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视角下的十字军东征（三，下）

1201 年春天，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带着年轻的前皇帝之子出征。这是一种监视他的方式。小阿莱克修斯通过躲过他的监视和乘坐比萨商船逃脱来回报他的叔叔。这个计划一定是与来自西方的支持者协调进行的，因为伊琳娜准备派出一支大部队护送她的兄弟从安科纳港前往她丈夫的宫廷。这一行为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不过，投靠外国宫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持不同政见的王室成员寻求外国支持也有很多先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背后是一个阴谋，但一开始这是一个拯救小阿莱克修斯的谋划，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的叔叔已经指定他的女婿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为他的合法皇位继承人。从1200年底阴谋开始酝酿到1201年9月左右，小阿莱克修斯到达施瓦本的菲利普宫廷之间的时间里事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一场十字军东征终于成形。年轻的阿莱克修斯很可能对他的姐夫施瓦本的菲利普是一颗非常有用的棋子，寻求西方帮助以谋取政治利益的想法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任何反感。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在他的《历史》中谴责了这件事，但这是事后回顾。他将科穆宁人（他指的是宫廷贵族）视为“帝国毁灭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那些流亡国外的人。当他们返回并夺取政权时，他们暴露了自己是多么的一文不值。

拜占庭宫廷的政治主要由一个封闭的家族圈子进行，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除了家族利益之外，几乎不用考虑其他。然而，在曼努埃尔·科穆宁死后的几年里，新的因素开始出现，这些因素并没有改变这种政治行为，反而使拜占庭变得越来越脆弱。首先是君士坦丁堡市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的记载证明了他们的力量，但是，尼基塔斯害怕和鄙视他们，将他们视为乌合之众，他隐瞒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度和领导能力。1182 年，安德洛尼卡·科穆宁与各种“老板”达成交易，这使他获得了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支持。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可能只给我们留下了对其中一位“老板”的描述，他的形象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被称为卡洛莫迪奥斯。当他因未缴纳税款而被阿莱克修斯三世的代表逮捕时，暴徒起事将圣索菲亚教堂的牧首约翰·卡马特洛斯逼到墙角。牧首被说服代表卡洛莫迪奥斯与皇帝进行交涉并获得释放。1197年不同行业和专业领域的代表参加由阿莱克修斯三世所召集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收买德国统治者亨利六世。这些人是君士坦丁堡民众的领袖。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谴责他们盲目的暴力和对传统权威的不尊重。很难看懂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对他们轻蔑的批评。一两个零散的细节表明，他们的行动比霍尼亚提斯记录的更复杂。他们是反拉丁人的，但不仅仅是出于粗俗的唯物质原因。他们的行为也是具有一定道德层面、以宗教形式出现的。无论多么误入歧途，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东正教免受敌人的侵害。君士坦丁堡人民一直对宗教争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在在12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教义争论中偏袒正教一方。当传统被忽视时，他们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举一个平淡无奇的例子，曾经有人抱怨牧师布道的时间过长，以至于有可能会减少与圣色诺芬节相关的庆祝活动。更严重的是，当帝国官员越权或从事邪恶活动时，就会出现民众抗议。君士坦丁堡市民自认为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而当时传统秩序似乎受到帝国政府的软弱、统治阶层精英的冷漠以及拉丁人在首都存在的威胁。

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之类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无聊的假设，道德秩序与暴民无关，这是像他这样受过良好教育且热心公共利益人群的专利，他们来自那些在教会和官员队伍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获得了国务卿（grand logothete）的职位，这使他成为了官员队伍的首脑。他的哥哥米海尔当时已经是雅典的大主教。尼基塔斯自己和另一个官员家庭——贝利萨里奥特斯家族联姻，他的一个姐夫是君士坦丁堡的市长。还有那些更强大的官员家族，例如卡马特洛斯、托尼克斯和卡斯塔莫尼特斯，他们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狄奥多尔·卡斯塔莫尼特斯为他的外甥伊萨克二世管理官员队伍，君士坦丁·美索不达米特斯在狄奥多尔·卡斯塔莫尼特斯死后接替后者担任这一职务，后者得到欧弗洛绪涅皇后的支持，在将阿莱克修斯三世推上皇位的政变中幸存下来。她喜欢君士坦丁·美索不达米特斯甚至要超过她自己的家人。同时，君士坦丁·美索不达米特斯被任命为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这是一个过分的任命，行政系统官员和宗教职务的结合被认为是可耻的。君士坦丁·美索不达米特斯的政敌最终迫使他下台。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津津乐道的概述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到来之前的几年里拜占庭官员系统内部的内斗。尽管他对这些争斗并不陌生，但他小心翼翼的不透露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甚至不透露他同情谁。他在这些争斗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可能比他在自己作品中愿意承认的更为重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采取了一种从廉洁官员角度出发的崇高道德立场。官僚制度是拜占庭帝国强大而持久的力量之一。然而，到十二世纪末，它已经受到损害。它是为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运作的。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等官员声称自己是传统秩序的守护者，但这听起来很空洞。

霍尼亚提斯和许多其他官员一样，与教会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神学家。教会在12世纪末因圣餐性质的问题而分裂。圣餐是腐败的还是不腐败的？传统的教导是基督成圣使它不会朽坏。多年前，教士米海尔·格雷卡斯 (Michael Glykas) 就曾挑战过这一点，他曾说因为基督成圣之前一直是作为人的，所以圣餐在被圣餐者吞噬之前一直是易腐烂的，在这一点上圣餐就像在同一时间复活的基督一样奇迹般的发生了转变。

这是一种侧面强调圣餐仪式的方式，但它所暗示的真实临在如此清晰。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修改的主要反对者是未来的牧首约翰·卡马特洛斯，他指责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是格雷卡斯观点的支持者。霍尼亚提斯声称他的观点被约翰·卡马特洛斯可耻的歪曲了，但霍尼亚提斯显然是牧首约翰·卡马特洛斯及其支持者的反对者。对约翰·卡马特洛斯的反对可能解释了他对皇帝的依赖以及他在面对十字军要罗马屈服的要求时表现得不够英勇的缘由，他没有给拜占庭社会指出任何明确的出路。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来临前夕，首都的拜占庭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它也越来越与各省隔绝，这是一种新现象。拜占庭帝国的基础是首都对周边行省的绝对统治。省级行政系统确保了这一点，关键人物是君士坦丁堡任命的总督，在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下，首都对各省的控制似乎仍然可以得到保证。在许多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除了帝国行政系统所构建的联系外，行省主教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他们大多是从教会神职人员中选出，宫廷贵族和首都的大修道院、慈善机构也在行省首府建立各自庄园和其他利益。

麻烦在于君士坦丁堡利益集团的普遍存在打破了首都和省份之间的平衡。过去，拜占庭的行省行政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利用了地方人物，无论是在帝国行政部门还是在教会中。它都会尊重当地的需求。君士坦丁堡通过征税榨取了大部分剩余财富，但同样作为薪金和采购，将一部分收益重新分配到地方。然而，在科穆宁王朝统治下，君士坦丁堡不仅受益于对各省征收的常规税收，还受益于那些不在当地、却居住在首都的当地地主的租金。正是这些人是政府支出的主要受益者。首都对各省的剥削加剧是可能的，因为前者经历了一段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时期。这些条件吸引了驻扎在首都的精英们在各省建立自己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在马尔马拉海周围的“家乡”建立利益。伯罗奔尼撒被认为是一个典型例子。根据官方记录，当地主要的地主是布拉纳斯和坎塔库泽诺斯家族，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儿伊琳娜，她嫁给了巴列奥略家族，还有一系列修道院，其中之一是君士坦丁堡的潘塔克拉托修道院。

因此，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所有权由居住在首都的缺席地主控制。但也有地方利益。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记录了那些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暴君”的名字，尼基塔斯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利奥·斯古洛斯据有阿尔戈利德，查马雷托斯家族据有斯巴达平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不同地区还有其他显赫家族，他们不属于大城市精英，但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例子可能是最好的，但在帝国的大多数地区可以确认这些当地支配者的存在。在曼努埃尔一世死后，他们利用帝国中央政府的弱点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整个拜占庭帝国发生了一系列叛乱。偶尔，他们的领导人会遵循旨在推翻在位皇帝的传统模式。但更多时候，他们满足于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记录最详尽的例子是1186年彼得和阿森的叛乱，这场叛乱导致了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建立。显然，这其中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们的叛乱是由帝国政府以承担伊萨克二世皇帝与匈牙利公主的婚姻的征税要求而引发的。这是当地对首都永无止境的要求不满的一个明显例子。

导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事件与拜占庭行省分离主义无关。但它对1204年所导致的后果更为重要。最终，它确保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会伴随着对整个帝国的征服，因为新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证明了它会成为十字军的克星。十字军取得永久成功的唯一地区是希腊土地，这正是12 世纪意大利商人最常光顾的地区。当地的统治者与威尼斯人以及其他意大利商人建立了联系。在拜占庭帝国的某些地区，来自西方统治的前景似乎并不那么不合时宜。事实上，这几乎是持续繁荣的保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与塞浦路斯和十字军国家有密切联系的安塔利亚会选择意大利裔的阿尔多布兰迪尼作为当地统治者，这说明拜占庭在12 世纪末面对任何来自西方的威胁时是多么脆弱。

科穆宁贵族和十字军东征的遗产是拜占庭对西方人完全矛盾心理的反映，它出现在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的历史记录中。拜占庭人对西方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他们是愚蠢、粗鲁的野蛮人；同样，对他们的许多优点的欣赏也揭示了拜占庭的不足之处。首都社会在拉丁人问题上存在分歧：民众强烈反对拉丁人。这可能与来自拉丁人的竞争有关，但似乎更多地源于君士坦丁堡人民自封为东正教捍卫者的角色。皇室，或者说帝国贵族，对于在争端中使用拉丁人毫不犹豫，无论他们的私下想法是什么。拜占庭的当权者更多时候是受到以教皇权威为代表的外部威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