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周之冕】读书笔记

新时装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他们竭力用各种办法把自己同下层阶级隔离，外表上也是如此。在性别、年龄、地域、民族、职业、阶层等众多方面，服饰都发挥着区别功能。在前现代社会，服饰僭越要冒触犯法律的危险。人的衣生活是社会制度的附属品。

利玛窦初到中国，装束模仿和尚，见官必跪而仍遭歧视。后来他换上了四方平定巾与进士才能穿的绯袍，表示他是一位“西儒”。他随即得到了和士绅相类的礼遇，见官不用跪着说话了。

中国的服饰礼制不仅高度细密，还是高度“数字化”的——它充分运用数列手段，对服饰要求，如尺寸、质料、色泽、图样、饰物等等做出等级安排。

在中国，实际上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黑格尔。古代中国等级严格细密，又便于流动。

整齐精致的六冕制度，最早见于《周礼》。

文艺复兴把人提为衡量宇宙的本体，浪漫主义把个人置于所在世界的中心。

冕服是礼服之中最尊者，天子、诸侯及卿大夫皆服冕。君臣通用的结构，“如王之服”的规则，亦不独冕服之礼为然。与帝制时代朝堂上的君臣疏隔，很不相同。体现了天子与诸侯、诸臣“昭其为一体”的政治精神。在后王眼里，《周礼》六冕之制是有问题的，它没能充分凸显天子独尊，模糊了君臣界限。这反映了历史早期君臣不甚隔绝的情况。

乐象征：同、亲、仁

礼象征：异、敬、义

六冕对应着六种祭祀

1.昊天上帝、五帝

2.先王

3.先公

4.四望山川

5.社稷、五祀

6.群小祀

天子可祭昊天上帝、五帝，公能祭先王，侯伯能祭先公。

《周礼》六冕是一种“等级祭服制”，其基本特点，就是每级祭祀都使用一种特定祭服。

周代“等级君主制”

依古义，天子亦为爵

等级君主制决定了神权的分配，由此形成了等级祭祀制。

中国古代，战争赢得政权，统帅变成君主，君主主持祭祀，战争场面化为祭祀乐舞，兵器用作祭祀武器，军帽用作祭服。

从大背景中来说，《周礼》是中国“以官治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礼制自初就显出了一个重要特征：浓厚的“数字化”倾向，大量采用数列手段来区分尊卑贵贱，是所谓“礼数”。这与数术有关。

“数字化”还有一种行政和管理的意义，为精细化安排身份、地位、礼遇及其变动提供了重大便利。官僚制对“整齐”的需求，推动了量化手段的普遍运用。

六冕章旒的体系是郑玄奠定的。

很多人以“尊君”原则，否定郑玄的大裘冕无章无旒的结论，以为大裘冕十二章。

郑玄：以爵不以命数，天子孤卿大夫与诸侯孤、卿大夫相同

《周礼》的作者，是以诸侯自祭为前提来编排六冕的；后儒则是以官贵为皇帝助祭来安排六冕。

秦人可能有舞人用冕，依五行方色而用五色

西汉宗庙、五郊、明堂、天地之祀不用冕服，而是用长冠（刘氏冠）

汉初经常使用赤色祭服

秦汉间流行弥漫五行思想的五色祭服。

秦汉皇帝的标准朝服，是头戴通天冠，身着袀玄之衣（上黑下黑），或随五时色。

秦朝列卿位次，廷尉居首，内史居次，奉常最末；汉武帝后，太常得居九卿之首。

王莽时，周爵与周冕重获新生。此后，十几个世纪冕服得兴衰变异，就应以新莽为开始。

汉明帝在明堂祀光武帝，君臣始服冠冕。后从刘苍建议，在天地之祀中也戴冕服，而非长冠。由此，冕服就成了东汉“郊天地、祠宗庙”的法定礼服。但汉明帝并未采用六冕制，仅服衮冕；且五岳、四渎、山川和社稷祭祀，仍用长冠。

《尚书大传》有一篇《洪范五行传》，发展了先秦五行说，对后世五行灾异理论影响非常大。

东汉永平年间，服冕仅限于公卿以上。这是帝制时代皇帝的实用需要。

天子冕服“十二章”中的“华虫”是华、虫还是“华虫”，经学界很有争议。马融以为二，郑玄以为一。汉、晋、宋、齐皆以华、虫为二章，而无宗彝。 华虫：（一种雉） 华：花

南朝梁武帝用郑玄说，但冕服上仍有花。

魏明帝好妇人之饰，垂旒用珊瑚珠。又嫌三公衮服“拟于至尊”，于是损略三公身上的“黼黻”。又因谒者高山冠似通天冠（帝王所服）、远游冠（诸王所服），故毁变之。

魏晋帝王为限制三公服衮，多加侍中、散骑常侍之号。因制度规定，受加官者服加官之服。皇太子、诸王服衮，亦需特赐。

魏晋以来虽皇权衰落，但尊君卑臣的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作用。与此有关的礼制变动仍在上演。

永明时，因王俭之议，服装改回汉制，三公九章而卿七章。魏明帝时损黼黻，将三公服改为七章，卿改为五章。

后儒认为，诸侯助祭时服其最高冕服，自祭只能服玄冕。但若二王之后，祭其受命之王，各服以上之服。

汉人重“八礼”，即《仪礼》；魏晋以下重“五礼”，即《周礼》。此与“族”（皇族、士族、家族）的因素于政治中凸显有关。

郑玄认为，天子服裘而冕，王肃认为天子服衮，在外面套一层大裘。王肃之说为魏明帝所用。西晋祭礼，多从王肃之说。

魏明帝定郊庙之乐，也采用王肃主张。

魏晋之时，士人政治话语权提升，礼制改定之“尊经”也提升。

东晋初立，官制大缩，国家祭祀亦然，如合南北郊于一丘。至晋康帝时，南北郊才分开祭祀。

刘宋振作察举、振兴学校、改革禁卫军制，尚书曹郎也增设了。

宋明帝作五辂、五冕，改变了东汉明帝以来只有衮冕的现象。《周礼》六冕和五辂本不对应，而宋明帝的创造性发展则在于舆服一体化，并把《周礼》六冕、五辂与帝国现行舆服整合为一。但萧齐冕制，未用此法。

南齐冕制又有变动：1.复归于汉制2取法于周礼。南朝尊周崇汉，以周象征中华正统，汉象征帝国功业。

梁武帝采用大裘冕，并依据郑玄之说改革十二章。因此，梁武帝是第一个把无旒的大裘冕戴在头上的皇帝。

南朝代晋后，对王肃的负面看法公开化了。

为了“尊君”，梁武帝杂用经说，曲解经典。比如为了与群下区别，将“华虫”中的雉改画为凤。

陈初衰败，使得冕服一度因陋就简。

陈文帝向寺庙舍身，不仅舍了自身，连“五服銮辂、六冕龙章”一并舍了。梁朝只有大裘冕和衮冕，陈朝把六冕都备齐了。

南北经学虽侧重不同而各有特色，但都以《易》、《礼》为主要经典。南朝重《丧服》，强调亲属等级观念；北朝为鲜卑民族，特重《周官》；南朝易学重在义理发挥，北朝则承袭东汉以谶纬说《易》的传统。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为门第服务，后者为帝王作说。五胡皇帝戴冕的积极性主要出自自我尊崇。

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以衮冕为祭服。

汉魏晋宋齐皆分华虫而合粉米，北魏则分粉、米为二。

北魏孝文帝时期，《伪孔传》已被用于服章规划。

在官制上，北周轰轰烈烈地“宪章姬周”。在舆服上，也根据周礼五章六冕而全面复古。而且不止复古，还在《周礼》郑注的基础上大搞创新，造出了一套比《周礼》更加宏伟的舆服体制。《周礼》的基本服制是六冕三弁，是为九服；西魏北周将天子六冕增至十冕，九服增至十二服；公侯以下则自九而降。

北周冕服有五行色彩，以祭五帝等。

苍冕及五色面对应大裘冕，应该无章无旒。进而诸侯的方冕、诸臣的祀冕，都是比拟大裘冕而设。

北周天子视朝用鷩冕

《周礼》天子衮冕九章，北周用之。不过北周又增设象冕，十二章。

周宣帝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为准。这堪称中国上下五千年最崇高的冕服。

隋文帝继位，革周制，以东齐仪注为准。

隋文帝时仅衮冕一冕，大裘、玄冕皆已废。

因北周冕制自有创造、陈文帝六冕只用于自娱，隋大业年间，中国王朝礼制才将六冕备齐。其蓝本是《周礼》及郑玄注。

门阀的煊赫，使皇室相形失色。政治动荡带来了皇统的不稳，保障储君就成了当务之急。东宫之重，是中古时代的突出现象。

唐初冕服的复古倾向，依然浓厚而鲜明——君臣五冕全部上下通用。

按《周礼》郑玄注，天子五冕虽与臣下通用，但在旒数上，天子还是比臣下高一等的。可唐冕比郑注走的更远，天子与品官有四冕的旒数竟然雷同，更能体现“如王之服”的《周礼》精神。原因是皇帝把衮冕九旒的等级给了皇太子用。皇帝的鷩冕以下，其旒数依次递减，九变成了七、五、四、三旒，与诸臣一样。

唐前期仍处于制作礼乐的高温期，除冕服外，在郊祀、明堂等方面，还有一连串兼具复古与创新意义的举措。

大唐冕制：大裘冕以祭天神地祇，衮冕以祭宗庙，鷩冕以祭远主，毳冕以祭海岳，绣冕以祭社稷，玄冕以祭日月百神。

晋代以后，冕服不复专用于祭祀，而是一种隆重的礼服。

唐高宗时，长孙无忌等人因祭祀时会出现服冕“君少臣多”的现象，上疏请革礼制。于是君主复不用衮冕以下。

大裘冕被搁置也和郑王之争有关。朝堂上王肃之学兴起，遂以大裘冕不可通用于寒暑之名反对之。

唐初礼制，每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孟春的辛日祈谷，祀感生帝威灵仰于南郊；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孟冬祭神州于北郊，大体依郑玄之说。后唐高宗用王肃说，把丘、坛合一，上辛祈谷和孟夏雩祀也改在圜丘。

从学术上看，郑玄的六天说、感生帝说有纬书背景，王肃经说较理性一些；按照郑玄经说，祭祀将很繁琐，按王肃则简约不少。天宝、大历以来，礼制有简约之势。

具体看礼制在忽左忽右、时郑时王，总体上却沿着尊君、实用的方向推进。不利于这两条的，一点点被铲平了。

大裘冕无章无旒，太过简单，帝王多不喜。于是多见搁置。古礼，最崇高的祭祀反而朴素，这是“贵诚尚质”之义。

周朝：爵本位

秦汉：爵—秩体系，封爵用以安排身份，官阶禄秩用以保障行政。

魏晋至隋唐：爵级被整合于官品框架中，可以按爵级获得做官资格。“官本位”初步确立。王爵与五等爵用于保障核心统治集团的身份。

宋以下：其时配置爵上的利益大大减少，不能凭爵获得做官资格了。明清，宗室、官僚封爵各成序列，分道扬镳。

陈祥道建议皇帝先服大裘，外服龙衮，内质外文。居《周礼》六冕之一的大裘冕面目全非，成了龙衮之内衬。

明代不许臣下服冕，与辽金元冕制是承袭关系。除皇帝、太子、诸王外，臣下都无冕服。蒙元的臣僚奴化、家臣专政等政治特点，与唐宋以来的专制强化趋势结合，就成了明朝极端君主制的两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