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哲学

学习哲学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哲学”，通过学习发现，哲学就是一种关于世界观（思想）的学说。不同的思想总是要相互碰撞，前人的思想总是要被后人所扬弃。因此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源头开始了解不同哲学家的思想，用现代的思维去分析判断，借此感悟人类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发源地可以不同，文明的初始进程相差无几，都是经历了采摘、狩猎、农耕、分工以及部落融合（战争）的过程。在部落融合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初现差异的端倪，这个差异就体现在对人的地位的划分上。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各城邦的人通常分为公民、边民（侨民）和奴隶三个阶层。索伦又把雅典公民依财产分成了四个等级，财富的多少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虽然奴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不是财富的拥有者，“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语），所以奴隶的社会地位是零下。雅典公民通常只做有创造力的工作，重复性较高的机械劳动都由奴隶去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是最有创造力、最具智慧性的呢？那就是“寻找万物本源”的工作。这样，“爱智慧”（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发展起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所述：“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在东方，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后来爆发了武庚之乱（三监之乱），周公旦又让纣王庶兄微子继续继承殷祀，并没有把商民通通纳为奴隶。而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争的俘虏，因此说在周朝，奴隶很难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阶层而存在。有思想的人往往是通过改革各自诸侯国的管理方式（变法）来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所以东方哲学多以“实用”为主要目的，而西方哲学则是以“思辩”为主要特点。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们针对“万物的本源”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为后人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同时期，东方郑国的子产（？—前522年）却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子产执政郑国期间：为田洫、作丘赋、铸刑书。应该已无闲暇。 作为周朝图书馆馆长的老子（约前571年--约前471年）既有闲暇又有诧异，故老子对万物本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名天地之始”。（小白:在无可名状下天地有了一个微弱的开始。）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即规律）和“徳”（即按规律行事）。呼吁人们能够尊重规律并按规律办事。规律是什么？老子只是笼统说了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并指出规律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正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当然，社会历史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慢慢的摸索规律。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就是“以身观身，……以天下观天下，以此知天下之然哉。” 苏格拉底（约前470年--约前399年）的伟大（悲剧）之处在于他对“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至死不渝的追求。他自知自己还很无知，但神谕却说他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他通过论证发现基本正确。因为许多雅典人都没达到“自知其无知”的境界。不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找伯里克利、希波克拉底或者是修昔底德等人辩论。总之出于对神谕的绝对信任，苏格拉底像一个牛氓（自誉）一样向各式各样的人讨教（诘问），以便获取诸如什么是正义、勇敢、善行等知识。完美展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行为过程。 同样作为教育家，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有相对固定的学生，学生习惯记笔记，整理之后一部《论语》赫然而出，影响至今。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语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小白：尧舜都难以做到的仁。）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具体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小白：君子可以做到的仁。）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白：放之四海皆可行的仁，是最为自然的自然法则。） 儒家以修身、治国（求官）为己任，当然要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并以礼乐规范之。墨家身为平民阶层当然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应当以贤能而不是以血缘为标准。其倡导的“兼爱”也并非孟子所言的“无父”，而是具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含义。其目的是实现“非攻”的社会状态。 墨家倡导的“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与儒家无大异，孟子亦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墨家倡导的“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也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儒家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这也是儒墨的相通之处。 另外墨家对认识论也有研究。他们将知识按其来源分为三类：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是由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理得来的知识；亲知是由亲身观察得来的知识。（‘’知:传受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摘自《经上说》） “我是谁”，这是柏拉图（约前427年—约前347年）人生三问的第一问。最基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人”。虽然哲学家也是人，但是研究人也是哲学家的工作之一。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和是非之心（智）。”即每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的潜质，故“人之性善也”。当然，善的潜质并不一定能表现为善的品行，对此孟子论道：耳目之观（欲望）是小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心之观（仁义礼智）是大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进而论述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白：靠主观的自觉性成为尧舜。） 荀子（约前313年－约前238年）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故“人之性恶”。同样，恶端并不都能表现为恶的品行，什么原因？荀子又曰：“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小白：靠的是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成为禹。） 其实性善性恶都是“砖”，孟子抛出性本善是为了引出他的施仁政的治国理念。荀子抛出性本恶是为了引出他的礼法并施的治国方略。落脚点都是国家治理。 回观柏拉图，他的“灵魂三分说”阐述了人是受理性、意气、和欲望三部分控制的。可以这样理解：理性就相当于人性中的善，欲望就相当于人性中的恶，柏拉图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人性即善又恶。 当然，柏拉图并不是专注人性的善恶，面对变化不定的感觉世界，他更专注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理念类似于事物的名，荀子对此也有研究。荀子曰：“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在荀子看来，万物的名就是一种习俗与约定，以便于沟通。柏拉图却赋予理念更多的功能，他认为一切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都是对其理念的分有和摹仿，是其理念的摹本。（小白：荀子的观点更易被世人所理解。）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也不认可他老师的“万物以自己的理念为存在依据”的观点，为此他创设出“四因说”来阐示物质的成因，并逆推出万物起源于“第一动因”。直至今日，“第一动因”仍是矗立于科学前沿的术语。亚里士多德依靠自己强大的观察力、想象力、归纳力和方便力广泛地创造和分类知识，甚至把如何获取知识也当作一种知识去研究（认识论），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面对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城邦国家（东方与西方），孟子和荀子希望自己的治国方略能够被帝王所采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在分析不同城邦制度的优劣。柏拉图甚至创设了一个虚拟的城邦模型（理想国）。彼此不同的研究方向是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入世者”（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 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战乱和动荡。动荡时期的哲学家们通常去研究个人如何实现宁静与快乐。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如此，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年）亦如此。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的宁静，“至乐不乐”就是庄子快乐观。伊壁鸠鲁宣扬身死魂灭，无需恐惧。灾害与神无关，无须忧虑。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他们都远离政治，享受一种“出世”（不理世事）的生活。 伊壁鸠鲁对神敬而远之，卢克来修却直接把神扫地出门，这也是一种扬弃。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人类应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卢克来修没有思考，或许已无暇思考（英年早逝）。 与伊壁鸠鲁学派同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也追求一种安宁，他们是在入世生活中修炼不动心。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小白：不自以为是），服从命运（小白：不怨天尤人），”以及“克制欲望（小白：不骄奢淫逸），过理性的生活。” （小白:与其被动的接受痛苦不如尽可能的去避免痛苦）。当然，追求一种境界与达到这种境界，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马可奥勒留便是一例，作为“哲学王”的他，集智慧与权力于一体。 不仅没有发扬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反而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经过无数次的征战，东方各个诸侯国逐渐被秦国统一，由秦到汉进入到天下一体的集权制社会时期。儒家的后继者们继续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观。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建立起新儒学思想体系（经学）。其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等君权神授的思想为集权制度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当然很合汉武帝刘彻的心意，虽然也有“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等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制约皇权，但收效甚微。汉武帝直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典（思想）由此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孔子、孟子的经历都比较坎坷（思想得不到王侯的认可），荀子思想加入法家元素以适应混乱的战国时期，其弟子韩非子、李斯直接弃儒入法。李斯用法家思想助秦统一六国却只历经二代便戛然而止。直到董仲舒的出现，才使新儒学成为汉代官学。对比孔孟和董子可以看出，一种哲学思想只有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融合，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即在于此。 同样的征战，地中海沿岸的五雄（迦太基、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罗马）逐渐归一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基督教的兴起。古希腊、古罗马均有诸多的神被不同的人祭拜，多一个耶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况且基督教初期传播的也是正能量（爱人如己）。古代中国缺乏造神的贤（闲）人，人们通常都祭拜自己的祖先。基督教从被打压（戴克里先）到被承认（君士坦丁）直至定为国教（狄奥多西）都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作为教父哲学的翘楚，奥古斯丁（354年- 430年）设计的“创世说”、“原罪”以及“救赎”等理论，使基督教教义更加理论化，这样便可以让更多的人相信教义并信仰基督教。 混乱的后西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教皇也顺其自然地参与到世俗政治中，在各日耳曼蛮族国王的眼中，基督教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归依于罗马天主教既是文化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最终天主教皇不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教皇国），还赢得了为世俗政权加冕的任务。这样以来东西方就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东方的皇帝贵为天子，直接承接上天的旨意行事，属于一元化皇帝制国家；而西方的君主只是上帝众多子民中的一员，需要通过教皇领取上帝的旨意，属于教权与王权二元化权利体系。 这个时期的西方哲学家通常把研究上帝作为首要任务，被称为经院哲学家。其核心理念是只要能证明出上帝的存在，其它一切都好解释。比如奴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造人时就有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分。这与陈胜所呼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壤之别。 论证上帝存在最著名的当属阿奎纳（约1225年-1274年），他所著的《神学大全》用五种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部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神学融为一体的神学巨著的问世，使基督教教理更加体系化。教皇们如获至宝，逐渐把它上升到与《圣经》同等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待遇也因此逆转（由被教会打压到被宣扬）。 回头看东方，两汉之后，东方哲学经历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个时期。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在这乱世之际，研究玄学（《周易》《老子》《庄子》）也是一种保全与寄托。孔子曾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何为有道无道？曹氏可以取汉朝而代之，司马氏也可取曹魏而代之。由“清议”改为“清谈”也是魏晋名士们的一种无奈，身在庙堂心在山林者有，更多的是身在山林间心在庙堂上。“贵无论”和“崇有论”都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解释。如果司马昭能三顾竹林，又怎知嵇康不出山呢？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佛教在中国的兴衰历程告诉人们：帝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帝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统治，别无其它。虽然佛教教义有很多人生真谛，但是它的出世观却很难在儒家弟子心中产生共鸣，因为他们都是入世者（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佛教与基督教都专注来世，但方式却不尽相同。佛教云：只要潜心修行，就能免受轮回之苦顿悟成佛。基督教云：只要听教皇（基督之代表）的旨意，就能免受地狱之罪，死后升入天堂。 当西方正在经历中世纪煎熬的时候，东方的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帝位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传长久，宋太祖赵匡胤最清楚。为防止天下改姓，他设计了一套纷繁复杂的制度，其核心就是重文轻武、分权而治。由此“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历史不必重演，“一举成名”便可“天下之”。其结果就是被辽金依次蹂躏，最后倒在了蒙古的弯刀之下。当然，倒在蒙古弯刀之下的也不只大宋一家。 在科举制度下，一些困穷苦学之士得以参与与皇帝共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们的座右铭。只是那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蜜月期通常较短，更多的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穿梭。这其中也出现了文天祥、陆秀夫等历史名人，他们无法参透历史的进程，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人生自古谁不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气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继孟子后张载（1020年—1077年）又扛起儒学复兴之大旗。 张载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对照： 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马哲：世界本源是物质的。 张载：物无孤立之理。 马哲：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张载：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马哲：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 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动态平衡）。 马哲：矛盾双方相互依赖共处一个统一体中。 张载：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马哲：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张载：大其心（志向）则能体天下之物。 马哲：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 张载：化（渐变）而裁之谓之变（显变）。 （引用《易经》） 马哲：量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转化为质变。 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小白：理想社会） 马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小白：同上） 对照佛教追求的“不生”（成佛去也）和道教追求的“不死”（成仙在也），张载用“尽性，然后知生无所得，则死无所丧。”来论人的生死。“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是张载心中的儒家世界。 朱熹（1130年---1200年）是两宋哲学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是中和各家思想为己所用。朱熹尊承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学说，并加入“太极即理”的论述，把濂学与洛学融于一体。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言道：“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与洛学保持一致。但是朱熹淡化了理气孰先孰后的问题，强调“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强化了理与气的不离不杂。 “格物致知”是由《礼记·大学》引申出的一句成语。如何格物致知，两宋儒者多有论述，却不曾注意到早已被毕昇拔了头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格物致知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记载毕昇所创活字印刷术的沈括也是格物致知的践行者，其所著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小白：实干兴邦，古今皆宜。） 朱熹“格物致知”的方向是“四书五经”，其总结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之理。朱熹的 “明天理，灭人欲。”与斯多葛学派的“克制欲望，过理性的生活”含义相差无几，只是朱熹把人欲的门槛设得较低（华服与美味均为人欲），明显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另外，朱熹为推广“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而设计的“繁文缛节”（详见朱熹《小学.明伦篇》）糟粕多于精华。与其同时期的陆九渊（1139年–1193年）则主张“收拾精神（守住仁义礼智的本心）,自作主宰（以本心作为判断和实践的准则）。”当然，达到这个境界也是相当困难的，孔子七十岁才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朱熹的“读书穷理”与陆九渊的“正心穷理”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的表现形式。启蒙阶段需读书明事理，大人阶段需先立其志，为读书指明方向。“正其心”之后仍需要知识充实自己。孔子亦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总之，书是一定要读的。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之道，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三纲”是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从春秋到两宋，内容也多有变化。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班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朱熹：“三纲”即天理。 “三纲”之道，由双向规范演化成单向约束，僵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这也是专制统治之必然。“五常”之心，则是道德社会的顶配，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只能信仰而无法到达。 程朱所言的“理”是万物之理。故曰：“一草一木皆有其理。”陆王所言之“理”是伦理之理。故曰：“心即理也。” 王阳明（1472年－1529年）心学的精髓是“四句教”，即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对应个人的成长，可以解读为：无善无恶婴儿期，有善有恶是幼儿，知善知恶在教育，为善去恶靠环境。正如黄宗羲（1610年—1695年）所言：“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阳明先生秉承孟子的性善学说，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格物”就是“格心”以致良知。最后达到“知行合一”。阳明心学思想中“知行合一”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良知和他的品行是一致的。套用苏格拉底一句话就是：知道“善”就会去做正当的事情的，没去做是因为还不知道“善”。这就是“知行合一”。（小白:以果推因） 明朝的灭亡促使明末的思想家开始反思专制制度的弊端，其中的佼佼者当属黄宗羲。黄宗羲认为：专制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就会导致人人都有可能在窥觎这个私产，战乱在所难免。解决方案是首先立“天下之法”而不是“一人之法”。这样，“其人是也（明君），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庸君），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其次是“置相”设“政事堂”，用“相权”牵制“君权”，再次是让学校兼有议政功能（“公其非是于学校”。）（小白：黄宗羲是最成功的社会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