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二节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2．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性”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未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