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官员服饰探微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官员服饰探微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2年03期 李怡

摘要：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有大量的官员服饰资料，本文以史籍考证为基础结合壁画中的实例材料，剖析官员朝服、袴褶服和常服的特点。同时探究官员服饰的文化特质，即它是大唐皇室既遵从古制又不拘泥于古制，富于创新特质的体现；它是大唐帝国开放平等、兼容并包特质的体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绘画的发展达到了光辉的高潮，其中墓室壁画在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显示了更加浓郁的世俗性一一绘制在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等各个部分的壁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西安地区唐代墓冢集中,壁画中有关官员的题材多样，如仪仗、迎宾等，包含丰富的服饰资料。,'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旧唐书》卷45《舆服志》）反映在墓室壁画上的主要是朝服、袴褶服和常服①。本文以官员服饰为研究对象，希冀能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一、官员的朝服

朝服是唐代官员的大礼服之一，“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幘，簪导，绛纱单衣，白纱中单，黑领、袖，黑標、禳、裾，白裙、襦，革带金钩蛛，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白袜，乌皮舄，剑，纷，撃囊，双佩，双绶。六品以下去剑、佩绶,七品以上以白笔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笔，白纱中单，以履代舄。”（《新唐书》卷24《车服志》）朝服等级十分明显,其差别主要体现在佩饰上：唐廷关于不同官品的绶①、纷②、擊囊③、佩④均有规定，不可僭越，“诸佩绶者，皆双绶，亲王缜朱绶，四彩，赤、黄、缥、紺，纯朱质，续文织,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一品绿城绶，四彩，（绿）、紫、黄、赤,纯绿质，长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二品、三品紫绶，三彩，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广八寸。四品青绶，三彩，青、白、红,纯青质，长一丈四尺，一百四十首，广七寸。五品黑绶，二彩，青、紺，纯绡质,长一丈二尺，一百首,广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双绶，长二尺六寸，色如大绶而首半之。正第

一品佩二玉环，自外不同也）有绶者则有纷，皆长六尺四寸，广二尺四分，各随绶色。诸擊囊，二品以上金镂，三品金银镂，四品银镂，五品彩镂。诸佩，一品佩山玄玉，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旧唐书》卷45《舆服志》）同时官员品级不同与朝服配套之首服亦不同，足服则为舄⑤。然而由于朝服之制礼节繁冗，穿着不便，唐代虽然出于遵从古制的原则，将其保留至令文之中，但实际操作不仅加以简化，而且唐前期其一度被袴褶服所取代，而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后期实质上由常服履行其职能。

关于朝服的实例最突岀的代表是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其中三位鸿胪寺官员便身著朝服，接待三位胡族使者。三位官员首服笼冠，冠下平巾幢⑥，组带为缨⑦。身服外衣为朱衣襦裙，内服为白纱中单①，白裙襦。曲领②，黑领、袖，黑襟、禮、裾③,白色大带④，蔽膝，后垂绶。足服翘头黑舄。手执笏（见图一）⑤。惠庄太子墓文吏进谒图中之官员，头戴进贤冠⑥，冠前附玉蝉，冠顶加貂饰⑦，缨缕系于颔下。身服外衣为绯色圆领宽袖大袍，内着白纱曲领单衣，腰系大带，蔽膝掩足,足服为黑舄。

二、官员的袴褶服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是便于骑马征战，隋唐时期，袴褶承袭魏晋旧制,形制与前代基本相似，只是将其地位抬高，由先前的官民通用改为官宦专用。它实际上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由褶衣和下袴两部分组成一套服装。“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急就篇》卷2）隋唐时期褶的衽已由左衽改为右衽。“袴”通“裤”，是裤子形成过程中的称法，其义为胫衣、套裤。唐时文、武官员多著大口袴，而武官在上褶与衲裆⑧合穿时，下袴多为缚裤:它是用锦缎丝带，截成三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扎，因为裤管宽松，下长至足，不便于行动，就形成了缚裤，成为既符合汉族广袖朱衣大口裤的特点，同时又便于行动的一种形式。

从隋代开始以颜色作为标志区分袴褶，唐代沿用此制，规定“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新唐书》卷24《车服志》）然而袴褶服在唐代经历了曲折发展并最终消亡的过程:武德年间对袴褶的规定主要限于武官，至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下令百官朔望日上朝都要服袴褶，武后时期更是推波助澜。“（文明元年七月甲寅诏）京文官五品以上，六品以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旧唐书》卷45《舆服志》）后经过中宗时期的一段停滞，至玄宗时期又恢复。,'神龙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停京官六品以下著绯袴褶令，各依本品为定。……（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绸绫及罗，六品以下小绫。”（《唐会要》卷31“章月艮品第”条）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御史大夫李适之又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时六品以下通服袴褶。从这一发展过程看,袴褶服似有最终代替朝服的趋势,但由于它既非传统冠服，又不如常服方便，所以不能逃脱逐渐消亡的命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前后，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旧唐书》卷149《归崇敬传》）至此实际生活中已没有袴褶的多大位置。

唐墓壁画中作为朝服的袴褶服实例不多，集中在初、盛唐时期，其显著的特点是袴褶下端各施横欄，高品级官员上褶内有中单，足服为黑靴。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客使图中三位官员：首服黑色皮帽①，身服红褶，内有交领中单，领、袖均加黑色边饰，腰系白色大带，白大袴，足服黑靴,手执笏。（见图二）有些袴褶服与衲裆配套使用，腰系革带而非大带。李寿墓第1过洞东壁仪仗图中二男子，首服平巾幘②,加簪导，身服短身广袖红褶，外加衲裆，白缚裤，腰系黑革带，足服黑靴。

三、官员的常服

常服，本来是古代的亵服，自南北朝隋代以来，由于其流行面逐渐推广，遂加以制度化,有唐一代常服更是取得了极为合法的政治地位。常服的形式为圆领（禰）袍③,腰部用革带①紧束,受胡风的影响，初、盛唐时期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以来胡风渐弱，流行中式宽衣大袖。与常服配套的首服是憐头②，足服为乌皮六合靴③。

官员常服品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品色制度上，它是以官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质地官服的制度。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整理服饰制度，将常服正式纳入律令体系，将北朝贵贱通用的常服等级化，规定官员*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绯或绿袍。唐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常服体系规范化、系统化，对此《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较为详细，其发展沿革为:武德四年（621年）八月，唐高祖下敕:三品以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循，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输石。流外及庶人服绸、绝、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其折上巾，乌皮六合靴，贵贱通用。至贞观四年（630年），更详细规定了常服的服色：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输石。贞观五年八月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十一月，赐诸卫将军紫袍、锦为標袖。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①,改八品、九品着碧。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唐高宗再次下诏完善服色制度——此后，唐代官员常服的服色基本按品级以紫、绯、绿、青为准了，虽然文明元年（684年）七月甲寅又下诏:八品以下旧服者，并改以碧 规定为：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節石带②。

官员常服的实例贯穿整个唐墓壁画群，各个阶段官服的区别在于樸头脚的垂或展和袖口的紧或松。懿德太子墓第3过洞西壁文吏图中一官员，头裹长脚罗樸头，身着团领窄袖素色长袍，腰系革带，手执笏，足著靴。（见图三）节愍太子墓第1过洞西壁东宫府史图中官员，头裹黑樸头，着紫色团领窄袖禰袍，革带黑靴，拱手执笏。杨玄略墓墓道西壁文吏图中官员，头戴圆翅樸头，身着素色圆领宽袖长袍,腰系革带，手拿镜。（见图四）。

四、结语

中国古代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要受一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是体现尊卑等级的官员服饰系统,更是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皇室的特质，因而通过对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官员服饰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二点结论：

（一） 唐代官员服饰是继承传统，内部调整的产物，它是大唐皇室既遵从古制又不拘泥于古制，富于创新特质的体现。无论官员的朝服、袴褶服还是常服，均产于唐之前世，唐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其加以辨别和整理，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官员常服的制度化。由于自南北朝以来，常服以其固有的优点,在大多数场合取代了冠服的地位，因而唐廷在隋炀帝初步定制的基础上，仍面临着常服制度化的工作。经过高祖定制，太宗、高宗完善，玄宗、代宗、敬宗、文宗等维护，虽时至唐末仍有常服僭越现象，但总的来讲，紫、绯、绿、青的服色制度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等级规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被五代、宋等朝广泛借鉴、吸收。

（二） 唐代官员服饰简洁、便利，是大唐帝国开放平等、兼容并包特质的体现。起自中原的朝服礼节最为繁琐，为方便使用，朝服之制虽具令文，但逐渐简化，并在实际操作中被胡式服装袴褶服、常服所取代，而袴褶服由于既非古制，又不如常服稳重、便利，也逐渐消亡，只有常服被长期使用。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大唐皇室起自西垂，有着浓厚的胡族血统有关,更与南北朝隋以来长期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交流有关。因而胡服的流行是大唐帝国开放平等、兼容并包特质的体现，而唐代社会的开放，说到底是人的开放，是适宜的社会环境使人的自由创造天性得以充分释放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唐代官员的服饰才体现出简约、方便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