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街头着汉服的女性也增多了。同一时间，我们既能看到着圆领袍的飒爽女侠，也能看到着深衣曲裾的名门淑女，还能看到着唐制诃子裙与穿宋制旋裙的女孩在一起合照打卡，穿着胡服猎袍的女孩与着明制比甲的女孩手牵手逛街。

而在这一系列汉服穿着中，唯明制服装与汉制服装如出一辙的包裹甚严，甚至尤胜于之。在明代，为何汉服会出现“返祖”现象，明朝女性汉服为何只露出头与手呢？

一、贵贱有别、服饰有等

1、戴凤冠、披霞帔是每个明代平民女性的毕生夙愿

清代学者叶梦珠在《阅世编·冠服》一书中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它揭示了冠服制度与帝王统治之间密切的关联，这也与历代以来帝王都极为重视服制礼仪的规范的中华服饰传统相一致。

元朝的统治使得汉文化及汉族服饰仪礼制度遭到断裂性毁坏，因此1368年朱元璋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后，为维护汉文化及汉民族统治的正统性，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服饰制度。

这套服装制度规定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穿着服饰鞋履的颜色及纹饰规范，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女性服饰体系完全依从于男性服饰。

无论是后妃、贵妇还是平民女子，其服饰穿着必须与其所依附的男子的身份阶级相当，而男子的穿着又受其身份阶级限制。

因此，后妃的礼服体系中必须蕴含与皇帝礼服相对应的元素，命妇的礼服冠服与其夫或子的官服体系密切相关，而平民女子则以能在婚礼上着凤冠、披霞帔为终身夙愿。

2、穿着无小事，服装乃大节

长期以来，伦理道德规范深刻地影响着服饰制度，正如杜祐在《通典》中所说“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也就说一个女子的衣裳穿着同色与其对于丈夫的忠贞是有着相关性的。这句话也揭示了在传统社会，穿着无小事，服饰制度是深受道德伦理规范所限制的。

因此在明代，以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教观念体现在服饰上就是衣长及膝、裙长过足、交领右衽的上衣下裳制成为明代女性服饰的主流。

平面裁剪，筒式缝制，进一步掩饰女性的体形美，令人一见顿生庄严肃穆之感，甚至在酷热的夏季，明代女性仍须穿着三重衣，以确保不露肌肤。

因此，在这一礼仪制度规范下，在尊汉思想的引导下，在“褒衣博带”的服饰传统引领下，明代女子汉服体现出了相较前代而言更明显的束缚性与臣服性。

二、保暖为上、藏住血腥

1、“小冰河时期”的特殊产物

明太祖全面整改衣冠制度“禁胡服，废元服制，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在服饰上承袭了唐宋的圆领袍衫、幞头、玉带、皂靴等内容，可以说明代服饰是汉族服饰的集大成者。在此基础上，在明代后期一种立领服饰开始流行，这种服饰的流行与当时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据研究，当时明朝正经历极端寒冷的特殊气候，被称为“小冰河时期”，相较于其他领型，立领对于人体的贴合度更好，具有更强的包裹性，能起到很好的防风、保暖、御寒的效果，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立领在明代服饰中得到了普及和发展。

除去实用性外，立领能够显著拉长女性脖颈，突出其修长优美的线条感，此外立领处还可滚边装饰或缀以金银子母扣作为装饰，具有极强的装饰性。

因此，在实用、审美、装饰的多重因素影响下，立领服饰流行开来，由上包裹住女性的胸膛与脖颈，从外形上看，其包裹性进一步加重。

2、三寸金莲的血污

从五代开始流行女子裹脚，到明清时期形成高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裹脚的女性很难取得理想的婚姻，在当时男人的眼中女性的脚，越小越美观，越适于赏玩。

但事实上，裹脚后的女性双足会变得极为畸形扭曲，甚至会使一些脚趾扭到大拇指之下，极不利于女性行走、生活。

因此为了保持裹脚的效用同时掩盖畸形的脚趾，裹脚的女性会以裹脚布裹住双足。又为了掩盖住难看的裹脚布，女性会在脚腕处穿上精致的膝裤。

这类膝裤通常是纱质绣花的，蓬松飘逸，能够很好地遮盖难看的裹脚布和畸形扭曲的双足，而后女性再穿上绣花鞋，血腥扭曲的缠足摇身一变成为可供赏玩的“三寸金莲”。即便是在极为亲密的同房中，女性也不会脱下膝裤和绣花鞋。

三寸金莲裹住了女性行走的双足，膝裤的出现是这一血腥最后的遮羞布。但在男性审美的凝视之下，这一遮羞布又成为了审美的对象。由下包裹住女性的身体，以达到让女性臣服于男性的目的。

三、压力越大、反弹越狠

为了确保明初服饰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颁布《大明律》特设条目对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做严厉的惩罚，来维护等级差序。

但俗话说，压力越大阻力越大，社会正如一根弹簧，所承受的压力束缚越大其反弹力则越大，而往往一个制度的崩坏是从上而下的。

1、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明初，虽然制定了专属条目对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但事实上在明朝也出现了许多不合定制的服装赏赐。皇帝往往出于对亲信和近臣的偏爱或为显示其重视，越过他们的品阶地位赐予亲信近臣高品阶服饰。

这样的赏赐甚至洪武年间就出现过，《明史·舆服志》中记载：“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自洪武中学士罗复仁始。”

而嘉靖年间更有这样荒谬的一幕，“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青词， 亦赐仙鹤。寻谕供事坛中乃用，于是尚书皆不敢衣鹤”，本该由一品文官穿着的仙鹤公服被皇帝赏赐给三位替皇帝撰写道教倾词的五品官员，导致尚书一级的官员都不敢穿仙鹤公服。

万历年间皇帝甚至还曾赐张居正坐蟒，也就是说让张居正身穿仅次于龙袍的蟒服，这类蟒服常被皇帝赐予近臣。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心腹近臣的随意赏赐，对服饰制度造成的破坏自然不言而喻，逾制而服渐成风尚。在江苏泰州出土的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衣物中，刘湘的妻子丘淑贤入殓时穿着二品官员命妇才能穿着的织狮子补服，而刘湘官居处士，这样的穿着明显僭越了。

2、体重百斤反骨千斤

虽然在明代以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女教观念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但随着明朝理学加入对于佛道思想的探讨后，“自由主义”的精神逐渐发展起来，与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理学思想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到了晚明时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盛行使得社会观念更是逐渐向享受和世俗化发展。明中叶后，城市妇女的服饰呈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流行态势。

顾起元就曾记录下明中期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妇女的服饰从款式到颜色再至流行时间上所发生的迅速变化。

一种趋势是女性服装男性化，这部分女性的衣着突出特征是袖大且长，长过膝盖，上袄长过下裳。曾有儒生这样激烈地批评“女衣掩裳，女乱男也，斁阴阳之分，乱男女之辨，召灾殃之变”.

这段儒生的激烈批评把女性服饰的新变指责为将会招致灾殃之变的征兆，体现了男权思想下对女性着装男性化的担忧，但同时也作为例证，证明在晚明阶段“自由精神”思想的影响下，女子服饰男性化才子化的特征。

另一种趋势是妓女名伶成为社会风尚的领头羊。服装是女性的战场，妇女们不惜花费重金购置美服，既是为了个人审美的需求，也是为了吸引丈夫眼光的注意。

妓女名伶服饰多由嫖客购置，靓丽的服饰对客人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刺激，容易引起男性的色欲，更迎合男性的审美情趣，一时之间妓女名伶的服饰穿着竟成为上层社会女子效仿的对象，而普通平民妇女，则开始模仿王妃命妇的打扮;着装一时陷入混乱。

第三种趋势是服装趋于繁复华美。一方面腰缠万贯的商人出于对传统“四民之末”自卑感的反叛，喜欢通过服饰的华美、昂贵、新潮来炫耀自己的富有。

另一方面妓女名伶女由于对于人类本性清醒的认知，她们普遍期望通过外表的服饰来显示自己的高贵与不群，因此其服饰也偏向华美，再加之商品经济繁荣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也使得繁复华美成为服饰审美主流。

结语

在明代，为了维护统治及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明朝的统治者制定了严格规范的服饰制度，这一制度在封建礼教制度和极寒天气及社会审美倾向的催化下，愈加强调臣服与束缚。

但由于上层统治者对己的放纵，对下的严苛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文化层面的反叛，因此明朝女性汉服呈现出“返祖”现象。

但在只露出头手的层层包裹下，逾制而服早就成为社会风尚，袖长过膝，袄长过裙的服妖正是对传统的一次次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