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文概念发明的希腊语—— 伪造“古典”使现代希腊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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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的强力干涉下，希腊于182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1832年变成由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统治的王国，1862年转归格吕克斯堡王朝统治，1924年又变成第二共和国，1935年再度变回由格吕克斯堡王朝统治的王国。

希腊近代历史，不但共和制与君主制互换频繁，语言更是混乱，唯一不变的是“大王旗”，按照成说，无论所谓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还是格吕克斯堡王朝，都有着“德意志血统”。而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却到1871年才获得统一。

而无论体制如何变幻，在西方列强扶植下“独立”的希腊却一路扩张。1830年，希腊国土面积仅仅相当于现今面积的1/2左右，百余年时间里却实现领土翻倍。

——西方列强都是慈善家吗？为何对希腊情有独钟？

19-20世纪希腊国土变化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深受著名古典学家、古希腊文教授吉尔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影响，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成了穆雷的乘龙快婿。
1911年，在贝利奥尔学院毕业后，汤因比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也就是为期一年的“大游历”（Grand Tour）。1912年回母校任教职，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
所谓“大游历”，其实就是中国古人的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由于“中国风”的沐浴，而盛行于18世纪的欧洲贵族阶级。青年完成学业后先用一年时间游历希腊、罗马、巴比伦等古典文明遗址，亲身感受古典文明传统。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以记述自己“大游历”见闻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而一举成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也在自己的“大游历”中产生了灵感，而“成就”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辉煌。吉本后来回忆说：“正是在罗马，在1764年10月15日，我坐在卡皮托尔山丘上的废墟中沉思，看到赤脚的炸煎饼小贩在朱庇特的神庙里唱着晚祷曲，记述这座城市衰亡的想法在心里油然而生。”——像爱德华·吉本那样，在没有历史资料实证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属荒唐可笑。
与拜伦和吉本截然不同，汤因比的大游历体验没有让他产生浪漫的想象，也没有带给他研究古典文明的灵感。故而日后，汤因比仅仅将希腊文明视为其归纳出的26个文明样本之一，而不是将其单独置于崇高的文明塔尖。
和许多西方古典学家不同，汤因比并没有因为对现代希腊的失望而转向对古希腊的崇拜，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古代希腊文明未必如此辉煌”。他说：
当我把古代希腊文化的实际价值和现代欧洲相比时，我会小心不被任何模糊的情感所蒙蔽；当主张“强制学习希腊文”的人谈到“希腊精神固有的和永恒的优越性”时，我会说：“亚伯拉罕·林肯、康德和莎士比亚等要比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得斯伟大十倍。”

（一）希腊语出笼的时代背景

 

不存在“古希腊”及其所有方面。埃及学者、法国普瓦捷大学教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指出：“始于虚构古希腊的西方伪谱系……植根于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即使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利用‘古代希腊—罗马’，其动机不是建立虚假的西方谱系，而是批判教会的愚昧主义。”

而“后启蒙”（19世纪）则是全面而系统地伪造“西方古典”，包括“雅典古城”、“古希腊语”和“意大利文艺复兴”。

号称自古相传的“纯正希腊语”（1834-1976年间的希腊官方语言）是怎么回事？它是在“复古”的形式下，使用来自现代西欧的语义或概念拼凑出来的。而它们则基本上都是源自“汉字密码”（表意——普遍通用概念）。

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说：“汉语（汉字）是……神圣启示的密码，体现完美的理性哲学系统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

在17世纪，荷兰学者赫尔曼·雨果（Herman Hugo, 1588-1629）提出：“全欧洲的通用语言和文字都应该以书面汉语的模式为基础”，这一见解影响了培根和笛卡尔，以致莱布尼茨等启蒙学者着手构建“一个以中文为原型的国际交流媒介”。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在“表意”上，确实奠定了现代西方语言文字的基础。亦即，芝加哥大学教授索萨西（Haun Saussy）指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广为人知的书面汉语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写作的典范。”

让我们来看“纯正希腊语”所承袭或模仿的“古代”，究竟为何物？

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而且是真正的“古希腊语”，它便是源自亚美尼亚、形成于中古后期的斯拉夫～东正教语言；并在近代早期依靠印刷术形成了“文字”，亦为基督教所使用。

然而，到17世纪，即在从培根、威尔金斯到莱布尼茨等人用中文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因其宗教性和狭隘性，成了被抛弃的“死语言”。两者在其被“现代化、人文化”之前，均好比“教派行话”，而不能表达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

正因为如此，仿古的“纯正希腊语”就像裹尸布一样把现代欧洲的概念体系捆绑起来；以致到19世纪后期，它都不能表达文学、科学和哲学。

这些领域的“古典”从何而来？都是用德文和英文伪造的，再到20世纪下半期，把它们翻译成臻于成熟的希腊文，这就变成了“原始文献”了！

（二）现代西文根源于古汉语

 

检验历史上文明之真伪的最好办法，是看它有没有“书写文明”的文字；而甄别某种“古文字”能不能“书写文明”的唯一标准，则是看它是否具有像汉字那样的“表意”——表达“普遍通用概念”。

如果一种语言文字没有包含或分享“普遍通用概念”，那么，其语义和语音一样，都是狭隘性和排他性：内部日常沟通尚可，但不能用它来表达高深思想和高雅情调，这就谈不上文明。

象形文字只是文字雏形或原始图符，它所表达的只是个别事物或零星具象，而远非“普遍通用概念”；因此，用象形文字匹配“古老文明”，那只能说明“双伪互证”。

汉字是绝无仅有的“原创表意”。它来自“雅言”——由《易经》之“天下观”所延伸出的“雅言”。荀子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通万古及四方，俗囿于一时一地。

鉴于此，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第二个原生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则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元素——尤其是汉字“表意”（普遍通用概念）——塑造或伪造的。

至于几乎所有的现代语言文字，尽管其语音千差万别、各不相通，均包含“普遍通用概念”；因而都胜任于表达高雅或高深的文学、科学和哲学等；这又是怎么回事？

——它是中国知识与汉字“表意”的全球扩散的结果！

即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所说：“最重要的是，有关中国的语言、文学和儒家经典的知识，在17世纪末发生了首次爆发。”

而这个“爆炸”（扩散）的导火索或点燃者则是欧洲精英——培根、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人。他们恰恰着眼于“普遍通用概念”，把中文称为“真正的字”、“哲学语言”和“人类思想的字母表（符号系统）”。

莱布尼茨还说：“凭借由中文所提供的‘普遍通用概念’，世界各地无论说何种语言的人，都可以进行知识交流。”

反之，如果没有“普遍通用概念”，即使透过翻译，也只能了解较浅显的日常用语；一旦往深处讲，就会陷于混乱。

大约1650-1850年间年，欧洲诸语言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分享了中文“表意”（普遍通用概念），完成了更新和升级，遂成为知识性与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媒介。

而最典型的则是英语。牛津大学出版社介绍尤金妮娅的书《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称：“现代英语特性或英文身份（English identity），是在18世纪通过‘解读中国’的方法而演变出来的。”

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马吉（Thomas Magee）进一步说：“……英语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汉语，后者无疑是世界上最简洁、最富于哲理的语言；……英语通过尽量吸收汉语成分，使其自身成为一种通用语言。”

 

下面我们将要阐述的是，能够表达知识和文学的希腊语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西欧语言的衍生物。

图 汉语“表意”更新和升级了旧欧洲的方言土语

（三）使用新概念伪造旧传统

19世纪前期，西方人使用英文和德文开始全面伪造“古希腊”（神话、历史和哲学）；为了圆谎，又伪造了“震古烁今、震撼人心”的语言文字——流亡法国的希腊人科莱斯（Adamantios Korais, 1748-1833）在传承“古希腊”的幌子下，发明了“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它被来自德国的希腊国王定为官方语言（1834年），一直延续到1976年。

“纯正希腊语”的具体实践又是怎样呢？“作古正经、荣古虐今”——伪造过去而祸害现代！换句话说，这是“画虎不成反成犬”：“引狗入寨”，搅乱了希腊地区的语言生态和发展环境；闹腾了150年之久，如此伪希腊语便沦为“丧家之犬”（被抛弃）！

质言之，“纯正希腊语”是双重造假：

第一、科莱斯和西方中心论皆声称，“纯正希腊语”是“古希腊”语言文字的直系嫡传；但实际上，它只是借用了那源自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希腊语这一“僵死语言”，作为躯壳。用假古典行骗！

第二、也就是说，“纯正希腊语”以东正教希腊语为形式，冒充幻想中的“古希腊”。但它的内容（语义）则都是来自源于“中国风、中国启蒙”的欧洲新概念、新思想。这是极不协调的混合。

重申一下，“表意”的汉字为全人类提供了“普遍通用概念”：若能分享它们，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可以不仅表达知识或学术，而且成为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反之，所有的语言文字均为部落性——向外“沟通”意味着争吵与冲突。17-18世纪的欧洲正是如此。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写道：

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表达和阐释世界的普遍性的完美媒介。……莱布尼茨向我们提供了“翻译中国”的意义，那就是，翻译汉字概念这件事，标志着欧洲的文化主体性开始被定义。……17和18世纪之交，在欧洲人的地理与文化的想象中，“中国”占有这样的独特位置，即她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概念化世界的叙述方法。……通过对18世纪欧洲的历史研究和案例分析，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证明了那时的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字的偏爱，是因为他们对通用语言和相关语法的追求。……波特看到了早年欧洲特别关注中文语义，尤其是在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可读性上，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导致17世纪欧洲的剧烈动荡（三十年战争和英格兰内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语言问题。……欧洲人不得不在远方异域寻找“有组织、有秩序的文化原则”，因而投注于汉字成了当务之急。在欧洲学者的脑海里，汉字“表意系统”代表了在学术概念上的欧洲统一，因为它是基于毋庸置疑的书写的有效性。……从那以后，汉字精髓便融入了欧洲的语言理论之中，它使欧洲人有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宗教与政治的稳定依靠语言和知识的贯通性。

下面进一步展开讨论“纯正希腊语”的伪造问题。

图解：可用于表达知识、哲理和文学的现代希腊语，也就是伪造“古典”的专属工具（古希腊文），是怎么来的？

第一、形式（旧式拼写）：来自东边——源于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希腊语

第二、内容（现代语义）：来自西欧——启蒙运动后的新概念或新思想

然而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它们的根都在中国——17世纪的欧洲精英相信“所有的（现代）语言都根源于中文”（all languages had their roots in Chinese）。

前后相隔三、五百年：中古后期，中国语言形式传入亚美尼亚，再向西扩散；现代早期，中国语言概念被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发生了“爆炸性效应”。

（四）备受批判的仿古恶作剧

先了解一下希腊的语言文字的总脉络（注意“纯正希腊语”的历史地位）：

古希腊及古希腊语〔虚构〕……→ 斯拉夫～东正教希腊语（近代早期）→【“纯正希腊语”（1830-1976年）：仿古语言】→ 升级版的“民间通俗语”（1976年至今）→ 臻于成熟的“古典希腊文”

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乔瓦斯（Dimitris Tziovas）揭示：“‘纯正希腊语’是人为的、怪异的和虚假的（artificial, the unnatural and fake）。”

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的帕特日都（Georgia Pateridou）称：“纯正希腊语”是“伪造的荒谬混合物”（fabricated and ridiculous mixture），而与古代毫无关系。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彼得·比恩（Peter Bien）指出：“希腊本土的反对派谴责‘纯正希腊语’是编造的、外来的、非希腊的（fabricated, foreign, and un-Greek）。”

安第斯大学教授阿尔瓦罗·马林（Alvaro Garcia-Marin）批评：“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科莱斯，编纂了最早的现代希腊语词典《阿塔克塔》（Atakta）；但这是假古典词源，旨在展示‘从古到今的连续性’这一吸血鬼般的传说。”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比顿（Roderick Beaton）介绍：“科莱斯本人先前承认‘把死语言复活是不可能的’。……不久之后出现的这种杂交的书面语言，被称为‘纯正希腊语’（一如雅典学院之‘古建筑’）；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须被清理’的语言。”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教授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断言：“‘纯正希腊语’与语言的历史发展无关，……它是人为地复活阿提卡方言的现代尝试。

剑桥大学语言学家莫尔顿（J. H. Moulton, 1863-1917）讽刺道：对于研究语言进化的学者来说，‘纯正希腊语’是等同于‘沃拉普克’（Volapük：短命的人造语）。”

《标准语言和语言标准》（A. Georgakopoulou, Michael Silk）一书写道：“崇古主义者朗加维斯（Kleon Rangavis, 1842-1917）宣称：‘19世纪的希腊人恢复和培育了他们的古典语言，就像他们在灰烬中建造了（雅典）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宫殿一样。’……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两者是显著相似，即新古典主义的语言（纯正希腊语）和19世纪希腊城市建设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言下之意，“古典”希腊的语言和城市都是19世纪的杰作。〔请读诸玄识：《伪造的雅典古城——“西方源头”源于18世纪的“中国风”》〕。

然而，所不同的是，“古典建筑”对于希腊与西方中心论是“双赢”，而“古典语言”则给希腊带来了灾难——扼杀希腊本土的固有语言，造成了超过百年的社会对抗，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

（五）旧瓶装新药的炮制方法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雅普·马特（Jaap Maat）说：“弗朗西斯·培根把汉字定性为‘真正的字’，因为它直接表达事物和概念。培根所反映的是，汉字使西方书面语言发生了革命……。”

在17—18世纪，西欧的主要语言文字通过吸收汉字“表意”（普遍通用概念），发生变革而获得新生，它们又衍生出其他更多的西方语言文字。现代希腊语正是这样一种“衍生物”，但为了冒充“古典”，它被置于已僵死的“东正教希腊语”的躯壳之中。

雅典大学教授弗兰古达吉（Anna Frangoudaki）承认：“虽然‘纯正希腊语’在拼写、形态和词语上皆尽量雷同于‘古希腊语’，……但在语义、风格和短语上则都严重依赖现代法语和德语的模式。”

牛津大学教授麦克里奇（Peter Mackridge）做了详细介绍：

所谓的“纯正希腊语”主要由现代欧洲概念构成，穿着伪古希腊（pseudo-ancient Greek）的外衣而已。换句话说，作为“纯粹希腊主义”的遗产之一，现代希腊语词汇（单词和短语）主要来自外文翻译，而以“希腊文”的形式出现，但它的概念则都是西欧的。

进而言之，在“纯正希腊语”里，该民族的语义的现代化，是通过在表达形式上的仿古来实现的。……现代东西被塑造成古代的模样。亦即，把民族语言净化成“纯正古典”的过程是，不断把新材料补充进来……。

我想强调的是，“纯正希腊语”纯属现代语言文字，因为在19世纪之前从未不存在过。……一言以蔽之，“纯正希腊语”基本上是把现代语言打扮成“古典希腊语”。

……就概念和词义而论，早期的“民间通俗语”的支持者指责，“纯正希腊语”是法语的翻译版本；而一些崇古主义者如哈兹达基斯（Hadzidakis），也承认“纯正希腊语”是模仿法语这一事实。后来的民间通俗语拥护者——例如安德里奥蒂斯（Andriotis）在1932年——感慨：“法语一直是现代希腊文化生活的母校。”

追根溯源，19世纪“纯正希腊语”运动的基础，是那些在西欧受过教育的希腊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感觉，即“古希腊语”是完美的表达工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相信，通过模仿古人的语言，就会使古典希腊之花绽放。……唤醒了浪漫的怀旧之情，再现了过去的辉煌、远古的威望和它那崇高的语言文字；啊，神话般的无比美好的未来！……如此幻觉导致了“纯正希腊语”的畸形发展：用“古装”来包裹现代欧洲概念的实体，而这“古老”假面具的后面则是一种新语言。通常，旧词语都被重新赋予现代含义。

图解：冒充来自“古希腊”的“纯正希腊语”，实际上是用东正教希腊语来包装现代西欧的语义。这就造成了“语言禁锢”，犹如在现代希腊上演“巴别塔”（上帝变乱语言）的百年闹剧。现代希腊诗人索洛莫斯（Dionysios Solomos, 1798-1857）愤慨：“……这个“语言的巴别塔”正在扼杀希腊文化！”

（六）宗教性包裹着浪漫主义

纽约大学教授米希尔（John Myhill, 1923-1987）说：“‘纯正希腊语’即拜占庭（斯拉夫东正教）语言的修改版。”

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第一部现代希腊语词典《阿塔克塔》（Atakta），是基于希腊东正教的人工语言的产物；而其作者科莱斯则‘梦想成真’——‘纯正希腊语’横空出世，并且被未来的学者和政府所采用。

教派性的旧语言形式禁锢了新内容，也使鲜活的浪漫主义的语言变得僵化。载于加州大学《语言学》（1977年）的一篇论文写道：

拜占庭（东正教）书面语不能用于表达现实生活及日常琐事。……然而，19世纪的崇古派（指从西欧到希腊的新古典主义）最大的失误和幻想，就是试图把此种经院式（非世俗）的语言文字，变成希腊民族国家全面交流的工具；这就迫使可怜的“纯正希腊语”寻找——更确切地说是生编硬造 ——表达生活的用语，再把它们置于那些毫无生气的仿古词汇的形式之中。于是，大量荒唐的伪古代字词被创造或发明出来……，它们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语言。

现代希腊语直接来自欧洲浪漫主义，而又服务于“复兴古典”。

美国作家格莱斯勒（T. H. Gressler）说：“这种新语言——‘纯正希腊语’——成了现代希腊的官方语言，它是由一名英语学校校长科莱斯（Adamiotis Korais）创造的，他的大半生都在巴黎度过的。该语言被指望帮助希腊人恢复古老的辉煌，但这是国内外叠加的虚荣幻想。再是，欧洲推销它的浪漫主义之伪希腊（Romantic pseudoHellenes），而不考虑当时希腊的国情。”

科莱斯的“纯粹崇古”或“纯正希腊”与“古代”和现代的希腊，都没有任何关系；前者属于西欧的启蒙—浪漫主义，及其所衍生的新古典主义。现代希腊哲学家扬纳拉斯（Christos Yannaras）评论：

科莱斯的希腊血统，确保了他在实现这个“欧洲梦”过程中的明星角色。（住在法国的）科莱斯对于希腊人民及其文化状况均漠不关心，他一心要想把故国及其人民变成乌托邦的试验品。（浪漫而古典的）现代欧洲精神促使科莱斯提议，消除文化和国家的边界，而建立一个“法兰西—希腊人”的共同国家。他竭尽全力地使希腊人适应这一理想。他认为当时希腊人所说的语言（民间通俗语）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人民用的是“粗俗的语言”。……他在巴黎期间就发誓，要为希腊人民发明一种新的“净化的语言”，即“纯正希腊语”；任何不符合古典形式的元素都被剔除，于是，让现代希腊人说起话来，好像他们就是“古希腊”的直系后代，是古典传统的继承人。

〔18世纪“中国热”（启蒙及文明构建）＋“中国风”（审美及物质文化）〕→【浪漫主义运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古典：文艺、建筑和语言等〕→ 1860年开始设计“意大利文艺复兴”

彼得·基森（Peter J. Kitson）著《中国塑造浪漫主义》（剑桥版）写道：“（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论文《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指出，18世纪的英国引进了中国的园艺自然主义的理念，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满足了‘新古典主义’的渴望；它导致了对自然审美的新认识，最终诞生了欧洲浪漫主义。”

（七）不断吃药的病态新生儿

牛津版《现代希腊语》称：“‘纯正希腊语’是一部新的文创作品，它并非让旧词复活，而是在新词上点缀‘古代特征’。”这看起来很浪漫，但实际上则是抑制了语言文字本身的机能。

希腊《词汇语法学》（H. Stammerjohann）称：“‘纯正希腊语’没有任何概念性的内容，所以，不得不借用外来词作为希腊语言文字的词汇，包括衍生和延伸出的新语义。”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布赖恩·约瑟夫（Brian D. Joseph）指出：“主要是西欧语言——尤其是法语和英语——为希腊语提供了大量的词汇。……这样，现代希腊人才有可能获得交流媒介和进行‘虚拟接触’。”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希腊文，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不能表达知识与学术，遑论科学与哲学！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说：“在其词汇获得了极大丰富之后，希腊的语言文字才成为科学、哲学和文学以及政治表达的载体。如此新词汇都是来自欧洲，首先是法文，再就是英文。”

英国肯特大学罗杰·茹斯特（Roger Just）举一个例子：“‘文化’（culture）不是希腊语的衍生词，而实际上，在希腊语中没有恰当的单词表达这个意思；……‘koultoura’（希腊语的‘文化’）勉强可用，但它是一个较新的外来借词，而且只能表达‘高文化’（high culture），即歌剧、戏曲、芭蕾和文学鉴赏。

19世纪晚期的希腊文还远不胜任于塑造“西方古典”。事实上，比较经典的“古希腊”及其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神话，主要都是被德文和英文杜撰的；例如，不懂希腊文的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伪造了最多的“希腊神”（49个）。

苏格兰文学家、爱丁堡大学教授布莱基（John Stuart Blackie, 1809-1895）斥责：“实际上，目前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中教授希腊语这件事，只能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学术误导，因为它是死语言。”他还强调：“现代希腊语是一种腐败和野蛮的语言。”

瑞典隆德大学的卡拉古尼斯（Chrys C. Caragounis）总结：

“纯正希腊语”缺乏表达科学、政治和文学等现代概念的词汇。……还得从欧洲的主要语言中吸收了一些文化概念，将其翻译成希腊语，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加上补充的词汇，“纯正希腊语”才胜任于充当希腊官方语言（直到1976年）。库曼努迪斯（Stefanos Koumanoudis, 1818-1899）编写了《希腊语历史词典》，其中在1750-1900年间又收集了60,000个新词。于是，在世代文人的不懈努力下，被丰富词汇的“纯正希腊语”就担当了这个新国家的媒介工具。

图解：在19-20世纪的希腊，如果不是来自西欧的“文明暴发户”的朝圣之旅，支撑其希腊经济；那么，由“纯正希腊语”所导致的语言～社会冲突，早就使这个国家分崩离析了。

（八）长期带毒素的伪希腊语

《希腊地区手册》（A. B. Herrick）写道：“‘纯正希腊语’的表现形式是‘古代’的，而其表达内容则是现代的；……如此杂交语言包含了拜占庭（宗教语）、当代通俗语和法语等成分，科莱斯出于爱国动机而这样做的。……19世纪希腊的民间诗人认为，‘纯正希腊语’已经成为一种人为的和虚假的语言标准，使人们遭受伪学问的毒害；并且，它已变成受教育阶层的特权工具。”

直到19世纪后期，以“纯正希腊语”为代表的现代希腊语，由于被教派式语言形式所捆绑，仍不能正常发育，简直令人绝望。

《约翰·默里希腊旅游指南》（1884年）写道：

现代希腊语是愚蠢、迂腐、幼稚和自负，是拜占庭时期最后一个时代的特征。……经院式的书面语言（学究性希腊语）……被无知的人认为是优秀的阿提卡希腊语；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气的词语和牵强的表达，……迎合现代希腊人疯狂的伪爱国主义。……我们几乎在他们的每一句话中都能看到这种仿古单词，体现着现代希腊的腐朽。……他们还自夸“这些单词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古老得多”。

但无论如何，“纯正希腊语”最终还是依靠法语模式而“化腐朽为神奇”！

哈佛大学教授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说：

虽然极端崇古派希望复活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希腊语，但他们在新国家成立之际（1830年代）就已宣告失败。假如他们成功，他们就很容易向欧洲的评论家们证明，现代希腊人代表“古希腊”的直系后代；但事实上，他们的这一愿景已被否定。……然而，修正的崇古主义确实取得了胜利……。在句法上和在通过翻译借取词义上，这种语言（纯正希腊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欧语言。……19世纪中叶的希腊，受过教育的城市人试图部分引进法语，来弥补“纯正希腊语”在精炼上的缺陷。希腊人采用法语模式，说明他们渴望融入现代欧洲……。只要语言缺乏明确的定义，就不能用于科学目的。……西欧是衡量卓越的绝对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纯正希腊语”得到了很大的改进：清除粗俗的形式，并且丰富词汇，真是太棒了！毫无疑问，“纯正希腊语”通过形成新词汇来提高其表达思想的能力，最终将会成为令人敬佩的思想载体。……不仅如此，希腊学者也能够将“纯正希腊语”推向国际舞台……。但是，就像伯恩斯坦所批评，“纯正希腊语”……不适合于抽象思维。

针对“纯正希腊语不适合于抽象思维”这句话，笔者想说的是，所有的西方语言文字仅在分享中文“表意”之后，才能成为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工具。正如费诺罗萨所言：“以汉语为楷模，把它当作真正知识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我们（西方）可怜的语言抽象的能力；中文所代表的是，所有西方逻辑与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

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也说：“汉语书面语是有效思维的典范。……汉字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促使英语焕发活力，摆脱它的迟钝和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