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那可怜的少女：谈纳博科夫（2）

最终，洛丽塔确实找到了其他可去的地方。她接受克莱尔·奎尔蒂的保护，克莱尔·奎尔蒂是一位变态的剧作家，而她一直在与她进行秘密调情。奎尔蒂如此娴熟地把她从视线中赶走，以至于几年过去了，亨伯特才能够找到他任性的性感少女，并得知他决定杀死的她的勾引者的名字。到那时，洛丽塔已经十七岁了，不再是少女了。她结婚了，虽然不是嫁给那个因为她拒绝纵容他对性幻想的品味而将她赶出去的变态剧作家，而是嫁给了一个耳聋而真诚的年轻退伍军人，使得她已经怀有巨大的身孕。然而，尽管“她容貌破败，成年后，细细的手上布满了绳纹，还有她鹅卵石般白皙的手臂”，亨伯特清楚地知道“就算我即将死去，我对她的爱也胜过我在地球上见过或想象过的任何事物，也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所希望的事物。” 就她自己而言，洛丽塔记得她野蛮的继父，并无怨恨，但她礼貌地怀疑他提议她为了他而离开她的丈夫：“在她那双戴着奇怪眼镜的已褪色的灰色眼睛里，我们那可怜的罗曼蒂克像一场沉闷的聚会一样，在片刻之间得到了反思、琢磨和解散。” 而此时，纳博科夫一直在解决的他们曾经的关系中真实的恐怖，可以说是通过巧妙的喜剧手法终于得以具体化。亨伯特意识到，即使是最悲惨的家庭生活也比“模仿乱伦，后者……是我能为流浪儿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更可取。在暗杀剧作家的路上，他反思到：

除非它能向我证明——对现在这样的我，今天，和我的心和胡子，还有我的腐烂——在无限的奔跑中，一个名叫多洛雷斯·黑兹的北美女孩被一个疯子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并不重要，除非这可以被证明（如果可以，那么生活就是一个笑话），否则我看不到任何治疗我的痛苦的方法，除了表达艺术的忧郁和非常本地化的缓和效果外。

但是减轻亨伯特痛苦的艺术并没有显著减轻评论家的痛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作者做了这件可怕的事情？”有些人相当绝望地得出结论，他根本没有这样做。根据一种解释，纳博科夫只是写了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寓言，他爱上了美国，并发现这个国家还很不成熟，这让他略感悲伤。除了分配角色的困难（谁扮演新泽西？），纳博科夫显然有能力在没有未成年色情寓言的帮助下写出这样一个故事，这一事实使人们对该论点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也有人巧妙地暗示，纳博科夫真的想以宏大的或19世纪的方式写一个浪漫激情的故事，并发现让当代读者对这种热情感兴趣的唯一方法是将其伪装成精神病理学。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只能说纳博科夫很好地掩饰了他不得不将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孩子的失望。

鉴于对这个问题的大量思考，如果认为作者写这个故事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它很吸引人，这无疑是轻率的。但也许有人可能会振振有词地认为，小说的艺术（有别于临床）兴趣是其故事所需要的全部理由。因为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奇异关系是这本书复杂而弥漫着的讽刺感的核心。有时它是讽刺方程式中的一个明确术语，例如亨伯特为了成为他身材矮小的情人的好父亲而做出的惊人努力，使自己沉浸在有益健康且透彻的美国儿童保育书籍中。但有时这种关系的作用是无形的，就像科学家和户外广告商喜欢使用的那些奇怪的灯之一——那种灯本身不发光，但会在某些颜料的衬托下激发刺眼的光芒。例如，亨伯特与一所女子学校的女校长之间有一段对话，纳博科夫在其中以牺牲进步教育为代价来享受自己。但这段话的总体效果取决于读者对洛丽塔实际情况的了解，以及亨伯特对她“在夜间抽泣——每晚，每晚——我假装睡觉的那一刻哭泣”的忧郁描述。纳博科夫先前传授了这一知识，能愉快地暗示现代教育家“适应生活”的卫生观念完全不考虑生活的悲剧，并且能用同样的笔触来指出洛丽塔与更快乐的孩子之间的巨大距离。

这种复合讽刺的例子可能会无限相乘，因为亨伯特穿越美洲的故事不再是一个流浪疯子的简单编年史，就像乞乞科夫穿越俄罗斯的“死魂灵”之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流浪骗子的故事一样。随着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到来，国民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高度的和可笑的安慰，而这一对悲惨的关系正被这种正常的美国生活背景所衬托。反讽的相互流动赋予人物及其周围环境以最高等级艺术所特有的强烈意义。《洛丽塔》属于一类特殊的讽刺作品，数量虽少，但精挑细选，纳博科夫制作了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