司开采阿根廷南部油田。同年八月又颁布外国投资法，让外国公司首先是美国公司获得一系列的租让权。这一切引起国内人民的不满，庇隆政府逐渐陷人危机。由于生活费用扶摇直上，1954年工人不顾庇隆政府冻结工资的法令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庇隆拒绝工人的要求更激起群众的不。军官团和天主教会为了夺回权力开始起来反抗庇隆的统治，1955年9月16日以科尔多瓦和巴伊亚·布兰科为基地的部队开始推翻庇隆政府的军事行动，9月19日庇隆离开总统府，流亡乌拉圭。20世纪70年代初阿根廷政治动乱、经济困难，不少人又怀念胡安·庇隆的“社会正义”，希望他能重新执政。1973年3月庇隆在阿根廷的忠实追随者坎波拉就职阿根廷总统职位后为庇隆再次上台铺平道路，不久坎波拉宣布辞职，阿根廷再次举行大选，庇隆终于又一次登上总统的职位。庇隆回国后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十分棘手，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矛盾重重，到庇隆再次出任总统之时已经发展成公开的对抗的形势。左翼和右翼的暴力活动都在不断的增加，庇隆回国时首都五十万群众前往机场迎接，但是在支持庇隆的不同派别之间当场发生冲突，混乱中造成数十人死亡。

（四）再次上台后庇隆吸取第一次执政的经验教训，在对外资贸易方面实行缓和的政策，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也较第一次执政也有所调整。庇隆对各个政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不再偏袒劳工大众，而把各种政党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并颁布三年计划恢复经济。同时注意发展拉美各国团结友好关系，力图争取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庇隆的经济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上台后三年计划确实收到一些成效，资本开始回流，阿根廷的经济开始恢复，通货膨胀也减轻许多。1971年阿根廷负债率为317.47%，在庇隆再次执政期间下降为156.09%。胡安·庇隆再度执政后过度的劳累使得庇隆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终于在1974年7月1日庇隆因心脏衰竭而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此时他的第一个三年计划才刚刚开始。胡安·庇隆很强调要建树一套理论，他说：“一个没有理论学说的政府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庇隆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正义主义”。庇隆主义可以被看作拉美民粹主义盛行的起源，它成为工人运动和福利赶超的代名词，对拉美地区有着深远影响。庇隆上台后的劳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30年代他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学习经历有关，当时他深受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工人运动思想的影响。庇隆说：“庇隆主义学说就是第三立场学说，正义主义是永远坚持第三立场观念的。”因此可以说“第三立场学说”是庇隆主义的理论核心。庇隆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四种基本力量，即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组成的统一体，有四者之间互相制约、相互并存，各自发挥必需的良好作用才能保证社会得到和谐的发展。若其中任何一种力量破坏这种平衡，都将导致独裁和社会非正义等多种社会弊端的产生。正义主义学说的最基本原则是与各种对抗的力录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庇隆声称庇降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通过抑制两个极端达到两者之间的正确的平衡点”的学说，这就是庇隆主义的“第三立场”。胡安·庇隆于1947年12月1日到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正义党建党代表大会，将1945年庇隆竞选总统时组建的劳工党、激进公民联盟革新委员会和独立党合并为统一革命党，1949年改名庇隆主义党，1964年又改名正义党。庇隆主义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完全相同，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其中包括国家机构和经济等部门的几乎全部官员、大资本家、商人、宗教界代表人物以及参加庇隆工会的工人。该党的党纲和党章根据上述庇隆主义原则制定，虽然名义上党的主席是由庇隆的积极拥护者、参议员、海军上将特赛雷担任，但实际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庇隆之手。

（五）1949年3月11日庇隆主义党人占多数的制宪会议通过阿根廷宪法，1949年阿根廷宪法修改1853年宪法第30条中关于“修改宪法必须经议会2/3以上的议员同意”的规定以及第78条关于禁止总统连选连任的规定增加可以连选连任的条文，这些修改为庇隆连任阿根廷总统和庇隆主义党人控制议会立法权铺平道路。新宪法第34条授权总统必要时可在国内宣布戒严，从而为庇隆总统镇压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禁止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制定法律根据。宪法第6条授予联邦政府以干预各省事务的权限，从而极大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不承认那些以“蓄意损害宪法所鼓励的民主制度”为原则的政党和社会团体，这为庇隆政府取消政治反对派制定“合法手段”。从宪法的这些规定看出庇隆政府是一个集权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独裁政府。但是新宪法对公民在劳动、家庭、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原则却不无民主进步的成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劳动权，根据1947年9月8日法律授予妇女选举权时劳动者享有“自由组织工会和参加其他维护工会利益的各种合法活动”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权利等等。庇隆政府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使工会变成庇隆政府和制度的支柱，到1946年庇隆竞选总统时庇隆主义党人领导的阿根廷劳工联合会已吸收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员已达50万名。至50年代成员发展到600万，成为阿根廷力量最强大的工会。政府特别重视军队，把军队看作是庇隆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高级军官在国家机构中任要职，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飞机和拖拉机厂等均由军事机关管理。军事费用占国家预算的25%，政府设置4个军事方面的部：陆军部、空军部、海军部和国防部。此外国家机构（其中包括政府各部、宪警队伍和特务组织）都比以前大为膨胀。阿根廷工会运动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进入高潮，工会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走上社会政治舞台。到庇隆时代工会开始参与国家权力机构，并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支柱。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会运动是庇隆劳工政策的核心，为此他采取一系列主要措施。重新整顿工会组织，在现有工会中寻求支持力量。对于服从领导的工会时庇隆允许其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领导机构，并且在劳资谈判和参加政治活动方面给予优惠。对于不服从领导的工会时庇隆则采取两种改造手段：一是鼓动与原工会领导集团有分歧的人物另组工会，争夺群众，最后取而代之；二是采取压制政策，改组这些工会的领导集团或改组整个组织。

（六）与此同时庇隆还努力把未加入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吸收到新建的工会中去，例如电力和能源工会、图库曼糖业工会和门多萨葡萄酒业工会等都是庇隆一手促成的。改组阿根廷总工会（CGT），庇隆认为要对全国的工会运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依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包括主要产业部门的全国性工会组织——阿根廷总工会。然而由于总工会的原领导人坚持工会应拥有一定的主权，不愿完全听命于庇隆，经多次拉拢未果之后庇隆便以各种借口撤换阿根廷总工会的总书记，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加强政府对工会的控制，庇隆主要是通过劳工秘书处（后为劳工部）来控制工会运动。1945年10月庇隆及其政府制定的《职业联合会法》规定只有经劳工秘书处认可的工会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而劳工秘书处只能给予每个产业部门一个工会合法地位。任命工会领袖担任政府要职，例如庇隆领导的第二届政府（1946—1952年）中的外交部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都是由劳工领袖担任的。建立正义党，通过政党组织和领导工会。正义党是于1949年由3个政党改组而成的，阿根廷总工会成为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分部。胡安·庇隆说：“如果我们不能支配我国的财富，宣布和实行我国的经济独立就是毫无意义的，实行经济独立意味着打碎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因此庇隆在1946至1948年间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庇隆政府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利用战时积累起来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购买一批外资企业。如以1.5亿英镑的代价购买英资在阿根廷的2.4万公里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0.11亿英镑购买法资在阿根廷的铁路公司；以3.19亿比索购买美资在阿根廷的电话公司。此外还购买煤气、保险事业，统归国家控制。庇隆还清理国家外债，建立国家石油垄断公司，掌握阿根廷石油开采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成立国家外贸垄断机构——阿根廷贸易促进会，以获取巨额外汇来进口工业化的装备。由于庇隆实行“国有化”措施，阿根廷外国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由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其中英国投资从20亿美元降到2.43亿美元，美国投资由4.8亿美元降到3.2亿美元。庇隆还宣布要发展民族工业，推行“工业化”计划。1946年底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又搞“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投资总数为66亿多比索，从国外进口近两万套工业设备以发展本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也有一些重工业（如钢铁、化工、水泥、燃料等）。

（七）修建长达1000公里的煤气管道，开辟新的民用航线，发展远洋商船队。由于执行“国有化”和“工业化”计划，本国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51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43年增长50%，1953年纺织工业的产量与1940年相比时增加3倍，石油开采量从1938年的250万吨增加到1956年的400万吨。但值得指出的是庇隆的“国有化”是不彻底的、妥协性的，据估计阿根廷收购英资铁路公司所花的代价比它的实际价格还高出5000万英镑。在收购美资电话公司的合同中竟规定10年内阿根廷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必须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买，而外资控制的电气和冷藏业就根本没有触动。建立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制度是胡安·庇隆劳工政策的基础，颁布一系列新的劳工法，用法律形式将工人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固定下来，这些立法涉及政治权利和经济福利两个方面。关于工人政治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49年3月制定的新宪法中，与以前的宪法相比时这部宪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增加《工人的权利》一节，其中列举工人应享有的十大权利：劳动权、公正赔偿权、培训权、良好劳动条件权、保护健康权、生存权、社会保障权、保护家庭权、经济改善权和职业利益保障权。其他劳工立法还涉及养老金、农村雇工、未成年学徒工、家庭佣人、工人假期工资、新年额外津贴和不准随意辞退工人等方面，并对工人应享有的社会福利作了具体规定，此外政府还建立专门负责处理劳资矛盾和纠纷的劳工法庭。社会福利政策主要面向工人，特别强调照顾工会会员的利益。工人除享受普遍的福利外还可得到由政府强制雇主捐献的社会保障基金及其他额外福利，如事故和医疗保险的数额约为工资额的40%—50%。1948年与1943年相比时工人实际工资以及养老金和假日工资分别提高50%，1943至1952年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险的工人人数从50万增加到500万。工会会员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因为有些福利基金只有会员有权分享。1943年“庇隆革命”之后在11月劳工福利部的成立使社会保障职能得到加强，1944年劳工福利部成立“国家社会福利委员会”，负责研究建立统一社保体系的方案。在此阶段劳工福利部有着明确的目标对各行业养老基金进行统一，进行大幅度改革。1945年国家社会保障局成立后两任局长先后提出建立统一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建议报告，但都遭到工会和雇主代表的普遍反对。1946年10月庇隆向国会提交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FFYP），该计划的制定者是庇隆的助手和技术顾问何塞·菲格罗拉。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例如要求所有人都加入社会保险；缴费率要适中；各省和地区也要对社保改革做出贡献等等。这些建议得到政府技术官僚和改革派的认同，但此时的政治氛围已进一步发生变化。

（八）工会主义者支持庇隆当选总统，他们的进一步支持是必要的，庇隆需要权力扩展的部分代价就是继续维持和扩张目前工人已获得的社会权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的几个小时庇隆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保障工人利益的社保基金没有危险，新计划将扩展，而不是替代已有的社会福利。新计划是实验性的，为此参保成员不必担心。”此后劳工福利部下的社保监督委员会公布自己的改革计划，它继续强调各基金的自主性，建议成立12个社保基金，包括公务员、铁路、公共服务、银行、商人、演员、记者、商业、产业、自雇者、家庭雇员和农村等部门。每个部门都管理自己的基金，但缴费率需要统一。1952年庇隆政府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乏善可陈，基本上是维持现有的养老基金体制。政策制定者认为政府在发展福利的管理作用是协调性的，而不是中心性的，应将权力归于各个基金。此时工会管理的养老基金组织大都有自己的财权和行政管理权，建立各自的社保制度管理规范和待遇标准，并负责基金投资、确认个人房屋贷款等事项。每个基金的管理层由工会代表组成，相比庇隆之前的管理体制时工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劳工福利部部长后加强健康保障计划的统一管理，1943年国家卫生和社会救助办公室成立后开始将部分民间慈善互助会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1944年国家社会保障局开始负责协调工会管理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推进国家健康保障计划。规定政府每年出台预算，向退休计划参保者提供一系列健康服务，除了工伤和残障保险服务外还为参保人提供体检服务。对生病的工人或出现疾病兆头的工人要强制进行治疗，同时劳工福利部还鼓励工会建立医疗机构为参保者提供医疗服务。1946年拉蒙·卡里罗开始担任卫生部部长，他是庇隆全民健康保障计划的主要执行者，直到1954年辞职，其八年主政反映当时健康保障计划的发展设想，在庇隆政府的各位部长之中可以说他所实施的国家卫生计划最接近于庇隆主义所宣扬的“社会公正”。1946年卫生部制定国家健康保障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一部分被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附带提出大规模的国家卫生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自1951年开始卫生部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面临挫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短缺。伴随经济下滑时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开始捉襟见肘，许多地方卫生管理分支机构面临资金瓶颈。从庇隆时代起控制医疗保险基金即成为各工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对以后医疗保险体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43年胡安·庇隆上任劳工福利部部长后住房政策开始得到重视，政府很快出台规定，禁止房屋超员居住并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冻结房租、禁止房主赶走租客等等。

（九）1944年4月政府拨款600万比索在首都建设第一个工人公寓，随后劳工福利部发布公共住房计划：一是政府投入廉价房建设；二是出台政府准则，引导国家和私人信贷机构执行住房政策。庇隆声称劳工福利部当时的建房计划仅是解决住房危机的一个试点阶段，而长期内政府还要投入更多，但事实上在此阶段除了工人公寓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进展都比较缓慢。1945年之后公共建房热情进一步升温，1945年初庇隆宣布住房试点阶段结束。为进一步促进公私合作并加大建房规模，庇隆成立一个住房建设自治机构——国家住房管理局。该机构的职责包括直接建房，向地方、国有企业和社团等拨款，进行合同安排和技术援助，在不同地区进行资源调配、城镇规划等等。由于诸多政府机构参与住房建设，ANV很难进行协调，最大困难源于经费限制，在庇隆政府欢呼成绩的同时住房短缺问题依然严重。胡安·庇隆在二战期间采取的“中立”的亲德的政策，并容纳德国的纳粹份子留在阿根廷生活，这些历史事实都是世人对庇隆政府所诟病的依据，但是如果结合庇隆的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具体分析就可看出他之所以容留纳粹份子在阿根廷有其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胡安·庇隆第二次执政期间采而且庇隆政府之所以采取“中立”态度，成为最后一个对轴心国家宣战的国家也并不是出于要与轴心国勾结从而侵略他国的目的，只是因为政府意图跟战争双方都进行贸易往来从而发战争横财。这是庇隆政府资产阶级的属性的表现，与德日意的纳粹法西斯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取的政策则是在苏美两个国家之间实行“平衡外交”，他一方面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减弱反美的调子，这与庇隆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有明显变化。庇隆政府第一次执政时期同苏联的关系并不好，再次执政后他不再反对同苏联发展关系。但是他的“平衡外交”并没有改变他既依靠美苏两霸又反对美苏两霸的方针，他正是为了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最适当的平衡，从而从双方中都获得实惠。胡安·庇隆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拉美各国的团结，他本人于1974年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巴拿马首脑托里霍斯签订的一项联合声明中着重指出：“必须努力争取拉丁美洲的团结，以便实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独立。”庇隆不止一次说：“拉丁美洲人民必须针对强国捍卫他们的原料价格，我们应该发展我们自己，提高我们的尊严，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1974年6月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五国外长讨论拉普拉塔河流域经济发展问题会议的开幕式上他指出：“这个地区无穷无尽的自然财富应该并也能够得到积极的开发，以便为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民谋福利。”对于西欧采取接近的方针，胡安·庇隆认为阿根廷必须同西欧搞好关系，以对抗美苏两霸的压力。他指责苏联霸权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都以一种无耻的方式瓜分地球，并通过经济战线和意识形态向他国渗透。因此庇隆政府决定借助西欧的势力来抵制美苏两国的势力，加强同欧洲共同体的联系，希望从西欧获得更多的投资。

伊莎贝尔·庇隆

（一）伊莎贝尔·庇隆本名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是阿根廷前总统，世界首位女总统。她于1960年同当时流亡海外的阿根廷前领导人胡安·庇隆结婚，成为庇隆第三任妻子。1931年伊莎贝尔·庇隆出生于阿根廷西北部拉里奥哈省的一个银行职员家庭，她只受过小学教育，但从小就对钢琴和跳舞有着浓厚的兴趣。20岁那年年轻貌美的伊莎贝尔被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看中，从此开始舞蹈生涯。1956年初伊萨贝尔随团在中美洲巡回演出，一天晚上她在巴拿马城“快乐大地”夜总会跳自己最拿手的舞，赢得满堂喝彩，一位年过花甲、头发苍白的老人也为她热烈鼓掌，当伊莎贝尔得知这位老人就是前不久被迫下台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时感到异常兴奋。胡安·庇隆是备受阿根廷民众尊敬的政治人物，从1946年担任阿根廷总统开始他大力推行一系列以“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措施，深得民心。然而在他担任总统的第9个年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庇隆不得不流亡海外。此时的庇隆事业上遭受重大挫败，感情上也处于贤妻伊娃·庇隆去世给他留下的落寞中，因此当他在夜总会看到热舞的伊莎贝尔时不禁被她的美貌和活力所吸引。伊莎贝尔也很快被这位大人物的睿智、成熟所倾倒，不久她就离开剧团，心甘情愿地陪伴庇隆过起流亡生活。他们从巴拿马抵达尼加拉瓜，后来又辗转奔波于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历经艰险和磨难。在此期间伊莎贝尔始终陪伴在庇隆身边，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而且担任他工作上的秘书。庇隆后来回忆说：“在流亡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伊莎贝尔的爱情，她燃烧起我早已熄灭的爱情之火，在奔波的旅途中她给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浓浓的爱。”1960年伊莎贝尔陪伴庇隆移居西班牙，第二年他们在马德里正式结婚，伊莎贝尔成了庇隆的第三任夫人。1973年3月在阿根廷举行的大选中庇隆的忠实追随者埃克托尔·何塞·坎波拉当选为总统，同年6月坎波拉率领一干政府官员，乘专机前往西班牙，接庇隆夫妇回国，当年6月20日当伊莎贝尔搀扶着78岁的庇隆走出机舱、重新踏上阔别10余年的故土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守候已久的上百万阿根廷民众欢声雷动。为了让庇隆通过宪法程序“真正地和正式地行使”权力，坎波拉总统和索拉诺·利马副总统主动让位。阿根廷议会接受他们的辞呈，决定重新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庇隆当选为总统，他希望伊莎贝尔能够成为副总统。尽管因陪伴庇隆多年而为阿根廷民众所熟知，但伊莎贝尔无论在资历、能力、声望、影响上都不足以担任副总统。然而在庇隆的支持下伊莎贝尔积极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向阿根廷人展示她所具有的政治才能。出于对庇隆的敬爱，阿根廷民众接受伊莎贝尔，她得以成为阿根廷首位女性副总统，辅佐庇隆治理国家。

（二）庇隆归国再度出任总统时已是78岁高龄，繁重的政务与党务很快压垮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的支气管炎复发，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也出现病变。幸亏有一位出色的心脏病专家精心护理，他才艰难地度过1973年。1974年6月庇隆又染上流行性感冒，几天后流感发展成了喉炎和呼吸道疾病，接着又引起心脏病复发，庇隆的病情十分危急。正在欧洲访问的伊莎贝尔闻讯后立即火速赶回阿根廷，根据阿根廷的《宪法》时如果总统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理事，行政权由副总统行使。在伊莎贝尔返回阿根廷的第二天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庇隆签署移交总统权力的文件，于是伊莎贝尔成为阿根廷首位、也是世界首位女总统，1974年7月1日庇隆总统与世长辞。在伊莎贝尔担任总统的两年内阿根廷的经济持续恶化，到1975年底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200％。由于对政府不满，阿根廷民众游行示威不断，反政府武装趁机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频频制造绑架、暗杀等暴力事件。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伊莎贝尔无力掌控如此困难的局面，她本人也陷入侵吞国有资金、使用秘密警察镇压反对派人士等一系列丑闻。1976年3月阿根廷军方发动政变，剥夺伊莎贝尔的总统权力，将她软禁于一座兵营中长达5年。1981年伊莎贝尔获释并被允许出国，她到西班牙，定居在马德里郊外，从此彻底告别阿根廷的政治舞台。在西班牙中伊莎贝尔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她极少外出，谢绝媒体的一切采访，平时仅有为数不多的亲戚朋友来拜访她，以至于邻居们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阿根廷民主政体渐趋稳定，当局开始调查当年军政府统治时期犯下的罪行。在1976年至1983年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有数万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杀害，军政府被认为对民众发动一场“肮脏战争”，一些人权组织指责伊莎贝尔政府与“肮脏战争”有关，指使右翼组织“阿根廷反共产主义联盟”（也称“3A党”）杀害很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1975年伊莎贝尔签署3项法令，授权军方打击具有颠覆政府性质的行为。1997年伊莎贝尔作为证人首次出现在西班牙的法庭上，她承认自己当年的确签署过相关法令，但已经记不清法令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自己执政期间发生如此多的悲剧。2007年伊莎贝尔被指控在担任总统期间与一名左翼学生的失踪案有关，要求西班牙警方对其实施逮捕，并引渡回阿根廷接受审判。考虑到伊莎贝尔的身体状况，西班牙高等法院决定暂时不对她进行拘押，但要求她每15天到法院报到一次，等候法院决定是否将她引渡回阿根廷。2008年西班牙国家法院宣布阿根廷方面对伊莎贝尔侵犯人权的指控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因此拒绝将她引渡到阿根廷。

肮脏战争

（一）肮脏战争是政府在面对国内人民的罢工、社会不安、暴力或政治颠覆等行为所做出的回应是一场由国家所支持的战争，发动者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来要求国家安定。1976年至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当局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对派，舆论称之为“肮脏战争”。阿根廷官方公布的军政权时期死亡和失踪人数为1.3万人，但一些人权组织认为实际数字在3万人左右。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据信被认为秘密参与其中，并得到美国当时高层部分官员的力挺，法新社称奥巴马是第一位正式承认这些暴行的美国总统。1955-1973年阿根廷处于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时期，一届届政府轮换，政治状况复杂且日益两极化，经济政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衰退之势显见。1973年胡安·庇隆结束流亡回国，并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庇隆第三次执政期间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庇隆提出的“团结、和解、复兴国家”的口号未能成为现实。1974年7月庇隆病逝后庇隆之妻、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据宪法继任总统，此时全国处于严重混乱之中，正义党内部进一步分裂，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升级，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976年3月24日以陆军司令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伊莎贝尔·庇隆政府，由海、陆、空三军司令组成军人执政委员会掌权。军人执政委员会全力清剿左派游击队，残酷镇压各种反政府活动，发起由政府支持的大规模抑制活动，军事独裁的恐怖气氛弥漫全国。军政府上台后允诺会实现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但其首要关注的是政权的巩固，欲全力清剿左派游击队组织的活动，抑制一切对政府不利的力量。军事夺权只是其推行抑制手段的第一步，在反游击队战争的伪装下军政府发起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军队要根除左翼暴动的一切社会基础，消灭一切反对或被疑为反对独裁政府的人，这其中包括许多中产阶级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劳工组织者，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游击队几乎没有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支持的抑制行动已经超过暴力活动，在挑战军政府权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工会领导被拘捕、拷打，甚至处决。

（二）工会积极分子在最初阶段成为政府安全部队打击和强迫“失踪”的目标，在对颠覆者的战争中独裁政府采取一系列抑制手段，这些手段没有法律和道德界限，以镇压范围广、手段残酷为显著特征。军政府的安全部队不仅仅是要根除左派的游击队员、激进分子，更连带他们的邻里、亲戚甚至朋友，以摧毁左派分子所依附的社会、政治、家庭关系网。军政府为了躲避国际社会对阿根廷人权状况的关注，一方面通过外交家的活动为阿政府的可耻行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采取“失踪”的策略。因为失踪既不会有公开的逮捕记录，也不会有尸体，面对受害者家人的质询时政府一味以不知情推诿。特种部队往往以失踪为掩护进行绑架、监禁、拷打或秘密处决，据幸存的受害者称62%的绑架发生在晚上且是在受害者的住处，24.6%是在公共的大街上，7%在工作场合，6%在学习场所。被关进监禁中心的人则要遭受严刑拷打，遭受电夹、水淹、吊脚、棍棒链子鞭打，儿童和孕妇也不例外。秘密监禁中囚犯的命运一般掌握在地区指挥官及其下属手中，除非案子重大才会引起上层的关注。囚犯按危险程度分为“潜在危险、危险、极端危险”三类，潜在危险者经过审讯后被释放或转移到合法的监狱系统，这往往是很少一部分，后两类通常被秘密处决。政府抑制的重要团体包括工会、学校以及媒体，军政府限制劳工运动，控制重要的工会。在学校尤其是大学中老师和学生遭受迫害或失踪，校方教授的课程内容也被政府控制，学生纪律要求严苛，杜绝校园里的一切政治活动。对于新闻媒体时政府起初是通过审查，禁止发表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论，到后来则是用抑制取代审查。在政府的威胁之下媒体陷入沉默，官方19号公报明确规定：“出版任何扰乱、危害、削弱军队或安全、警察部队威望的东西都属于重罪。”带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记者或新闻人士会受到骚扰、监禁甚至谋杀，还有大量人员失踪。面对政府的恐怖压制时媒体只能出版、发布由政府提供的假消息，编造游击队恐怖分子越狱的假故事，故意夸大军队和警务部门人员的伤亡数量，为政府的罪恶行径大加掩饰，成为阿根廷“肮脏战争”的帮凶。

（三）在军政府犯下的一系列反人权罪行背后“秃鹰计划”在提供军事情报服务和必要培训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秃鹰行动”最初是由六个拉美国家（包括智利和阿根廷）制定的，目的是镇压、绑架、转移、折磨和消灭被视为政府反对派的平民。它主要针对被视为“反动分子”的政治流亡者，但后来将目标范围扩大到国内“叛乱分子”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员。1976年到1983年之间阿根廷军事政府支持以暴力抵制持不同政见的人民，在这段时期先后由魏地拉、维奥拉和加尔铁里所领导的军事政府需为不合法的逮捕、拷打、杀害或强迫9000名（此值确认为已经遭到杀害的人数）到3万名阿根廷人的消失行为负出责任，而这些罪行是秃鹰计划的一部份。文件显示阿根廷的残忍管制为当时由亨利·基辛格、杰拉尔德·福特所领导的美国国家部门所知，在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事政变发生后不久基辛格曾会见阿根廷军事政府的高级官员。据已公开资料显示在一次和军事政府外交员对谈时基辛格甚至说了句：“我们想让你们成功。”而对于其在“肮脏战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基辛格一直矢口否认。不过亦有美国一些官员在支持阿根廷受难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曾向阿根廷独裁军事政府施压，要求释放某些人。卡特政府在阿根廷政变9个月后成立，他们把人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和对阿根廷实施经济封锁的重要理由。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政府屡易总统。到1983年1月阿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通货膨胀率高达310%，外债更是激增至435亿美元。1982年马岛战争的战败给了衰落的军政府致命一击，各界人民要求恢复宪政的呼声高涨。军政府不得已于1983年10月举行民选，激进公民联盟领袖劳尔·里卡多·阿方辛当选总统，结束军政府长达七年的独裁统治。在阿根廷中关于肮脏战争的特赦令一直有所争议（特赦令成为法律是在民主条例恢复后），1984年时在阿方辛总统任期内（1983年－1989年）政府用特赦令开始审判在军事政府里的首席军事领导者，但特赦一直不得人心。到了2005年6月阿根廷最高法庭废除被称做句号法、应得权威法的特赦令，开启起诉前军事政府官员的大门。

全球经济一体化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其中任何一国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的变动。在国际经济活动不断深入、国际市场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影响非常大，现在世界500强大公司内几乎找不出一家企业是完全在国内生产、在国内销售的，几乎都是拥有遍及全球网点的超级企业。这些大公司的年销售额和年产值又都几乎可以和一个小国家，甚至一个中等国家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相提并论。而这些大公司为谋求自身的发展正在进一步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和组织结构，希望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在组织内部进行国际化分工的公司。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各国企业进行全球信息沟通和操作提供极大的方便。定义介绍：在这个多国经济联盟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能够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并拥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监督条约的执行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及措施。广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即世界经济一体化，指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狭义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地区经济一体化，指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由政府授权组成的并具有超国家性的共同机构下通过制定统一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财政与金融政策等，消除国别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一个政治经济高度协调统一的有机体的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下面的趋势提供这方面的明显迹象：（1）从1989年到1996年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额是以平均每年6.2%的速度增长的，几乎为同期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速度3.2%的2倍。（2）从1980年到1994年外国的直接投资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8%增长到9.6%。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全部资源、资金和技术，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交流和相互合作。近50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又把世界各国的交往推到一个新阶段，地球上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信息的“时间差”也趋于消失。这种局面不仅大大改变人类的生活条件，而且加快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使世界变得空前开放。开放的世界使世界各国原有的“一国经济”正在走向“世界经济”，从而形成“全球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能缓解社会产业转型的困境，具体来说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各国经济要素的不平衡，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才能使不平衡趋向平衡，在此过程中便能提高社会功效、缓解矛盾，所以就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联盟：经济联盟是指成员国之间除了商品与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及建立对外共同关税之外还要求成员国制定和执行某些共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使各个方面的经济都统一协调地进行。经济联盟比共同市场又进了一步，它协调甚至统一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常把经济联盟用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为了某一种经济利益而达成一致意见，而形成一个团队，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主要特点：成员国之间在形成共同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它们之间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汇率政策的协调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建立成员国共同使用的货币或统一货币时这种经济联盟又称为经济货币联盟。各成员国不仅让渡建立共同市场所需让渡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成员国让渡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本国经济运行的权利。特别是其成员国不仅让渡干预内部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内部平衡的权利，也让渡干预外部经济经济的汇率政策，维持外部平衡的权利。基本形式：根据各参加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以及它们的目标要求，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四种形式。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指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的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免征关税和取消其他贸易限制。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取消彼此之间的关税或各种贸易壁垒，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而缔结的同盟。同盟内部商品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关税同盟在一体化程度上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共同市场：指在关税同盟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同盟内建立关税、贸易和市场一体化，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完全的经济联盟。经济联盟：是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和最高级的形式，它要求其成员国在实现关税、贸易和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在国际经济决策中采取同一立场，行使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组建统一的银行机构，进而在经济、财政、货币、关税、贸易和市场等方面实现全面的经济一体化。欧盟东扩与欧洲一体化：欧盟的东扩计划大体上经历3个阶段：先期准备阶段：主要是与中东欧国家签署联系国协定（也称欧洲协定），制定入盟标准和实行先期准备战略。波兰和匈牙利于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于1993年，波罗的海三国于1995年，斯洛文尼亚于1996年分别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

（三）联系国协定以法律形式确定欧盟与联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目的是使联系国逐步融入共同体中，联系国协定的目标是在2002年前实现工业品的自由贸易并为其他部门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制定入盟谈判时间表阶段：1995年马德里首脑会议提出入盟谈判应在政府间会议结束半年后开始，1996年佛罗伦萨首脑会议认可上述提议，在1997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首脑们指示理事会审查即将于7月推出的欧盟委员会对各申请国的意见。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表《2000年议程》，该议程分为三个部分，即共同体政策的前景、欧盟2000-2006年的财政框架以及欧盟东扩问题。在《2000年议程》中欧盟委员会认为依据哥本哈根标准，欧盟应首先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六国为成员国。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批准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决定首先同上述6国进行入盟谈判，而对剩下的5个国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则视其进展而定，会议还拒绝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正式入盟谈判阶段：1998年3月12日在伦敦召开欧洲大会，欧盟成员国以及申请加入欧盟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会议，土耳其拒绝与会。欧洲大会是与会者讨论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和内政事务以及经济合作的一个论坛，旨在配合欧盟东扩进程。3月30日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和中东欧首批6国外交部长聚会布鲁塞尔，正式开始入盟谈判进程。科素沃战争后欧盟明显加快东扩步伐，同时决定对东扩战略进行调整。1999年12月在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欧盟宣布将于2000年同6个新候选国，即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开始人盟谈判，同时宣布给予土耳其入盟候选国资格，但暂不与之谈判。2000年2月14日欧盟外长理事会正式开始同新6国的入盟谈判，2002年12月中旬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决定2004年5月1日将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等10个国家加入欧盟，会议还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入盟时间及土耳其的入盟谈判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2003年4月16日欧盟雅典非正式首脑会议期间欧盟15国与上述10个申请国签订加入条约。东扩是欧盟世纪之交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仅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对整个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欧共体成立之初就已经表达将一体化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愿望，《罗马条约》第一句话就是：“矢志为欧洲各国人民间日益紧密联盟奠定基础，并决心以共同行动消除分裂欧洲的障碍，确保其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就是说欧盟将最终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代言人。

（四）但是在欧盟内部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消失的，在欧盟的统一体外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的存在，外部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同样会影响内部均衡，这些都决定东扩之后欧盟的一体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欧盟的建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会产生“聚集效应”，如今它不仅吸引西欧的众多国家参与，而且吸引许多中东欧转型国家。这从经济上来看主要是因为前面介绍的关税同盟效应，从政治上看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远非单个成员国所能及；另一方面它会产生“扩散效应”，这并非要求所有国家完全与欧盟一样，而是从一体化经济学角度来说内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取得不同程度的贸易创造、贸易转移、规模经济、投资刺激等效应。欧盟的建立对于欧洲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对非成员国向欧盟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直接或间接投资就可能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而且由于欧盟内部生产要素、商品的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生产的调节，也会出现各个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使一部分企业和个人遭受损失。但从长远来看欧盟同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将很可能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扩大，内部也会采取有利措施来调节利益的分配。可以预言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将在经济上持续走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地向建立“大欧洲自由贸易区”迈进。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过程：1989年1月1日美国和加拿大签署《加-美自由贸易协定》，1990年墨西哥正式提出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在经过连续14个月的紧张谈判后美、加、墨三国外贸部长终于在1992年8月12日达成《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起把美、加、墨三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终于正式诞生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降低与取消关税；开放金融保险市场；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公平招标；保护知识产权。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评价：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区增进地区合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缓解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次北美自由贸易区促进三国贸易投资的扩大，随着各成员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消，自由贸易区内的规模日益扩大，区内贸易占各成员国总贸易的比重均有所提高；最后北美自由贸易区促进三国农业政策的调整。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已拥有21个成员国及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泰国、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智利、秘鲁。从规模上看它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

（五）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探索阶段（1989-1992年）：它是APEC寻找自身发展方向、道路和方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除了APEC成立大会外还包括1990年11月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1991年11月汉城举行的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和1992年11月曼谷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展阶段（1993-1996年）：在这一阶段里APEC成员数不断增加，先后接纳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智利为新成员，使APEC成员由15国增至18国。APEC朝着机制化方向迅速发展，拥有秘书处、委员会、工作小组、专家组及各种专业部长会议、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的行动计划获得通过，并已得到实施。调整阶段（1997-至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APEC内部的各种矛盾，原有的一些内在缺陷暴露出来，贸易投资自由化陷于停滞，经济和技术合作也缺乏实质性的行动。由于成员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化解，APEC内部的离心倾向加剧，各国对APEC的功效开始有所质疑。面对这些新情况时APEC就只能不断的进行调整，以保证组织能够正常运行。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评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已走过近15年的历程，经过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后APEC取得较大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更是进展神速，且较为顺利。它在促进成员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方面尤其是实施单边行动计划方面取得较大成绩，使得各成员方在区域内的贸易依存度日益增大。然而由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固有的特点（成员庞杂、具有复合型结构特征、具有非机制性和非约束性的运行特征等），使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首先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APEC可谓是成员最多的，但其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极大差异。其次APEC无固定的组织机构，自身的运行主要靠会议和协商，沿用世贸组织规则，缺乏制度基础。APEC强调非约束性，任何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计划的提出都来自于各个成员国的自愿，这些计划的实施也依靠各个成员国的自愿行动，最后APEC具有“大组织中有小组织”的复合型结构。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是单一的组织结构，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下面就再没有次级组织。但由于文化、宗教、民族等的多样性，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差别，APEC下面还存在由若干成员组成的“小集团”（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澳新自由贸易区等以及正在实现中的“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中日韩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未来可能形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等。

（六）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其前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外交部长在曼谷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从而取代原先的东南亚联盟，并由以前的军事结盟转向经济合作，这样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转变成为一个次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之后文莱（1984年）、越南（1995年）、老挝和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先后加入东盟，目前东盟成员国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10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东盟发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巴厘宣言》，宣言声明：10个成员国决心在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到那时东盟将不仅是一个单一市场及生产基地，货物、服务、投资和资金将在此区域内自由流动，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也进行统合。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确立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迈出重要的一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面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区域一体化浪潮时东亚各国开始奋起直追，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举动就是在2001年末东盟-中国峰会上所宣布的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首先是在2000年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被提出的，2001年3月双方正式成立联合专家小组，对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经济效应及中国入世的影响进行研究。专家小组认为：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双方的贸易额占各自对外贸易额的比重都较小，表明双方之间的贸易潜力很大，如果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话则会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使双方受益。此后双方进行一系列的磋商，在2001年11月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正式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紧接着双方于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构架。根据该协议时自由贸易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关于货物贸易的谈判将从2003年初开始，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谈判将从2003年开始，并将尽快结束。在经济合作上双方商定将以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促进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为重点，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扩展。

（七）在此基础上，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和泰国开始执行蔬菜和水果零关税协议。另外从2004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总体框架下的“早期收获”方案开始实施，谷物、乳品、蛋、饮料等产品将率先降低关税，从2005年1月1日起包括钢材、机械配件、棉织品、肥料、化工品等将开始降低关税。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建立共同的协调机构，制定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消除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实现区域内共同的协调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经济贸易发展。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可以预料21世纪初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并同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及经济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定义：区域是人类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的地域空间，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区域内完成和实现的，不同的区域环境将塑造出性质各异、层次不同、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一词是一个含义十分广阔、使用领域极大的词汇，它或以实体概念被使用，或以抽象的空间概念被使用，不同的学科对象有不同的解释，就是在经济学这一学科中也有不同所指。常见的区域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北亚经济合作区、经济特区等等，在这些区域中既有跨国的，也有几个国家各自一个行政区的组合，还有一个国家内为特别目的设立的区域等等。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的概念可以表述为：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内部联系紧密而较为完整，具备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间。作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具有地域性、独立性和开放性等。一体化一词英文为“Integration”，最初来源于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之间通过卡特尔、托拉斯以及其他兼并方式联合而成的产业组织，可分为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两种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专有名词最早出现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欧，从此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探讨也就开始了。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一词的定义，经济学家艾尔·阿拉格有过这样的描述：“到了1950年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们赋予这一名词（区域经济一体化）一项明确的定义，特别指将不同经济实体结合成较大经济区的一种事务状态或者一种过程。今天这个名词的用法也仅限于一含义，更具体地说国际经济整合能消除参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障碍，并建立一定的合作的协调的机制，后者完全依赖于一体化采取的具体形式。”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在其名著《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对“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也做了明确的阐述：“我们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采取种种措施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差别的消失。”

（八）巴拉萨的这一定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经典性意义，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解释基本上围绕着“过程”和“状态”而展开的。1952年7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8年1月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生效，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从此经济一体化不是一纸概念，而是有丰富实践的实体，从而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经济学家维多利亚·柯森在1974年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解释经济一体化，他把一体化“过程”的理解为趋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把一体化“状态”理解为业已一体化成员国的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给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义是：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市场，或两者的结合，达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对此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则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并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①在某种条件下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②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③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性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核心部分的关税同盟理论，公认的是瓦伊纳创立的，从上面各经济学家已经给出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不断趋向自由流动的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则表现为具体的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一种状态。那么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应该包括那些内涵呢？首先应该包括一体化的主体，这个主体是应该具有独立国民经济的实体，一般来讲应该是指国家。其次应包括一体化进程进展的驱动力，也就是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体的目的和动机。这种目的和动机应该是在一体化区域内，消除阻碍货物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一切障碍及集团成员国间一切国籍为依据的歧视，是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各成员获得最大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利益）。这种利益的驱使使各国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活动，这就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驱动力。集团的组成一般应是地缘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具有一系列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如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综合上述所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地缘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集团为了获得最大利益，组合成为更大规模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其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断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形态划分：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依据，其形态也就不尽相同。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根据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级别，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六种等级递增的状态：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商品自由流动）、关税同盟（统一对外关税）、共同市场、经济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

（九）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罗布森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五种形态，中国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伍贻康教授主编的《三足鼎立？全球竞争中的欧美亚太经济区》一书中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按其经济政策一体化发展情况，大体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四种类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或经济共同体、经济和货币联盟。并且说：“上述四种分类并无严格按部就班逐级上升的等级区分，现实生活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践总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和丰富多彩的，实践的机制运作实际上早已打乱或超越这种理论和条规式的分类法。”综合现有的各种划分方法，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六种形态。这种划分的依据是结合生产要素的流动和政策的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划分的，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不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单从生产要素流动或经济政策等单一的角度分析和划分未免要出现片面性。其实区域经济一体化每一种形态的发展都不是按照严格的界限实现的，是根据这些成员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定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因地制宜，充分体现具体成员实际情况。完全经济一体化：完全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级组织形式，区域内各成员国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全面实行统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使各成员国在经济上形成单一的经济实体。世界上尚无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只有欧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在这一阶段中区域内各国在经济、金融、财政等政策方面均完全统一，在成员国之间完全取消商品、资本、劳动力、服务等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并且进一步实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协调，乃至统一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特点是就其过程而言是逐步实现经济及其他方面制度的一体化，从结果上看它是类似于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从经济联盟扩展到政治联盟。具体形态：关税同盟：关税同盟（CU）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形态，是西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内核，也是战后西欧区域经济一体化付诸实践的基础。关税同盟的特点是：在关税同盟内部成员之间不仅相互减免关税，消除贸易壁垒，而且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政策（CFT）。一般来讲关税同盟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实行减免关税的统一政策，其最高目标是在同盟内部实现对外关税政策统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税同盟。

（十）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又一种形态，主要关注的是贸易。在自由贸易区内成员之间相互减免关税，尽最大可能消除贸易壁垒，使各成员获得比较利益，但每个成员仍保留各自的对非成员的独立关税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自由贸易区发展十分迅速，几乎遍及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共同市场：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种形态，共同市场是各成员在实现共同对内对外关税政策的基础上实现各成员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并力图实现各成员在若干重要经济领域协调并制定共同的经济政策。这种形态通常还要求成员之间在自愿协议基础上让渡部分主权，建立协调和制定共同政策及管理该组织共同事务的权利机构。如欧共体从一开始就普遍地被称为共同市场，但直到1985年以后才开始逐步的实现真正统一市场。货币联盟：货币联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四种形态，在联盟内部要求成员发行统一繁荣货币，建立中央银行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货币联盟通常与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相伴而生的，欧盟根据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决定建立货币联盟，并经过8年的准备后于2002年1月1日起欧盟成员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经济和货币联盟：经济和货币联盟要求成员在经济、财政、福利、货币等领域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发行统一的货币。这类联盟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建立起一整套立法、司法、行政和监督的联盟机构，在世界现有的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只有欧盟具有这样组织的性质。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时欧盟将逐步实现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涉及共同市场与共同货币以及其他领域的一些列整合或协调统一的政策。完全经济一体化；这种形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高的形态，不仅包括经济政策的统一，也包括各成员之间的一些政治政策的统一。一般情况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同时政治一体化就会得到相应的发展，政治一体化同样也涉及面很广，各种形态常常相伴而生、渐进发展，从现有的各种组织中还没有这一类一体化组织。上述六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也并不是具有十分严格的界限，也不是按部就班的逐级上升的，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备条件时就可以超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组成更高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分工原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日本教授小岛清在考察经济共同体内部分工的理论基础以后提出国际分工的新的理论依据，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市场化来实现规模经济，这实际上也就是成本长期递减的问题，通过大市场化实现规模经济是协议性分工的基础。

（十一）实行协议性分工的条件是：①必须是两个（或多数）国家的资本、劳动禀赋比率没有多大差别，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等，协议性分工的对象商品在哪个国家都能进行生产。在这种状态之下在互相竞争的各国之间扩大分工和贸易既是关税同盟理论所说的贸易创造效果的目标，也是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目标。而在要素禀赋比率和发展阶段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由于某个国家只能陷入单方面的完全专业化或比较成本差距很大，所以还是听任价格竞争原理（比较优势原理）为宜，并不需要建立协议性的国际分工；②作为协议分工对象的商品必须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商品，因此产生出如下的差别，即规模经济的获得在重化工业中最大，在轻工业中较小，而在第一产业几乎难以得利；③不论对哪个国家，生产协议性分工的商品的利益都应该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自己实行专业化的产业和让给对方的产业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否则就不容易达成协议。这种利益或产业优劣主要决定于规模扩大后的成本降低率，随着分工而增加的需求量及其增长率。从第三个条件（没有优劣之分的产业容易达成协议）可以得出：协议性分工是同一范畴商品内更细的分工。上述三个条件表明经济一体化或共同市场必须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建立，而不能在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即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同时也表明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可以进行协议分工的商品范畴的范围较广，因而利益也较大。另外生活水平和文化等相互类似、相互接近的地区容易达成协议，并且容易保证相互需求的均等增长。发展：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了8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并且逐渐形成几个大的经济集团，9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为代表的一批区域经济组织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速度高于其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区域内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已达50%以上。亚太地区由于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没有形成大的经济一体化集团，但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东盟在1995年接纳越南为成员国之后到1998年最后接纳柬埔寨为成员止完成10国大东盟的计划；中国与东盟在2001年11月约定在10年之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非洲各国决定在巩固各地区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共建非洲共同体，向统一的非洲大市场迈进一步；拉美国家经济集体化的进程经过80年代发展，逐渐联成一片，于1996年4月成立拉美国家共同体筹建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国政府和会议开展拉美一体化的工作；苏联解体后东欧和独联体为了适应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形势，也开始寻找建立经济集团的合作伙伴。

（十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经济资源跨国界的流动和配置日益增强，各国经济间相互开放和融合的程度大大加深。由于各国在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达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还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间通过加强合作，建立共同的商品贸易市场和生产要素贸易市场或是两者兼备的综合性贸易市场，实现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并协调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相对区域外国家更加优惠的贸易、投资政策。为谋求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组织或国家集团，据初步统计到2001年底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220个。趋势：三大经济集团趋于形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各地区域性经济集团又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并逐渐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共体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2年8月12日达成协议，1994年月1日1日生效而成立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一方面在拉美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拉美国家企图通过墨西哥同北美自由贸易区连在一起，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在克林顿的倡议下，1994年12月美洲34个国家首脑集会在迈阿密，决定2005年为建立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最后期限；另一方面也为成员国带来好处。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建立有利于来自墨西哥廉价、稳定的石油产品及其它消费品的进口，有利于满足国内广大的消费市场的需要，并保证它们石油进口的多元化，将墨西哥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及消费市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加强向中美和南美的渗透，实现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梦想，近而保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权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墨西哥来说主要益处在于产品广泛、稳定的进入北美大市场，可扩大规模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美国和加拿大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两国的投资发展本国的经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签定至今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1）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域内贸易获得迅速的发展。根据协定规定时成员国应在10-15年内逐步取消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地区贸易的自由化。自1994年1月1日起三国之间贸易所涉及的9000多种商品中已有65%立即取消关税，剩余的35%中有15%在1999年已经取消，只有不到20%的商品还保留关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三国之间的关税得到降低，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关税已经从1993年的平均3.3%降到1.0%以下，加拿大对墨西哥的商品关税已经从2.4%降到0.9%以下，墨西哥对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也从1993年的10%下降到4%左右。

（十三）关税的降低大大地促进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发展，如1993年-1998年美、加、墨三国的三边贸易总额由3010亿美元猛增到5280亿美元，5年之内增长75%。（2）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规定的实施刺激区域内投资增长和资金流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对投资者的保护做了明确的规定，建立争端解决机制，规定投资者“国民待遇”的原则。同时各国又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吸引外资的政策，这样促进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的增加，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地区。如墨西哥从协定生效以来平均每年吸引的我国直接投资增长2倍，从1989年的37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14亿美元，墨西哥成为除中国以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墨西哥吸引的外资中美国占有较大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其次是加拿大，主要投资于矿山。在墨西哥投资的400多家外国公司中有42.4%的公司来自加拿大。从1998年-2000年加拿大开业在墨西哥的投资达到15亿美元。除了直接投资以外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市场也逐渐开放，如1994年-1996年美加在墨西哥金融部门的投资达12.3亿美元，占该类外资的86%。（3）贸易的增长为三国创造可观的就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为三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据统计自1994年至1998年美国的就业增长7%，新增加的就业岗位达到1280万个。失业率由1993年的6.9%降到1998年的4.5%，达到2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估计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中约有1/3得益于贸易的发展。1997年7月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周年的报告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增加311万个就业机会，其中189万个是因增加对加拿大的出口、122万个是因对墨西哥的出口。”协定生效以来加拿大的就业增长也较明显，1994年-1998年增长10.1%，增加130万个就业机会。协定使墨西哥的就业增长22%，城市的失业率由1995年的6.2%下降到1998年的3.3%。（4）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提高北美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从客观效果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仅是贸易、投资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高北美地区的国际地位和美国的战略目的，使美国有了自己的战略根据地，为其对外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欧洲联盟：欧洲联盟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于1957年，是世界各区域经济集团成立最早的。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并取得很大的成就，1993年11月1日在《马约》生效之日改名为欧洲联盟。欧盟成立后就积极准备实施区域内的统一货币，1995年欧洲联盟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正是决定实施欧洲单一货币，定名为欧元。1997年欧盟在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重申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决定在1999年1月正是启动，在欧盟区域内实行单一货币——欧元。此后经过4年后到1999年欧元正式实施，到2002年各国货币完全停止流通，退出历史舞台。

（十四）欧元的启动标志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欧洲联盟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站有有利的地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欧元也将成为美元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向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欧元启动标志着欧洲大市场的正式形成，一个拥有2.9亿人口的欧元区诞生。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4%，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6%，黄金、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20.6%。欧元区的实力将超过日本，与美国大体相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具有论坛性质，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区域经济集团。自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加拿大12个国家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参加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并宣告APEC正式成立以来至2001年已有12个春秋，在这12年中APEC获得较大的发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为世界三大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不断的向纵深发展。从其发展的过程分析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并取得较大的成果：第一阶段：成员之间共同协商达成共识，1989年11月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主要探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展以及亚太国家在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合作的步骤。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1990年7月在新加坡举行，这次会议对如何促进APEC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建立贸易和投资信息网、互派贸易代表团、技术转让、人材培养、本地区能源交通、通信、海洋贸易保护等7个合作领域项目进行讨论。会议还通过《联合声明》，欢迎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三方尽早同时加入APEC。1991年11月在汉城举行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省和中国香港地区正式成为APEC成员，会议的成果：通过一项声明，敦促推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通过《亚太经济合作汉城宣言》，宣言强调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规定亚太经济合作的宗旨、活动范围、合作方式以及这种活动应遵循开放性对话和协商一致的原则。从1998年至1991年的发展，APEC成员国之间尤其是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亚太经济合作汉城宣言》表明经过多次协商后成员国之间已经达到共识阶段。第二阶段：确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开放和时间表从1992年至1994年APEC共举行三次部长级会议（第四、五、六届）和第一、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是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由15个成员国参加，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区域经济趋势和问题、乌拉圭回合和本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APEC会议工作计划等。会议还决定设立APEC秘书处，使APEC由原来的区域经济论坛开始向机制化过渡。会议最后发表《曼谷联合声明》，表示要加强本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十五）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是1993年11月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这届会议确认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扩大地区和全球贸易以及改进投资规定和程序是APEC的主要目标。会议通过《APEC贸易和投资框架宣言》，重申以关贸总协定原则作为亚太经济与贸易合作的基础。在部长级会议之后又举行第一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第一次APEC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声明强调：“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是APEC存在和发展的基石。”由于这次会议取得积极的进展，成了APEC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94年11月11-12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召开APEC第六届部长级会议，15日在茂物举行第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部长级会议通过《APEC第六届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APEC人力资源开发框架宣言》和《APEC非约束性投资原则》。第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共同宣言》（简称茂物宣言），宣言强调APEC成员应该继续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指明APEC成员开展合作的方向，确定本地区的贸易开放和自由化的时间表。第三阶段：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95年的11月在日本大阪召开的第七次部长级会议到1999年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部长级会议。1995年11月的大阪会议主要讨论并通过关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第三届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通过和并发表《大阪宣言》。《大阪行动议程》是指导APEC未来工作，以实现各成员国共同目标的行动指南，它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经济技术合作。《大阪宣言》指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及经济技术合作是APEC的两大支柱，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成员国积极采取行动。1996年11月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和苏比克举行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和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各成员国制定各自的单边行动计划，并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启动。会议通过《马尼拉行动计划》，并批准《亚太经济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视其为APEC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指导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APEC跨世纪规划的正式实施。1997年11月、1998年11月和1999年9月APEC部长级会议分别在加拿大温哥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新西兰的奥克兰分别举行，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就成为这几次会议主要讨论问题。温哥华会议分别的《联合声明》建议在9各部门提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并提出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主要措施。吉隆坡会议发表《吉隆坡宣言》，通过《走向21世纪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吉隆坡技能开发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1999年的奥克兰会议主要共同协商APEC在新世纪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大计，2001年APEC会议在中国举行，取得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