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美术简史(四)
外国美术简史
邵大箴 编
第四章.17、18世纪欧洲美术
第三节.17世纪荷兰美术
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还普遍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时期，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北方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17世纪前荷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那里有比较广泛的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其他国家被迫害的异教徒纷纷逃到荷兰避难，许多学者到荷兰著书立说。至1645年，荷兰已有六所著名的大学，在荷兰最早出现定期刊物，报纸也逐渐普及，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新的文化气氛培养了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荷兰画派，它继承了15世纪、16世纪尼德兰民族艺术传统，以写实、纯朴为其特点，很少受到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巴洛克风格的影响。由于荷兰人是通过英勇顽强的斗争而获得胜利的，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因此如何表现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如何反映人的现实生活、人的情感与愿望，就成为荷兰画派多数艺术家关心的主要课题。他们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多彩的现实世界，用画笔描绘周围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熟悉的各阶层人物以及美丽的自然景色。荷兰画家勇敢地挣脱了千余年以来神话和宗教题材的束缚，而把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绝大多数画家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下层平民开始成为绘画中的重要角色，绘画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大为增加，这是他们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大贡献。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有追求进取的一面，也有满足现状、追求安乐的一面，荷兰小画派的某些作品过多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琐事与闲情逸致。
荷兰艺术由于写实而受到市民的欢迎，人们购得油画，悬挂室内，用以美化自己的住宅以及办公室、饭馆等公共场所，因此油画变成商品大量进入市场。这一时期，肖像画、风俗画都获得了极大发展；风景画、静物画也成为独立的绘画科目。各类题材之间的分工已达到专门化的程度，出现了肖像画家、风俗画家、静物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等等。
一.哈尔斯
17世纪荷兰杰出的肖像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1-1666)是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他在1581年至1585年之间居住于安特卫普，大约1585年之后，随父母迁居荷兰，定居于哈勒姆终其一生。1610年或1611年加入哈勒姆圣路加公会。当他作为画家开始独立创作时，正逢荷兰人民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初，荷兰共和国处于蓬勃向上繁荣发展时期。哈尔斯早期与盛期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荷兰市民健康、愉快、充满生命力的形象，反映出革命胜利后荷兰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17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广泛地描绘了荷兰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物，如军官、市民、音乐师、酒徒、少女、孩子等，代表作品有《微笑的骑士》、《弹曼陀铃的小丑》、《吉卜赛女郎》、《扬克·兰普和他的情人》等。画家喜欢选取半身近景的构图，刻画人物时，特别注意面部表情，擅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画面生动活泼，不矫揉造作，画中的人物仿佛正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着。虽然多为单人半身肖像，却常常使人联想到画面之外还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情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犹如一幅风俗画。《弹曼陀铃的小丑》描绘了一位滑稽演员的形象，他歪戴便帽，手捧曼陀铃，热情洋溢地演奏着。他斜睨的眼神透露出幽默机智，随着乐声韵律而摆动的身躯仿佛更显示了内心的欢乐。这种热烈的情绪对读者产生了极大感染力。
这时期在荷兰盛行团体肖像画，因此，除了单幅肖像外，哈尔斯创作了一系列团体肖像画，如《圣乔治射击手连军官的宴会》、《圣亚德里安射击手连军官的宴会》等。画面上人物情绪高昂，气氛热烈活跃，充满荷兰人自信、自豪的时代气息。但是团体肖像画的订件者往往要求画家对每个人都给以平等的表现机会，这使画家不能安排中心人物和一定情节来统一画面与构图，由此不得不造成某种缺憾。哈尔斯尽量将人物安排得错落有致，突破了传统的呆板、平整的布局，努力营造出一种极其热烈的气氛，仍然贴切地体现了哈尔斯肖像画的风格。这时期，哈尔斯创作的肖像画中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在绘画技巧上也别具一格，运用流畅奔放、挥洒自如的大手笔表现了豪爽自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是哈尔斯肖像画的突出特点，也是构成哈尔斯伟大不朽的肖像画艺术的独特风格。
他的晚年作品《哈勒姆养老院的女管事们》、《一个戴宽边帽的男子》等多取古典构图的正面形象，画面上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情绪，比早期作品凝重而深刻。
二.伦勃朗
荷兰伟大的艺术家伦勃朗·哈门斯·凡·兰(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1606-1669)一生经历坎坷，勇敢坚定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为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其光辉的贡献，也使17世纪的荷兰绘画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伦勃朗早年受过良好教育，在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过，由于对艺术的酷爱而转学绘画，20岁左右成为独立画家。163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创作了《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迈出了创作历史中重要的一步，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并得到社会的赞誉。
1634年，伦勃朗与莎士基亚结婚。17世纪30年代是伦勃朗生活中最幸福顺利的十年，也是他创作上获得丰收的十年。他的一些油画名作，如《画家和他的妻子莎士基亚》、《参逊恐吓他的岳父》、《丹娜埃》、《有石桥的风景》、《母亲肖像》和版画作品《卖灭鼠药的人》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1642年，伦勃朗创作了阿姆斯特丹射击手连队的群像，即举世闻名的《夜巡》，关于此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画家本来画的是白日的活动，因年久烟熏色彩变暗，被后世误认为是夜景；另一种观点认为，伦勃朗本来就是描绘了射击手连队在夜间紧急集合出发的情景，十分出色地处理了明暗关系。当时，由市民组织起来的射击手连队中的多数成员为富裕的资产者，他们的艺术趣味有其平庸的一面：这些订件者要求画家把他们每个人都排列在画面上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伦勃朗却创作了一幅主题性绘画作品、一幅情节性群像，突出表现了不忘前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英勇斗争、决心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结果遭到了订件者的诋毁，乃至诉诸法律。同年，他的妻子莎士基亚逝世，从此，画家开始了后半生的坎坷道路。这次事件说明了17世纪40年代的荷兰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时期的进步性，只能欣赏浅薄、庸俗的东西，与伦勃朗的现实主义艺术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从此画家的生活虽日趋贫困，但他仍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的创作原则，更加接近普通的荷兰平民和贫民。他的许多不朽名作皆创作于后期，如《带天使的圣家族》、数幅《自画像》、《扬·西克斯肖像》、《拉比肖像》、《椅中老妇人》、《凭窗的亨德里治·斯托斐尔斯》、《入浴的妇人》等都充分体现了以纯朴与真实为其特点的荷兰民族气派。
他笔下的人物皆取自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形象，即使描绘宗教故事，也体现了宗教题材的生活化。他的名作《带天使的圣家族》中圣母善良可亲、朴素端庄，完全是一位荷兰农妇的形象。她坐在摇篮旁读书，陪伴着熟睡的婴儿耶稣，不时地侧过身来，揭开摇篮上的罩布，看一看心爱的儿子。她的目光与姿态都流露出对儿子的无比关切、无限热爱，传达出真切的人间母子亲情，从而深深地感动了观者。
伦勃朗的肖像画生动传神、独具风采。画家曾怀着深挚的感情描绘了同他患难与共的伴侣、他的续妻亨德里治。在《凭窗的亨德里治·斯托斐尔斯》一画中选取了家居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一幕：亨德里治手扶窗框，微侧着头凭窗远望。她服饰素朴，神情安详，面露微笑，充分展现了她勤劳、善良、朴实的性格特征和高尚而优雅的美。《入浴的妇女》也是以亨德里治为模特画成的，可谓即兴写生式的肖像画：亨德里治提着衣褶缓步下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内心的喜悦，表现了她性格中活泼天真的一面，显示了她特有的纯朴与自然。
伦勃朗描绘的老年人肖像尤其感人，那苍老的容颜和深邃的眼神仿佛展现了他们饱经沧桑的经历，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与生活哲理。伦勃朗还喜画自画像，从未有一位画家像他那样留给后人那么多的自画像，使我们看到了伟大画家一生的生活历程，也更了解了他思想感情的变化：青年时代的形象开朗乐观、充满自信；中年的肖像显示出画家进入不惑之年的成熟与刚毅；晚年的面容上已出现了道道皱纹，眼神中却依然充满智慧与信念，只是增加了几分宽容和慈爱。
伦勃朗的铜版画不但数量多，且用笔细腻，造诣精湛，与他的油画作品一样具有隽永的艺术魅力。代表作有《三棵树》、《基督救治病人》等。晚年，他的续妻亨德里治和儿子提图斯相继去世。1669年，他在极端孤独与贫困中逝世。作为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与风景画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他走完了全部人生旅程。他在一生中以惊人的才智与勤奋创作了大量作品，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
三.荷兰小画派
17世纪是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除了哈尔斯与伦勃朗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出色的画家，被称为“荷兰小画派”。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荷兰小画派”，原因有二：第一，作品的画幅比较小，适宜于市民阶层悬挂室内以装饰居室之用；第二，不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特别注重对生活细节的描绘，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画面上多表现妇女梳妆打扮、弹琴唱歌、读书写信或做轻微的家务劳动，表现荷兰艺术在蓬勃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格拉尔德·特鲍赫(Gerardter Borch，1617-1681)、皮特·德·霍赫(Pieter de Hooch，1629-1684)和加布里尔·梅蒂绥(Gabriel Metsu，1629-1667)是“荷兰小画派”的典型代表画家。
格拉尔德·特鲍赫是荷兰17世纪重要的风俗与肖像画家。1635年加入哈勒姆圣路加公会，后来去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在游历与工作中学习了很多，并能博采众长以充实自己。早年喜画士兵和军官，表现军旅生活，后来绘画题材转向市民生活。17世纪40年代画小幅风俗画，17世纪5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多画室内景，其笔下人物往往静静地从事某种活动：妇女梳妆、弹琴、进行高雅的消遣或闲谈，对人物心理也有细腻描绘。出色地表现绸缎织物、地毯和银器的质感与光泽成为他画作的一大特色。晚期作品色彩比以前丰富，人物的动作也比较活泼。代表作有《音乐课》、《年轻姑娘给一位妇人读信》、《一个男孩给狗抓跳蚤》等。
皮特·德·霍赫于1629年生于鹿特丹，1684年逝世于阿姆斯特丹。早期作品大多数表现士兵生活和酒店里的场面，创作了一些描绘下层人民的风俗画。1655年加入德尔芙特的画家公会，受到伦勃朗的学生法布里蒂乌斯和德尔夫特画家维米尔的影响，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也就是这个时期，他转向室内风俗画。德尔夫特画派很注意表现自然光，描绘充满柔和阳光的室内景象。霍赫所表现的室内景象也具有这一特点，光线由门外或窗外射入，柔和均匀地漫洒在房间里和人物身上。他力求表现生机勃勃的愉快、温暖的气氛，喜欢用亮颜色，画面有偏暖的色调。《餐具室》、《中庭》、《一个荷兰家庭的庭院》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笔下的荷兰妇女十分纯朴端庄。他的画风继承了尼德兰传统绘画敦厚、朴实的特点。晚年受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艺术的影响，转而描绘在华丽厅堂中的上流社会人物。
加布里尔·梅蒂绥于1629年生于莱顿，1667年逝世于阿姆斯特丹。早年作品多以宗教与神话故事为题材。1655年之后转向表现荷兰市民生活的室内风俗画。多描绘妇女梳妆与弹奏乐器的情景，擅长表现华丽的服装、地毯、绸缎的闪光，从中可以看出受到特鲍赫的影响。作品赞美了市民温馨的家庭生活，房间布置整洁明亮。他喜用柔和的漫射阳光，接近霍赫与维米尔的手法，色彩要比前者的用色温暖些。代表作有《一位绅士惊扰了晨妆时的年轻妇女》。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是一位优秀的风俗画家，又常常被看作“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综观他的作品，流露出一种清新恬静的诗意。虽然他属于“荷兰小画派”，但其作品风格与“小画派”其他画家的作品相比是有所区别的。他不以情节引人入胜，也不描绘过多的生活细节，而是以一种抒情情调给人美的享受。他的传世之作近40幅(一说是34幅到38幅)，其中只有《德尔夫特风景》与《小巷》两幅为风景画，虽然数量不多，却通过它们展现了画家故乡美丽而宁静的风光。1632年维米尔就出生在这个小镇。1653年加入圣路加公会，成为正式画家。1675年，正值43岁时英年早逝。他一生贫困，但其大部分作品却表现了舒适安闲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表现周围熟悉的妇女，喜欢将通常的家务劳动诗意化。画面很简洁，人物很少，大多只描绘一个妇女，人物神情安详自然，衣饰朴素大方。画家特别喜欢使用蓝色与柠檬黄两种颜色，组成十分和谐的色调，赋予画面以静谧优雅的气氛。画面上往往有一扇敞开的窗子，明亮的阳光由窗外射入，使室内充满了轻柔和煦的自然光。维米尔极为出色地描绘了散射的光线的微妙变化，画面生动传神，充满宁静、安适的生活气息。《倒牛奶的女仆》、《穿蓝衣读信的少女》、《花边女工》、《戴头巾的少女》都是他的优秀代表作。
这时期重要的风俗画家还有阿德里安·勃鲁威尔(Adriaen Brouwer，约1605-1638)、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Adriaen van Ostade，1610-1685)和扬·斯丁(Jan Steen，约1625-1679)等人，他们也属于“荷兰小画派”，却主要面向下层人民的生活，有许多农民风俗画传世。
阿德里安·勃鲁威尔早年在哈勒姆，曾经是哈尔斯的学生，在这位肖像画大师的画室里工作过几年，后去阿姆斯特丹加入圣路加公会，在那里闻名遐迩，受到公众的承认。1631年移居佛兰德斯的安特卫普，1638年在那里逝世。他继承了老彼得·勃鲁盖尔农民风俗画的传统，擅于表现农民的生活。除了描绘他们在田野中的劳动之外，特别喜爱表现充满戏剧性冲突的画面，如农民唱歌、争吵或者在小酒店里喝酒的情景，用色较深，喜用褐色。代表作有《江湖医生》、《狂饮》等。
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于1610年生于哈勒姆，1685年逝于此地。作品很多，一生创作了800多幅油画、50幅版画。他也曾经是哈尔斯的学生，1634年加入画家公会，一直在故乡哈勒姆工作。早期作品也多为农民风俗画，描绘农民酗酒或斗殴的场面较多，人物形象活泼而粗犷。17世纪30年代初期的画作，多为淡色调，色彩比较丰富。17世纪30年代末期受伦勃朗影响，转为褐色暖调。晚期作品中，人物的形象与动作都趋向平和。《小旅店中的农民》、《娱乐的农民》、《女鱼贩》都是他的代表作。
扬·斯丁大约1625年生于莱顿，1644年曾在莱顿大学短期学习，后来决心一生从事绘画创作，于1648年入画家公会。以后移居海牙，又去过德尔夫特。1661年定居哈勒姆，认识到哈尔斯的艺术。1670年又回到莱顿。其作品很多，共800多幅油画，其中一部分选取了宗教与神话题材，但大部分是风俗画。早期作品多为室外景色，描绘了一些诙谐的人物、热闹的场面；后期作品多为农民风俗画，1668年创作的《快乐家庭》是其代表作。画面上不同年龄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尽情嬉笑，并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充满了真诚的喜悦，构成十分活跃而热烈的场面。其他如《圣丘尼古拉节》、《病妇》也是传世名作。1670年以后的晚期作品体现了细腻平整的画风，在一些高贵典雅的形象中，流露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艺术的影响。
在以上三位画家的作品中包容了较多的社会内容，如医生诊治病人、乡村教师上课以及令人同情的流浪汉，还揭露了酗酒、打架、赌博这些丑恶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困顿、苦闷的状况，但这种描写似乎只针对现象本身，并不揭示社会原因，因此不够深刻。
四.荷兰风景画与静物画的艺术成就
17世纪是荷兰风景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形成了完全独立的风景画科。16世纪的绘画大师帕提尼尔和老彼得·勃鲁盖尔曾经在他们的风景画作品中进行过大胆探索，使风景在画面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但他们并没有使风景摆脱人物而存在，风景仍然是人物活动的背景。17世纪荷兰的一些风景画中，人物形象只作为风景的点缀而出现或完全消失，风景画终于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绘画题材。荷兰画派的艺术家们描绘了沙丘、海滩、风车、牛群、平坦的土地、茂密的森林这些典型的荷兰风光，无处不流露出他们对祖国秀丽山川的热爱之情，从而也为荷兰风景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扬·凡·戈因(Jan van Goyen，1596-1656)早年曾师从故乡莱顿的几位画家，他去过许多地方旅行，也从事过多种职业。早年喜画农民庭院、乡村大路，很注意细节描绘。17世纪30年代成为哈勒姆著名风景画家。17世纪4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以河流为主要题材，擅于处理银灰色和白色调的水与黄褐色路堤之间的色彩对比，变化微妙，并时常点缀一些人们在河边的日常活动。《多特莱希特城前的河边景色》、《沙丘风景》都是他的代表作。
埃贝特·谷波(Aelbert Cuyp，1620-1691)的父亲雅各布·格里茨·谷波也是一位著名画家，因此埃贝特·谷波早年从父习画。那时期他作过一些肖像画，风格酷似其父。而在风景画创作中喜用灰褐色调子，可看到学习戈因的痕迹。后来又受到长期在意大利工作的风景画家扬·博特的影响，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转向意大利风格，喜画河流与海洋风景，点缀以色彩较暗的人物和牲畜，与阳光灿烂的黄金色空间形成强烈对比，以精湛的技巧表现了光线与空气。有时人物与建筑在薄雾与晨曦中若隐若现，形成诗一般的优美意境。代表作有《山区景色》、《有骑士的风景》。
小威廉·凡·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 d.J.，1633-1707)出身于著名的绘画世家维尔德家族。这个家族曾产生过不少出色画家，小威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是一位擅长描绘海景与海战的画家。他自幼随父习画，约1672年开始为英王查理二世服务，1677年成为英王的宫廷画家。他最优秀的作品产生于17世纪5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时期。一生大部分作品描绘海景海战与水兵生活，在荷兰画坛上发挥影响达半世纪之久。代表作有《海港》、《炮击》等。
雅各布·凡·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约1628-1682)大约1628年出生于哈勒姆一个著名的绘画世家。早年曾随父亲学习，喜画哈勒姆的海岸、森林和明暗对比强烈的沙丘风景。1648年加入画家公会。17世纪50年代旅行过许多地方，发展了自己独特的风景画风格：气势雄伟、激情澎湃，充满英雄史诗般的悲壮感。他用画笔赋予那些湍急的河流、飞泻的瀑布、山间的城堡和荒凉的废墟以独特的韵味和意境。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由于担任医生职务的繁忙和自1676年起本人患病，基本上脱离了艺术创作。因此他的创作生涯很短促，但却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17世纪荷兰最重要的风景画大师。代表作有《急流》、《有晚望塔的瀑布景色》、《埃克河边的磨坊》、《犹太人的墓地》等。
迈因德特·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1638-1709)于1657年成为雅各布·凡·雷斯达尔的学生，直至1662年在画风与设色方面都深受老师的影响。1663年，他的创作发生了巨大转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作品有如优雅的田园抒情诗，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荷兰乡村的宁静与美丽。那里阳光明媚、绿树成荫，转动着的水车使静止的画面有了悸动的生命。1668年，他结婚后担任了酒与油度量衡器检验员，几乎放弃了绘画。但是1689年创作的《米德尔哈尼斯的道路》(又称《并木林道》)堪称举世闻名的杰作，独具匠心的构图使画面开阔而庄严，洋溢着明朗乐观的情绪，是一首大地的颂歌。霍贝玛的代表作还有《水车磨坊与巨大的红屋顶》、《水车磨坊风景》。
荷兰画派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将静物画也发展成为独立的绘画科目。一些优秀的静物画家悉心观察各种日用器皿、珍肴果品，对它们做了十分细致入微的描画，极为真实生动。皮特·克拉斯(Pieter Claesz，1597-1660)是哈勒姆颇有影响的静物画家，擅于表现金属器皿与陶制器皿，还喜欢描绘盛在绿色高脚杯中的红颜色的酒，或者将黄色柠檬放在褐色和灰绿色背景前，使画面的色彩瑰丽无比，富于变化。
威廉·考尔夫(Willem Kalf，1619-1693)是17世纪荷兰最杰出的静物画家之一，除了少数风景画与农民风俗画之外，大部分作品是静物。他以擅长画荷兰与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中国与德尔夫特的瓷器而著名，出色地表现了物体的质感与光泽。
亚伯拉罕·凡·贝耶林(Abraham van Beyeren，约1620-1690)是静物画的天才画家，几乎涉足静物画的各个领域。作品构图清晰，以暖色调为主，喜欢描绘鱼虾和厨房器皿，这些物体常常处于光的照射下，本身也闪闪发出微光，更显得色彩绚丽、丰富，具有传神的效果。
第四节.17、18世纪西班牙美术
一.17世纪上半期的西班牙绘画
进入17世纪，昔日的西班牙大帝国日益衰弱，逐渐降为二等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西班牙的美术人才辈出，在17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西班牙美术的繁荣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西班牙文学对美术的有力影响；二是西班牙地方画派中现实主义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三是意大利卡拉瓦乔主义艺术的影响。16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文学先于美术开始了繁荣时期，这时最伟大的文学代表是塞万提斯和大戏剧家维加。维加就曾经说过，艺术要表现时代，应该把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反映出来。他们的作品启发后人去观察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爱好和思想，并在作品中力求表现民族精神。西班牙绘画艺术中的波德格涅斯(Bodegones)风格就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波德格涅斯”这一名词含有小酒店和小饭馆之意，由于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瞧不起描绘下层人民生活的风俗画，于是他们以嘲弄的口吻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波德格涅斯”的绘画。西班牙“黄金时期”艺术的特点，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以外，还有就是在肖像画中，特别在一些底层人民的肖像画中，画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坚定、冷峻、尊严、刚毅的特殊气质，这在别国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这种力量和气质的形成无疑与长达近800年反抗摩尔人的斗争有关。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西班牙的肖像画才能在世界的艺坛上独树一帜，并具有永恒的意义。西班牙美术的“黄金时期”有三大代表人物，他们是荷西德·里贝拉(J.de Ribera，1591-1652)、法·德·苏巴朗(F.de Zurbaran，1598-1664)和委拉斯贵支(D.R.des.Velazquez，1599-1660)。
里贝拉 里贝拉出生于瓦伦西亚，早年随父去意大利，后长期定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早期在艺术上曾受拉斐尔、卡拉奇、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人的影响，卡拉瓦乔的艺术对他的影响尤为直接与明显。从1616年起，他成为那不勒斯总督的宫廷画家。在他早期的《圣巴多罗买的殉教》一画中，我们看到画家热情地歌颂了理想中的英雄，虽然画的是殉教，但很少有宗教气息。画面上的人物好像是那不勒斯的渔民，他们显得十分繁忙，好像正准备扬帆出海。《圣伊涅萨》(1641)也是他的一件代表作品，题材取自于宗教传说，描绘了一位14岁的少女与异教徒作斗争的情景，表现她在强暴压力下，宁受脱衣之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那坚强不屈的形象如同一座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除宗教题材画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画，这些肖像作品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画家朴素先进的美学思想，表明美和智慧来自于下层人民。他的《笑着的德谟克里特》(1630)、《第欧根尼》(1637)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画虽然以古代哲学家命名，但是画上的人物完全是照着西班牙的流浪汉农民的形象画出来的。他们的形象呈现出一种真实、自然、粗犷、豪放的特点。这种富有农民气质的肖像画，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他的《跛足者》(1642)同样是一幅很不错的肖像画。画面上这个跛着足的孩子，脸上泛着淡淡的笑容，在笑容后面似乎隐藏着悲伤、寂寞和孤独。他的手上拿着一块小纸头，上面写着：”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人物身后的风景十分宁静、美丽，充满大气和阳光，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里贝拉的代表作还有《雅各之梦》(1639)、《圣安德烈》(1635)、《抹大拉·玛利亚》(1644-1647)、《圣杰罗姆》(1626)、《盲雕刻家》(1632)等。1648年，里贝拉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马萨尼埃诺领导的人民起义失败，统治阶级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辞去宫廷中的职务，隐居在那不勒斯的郊外。两年后，他才又重新拿起画笔，晚期的作品有《牧人来拜》(1650)等。
里贝拉时常受一些学院派画家的攻击，有人指责他的画风粗俗不雅。其实，里贝拉的伟大之处正是在这里，他和卡拉瓦乔一样是一位把社会的真实生活毫不粉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画家。
苏巴朗 17世纪上半期另一个重要的画派是塞维利亚画派，苏巴朗就是这一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苏巴朗出生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富埃特·德·格道斯村，家境比较贫寒，当过小牧童。大约在他16岁的时候，在塞维利亚向一位专门从事涂染木雕的匠人学艺。他1617年生活在西班牙南部的列雷纳，1629年定居在塞维利亚。1634年他访问马德里，在那里为国王画了一幅《加的斯攻击》的画。1635年回到塞维利亚，他的主要艺术活动大都是在这里。1658年他移居马德里。晚期曾受穆里略甜美风格的影响。
苏巴朗和里贝拉不同，里贝拉的艺术目光对准下层，气质上比较粗犷；而他是个修士，一生过着隐士的生活，他的艺术主要描绘寂静的僧侣世界。苏巴朗在早期画了一些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画，这些作品有着生活的情趣。代表作之是《使徒圣彼得·诺拉斯科显灵》(约1629)，真实地刻画了僧侣的生活。画面上的人物大都是他照着周围的一些僧侣画下来的。他的宗教画从来没有虚幻的景象，总是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情趣，给人的感觉是朴素、亲切而真实。17世纪30年代后，他的艺术更加成熟，1636年创作的一幅《圣劳伦斯的殉教》甚为出色。画面上描绘了殉教的情节，圣徒正在走向火刑架，这个中年男子显得十分平静、安详，好像正在与大地告别。苏巴朗笔下的圣徒与常人无异，丝毫没有宗教的气息，这个殉教者好像是他身边的一个修士那样真实可信，表情朴实自然。画面的背景也是西班牙的真实风景，丝毫没有臆造或理想化的成分。苏巴朗的艺术总是在平凡中含有诗意，从来没有人为的戏剧气氛。他画的《墓室中的圣方济格》(1640)、《教堂餐桌上圣雨果的奇迹》(约1633)也都是这样的作品。他也画过几幅女圣徒的肖像，其中最为出色的如《圣马格丽达》、《圣卡赛里达》(约1638-1642)。这两幅画中，女圣徒的形象宛如常人，她们就像是塞维利亚社会中的贵妇，衣着华丽，打扮入时，好像还步履匆匆地从人们的面前走过，让人很难把她们和宗教联系起来。他晚年的一幅《圣母童年》(约1660)同样是一件充满生活情趣的作品，坐在小板凳上的圣母是照着他的小女儿画成的。
苏巴朗还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肖像画，《依·别列斯肖像》(1629-1633)就是肖像画中的一幅代表作。画面上的人物依·别列斯是画家的朋友，他是个修士和诗人。这个中年人有着一张很有个性特色的脸，从脸部的表情来看，他好像处在一种自我抑制的感情之中，宽大的僧袍难以掩盖他内心复杂的思绪和感情。把这幅肖像画和画家创作的另一幅肖像画《萨拉曼卡大学法学博士像》(约1635)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描绘的是一个有着自由内心的知识分子，他身着红色的长袍，显得十分自由洒脱。
苏巴朗还是一位著名的静物画家。他的静物画不同于荷兰小画派的静物，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宁静而朴素的僧侣生活，没有荷兰作品中的那种豪华气。在《有橘子和柠檬的静物》(约1633)中，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寂静的僧房，窗明几净，一束阳光柔和地落在桌子上，照亮了桌上的器皿和水果，这些水果发出诱人的色彩。这幅画表现了一种宁静的美和生活的美。苏巴朗由于生活面不广，从而影响了他更广泛地接触和表现社会。17世纪50年代后，他的创作开始出现了一些衰退现象。他晚期的作品日益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作于17世纪60年代的《磔刑》就是一件宗教色彩比较浓的画。但是从总体上看苏巴朗的画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的代表作还有《圣彼得受难》(1629)、《圣拿连斯柯幻觉中的耶路撒冷》、《牧人来拜》(1638)、《无垢受胎》(1661)等。
委拉斯贵支 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绘画大师是委拉斯贵支(D.R.de S.Velazquez，1599-1660)，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17世纪，塞维利亚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个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在委拉斯贵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老埃尔连拉画室学画，后又转入当时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巴切柯门下继续学习。促使委拉斯贵支艺术成熟的主要因素是塞维利亚的下层生活。在塞维利亚时，委拉斯贵支就把目光转向下层。他常接近一些流浪汉、老妇、小贩、儿童，并且不停地描绘他们。他塑造的人物不但形象真实生动，同时也注意揭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卖水的人》(约1619)是画家早期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他对人物性格的努力探索。画中执杯酣饮者，显然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普通人民。这里最突出的是卖水者的形象，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特有的严肃、冷静的性格和粗犷、朴实的力量。这样的形象看起来平凡，但是具有很大的魅力。在19世纪初，西班牙国王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了英国的威灵顿公爵。这个时期，委拉斯贵支创作的风俗画还有《早餐》、《音乐师》、《女混血儿》、《煮蛋的老妇人》等作品。
1623年，委拉斯贵支来到了马德里。进入宫廷不久，他就给年轻的腓力四世画了一幅骑马像。据记载，腓力四世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并下令今后只有委拉斯贵支才有资格给他画像，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家。委拉斯贵支的到来引起一些宫廷画家的不满和嫉妒。宫廷画家与理论家加尔杜乔(1578-1638)认为委拉斯贵支出身低贱、艺术拙劣，嘲笑他只会画人的头像，并说这样的人不能算做艺术家。加尔杜乔还在《艺术对话》书中号召保卫罗马主义，反对平民写实画风的流传，特别反对他把这种艺术带进宫廷。1627年，宫廷举行了一场有趣的竞赛，双方都画驱逐摩尔人这一历史题材，结果是委拉斯贵支大获全胜，可惜这幅画未能保存下来。委拉斯贵支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西班牙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委拉斯贵支虽然一生担任宫廷画家，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平民本色。他认为，真正的美和健康的力量来自普通人民。他的艺术继承了塞维利亚画派的民主思想和世俗美术的传统。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平民阶级的视角去观察现实。在马德里创作活动的早期(1623-1631)，委拉斯贵支首先画了一系列的宫廷肖像画。《腓力四世全身像》就是其中的一幅。从现在保留下来的这幅全身像来看，他这时还未完全摆脱宫廷画的传统影响：人物头部较小，身躯过长，采取了宫廷肖像的传统姿势，尚缺乏个性的描绘。他在这一时期画的神话题材作品则要生动得多，如《酒神巴库斯》(又名《醉汉们》，1628-1629)是一幅颇有新意，具有鲜明乡土风格的作品，证明他终于把平民写实的画风带进了马德里的宫廷。在这幅画中，除了酒神的形象有些美化外，其余的流浪汉形象都描绘得真实动人。《火神的冶铁厂》(约1630)是画家在意大利访问期间所作的一件杰作，题材取自希腊罗马神话：阿波罗前来给火神伏尔坎报信说，火神的妻子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私通。画面上，正在打铁的伐尔坎面露惊讶的表情，他身旁的助手们也伸长脖子在仔细听着这一新闻。这幅画中的人物比《酒神巴库斯》又前进了一步，人物的内心刻画更加生动而深刻，笔触流畅而有力，构图完整、空间开阔、色调明亮。铁匠铺的一些用具也描绘得十分逼真。1629年，他第一次去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特别是提香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31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新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布列达的投降》(1633-1635)一画中看到。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的肖像画技巧也更加成熟。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肖像画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宫廷肖像，其次是亲友的肖像，第三类是表现下层人民的肖像。在第一类作品中，他创作的宫廷及上层人物的肖像有《拉弗拉格》(约1644)、《腓力四世骑马像》、《奥里瓦留斯骑马像》(1634)、《巴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约1635)以及一些宫廷狩猎者的肖像。他画这些上层人物的肖像，最大的特点是从不粉饰和美化。他不会阿谀奉承，而是把这些上层人物的内心空虚和庸俗浅薄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例如在《腓力四世骑马像》中，优美的卡斯提尔的风景与装模作样的国王形成了颇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他为奥里瓦塞公爵画过几幅肖像，自然而真实地描绘了这个宠臣的真实面貌：扁平的鼻子，一对小眼睛闪着狡黯的目光。
委拉斯贵支描绘亲友的肖像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与宫廷肖像全然不同，画得很自由流畅，显得真实亲切，如《拿扇子的妇人》(1648)画的是他的女儿弗兰西斯卡。画上的人物形象亲切朴实，没有贵妇人的矫揉造作，她一手拿扇子，一手拿着十字架和念珠，这是当时西班牙妇女的时尚与习惯。
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特点也是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表现下层人民肖像的作品，这些画有力地证明了平民写实风格在委拉斯贵支创作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画家笔下人物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人物的心理刻画趋于深刻和复杂化。这些下层人物的肖像不仅是真实的、生动的，而且具有社会和时代的特色，有时还含有对社会批判的意味，大约在17世纪40年代创作的《伊索》(1636-1640)、《默尼普》都是这样的作品。在1633年至1648年间，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一组宫廷丑角和侏儒的作品，其中有《埃里·波波·德里·科林》(《卡拉巴扎斯肖像》，约1647)和《唐·塞巴斯提安·德·摩拉》(1644)等。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悲惨命运。1649年，委拉斯贵支第二次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完成了另一幅著名的肖像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在这幅肖像中，画家既表现了这个人凶狠、狡猾的一面，又表现了这个76岁老头子精神虚弱的一面。画面上，火热的红色调子表现了特有的宗教的庄严气氛，白色的法衣和红色的披肩形成了诱人的色调对比，笔触显得十分自由，表现了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当这幅肖像送给教皇时，教皇惊讶而又不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分像了。”委拉斯贵支晚年最主要的作品之一是《纺织女工》，这幅画描绘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一边是正在悠闲地欣赏壁毯的宫中贵妇；一边是马德里皇家织造厂繁忙而疲惫的女工，他做这样的对比很可能和他当时不满的心情有关。他在这幅画里满怀激情地为纺织女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在晚期，除《纺织女工》外，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镜前的维纳斯》(约1650)、《宫娥》、《玛格丽特公主肖像》(1660)等作品。
画家于1660年从法国回来后不久，身染重病，于同年8月7日逝世于马德里。
综观委拉斯贵支的一生，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平凡的是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伟大的是指他的艺术，他和卡拉瓦乔、伦勃朗一样创作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作品，拓宽了17世纪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
委拉斯贵支是一位坚持真实的画家，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肖像作品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在画中从不美化国王和教皇，也从不丑化流浪汉、侏儒和小丑。他是一位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画家，他和他的同代人建立了西班牙画派。他敬重意大利和尼德兰的一些艺术大师，尤其钦佩提香，但是，委拉斯贵支始终把自己的艺术扎根在西班牙的土壤里。在他的作品中，无论人物或风景都是典型西班牙式的。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写实的传统始终未断，因为他把它看作是民族传统和生活源泉在艺术上的体现。他也是17世纪为数不多的有批判色彩的画家之一。在技巧上，委拉斯贵支也是一位很有革新精神的画家。他虽借鉴了威尼斯画派的一些经验，但是，他在光与色的结合上却有独特的成就。这一点在《教皇英诺森十世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进入宫廷虽然不利于他的艺术创作，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例如他一生几乎很少画宗教题材画，这正是由于得到了国王的保护。在宫廷里，他也能有机会看到历代国王收藏的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名画，这不仅可以帮助他提高技巧，还可以使他从中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此外，他作为御用画家，常陪国王出游，可以开阔视野，能够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委拉斯贵支和伦勃朗一样，不是巴洛克画家，而是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
委拉斯贵支的学生不多，其中与他风格最接近的是胡安·保提斯达·德尔·马索(Juan Bautista del.Mazo，约1612-1667)，他是委拉斯贵支的女婿。他所作《玛利亚娜王后像》和《玛格丽特公主像》在风格上颇似他的岳父。据说他常常临摹委拉斯贵支的作品，在平日里能经常得到大师的指教。他的《艺术家的家庭》一画，人物形象十分生动，这要比委拉斯贵支的《宫廷侍女》活泼自由得多，表现了平民家庭融洽的气氛。委拉斯贵支的另一位弟子是帕雷哈(J.de Pareja，1616-1679)，他也是委拉斯贵支的随从，同样擅长肖像画创作。
二.17世纪下半期的西班牙绘画
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艺术上，自委拉斯贵支逝世后，“黄金时期”也基本上结束了。尽管有些人在绘画技巧方面仍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倾向以及艺术的创造性都大不如以前。这时，在马德里，古典主义逐渐抬头，并日益占据了统治地位。17世纪下半期，惟一的例外是塞维利亚画派继续保持了繁荣，这是因为塞维利亚是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出现的经济危机比较晚，所以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有一定的影响。
穆里略 巴·埃·穆里略(B.E.Murillo，1618-1682)是17世纪下半期塞维利亚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是“黄金时期“艺术传统的继承者。1617年，他出生于塞维利亚，父母早丧，据说由姐姐照顾他长大。早年曾师从卡斯提奥学画，在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委拉斯贵支和凡·代克的艺术曾对他产生过有力的影响。穆里略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塞维利亚度过，不仅熟悉这个城市的上层社会，也熟悉这个城市的下层社会。他的主要买主是塞维利亚的教堂以及来往塞维利亚的外国商人。
穆里略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题材画，另一类是风俗画。他和苏巴朗、里贝拉一样，在宗教题材画中强调世俗化的特点，表现人间的世俗情趣。例如他早期创作的《圣家族》(1645-1650)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幅画上的圣家族像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主母在纺织，约瑟在逗弄着孩子，圣婴在玩小鸟，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欢乐、和谐，丝亳没有宗教气息。在另一名作《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1665-1670)中，我们看到画面上充满了宁静的田野气氛，银灰色的调子显得十分抒情，圣母好像是一位温柔典雅的母亲。此时，她正守护在摇篮旁，慈祥地注视着熟睡的圣婴。这富有人情味的圣母在当时很受顾客的欢迎。人们所以把他叫作西班牙的拉斐尔，就在于他不仅善画圣母，而且在他的圣母画中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的圣母和拉斐尔的圣母也有不同，拉斐尔的圣母是青春少女型的或女王型的，而他画的圣母是儿童型的，多少带有点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显得更加纯洁无邪。如《圣母子》(1650-1660)中圣母的形象，有着一副椭圆形的孩童般的面孔，长着一双大而美丽明亮的眼睛，显得既庄严又稚气天真，这种形象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不变的模式。这样的圣母像虽然有人说有点唯美主义的倾向，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处在宗教裁判所压抑下的西班牙人民心灵上的慰藉。
穆里略的风俗画更加明显地继承了17世纪上半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平民写实“精神在他的风俗性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风俗画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流浪儿。画家常把这些小流浪者和他们贫困的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塞维利亚城市生活的一个方面。画家也常把这些小流浪者安排在一定的故事情节中，孩子们有的嬉戏，有的奔跑，有的做生意，这种情节都给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氛。在《丐童》(1645-1650)一画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正在捉虱子的流浪儿童。在人物神清专注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背后是一个房屋的废墟，这可能就是他栖身的家。此外，《吃甜瓜和葡萄的孩子》和《数钱的孩子》都描绘了在塞维利亚街头做生意的流浪儿。穆里略堪称是17世纪最擅于画儿童题材的画家。这可能是因为画家从小就成了孤儿，因而比别人更能深刻地体会这些街头流浪儿的辛酸。
穆里略的学生很多，他的许多作品是在他的助手参与下完成的。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育家，1660年在塞维利亚创建了塞维利亚美术学院，他是该院的第一任院长。这所艺术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注重描绘实物，反对艺术上的模仿作风和对外国美术的盲目崇拜。
莱亚尔 17世纪下半期与穆里略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画家是胡·德·巴尔德斯·莱亚尔(J.Valdes Leal，1622-1690)。他是画家也是彩色木雕家，早年也曾师从卡斯提奥学习艺术。他的作品充满了狂暴的力量，有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这种骚动不安的艺术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也影射了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帝国的动荡与衰落。在画面上，他喜欢表现光，但这些光不是现实的光，而是幻想中的光，是心灵之光。他的画好像是在西班牙帝国红日西沉的时候发出的几声凄厉的呐喊和唉叹。如《天使鞭打圣哲罗姆》一画表现了动乱不宁和狂暴的力量。发疯的天使好像自天而降，他们正在惩罚伏在地上的圣哲罗姆，整个画面充润了恐怖神秘的气氛。他的画令人联想到宗教裁判所的暴虐和横行。在他的后期作品《死亡的胜利》中，我们看到了一具骷髅，它代表着死神，手持大镰刀好像在胜利地前进。在它的脚下是地球仪、书籍、器皿、权杖、珠宝、王冠等，好像这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不复存在。他的画色彩精美，但内容缺少积极的意义。
马德里画派 17世纪下半期马德里画派总的趋向是：现实主义艺术逐渐衰落，一些画家大多工于技巧，但缺乏内容。当时，属于马德里画派或与马德里画派有关系的画家有法·里西(F.Rici，1608-1685).胡安·卡·米兰达(J.C.Miranda，1614-1685)、马·赛雷索(M.Cerezo，约1636-1686)、荷西·安托利内斯(J.Antollnez，1639-1676)、克·柯耶罗(C.Coello，1642-1693)等人。
米兰达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后来成为马德里的宫廷画家。他和委拉斯贵支一样，身兼很多宫中职务。他最早师从库埃瓦斯，也临摹过不少委拉斯贵支的作品。据传他曾精心临摹过委拉斯贵支的《玛格丽特公主像》和《腓力四世的肖像》。此外，佛兰德斯画派的鲁本斯和凡·代克的艺术对他也产生过影响。他的肖像画多注重外在的效果。代表作有《玛利亚娜王后像》(约1669)和《查理二世像》。在后一幅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凡·代克对他的影响，画中的人物外表优雅、华丽，但多少有点装腔作势。他还画了不少宗教题材画，比较重要的有《圣母领报》(1654)、《圣玛格达丽娜》(1659)、《圣塞巴斯蒂安》、《圣三位一体》等。有些作品，如收藏于布达佩斯博物馆的《圣三位一体》，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鲁本斯的作品，由此可见他与佛兰德斯画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柯耶罗既是画家也是木雕艺术家。他出身于一个青铜匠人的家庭，原籍是葡萄牙，出生在马德里，1684年(一说1685年)获得宫廷画师称号，颇得查理二世的青睐。他是提香、鲁本斯和凡·代克的追随者，在肖像画创作方面又有一些委拉斯贵支的特点，很注意刻画人物的端庄、冷静的形态。代表性肖像作品有《查理二世肖像》以及收藏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男子肖像》等。他还画了不少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胜利》(1664)、《圣家族》(1660)和收藏在艾斯可罗修道院的《查理二世礼拜圣体会》(1685-1690)。后一幅画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其中包括查理二世、宫中侍从和修道院僧侣，这些人物的形象都比较生动，显然是当时人的真实形象。他还在马德里、托莱多、萨拉戈萨等地画了不少精彩的壁画。
三.18世纪的西班牙绘画
1700年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于是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史称腓力五世，王权自此从哈布斯堡家族转移到了波旁王朝家族的手中。18世纪西班牙艺术处于低谷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批外国艺术家涌入西班牙。这些人既不了解西班牙人民的生活，又不熟悉西班牙的艺术传统，所以影响不大。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1761年和1773年两次来西班牙的德国画家门格斯(Anton Raphael R.Mengs，1728-1779)，另一个是1762年来西班牙，并在1770年死在这里的意大利画家提埃波罗。他们的艺术曾给西班牙的宫廷艺术增加了生气，并影响了西班牙的一些青年艺术家。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的一些画家正是在提埃波罗和门格斯的影响下，把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艺术和西班牙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风格。具有这种折衷主义色彩的画家有弗兰西斯科·巴耶(Francisco Bayeu，1734-1795)等人。
18世纪的艺术中，现实主义的艺术虽然衰退，但也有少数人仍然在继续坚持这种风格，这当中以路易斯·欧亨尼奥·梅伦德斯(Luis Eugenie Melendes，1716-1780)最为著名。他擅长画静物和肖像。他的《静物》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朴实无华、生气勃勃，和当时专门画宗教、神话、历史题材的宫廷画家的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真正打破西班牙18世纪艺术万马齐喑的局面，使西班牙艺术重放异彩的是戈雅。戈雅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使西班牙的美术从18世纪末又走上了一条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道路，也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戈雅 18世纪末，西班牙出现了继委拉斯贵支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画家戈雅(F.J.de Goya，1746-1828)。戈雅的故乡是西班牙北部萨拉果沙附近的一个农村。戈雅14岁时，进入当地的马尔蒂尼兹画室，在这里开始学习艺术，后又去过意大利。1776年进入了宫廷，主要是为皇家织造厂绘制和设计一些壁毯草图。
进入18世纪90年代，戈雅开始了创作的转折时期，画家早期那种乐天无忧的情绪逐渐为愤怒的激情和冷静的思考所代替。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年代，激进的革命的思想对他影响颇大。在转折期，戈雅的重要作品有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又名《奇想曲》，意思是说，我的这些画全是任意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油画《疯人院》、《鞭身教徒的游行》以及《查理四世的一家》等。在这个时期他还创作了不少包括亲友在内的同代人的肖像画，其中最突出的有《荷维兰诺斯肖像》、《费·吉尔玛德肖像》、《穿衣玛哈像》、《裸体的玛哈》以及《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等。在《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1806)一画中，画家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画中人的娇艳外貌，同时也揭示了她那充满青春欢乐的内心和激动的情绪，这是一幅充满时代精神的肖像，是对人类尊严和美的歌颂。
戈雅的铜版画《加普里乔斯》于1803年最后完成，共80幅，有《你不能也得能》(组画之第42图)、《缅怀祖先》(组画之第39图，1793-1803)、《到死方休》(组画之第65图，1793-1803)等。作者把自己的《自画像》(1793-1803)安排在组画的扉页上，好像是组画的序曲。在自画像中流露出作者对时局愤怒不满的心境。这套组画虽然采用了隐喻的手法，如把社会上一些病态和罪恶的东西——转化为巫婆、巨猫、魔鬼、驴子、硕鸟等形象，但是它的内容是十分明确的。画的背景是大黑夜，他描绘了在这个漫漫的长夜里，魑魅魍魉横行，人民遭受着屈辱和不幸。这套组画可以说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一面镜子。
1808年至1814年间，西班牙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当西班牙人民掀起反拿破仑入侵，反贵族和宗教斗争的时刻，戈雅在创作上进入热情战斗时期。《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是这一时期戈雅的重要作品之一。画家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一个十分悲壮激昂的场面，画中表现了起义者不是失败者，而是精神上的胜利者，是临危不屈的英雄。他们英勇坚定的形象与内心怯弱、惊慌失措的刽子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戈雅继《加普里乔斯》后创作了第二部大型铜版组画《战争的灾难》。它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和描绘西班牙人民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组画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1810年至1814年间创作的，第二部分大约创作于1814年至1820年间，整套组画共有82幅，有《不祥的预感》(组画之第1图)、《惨不忍睹》(组画之第33图)、《可怜的母亲》(组画之第50图)、《食肉的秃鹫》(组画之第76图，1814-1820)等。
西班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这使热爱人民的画家戈雅心情极为沉重。从1814年开始进入了他的创作晚期，这是一个苦闷而又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他完成了《战争的灾难》第二部分、铜版组画《吉斯巴拉提斯》以及油画《抱水罐的姑娘》(1820)、《波尔多卖牛奶的姑娘》等作品。
1824年后，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政治迫害，他离开了西班牙。他的晚年是在法国波尔多城度过的，并在1828年4月16日逝世于法国。
戈雅的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现代性和实际的历史感。它的民族性表现在深深扎根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有着西班牙画家刚毅的气质。同时，它直接继承了17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优秀传统。它的现代性表现在画家总是跟着时代前进，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传达时代的音符。戈雅艺术中的实际历史感表现在他把真实的历史展示给人们看。在描绘社会和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他总是爱憎分明，充满了战斗的热情。戈雅是一位战斗的画家，也是一位在世界观上充满矛盾的画家，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戈雅他醉心于新的思想，但他又无法逃避这一个病魔的世界。”的确，他的一生都在向这个病魔世界进行斗争。
第四节.17、18世纪西班牙美术
一.17世纪上半期的西班牙绘画
进入17世纪，昔日的西班牙大帝国日益衰弱，逐渐降为二等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西班牙的美术人才辈出，在17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西班牙美术的繁荣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西班牙文学对美术的有力影响；二是西班牙地方画派中现实主义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三是意大利卡拉瓦乔主义艺术的影响。16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文学先于美术开始了繁荣时期，这时最伟大的文学代表是塞万提斯和大戏剧家维加。维加就曾经说过，艺术要表现时代，应该把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反映出来。他们的作品启发后人去观察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爱好和思想，并在作品中力求表现民族精神。西班牙绘画艺术中的波德格涅斯(Bodegones)风格就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波德格涅斯”这一名词含有小酒店和小饭馆之意，由于一些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瞧不起描绘下层人民生活的风俗画，于是他们以嘲弄的口吻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波德格涅斯”的绘画。西班牙“黄金时期”艺术的特点，除了上面已经指出的以外，还有就是在肖像画中，特别在一些底层人民的肖像画中，画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一种坚定、冷峻、尊严、刚毅的特殊气质，这在别国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这种力量和气质的形成无疑与长达近800年反抗摩尔人的斗争有关。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特点，西班牙的肖像画才能在世界的艺坛上独树一帜，并具有永恒的意义。西班牙美术的“黄金时期”有三大代表人物，他们是荷西德·里贝拉(J.de Ribera，1591-1652)、法·德·苏巴朗(F.de Zurbaran，1598-1664)和委拉斯贵支(D.R.des.Velazquez，1599-1660)。
里贝拉 里贝拉出生于瓦伦西亚，早年随父去意大利，后长期定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早期在艺术上曾受拉斐尔、卡拉奇、米开朗基罗和提香等人的影响，卡拉瓦乔的艺术对他的影响尤为直接与明显。从1616年起，他成为那不勒斯总督的宫廷画家。在他早期的《圣巴多罗买的殉教》一画中，我们看到画家热情地歌颂了理想中的英雄，虽然画的是殉教，但很少有宗教气息。画面上的人物好像是那不勒斯的渔民，他们显得十分繁忙，好像正准备扬帆出海。《圣伊涅萨》(1641)也是他的一件代表作品，题材取自于宗教传说，描绘了一位14岁的少女与异教徒作斗争的情景，表现她在强暴压力下，宁受脱衣之辱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那坚强不屈的形象如同一座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除宗教题材画外，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画，这些肖像作品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画家朴素先进的美学思想，表明美和智慧来自于下层人民。他的《笑着的德谟克里特》(1630)、《第欧根尼》(1637)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画虽然以古代哲学家命名，但是画上的人物完全是照着西班牙的流浪汉农民的形象画出来的。他们的形象呈现出一种真实、自然、粗犷、豪放的特点。这种富有农民气质的肖像画，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他的《跛足者》(1642)同样是一幅很不错的肖像画。画面上这个跛着足的孩子，脸上泛着淡淡的笑容，在笑容后面似乎隐藏着悲伤、寂寞和孤独。他的手上拿着一块小纸头，上面写着：”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人物身后的风景十分宁静、美丽，充满大气和阳光，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里贝拉的代表作还有《雅各之梦》(1639)、《圣安德烈》(1635)、《抹大拉·玛利亚》(1644-1647)、《圣杰罗姆》(1626)、《盲雕刻家》(1632)等。1648年，里贝拉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马萨尼埃诺领导的人民起义失败，统治阶级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辞去宫廷中的职务，隐居在那不勒斯的郊外。两年后，他才又重新拿起画笔，晚期的作品有《牧人来拜》(1650)等。
里贝拉时常受一些学院派画家的攻击，有人指责他的画风粗俗不雅。其实，里贝拉的伟大之处正是在这里，他和卡拉瓦乔一样是一位把社会的真实生活毫不粉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画家。
苏巴朗 17世纪上半期另一个重要的画派是塞维利亚画派，苏巴朗就是这一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苏巴朗出生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富埃特·德·格道斯村，家境比较贫寒，当过小牧童。大约在他16岁的时候，在塞维利亚向一位专门从事涂染木雕的匠人学艺。他1617年生活在西班牙南部的列雷纳，1629年定居在塞维利亚。1634年他访问马德里，在那里为国王画了一幅《加的斯攻击》的画。1635年回到塞维利亚，他的主要艺术活动大都是在这里。1658年他移居马德里。晚期曾受穆里略甜美风格的影响。
苏巴朗和里贝拉不同，里贝拉的艺术目光对准下层，气质上比较粗犷；而他是个修士，一生过着隐士的生活，他的艺术主要描绘寂静的僧侣世界。苏巴朗在早期画了一些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画，这些作品有着生活的情趣。代表作之是《使徒圣彼得·诺拉斯科显灵》(约1629)，真实地刻画了僧侣的生活。画面上的人物大都是他照着周围的一些僧侣画下来的。他的宗教画从来没有虚幻的景象，总是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情趣，给人的感觉是朴素、亲切而真实。17世纪30年代后，他的艺术更加成熟，1636年创作的一幅《圣劳伦斯的殉教》甚为出色。画面上描绘了殉教的情节，圣徒正在走向火刑架，这个中年男子显得十分平静、安详，好像正在与大地告别。苏巴朗笔下的圣徒与常人无异，丝毫没有宗教的气息，这个殉教者好像是他身边的一个修士那样真实可信，表情朴实自然。画面的背景也是西班牙的真实风景，丝毫没有臆造或理想化的成分。苏巴朗的艺术总是在平凡中含有诗意，从来没有人为的戏剧气氛。他画的《墓室中的圣方济格》(1640)、《教堂餐桌上圣雨果的奇迹》(约1633)也都是这样的作品。他也画过几幅女圣徒的肖像，其中最为出色的如《圣马格丽达》、《圣卡赛里达》(约1638-1642)。这两幅画中，女圣徒的形象宛如常人，她们就像是塞维利亚社会中的贵妇，衣着华丽，打扮入时，好像还步履匆匆地从人们的面前走过，让人很难把她们和宗教联系起来。他晚年的一幅《圣母童年》(约1660)同样是一件充满生活情趣的作品，坐在小板凳上的圣母是照着他的小女儿画成的。
苏巴朗还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肖像画，《依·别列斯肖像》(1629-1633)就是肖像画中的一幅代表作。画面上的人物依·别列斯是画家的朋友，他是个修士和诗人。这个中年人有着一张很有个性特色的脸，从脸部的表情来看，他好像处在一种自我抑制的感情之中，宽大的僧袍难以掩盖他内心复杂的思绪和感情。把这幅肖像画和画家创作的另一幅肖像画《萨拉曼卡大学法学博士像》(约1635)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描绘的是一个有着自由内心的知识分子，他身着红色的长袍，显得十分自由洒脱。
苏巴朗还是一位著名的静物画家。他的静物画不同于荷兰小画派的静物，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宁静而朴素的僧侣生活，没有荷兰作品中的那种豪华气。在《有橘子和柠檬的静物》(约1633)中，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寂静的僧房，窗明几净，一束阳光柔和地落在桌子上，照亮了桌上的器皿和水果，这些水果发出诱人的色彩。这幅画表现了一种宁静的美和生活的美。苏巴朗由于生活面不广，从而影响了他更广泛地接触和表现社会。17世纪50年代后，他的创作开始出现了一些衰退现象。他晚期的作品日益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作于17世纪60年代的《磔刑》就是一件宗教色彩比较浓的画。但是从总体上看苏巴朗的画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他的代表作还有《圣彼得受难》(1629)、《圣拿连斯柯幻觉中的耶路撒冷》、《牧人来拜》(1638)、《无垢受胎》(1661)等。
委拉斯贵支 西班牙17世纪最著名的绘画大师是委拉斯贵支(D.R.de S.Velazquez，1599-1660)，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在17世纪，塞维利亚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个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心。在委拉斯贵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当地的老埃尔连拉画室学画，后又转入当时著名画家和理论家巴切柯门下继续学习。促使委拉斯贵支艺术成熟的主要因素是塞维利亚的下层生活。在塞维利亚时，委拉斯贵支就把目光转向下层。他常接近一些流浪汉、老妇、小贩、儿童，并且不停地描绘他们。他塑造的人物不但形象真实生动，同时也注意揭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卖水的人》(约1619)是画家早期的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他对人物性格的努力探索。画中执杯酣饮者，显然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普通人民。这里最突出的是卖水者的形象，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特有的严肃、冷静的性格和粗犷、朴实的力量。这样的形象看起来平凡，但是具有很大的魅力。在19世纪初，西班牙国王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了英国的威灵顿公爵。这个时期，委拉斯贵支创作的风俗画还有《早餐》、《音乐师》、《女混血儿》、《煮蛋的老妇人》等作品。
1623年，委拉斯贵支来到了马德里。进入宫廷不久，他就给年轻的腓力四世画了一幅骑马像。据记载，腓力四世看了这幅画后，非常高兴，并下令今后只有委拉斯贵支才有资格给他画像，并任命他为宫廷画家。委拉斯贵支的到来引起一些宫廷画家的不满和嫉妒。宫廷画家与理论家加尔杜乔(1578-1638)认为委拉斯贵支出身低贱、艺术拙劣，嘲笑他只会画人的头像，并说这样的人不能算做艺术家。加尔杜乔还在《艺术对话》书中号召保卫罗马主义，反对平民写实画风的流传，特别反对他把这种艺术带进宫廷。1627年，宫廷举行了一场有趣的竞赛，双方都画驱逐摩尔人这一历史题材，结果是委拉斯贵支大获全胜，可惜这幅画未能保存下来。委拉斯贵支的胜利不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为西班牙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委拉斯贵支虽然一生担任宫廷画家，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平民本色。他认为，真正的美和健康的力量来自普通人民。他的艺术继承了塞维利亚画派的民主思想和世俗美术的传统。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平民阶级的视角去观察现实。在马德里创作活动的早期(1623-1631)，委拉斯贵支首先画了一系列的宫廷肖像画。《腓力四世全身像》就是其中的一幅。从现在保留下来的这幅全身像来看，他这时还未完全摆脱宫廷画的传统影响：人物头部较小，身躯过长，采取了宫廷肖像的传统姿势，尚缺乏个性的描绘。他在这一时期画的神话题材作品则要生动得多，如《酒神巴库斯》(又名《醉汉们》，1628-1629)是一幅颇有新意，具有鲜明乡土风格的作品，证明他终于把平民写实的画风带进了马德里的宫廷。在这幅画中，除了酒神的形象有些美化外，其余的流浪汉形象都描绘得真实动人。《火神的冶铁厂》(约1630)是画家在意大利访问期间所作的一件杰作，题材取自希腊罗马神话：阿波罗前来给火神伏尔坎报信说，火神的妻子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私通。画面上，正在打铁的伐尔坎面露惊讶的表情，他身旁的助手们也伸长脖子在仔细听着这一新闻。这幅画中的人物比《酒神巴库斯》又前进了一步，人物的内心刻画更加生动而深刻，笔触流畅而有力，构图完整、空间开阔、色调明亮。铁匠铺的一些用具也描绘得十分逼真。1629年，他第一次去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特别是提香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31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作品的色彩变得更加明亮。这种新的色彩，我们可以在《布列达的投降》(1633-1635)一画中看到。
从意大利回来之后，他的肖像画技巧也更加成熟。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肖像画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宫廷肖像，其次是亲友的肖像，第三类是表现下层人民的肖像。在第一类作品中，他创作的宫廷及上层人物的肖像有《拉弗拉格》(约1644)、《腓力四世骑马像》、《奥里瓦留斯骑马像》(1634)、《巴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约1635)以及一些宫廷狩猎者的肖像。他画这些上层人物的肖像，最大的特点是从不粉饰和美化。他不会阿谀奉承，而是把这些上层人物的内心空虚和庸俗浅薄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例如在《腓力四世骑马像》中，优美的卡斯提尔的风景与装模作样的国王形成了颇有讽刺意味的对比。他为奥里瓦塞公爵画过几幅肖像，自然而真实地描绘了这个宠臣的真实面貌：扁平的鼻子，一对小眼睛闪着狡黯的目光。
委拉斯贵支描绘亲友的肖像虽然不多，但是这些作品与宫廷肖像全然不同，画得很自由流畅，显得真实亲切，如《拿扇子的妇人》(1648)画的是他的女儿弗兰西斯卡。画上的人物形象亲切朴实，没有贵妇人的矫揉造作，她一手拿扇子，一手拿着十字架和念珠，这是当时西班牙妇女的时尚与习惯。
在委拉斯贵支的肖像画中，最有特点也是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表现下层人民肖像的作品，这些画有力地证明了平民写实风格在委拉斯贵支创作中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时期，画家笔下人物的形象更加多样化，人物的心理刻画趋于深刻和复杂化。这些下层人物的肖像不仅是真实的、生动的，而且具有社会和时代的特色，有时还含有对社会批判的意味，大约在17世纪40年代创作的《伊索》(1636-1640)、《默尼普》都是这样的作品。在1633年至1648年间，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一组宫廷丑角和侏儒的作品，其中有《埃里·波波·德里·科林》(《卡拉巴扎斯肖像》，约1647)和《唐·塞巴斯提安·德·摩拉》(1644)等。画家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强调的不是他们生理上的缺陷，而是他们的悲惨命运。1649年，委拉斯贵支第二次去意大利，在那里他完成了另一幅著名的肖像作品《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在这幅肖像中，画家既表现了这个人凶狠、狡猾的一面，又表现了这个76岁老头子精神虚弱的一面。画面上，火热的红色调子表现了特有的宗教的庄严气氛，白色的法衣和红色的披肩形成了诱人的色调对比，笔触显得十分自由，表现了艺术家的高超技巧。当这幅肖像送给教皇时，教皇惊讶而又不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分像了。”委拉斯贵支晚年最主要的作品之一是《纺织女工》，这幅画描绘了两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一边是正在悠闲地欣赏壁毯的宫中贵妇；一边是马德里皇家织造厂繁忙而疲惫的女工，他做这样的对比很可能和他当时不满的心情有关。他在这幅画里满怀激情地为纺织女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在晚期，除《纺织女工》外，委拉斯贵支还创作了《镜前的维纳斯》(约1650)、《宫娥》、《玛格丽特公主肖像》(1660)等作品。
画家于1660年从法国回来后不久，身染重病，于同年8月7日逝世于马德里。
综观委拉斯贵支的一生，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平凡的是他一生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伟大的是指他的艺术，他和卡拉瓦乔、伦勃朗一样创作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作品，拓宽了17世纪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
委拉斯贵支是一位坚持真实的画家，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肖像作品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在画中从不美化国王和教皇，也从不丑化流浪汉、侏儒和小丑。他是一位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画家，他和他的同代人建立了西班牙画派。他敬重意大利和尼德兰的一些艺术大师，尤其钦佩提香，但是，委拉斯贵支始终把自己的艺术扎根在西班牙的土壤里。在他的作品中，无论人物或风景都是典型西班牙式的。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写实的传统始终未断，因为他把它看作是民族传统和生活源泉在艺术上的体现。他也是17世纪为数不多的有批判色彩的画家之一。在技巧上，委拉斯贵支也是一位很有革新精神的画家。他虽借鉴了威尼斯画派的一些经验，但是，他在光与色的结合上却有独特的成就。这一点在《教皇英诺森十世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进入宫廷虽然不利于他的艺术创作，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例如他一生几乎很少画宗教题材画，这正是由于得到了国王的保护。在宫廷里，他也能有机会看到历代国王收藏的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名画，这不仅可以帮助他提高技巧，还可以使他从中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此外，他作为御用画家，常陪国王出游，可以开阔视野，能够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委拉斯贵支和伦勃朗一样，不是巴洛克画家，而是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
委拉斯贵支的学生不多，其中与他风格最接近的是胡安·保提斯达·德尔·马索(Juan Bautista del.Mazo，约1612-1667)，他是委拉斯贵支的女婿。他所作《玛利亚娜王后像》和《玛格丽特公主像》在风格上颇似他的岳父。据说他常常临摹委拉斯贵支的作品，在平日里能经常得到大师的指教。他的《艺术家的家庭》一画，人物形象十分生动，这要比委拉斯贵支的《宫廷侍女》活泼自由得多，表现了平民家庭融洽的气氛。委拉斯贵支的另一位弟子是帕雷哈(J.de Pareja，1616-1679)，他也是委拉斯贵支的随从，同样擅长肖像画创作。
二.17世纪下半期的西班牙绘画
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的政治、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艺术上，自委拉斯贵支逝世后，“黄金时期”也基本上结束了。尽管有些人在绘画技巧方面仍具有相当的水平，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倾向以及艺术的创造性都大不如以前。这时，在马德里，古典主义逐渐抬头，并日益占据了统治地位。17世纪下半期，惟一的例外是塞维利亚画派继续保持了繁荣，这是因为塞维利亚是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这里出现的经济危机比较晚，所以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里还有一定的影响。
穆里略 巴·埃·穆里略(B.E.Murillo，1618-1682)是17世纪下半期塞维利亚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是“黄金时期“艺术传统的继承者。1617年，他出生于塞维利亚，父母早丧，据说由姐姐照顾他长大。早年曾师从卡斯提奥学画，在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中，委拉斯贵支和凡·代克的艺术曾对他产生过有力的影响。穆里略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塞维利亚度过，不仅熟悉这个城市的上层社会，也熟悉这个城市的下层社会。他的主要买主是塞维利亚的教堂以及来往塞维利亚的外国商人。
穆里略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题材画，另一类是风俗画。他和苏巴朗、里贝拉一样，在宗教题材画中强调世俗化的特点，表现人间的世俗情趣。例如他早期创作的《圣家族》(1645-1650)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幅画上的圣家族像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主母在纺织，约瑟在逗弄着孩子，圣婴在玩小鸟，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欢乐、和谐，丝亳没有宗教气息。在另一名作《逃往埃及路上的休息》(1665-1670)中，我们看到画面上充满了宁静的田野气氛，银灰色的调子显得十分抒情，圣母好像是一位温柔典雅的母亲。此时，她正守护在摇篮旁，慈祥地注视着熟睡的圣婴。这富有人情味的圣母在当时很受顾客的欢迎。人们所以把他叫作西班牙的拉斐尔，就在于他不仅善画圣母，而且在他的圣母画中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的圣母和拉斐尔的圣母也有不同，拉斐尔的圣母是青春少女型的或女王型的，而他画的圣母是儿童型的，多少带有点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显得更加纯洁无邪。如《圣母子》(1650-1660)中圣母的形象，有着一副椭圆形的孩童般的面孔，长着一双大而美丽明亮的眼睛，显得既庄严又稚气天真，这种形象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不变的模式。这样的圣母像虽然有人说有点唯美主义的倾向，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处在宗教裁判所压抑下的西班牙人民心灵上的慰藉。
穆里略的风俗画更加明显地继承了17世纪上半期的现实主义传统，“平民写实“精神在他的风俗性作品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这些风俗画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塞维利亚街头的流浪儿。画家常把这些小流浪者和他们贫困的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塞维利亚城市生活的一个方面。画家也常把这些小流浪者安排在一定的故事情节中，孩子们有的嬉戏，有的奔跑，有的做生意，这种情节都给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氛。在《丐童》(1645-1650)一画中，他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正在捉虱子的流浪儿童。在人物神清专注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背后是一个房屋的废墟，这可能就是他栖身的家。此外，《吃甜瓜和葡萄的孩子》和《数钱的孩子》都描绘了在塞维利亚街头做生意的流浪儿。穆里略堪称是17世纪最擅于画儿童题材的画家。这可能是因为画家从小就成了孤儿，因而比别人更能深刻地体会这些街头流浪儿的辛酸。
穆里略的学生很多，他的许多作品是在他的助手参与下完成的。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育家，1660年在塞维利亚创建了塞维利亚美术学院，他是该院的第一任院长。这所艺术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注重描绘实物，反对艺术上的模仿作风和对外国美术的盲目崇拜。
莱亚尔 17世纪下半期与穆里略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画家是胡·德·巴尔德斯·莱亚尔(J.Valdes Leal，1622-1690)。他是画家也是彩色木雕家，早年也曾师从卡斯提奥学习艺术。他的作品充满了狂暴的力量，有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点，这种骚动不安的艺术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也影射了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帝国的动荡与衰落。在画面上，他喜欢表现光，但这些光不是现实的光，而是幻想中的光，是心灵之光。他的画好像是在西班牙帝国红日西沉的时候发出的几声凄厉的呐喊和唉叹。如《天使鞭打圣哲罗姆》一画表现了动乱不宁和狂暴的力量。发疯的天使好像自天而降，他们正在惩罚伏在地上的圣哲罗姆，整个画面充润了恐怖神秘的气氛。他的画令人联想到宗教裁判所的暴虐和横行。在他的后期作品《死亡的胜利》中，我们看到了一具骷髅，它代表着死神，手持大镰刀好像在胜利地前进。在它的脚下是地球仪、书籍、器皿、权杖、珠宝、王冠等，好像这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不复存在。他的画色彩精美，但内容缺少积极的意义。
马德里画派 17世纪下半期马德里画派总的趋向是：现实主义艺术逐渐衰落，一些画家大多工于技巧，但缺乏内容。当时，属于马德里画派或与马德里画派有关系的画家有法·里西(F.Rici，1608-1685).胡安·卡·米兰达(J.C.Miranda，1614-1685)、马·赛雷索(M.Cerezo，约1636-1686)、荷西·安托利内斯(J.Antollnez，1639-1676)、克·柯耶罗(C.Coello，1642-1693)等人。
米兰达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后来成为马德里的宫廷画家。他和委拉斯贵支一样，身兼很多宫中职务。他最早师从库埃瓦斯，也临摹过不少委拉斯贵支的作品。据传他曾精心临摹过委拉斯贵支的《玛格丽特公主像》和《腓力四世的肖像》。此外，佛兰德斯画派的鲁本斯和凡·代克的艺术对他也产生过影响。他的肖像画多注重外在的效果。代表作有《玛利亚娜王后像》(约1669)和《查理二世像》。在后一幅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凡·代克对他的影响，画中的人物外表优雅、华丽，但多少有点装腔作势。他还画了不少宗教题材画，比较重要的有《圣母领报》(1654)、《圣玛格达丽娜》(1659)、《圣塞巴斯蒂安》、《圣三位一体》等。有些作品，如收藏于布达佩斯博物馆的《圣三位一体》，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鲁本斯的作品，由此可见他与佛兰德斯画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柯耶罗既是画家也是木雕艺术家。他出身于一个青铜匠人的家庭，原籍是葡萄牙，出生在马德里，1684年(一说1685年)获得宫廷画师称号，颇得查理二世的青睐。他是提香、鲁本斯和凡·代克的追随者，在肖像画创作方面又有一些委拉斯贵支的特点，很注意刻画人物的端庄、冷静的形态。代表性肖像作品有《查理二世肖像》以及收藏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男子肖像》等。他还画了不少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中有《圣奥古斯丁的胜利》(1664)、《圣家族》(1660)和收藏在艾斯可罗修道院的《查理二世礼拜圣体会》(1685-1690)。后一幅画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其中包括查理二世、宫中侍从和修道院僧侣，这些人物的形象都比较生动，显然是当时人的真实形象。他还在马德里、托莱多、萨拉戈萨等地画了不少精彩的壁画。
三.18世纪的西班牙绘画
1700年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于是把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史称腓力五世，王权自此从哈布斯堡家族转移到了波旁王朝家族的手中。18世纪西班牙艺术处于低谷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批外国艺术家涌入西班牙。这些人既不了解西班牙人民的生活，又不熟悉西班牙的艺术传统，所以影响不大。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1761年和1773年两次来西班牙的德国画家门格斯(Anton Raphael R.Mengs，1728-1779)，另一个是1762年来西班牙，并在1770年死在这里的意大利画家提埃波罗。他们的艺术曾给西班牙的宫廷艺术增加了生气，并影响了西班牙的一些青年艺术家。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的一些画家正是在提埃波罗和门格斯的影响下，把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艺术和西班牙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风格。具有这种折衷主义色彩的画家有弗兰西斯科·巴耶(Francisco Bayeu，1734-1795)等人。
18世纪的艺术中，现实主义的艺术虽然衰退，但也有少数人仍然在继续坚持这种风格，这当中以路易斯·欧亨尼奥·梅伦德斯(Luis Eugenie Melendes，1716-1780)最为著名。他擅长画静物和肖像。他的《静物》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朴实无华、生气勃勃，和当时专门画宗教、神话、历史题材的宫廷画家的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真正打破西班牙18世纪艺术万马齐喑的局面，使西班牙艺术重放异彩的是戈雅。戈雅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使西班牙的美术从18世纪末又走上了一条富有创造性的艺术道路，也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戈雅 18世纪末，西班牙出现了继委拉斯贵支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画家戈雅(F.J.de Goya，1746-1828)。戈雅的故乡是西班牙北部萨拉果沙附近的一个农村。戈雅14岁时，进入当地的马尔蒂尼兹画室，在这里开始学习艺术，后又去过意大利。1776年进入了宫廷，主要是为皇家织造厂绘制和设计一些壁毯草图。
进入18世纪90年代，戈雅开始了创作的转折时期，画家早期那种乐天无忧的情绪逐渐为愤怒的激情和冷静的思考所代替。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年代，激进的革命的思想对他影响颇大。在转折期，戈雅的重要作品有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又名《奇想曲》，意思是说，我的这些画全是任意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油画《疯人院》、《鞭身教徒的游行》以及《查理四世的一家》等。在这个时期他还创作了不少包括亲友在内的同代人的肖像画，其中最突出的有《荷维兰诺斯肖像》、《费·吉尔玛德肖像》、《穿衣玛哈像》、《裸体的玛哈》以及《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等。在《伊萨贝尔·柯包斯·德·波赛尔肖像》(1806)一画中，画家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画中人的娇艳外貌，同时也揭示了她那充满青春欢乐的内心和激动的情绪，这是一幅充满时代精神的肖像，是对人类尊严和美的歌颂。
戈雅的铜版画《加普里乔斯》于1803年最后完成，共80幅，有《你不能也得能》(组画之第42图)、《缅怀祖先》(组画之第39图，1793-1803)、《到死方休》(组画之第65图，1793-1803)等。作者把自己的《自画像》(1793-1803)安排在组画的扉页上，好像是组画的序曲。在自画像中流露出作者对时局愤怒不满的心境。这套组画虽然采用了隐喻的手法，如把社会上一些病态和罪恶的东西——转化为巫婆、巨猫、魔鬼、驴子、硕鸟等形象，但是它的内容是十分明确的。画的背景是大黑夜，他描绘了在这个漫漫的长夜里，魑魅魍魉横行，人民遭受着屈辱和不幸。这套组画可以说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一面镜子。
1808年至1814年间，西班牙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当西班牙人民掀起反拿破仑入侵，反贵族和宗教斗争的时刻，戈雅在创作上进入热情战斗时期。《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是这一时期戈雅的重要作品之一。画家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一个十分悲壮激昂的场面，画中表现了起义者不是失败者，而是精神上的胜利者，是临危不屈的英雄。他们英勇坚定的形象与内心怯弱、惊慌失措的刽子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戈雅继《加普里乔斯》后创作了第二部大型铜版组画《战争的灾难》。它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和描绘西班牙人民英勇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组画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1810年至1814年间创作的，第二部分大约创作于1814年至1820年间，整套组画共有82幅，有《不祥的预感》(组画之第1图)、《惨不忍睹》(组画之第33图)、《可怜的母亲》(组画之第50图)、《食肉的秃鹫》(组画之第76图，1814-1820)等。
西班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这使热爱人民的画家戈雅心情极为沉重。从1814年开始进入了他的创作晚期，这是一个苦闷而又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里，他完成了《战争的灾难》第二部分、铜版组画《吉斯巴拉提斯》以及油画《抱水罐的姑娘》(1820)、《波尔多卖牛奶的姑娘》等作品。
1824年后，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政治迫害，他离开了西班牙。他的晚年是在法国波尔多城度过的，并在1828年4月16日逝世于法国。
戈雅的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现代性和实际的历史感。它的民族性表现在深深扎根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有着西班牙画家刚毅的气质。同时，它直接继承了17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优秀传统。它的现代性表现在画家总是跟着时代前进，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传达时代的音符。戈雅艺术中的实际历史感表现在他把真实的历史展示给人们看。在描绘社会和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他总是爱憎分明，充满了战斗的热情。戈雅是一位战斗的画家，也是一位在世界观上充满矛盾的画家，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戈雅他醉心于新的思想，但他又无法逃避这一个病魔的世界。”的确，他的一生都在向这个病魔世界进行斗争。
四.17、18世纪西班牙的雕塑与建筑
雕塑 西班牙17世纪的雕刻不如绘画的成就大，其雕刻除受意大利的影响外，还受到本土民间木雕艺术的影响。这两种影响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西班牙雕刻艺术的独特风格。17世纪的雕刻主要表现宗教题材，但和绘画一样往往在宗教人物身上反映出西班牙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呈现出西班牙人民的气质、性格和力量。这时的雕刻除了教堂的祭坛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宗教仪式和便于携带的彩色木雕，这些作品常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其人物如同真人一样，有时穿着真人的衣服，眼眶里流出用玻璃珠做成的眼泪。当时，西班牙雕刻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巴利亚多利德为中心，南派以塞尔维亚为中心。
北派的主要代表是乔治·费尔南德斯(G.Fernandez，约1576-1636)，他生于西北部的卡利西亚，约在1605年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了一生。他的作品往往充满戏剧气氛，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他的代表作之一《受鞭笞的基督》就是一件颇有特色的作品。头戴大风帽的圣母正在号啕大哭，脸朝天，左手伸出，右手扶着死去的爱子作出无奈的样子。基督的身体有点僵硬，略带中世纪艺术的味道。他的代表作还有木雕《死去的基督》(1605)和《圣德烈萨》(1627)等。
南派的木雕和北派的略有些不同，更多地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作品中禁欲主义的成分少，有着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南派的主要代表是工作在塞维利亚的胡·马·蒙塔涅斯(J.M.Montanez，1568-1649)，他是西班牙雕刻家中最缺乏宗教气息的艺术家。他和委拉斯贵支一样，其作品主要表达了人的情感、人的理智和尊严。他创作的《圣母和圣婴》(1628)、《圣布鲁诺》(约1634)、《无垢受胎》(1630)、《慈悲的基督》(1603)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圣母和圣婴》中，圣母端庄宁静，宛如一位人间的母亲。在《圣布鲁诺》中，人物好像是一个正在进行教义辩论的神学家，形象质朴生动。
蒙塔涅斯的学生阿·卡诺(A.Cano，1601-1667)是南方格拉纳达画派的代表。他是雕刻家画家，也是建筑家。早年在塞维利亚学艺，除师从蒙塔涅斯外，还向当地的卡斯特里奥和巴契戈学习绘画。塞维利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写实艺术风格对他影响颇大。1637年后，他几次去马德里，从1652年起主要在故乡格拉纳达居住和工作，这时参加了建造格拉纳达主教堂的工作。他的木雕作品人物形象真实生动，色彩鲜明，很富有生活的情趣。主要代表作有《圣母像》(1658-1660)、《使徒保罗像》(1658-1660)、《亚当和夏娃胸像》(1658-1660)等。在绘画方面，卡诺的代表作有《圣伊涅萨》(约1635-1637)、《天使扶着基督》(1638-1652)等，绘画风格近似苏巴朗。
格拉纳达的另一位著名的雕刻家是彼德洛·梅诺(P.de Mena，1628-1688)，他是卡诺的学生。约在1658年迁往马拉加，最后卒于该地。梅诺的作品没有卡诺作品中的柔媚气，他的人物更多地表现出严肃的力量，形象简洁、概括，没有繁琐的细部。例如他的彩色木雕《圣方济各》(约1663)中的人物没有什么动作，双手在前，笔直地站着，衣纹下垂，头部略略抬起，在风帽下露出一张禁欲主义者的脸，是一个典型的麻衣赤足苦行僧的形象。为马拉加教堂唱诗席作的木刻浮雕(1658-1662)是他的另一件名作。这件作品雕刻了近40个人体，这些圣者都是直接从生活中得来的形象。他的一些晚期作品由于受时代的影响，逐渐增添了神秘主义气氛，如雕像《抹大拉的玛利亚》(约1664)就带有这种色彩。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班牙雕刻日益变得繁琐，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日渐淡薄，宗教色彩日益加强，失去了现实主义光芒的雕刻作品也更加匠气十足。18世纪的雕刻家有荷西·德·莫拉(J.de Mora，1642-1724)、法·卡塞隆(F.Cardon，1707-1783)等人。
建筑 16世纪末，西班牙官方建筑所流行的埃连拉风格逐渐衰退。埃连拉风格即埃斯克里拉修道院的风格，因为它的建筑师是埃连拉，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这种风格强调无装饰，也叫无花纹风格。进入17世纪，在国际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下，西班牙的建筑越来越富有装饰性，到后来，装饰性和夸张的特点成为建筑物的主要特征，甚至表现得极端的繁琐。
荷西·德·莫拉是西班牙17世纪上半期重要的建筑家之一。他是埃连拉艺术的继承者，但风格和埃连拉不大相同，开始比较重视装饰性，萨拉曼卡的耶稣堂(1617年开工)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法·巴蒂斯塔(F.Bautista)主要工作在1632年至1667年间，是另一位比较著名的建筑家，他的代表作是马德里的圣伊塞德罗·埃里·列阿里教堂(1626-1651)。这个教堂已显露出巴洛克特征，虽然装饰较多，但整体结构清楚，有着庄重的特色。此外，17世纪上半期的建筑家还有小法·埃连拉(F.Herrera，1662-1685)和阿·卡诺等人。总的来说，17世纪上半期还是一个过渡阶段，西班牙巴洛克建筑的极盛时期是在许立格风格之后，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
17世纪下半期巴洛克风格在西班牙建筑中继续得到发展，这时的西班牙建筑强调离奇古怪的结构和戏剧性的效果，柱子往往是扭曲的，立面凸凹不平，好像把银匠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糅合在了一起。整个建筑物有着看不完的细部，显得十分繁琐。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西班牙的巴洛克建筑并不太高明，没有多少创造性。
许立格是西班牙的一个著名的建筑家、雕刻家的家族，几个兄弟当中最为杰出的是荷西·贝·许立格(J.B.Churriguera，1665-1725)，以许立格命名的许立格风格即西班牙的巴洛克风格。许立格在萨拉曼卡和马德里一带曾创作了一系列装饰丰富的建筑物和祭坛雕刻，对同代和后来的一些建筑家颇有影响。此外，彼·德·里贝拉(P.de Ribera，约1680-1742)也是许立格风格的建筑家。他主要活动在马德里地区，其作品十分华丽，富有装饰性，代表作有马德里养老院的立面(1722-1799)和马德里普洛溫养老院等。普洛温养老院的大门为二层，上面装饰有大量的浮雕，令人眼花缭乱，失去了清晰的结构。
纳西索·托梅(Narciso Tome，约1690-1742)是建筑家也是雕刻家与画家。他在建筑上是典型的许立格风格的艺术家。他和别人一起设计和建造了巴利亚多利德大学立面(1715年开工)。它虽然具有巴洛克的特点，但难能可贵的是结构清晰，立面和谐明快。他在托莱多建造了一座小教堂，也是许立格式的，装饰丰富，玲珑剔透。由勒·阿雷瓦洛(L.Are valo)等人建造的格拉纳达教堂内部的拉·卡都迦圣器保藏室装饰豪华，多少带有罗可可的特点。在大家都追求巴洛克风格时，唯独加利西亚的建筑有点不同，这里流行着一种比较简洁、明快的板石风格，虽也受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但是装饰性并不强。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圣第亚哥·德·考姆包斯杰拉教堂(1738-1747)，其建筑师是费·德·卡萨斯·诺沃亚(F.de Casasy Novoa，?-1751)。教堂的西立面分为三层，每层比例匀称，结构清晰，节奏显得宁静而柔和，左右有两座对称的华丽钟楼，十分精彩。
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中叶，世俗建筑也大都是许立格式的，当时最突出的例子是瓦伦西亚的道斯·阿古斯侯爵的府邸。这个建筑物有着繁琐的雕刻装饰。建筑物的立面装饰雕刻出自贝尔加拉(E.R.Vergara)之手，这个立面的雕刻十分复杂，上端壁龛里有圣母子，周围有大量的人体浮雕和装饰性的花纹，在浮雕中还有个水罐子，这是象征户主的姓氏——阿古斯，西班牙语的意思是水。18世纪中叶后，在西班牙逐渐兴起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1767年在西班牙全国掀起了驱逐耶稣会教士的运动，在耶稣会失势的情况下，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也随之日益衰落。来自法国的国王腓力五世，虽然是西班牙的国王，但一心想着的是法国建筑风格。这时他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许多建筑师为他服务，极力提倡古典风格，1738年至1764年建造的马德里王宫就是一座古典风格的作品。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师还有巴·罗德里格斯·蒂松(V.Rodriguez Tizon，1717-1785)和胡安·德·比利亚努埃瓦(J.de Viuanueva，1739-1811)等人。著名的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1785-1830)、马德里天文台(1790)就是后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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