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国防力量历史与现状介绍（下）
书接上回
从二战结束到巴拿马运河条约
二战结束前不久的1945年，里卡多·阿道夫·德拉瓜迪亚总统与国民议会发生冲突，导致不得不召开制宪会议，选出新总统恩里克·希门尼斯，并起草了新宪法。 1946年的宪法抹杀了1941年阿里亚斯引入的创新，并恢复了传统的政府概念和结构。
与此同时，在战争期间，美国将巴拿马城的供水和下水道系统移交给市政府，并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但拒绝驱逐西印度群岛人和其他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也拒绝为这些地点支付高额租金。 根据1942年的协议，美国又先后租用了里奥阿托的机场、在塔沃加建设了鱼雷艇基地和几个雷达站，这些基地均建设在运河区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有关美军基地的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重点，尽管和平条约尚未生效，但巴拿马要求美国放弃这些基地，并以该协定的一项附属条款为由提出要求，该条款允许在敌对行动停止后重新谈判。
不顾美国陆军部要求无限期保留大部分基地的愿望，美国国务院已经意识到巴拿马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但仍然于1946年12月派遣大使弗兰克·T·海因斯前往巴拿马，提议将基地租借期延长20年，涉及总共十三个设施。 希门尼斯总统不顾外交部长的反对，批准了有关于此的条约草案，这加剧了潜在的不满情绪。 当国民议会于1947年开会考虑批准时，在一批爱国大学生的带领下，10,000名巴拿马平民手持石块、砍刀乃至枪支，包围了国民议会以抗议政府打算签署条约的行为，赶来镇压的国家警察很快与平民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都有人在骚乱中被打死。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一致投票拒绝该条约。 到1948年，美国最终放弃了运河区外所有的基地和设施。
1947年的这次事件，标志着巴拿马平民和警察两个团体之间一段激烈敌意时期的开始，这也是美国的意图因巴拿马群众的愤怒而受阻的第一起事件。作为事件的后续余波之一，巴拿马的权力核心也从平民政治寡头暂时转移到国家警察。1948年至1952年间，国家警察总司令何塞·安东尼奥·雷蒙·坎特通过一系列后台操作，在这几年里成为巴拿马实际上的统治者。 1948年，由于国家警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有效，阿努尔福·阿里亚斯总统被迫辞职，但雷蒙后来于1949年任命阿里亚斯担任总统职位，然后在1951年又再次将其免职。与此同时，雷蒙提高了部队的薪水，并从美国雇佣了军事顾问，对国家警察进行现代化，并购买二战时期的美国剩余武器；从而将国家警察变成了准军事部队。 最终在1953年将国家警察转变为国民警卫队，成为该国自从1903年以来的第一支正规军，从而实现了他长期追求的目标。
从几个先前存在的政党和派系中，雷蒙还组织了全国爱国联盟（Coalición Patriótico Nacional，CPN）。 1952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成功竞选。在上任后不久，雷蒙试图推动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他的农业和工业计划暂时减少了该国对运河和特区的压倒性经济依赖。 然而，雷蒙的改革政权是短暂的。1955年，他在巴拿马城外的赛马场被机枪扫射身亡。 第一副总统何塞·拉蒙·吉萨多因犯罪而被弹劾并入狱，但他从未受到审判，其被指控行为的动机仍不清楚。一些调查人员认为，对吉萨多的弹劾是一种烟幕弹，目的是转移对其他与暗杀有关的人的注意力，包括美国黑手党头子“幸运”卢西亚诺、持不同政见的警察和阿里亚斯的家人。 第二副总统里卡多·阿里亚斯（来自贵族阿里亚斯家族）完成了剩余的总统任期，并废除了雷蒙的许多改革。雷蒙没有活着看到他发起的主要条约修订的高潮。 1953年，雷蒙访问华盛顿，讨论对1936年条约的基本修订。 除其他事项外，巴拿马官员希望获得更大份额的运河通行费，而商人继续对来自运河区非营利性小卖部的竞争感到不满。 雷蒙还要求废除该地区的歧视性工资差别，这种差别有利于美国公民而不是巴拿马人。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于1955年1月23日签署了一项相互谅解与合作条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对运河运营而言非必要的商业活动将被削减。 年金扩大至1,930,000美元。 接受并实施了“运河区所有……雇员……一个基本工资表”的原则。 然而，巴拿马要求以99年的可续租租约取代“永久性”条款的请求被拒绝，而被指控在该区域违规的巴拿马公民由美国-巴拿马联合法庭审判的提议也遭到拒绝。
巴拿马对1955年条约的主要让步是它同意美国占领它在几年前拒绝的运河区以外的基地。 大约8,000公顷的巴拿马领土被免租租用15年，供美国军事演习之用，包括之前曾短暂归还给巴拿马的里奥阿托基地。 由于修正案得到里卡多·阿里亚斯总统的大力支持，国民议会毫不犹豫地通过了修正案。
对于运河区的美国驻军而言，美军在1941年10月成立了加勒比防卫司令部，以统一指挥整个在中南美洲的美军部队，而1943年1月时，驻巴拿马美军人数达到了巅峰，当时有6.8万名美军驻扎在运河区。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驻巴拿马美军的实力开始急剧下降，一些基地设施也被关闭，特别是战前建设的海岸炮兵体系，在战后因为已经落后于时代而逐渐被废弃。 1946年至1974年间，运河区的美军总兵力一直在6,600至20,300人之间波动（1959年时兵力最低），加勒比防卫司令部也在1947年被撤销。
但不久之后冷战的开始导致美国决定重新衡量其在中南美洲的部署，因此在1948年成立了加勒比海司令部，并将其总部设置在运河区中的克莱顿堡。但虽然名字叫加勒比海司令部，但其主要职责却不是在加勒比海地区，除了保卫巴拿马运河之外，加勒比海司令部实际上主要负责美国在中美和南美的军事行动。考虑到其名不副实的情况，约翰·肯尼迪总统最终于1963年6月6日下令，将其更名为美国南方司令部。因此在冷战时期，驻运河区的美军主要任务除了作为本职工作的保卫运河外，主要是支援美国在中南美洲的相关行动，特别是支援拉丁美洲的亲美政府在其国内进行的反游击战等这类非常规战争，为其军队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等。从1975年到1994年底，美军在巴拿马的总兵力保持在10,000人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美国陆军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阿马多尔堡成立了拉丁美洲训练中心 - 地面师，该学校最初用于训练拉丁美洲各国军队使用从美国购买的大炮和其他先进武器，并提供国家建设方面的指导。 陆军很快将该师更名为拉丁美洲地面学校，并将其分为三个部门：工程、通信、武器和战术，后来它又改名为美国陆军美洲学校，并最终命名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在后来的冷战时期，美洲学校成为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军队合作的核心项目之一，并成为其在拉丁美洲培养代理人和输出价值观的拳头项目，许多在此学校毕业的军官在回国后都成为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只不过基本都是军政府），或者在政府部门里扮演重要角色，直到它在1984年迫于压力最终被搬回美国为止。
到离开巴拿马前，该学校的一些知名校友包括：阿根廷1976年-1983年军政府的三位主要领导人（魏地拉、维奥拉和加尔铁里）、萨尔瓦多的罗伯托·奥比松和危地马拉的埃夫拉因·里奥斯·蒙特（这两位先生的光荣事迹可以查看之前的两篇）、1973年政变后成立的智利陆军秘密警察DINA的三位局长和副局长（劳尔·伊图里亚加、曼纽尔·孔特雷拉斯和米格尔·克拉斯诺夫）、玻利维亚的雨果·班泽·苏亚雷斯（1971-1978年任玻利维亚独裁者）和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1968-1975年任秘鲁军政府首脑）等，待会要介绍的两位巴拿马将军：奥马尔.托里霍斯和曼努埃尔·诺列加，也是该学校的毕业生。约瑟夫·肯尼迪二世后来曾这样说美洲学校：
“美洲学校是一所拥有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学校都多的独裁者的学校。”
在巴拿马一边，CPN于1956年任命另一位候选人埃内斯托·德拉瓜迪亚担任总统。雷蒙政府要求各党派要有 45,000名成员才能获得官方承认。 这一党员人数要求随后放宽至5,000人，以将所有反对党排除在1956年的选举之外，但国家自由党 (Partido Liberal Nacional, PLN) 除外，该党的血统可追溯到最初的自由党。
德拉瓜迪亚是一位保守的商人，也是寡头集团的一员。 按照巴拿马的标准，他绝不是反美派人士，但他的政府任期内，美国与巴拿马关系却达到了新低谷。 1956年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为巴拿马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世界媒体经常比较这两条运河。 然而，尽管巴拿马拥有庞大的商船队（世界第六大），但英美并未邀请巴拿马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主要海上强国特别会议。 出于不满，巴拿马加入了不结盟运动，提出了与苏伊士运河相同的提议。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6年9月28日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发表了声明——美国并不担心巴拿马运河会出现类似的国有化，因为美国在那里拥有“主权”——这使事情变得更糟。1956年夏天美国陆军部的一份声明则进一步激怒了巴拿马的公众舆论，该声明暗示1955年的条约实际上并未设想工资率完全平等。 美国试图通过解释“同工同酬”原则的唯一例外是适用于从美国大陆带来的所有公民的25%差别来澄清这个问题，但这根本无法消解巴拿马人的愤怒。
在随后的几年里，紧张局势加剧。 1958年5月，正在举行反美示威的学生与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这次导致九人死亡的骚乱预示着一年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 1959年11月，在巴拿马的两个独立假期期间再次发生了反美示威。 巴拿马人开始威胁要“和平入侵”运河区，并在那里升起巴拿马国旗以作为巴拿马主权的具体证据。 由于担心巴拿马人可能真的会强行进入运河区，美国动员了驻军，但还是有数百名巴拿马人强行越过铁丝网，与运河区警察和美军部队发生冲突，并扯下了运河区边界的美国国旗，强行升起了几面巴拿马国旗。 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国民警卫队随后击退了第二波巴拿马公民发起的冲击运河区的行动。
随之而来的则是席卷巴拿马全国的反美游行和抗议，美国新闻署图书馆的窗户被愤怒的巴拿马人用石块砸碎，还有人强行降下了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星条旗，并将其扔在地上使劲践踏。 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美国当局很快在运河区边界竖起围栏，居住在运河区的美国公民则发现巴拿马商人发起了一场抵制行动，不向美国人出售任何商品——尽管传统上他们是最大的客户之一。
1960年3月1日——巴拿马宪法日——学生和劳工团体威胁要再次进军运河区。 去年秋天的普遍混乱对政治精英产生了清醒的影响，他们严重担心新的骚乱可能会转变为反对社会制度本身的革命运动。 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的两个主要联盟都试图避免进一步的困难，而在1959年11月的骚乱中受到重创的有影响力的商人也很担心。直到有关美国愿意建议在运河区的一个特殊地点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消息出现后，紧张局势才得到了部分缓和。
然而，德拉瓜迪亚的政府因骚乱和其他问题不堪重负。大多数持不同政见的派别都加入了全国反对联盟中的PLN，该联盟于1960年成功选举其候选人罗伯特.基亚里担任总统职位。基亚里试图说服他的寡头同僚们，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他告诫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适度的改革，他们将很容易受到无法控制的激进势力强加的彻底变革的影响。 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的传统派代表没有听从他的警告，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完全被忽略了。 在外交事务方面，基亚里于 1961年10月1日向议会发出的信息要求重新修订运河区相关的条款。 1962年6月12日至13 日，当基亚里访问华盛顿时，他和约翰·肯尼迪总统同意任命高级代表讨论两国之间关于运河区的争议。 1963年7月23日发表的联合公报披露了最终讨论的结果。
最终，双方就成立双边劳工咨询委员会达成协议，以审议巴拿马雇员与特区当局之间发生的争端，美国同意将其巴拿马雇员的税款代扣代缴给巴拿马政府，并且同意向巴拿马雇员提供区内美国公民可享受的健康和人寿保险福利。然而，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仍未解决。美国虽然同意增加该地区巴拿马雇员的工资，但没有巴拿马政府要求的那么多。巴拿马要求对连接该国两半的区域的走廊拥有管辖权，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与此同时，美国启动了一项针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新援助计划——进步联盟。 在这种处理西半球关系的方式下，肯尼迪总统设想了一项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 到 1950年代后期，巴拿马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定期发展贷款或赠款。 因此，进步联盟是美国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第一个重大努力。 巴拿马将分享最初的大规模贷款以支持自助住房。 然而，要求对条约进行重大修改的压力和对美国顽固态度的不满情绪仍然继续增加。
美国和巴拿马之间就运河发生的纠纷最终在1964年1月的运河骚乱中达到巅峰，这起事件始于一场关于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争议。一直以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一方面，军方反对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强调美国在运河区的控制权不受损害的战略重要性，以及担心如果答应巴拿马人的要求，那么未来巴拿马可能会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另一方面，国务院支持悬挂国旗的提议，认为这是对巴拿马要求的合理让步，也是避免重大国际尴尬的一种方法。
经过协商，美国最终同意在运河区中的一个地点并排升起巴拿马和美国国旗。 1960年9月21 日在沙勒三角洲举行的特别仪式上，该地区的新任总督威廉·A·卡特少将以及所有美国高级军事和外交官员以及整个巴拿马内阁出席了仪式。 然而，即使是这起标志着官方承认巴拿马“名义上”主权的事件，也因美国拒绝前总统埃内斯托·德拉瓜迪亚允许他亲自升旗的要求而受到损害。 作为报复措施，德拉瓜迪亚拒绝出席仪式，并仅邀请美国大使及其高级外交助手参加仪式后的总统招待会； 运河区的军事官员全部被排除在外。巴拿马人对此仍然不满，因为他们的国旗只出现在运河区的一个地方，而美国国旗却可以在许多其他地方单独飘扬。 于是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了进一步协议，同意在运河区的几个地点并排悬挂美国和巴拿马国旗。 然而居住在运河区的美国人却不愿意遵守这个协议，当地一所高中的学生在他们家长的鼓励下，连续两天独自在学校门前升起了美国国旗。
这一举动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边境，在1964年1月9日的第二天晚上，将近200名巴拿马学生举着国旗进入运河区，随后他们和美国学生以及警察之间发生了一场斗殴，在混乱中他们举着的国旗也被撕裂了，并且有一名巴拿马学生被打死。 得知消息后，数万名愤怒巴拿马人开始进军运河区，坚决要求在运河区升起巴拿马国旗，在运河区警察无法控制局面后，美国陆军部队奉命开始参与镇压活动，三天的骚乱过后，约有22名巴拿马人和4名美国士兵丧生，另外有数百人重伤，财产损失超过200万美元，1月9日则在后来的巴拿马被称为烈士日。
事件发生后，巴拿马政府否决了美国要求其派出国民警卫队协助恢复秩序的要求，并指责美国侵略巴拿马。 巴拿马随后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向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求助，巴拿马全国的许多城市则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美国暴行，并在1月12日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隆重葬礼，以纪念事件中所有不幸遇难的巴拿马人。 1月10日，美洲国家组织将此案提交给美洲和平委员会。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美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指出，美洲和平委员会已经安排了实地调查，并敦促在地区论坛上讨论这个问题。 巴西代表则提议安理会主席呼吁双方保持克制，联合国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国曾希望将争议限制在美洲和平委员会。 但当谈判破裂时，巴拿马坚持要求召集1947年美洲互助条约下的协商机构。 临时担任协商机构的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除两个争端方以外的所有理事会成员组成。 两国于4月签署了委员会建议的联合声明，恢复了外交关系。 然而，这场争论仍然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将起草一条新运河的计划并谈判一项全新的条约。
1967年，当三项条约草案的条款——关于现有的巴拿马运河问题、可能的海平面运河和防御事项——公布时，巴拿马公众的反应是不利的。 新条约将废除令人反感的“永久”条款，将到期日定为1999年12月13日，或者新的海平面运河竣工日期（如果更早的话）。 此外，他们会根据通过运河运输的吨位补偿巴拿马政府，这种安排可能会使年金增加到超过2000万美元。然而，这一条约仍然允许美国继续在运河区拥有基地，并授予美国在巴拿马任何地方部署军队的权利，并提议成立一个由9名运河区管理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其中5名将由美国总统任命，因而这项条约遭到巴拿马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寡头集团仍然地控制着巴拿马的政治体系，但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新的中产阶级的成员主要由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偶尔会获得政治上的突出地位，但是虽然他们渴望上层阶级的地位，却未能与下层阶级联合起来取代寡头政治。学生则是中产阶级中最有发言权的群体，也是最愿意为穷人代言的群体； 然而，作为毕业生，他们通常会被系统录取。
两个大城市的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只有集中在博卡斯德尔托罗省和奇里基省的农村工资工人似乎关注首都的事件并就国家政策问题发表意见。 在城市下层阶级中，讲西班牙语的人与讲英语和法语的黑人之间的对立阻碍了追求共同利益的组织。尽管农村地区中学校稀缺，但识字率很高——大约77%。 尽管计票结果不可靠，但选民投票率也往往很高。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计票者选举。”）由于运河区的一系列大事，巴拿马人此时更关心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此举部分起到了泄压阀的作用，转移了对国内制度不公的注意力。
在1968年政变之前一直存在的多党制则被用于规范主要家族之间的政治权力竞争，这些政党通常充当领导者的私人机器，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成功当选，其支持者或家属就能因此获得巨大的好处。 在1960年代竞争的四个主要政党拥有各自的优势，国家自由党（Partido Liberal Nacional，PLN）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并且高度建制化和派系化，小型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Partido Demócrato Cristiano，PDC）则对上台后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规划。 巴拿马人党 (Partido Panameñista, PP)则是唯一有群众基础的党，这是反复无常的前总统阿里亚斯的选举工具，这个党吸引了许多对现状非常沮丧的人，但缺乏清晰可辨的意识形态或纲领。
1964年的总统大选在有关运河区的问题的一片争论声之中开始，七名候选人参加了1964年的总统选举，但只有三名候选人是有力的竞争者。曾在基亚里内阁担任总统部长的罗伯斯主要依靠由PLN加上其他七个较小的政党的支持。小型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为核心组成的全国反对派联盟（Alianza Nacional de Oposición）则推举约翰·加林多，前国民议会议员和公共工程部长，前总统德拉瓜迪亚的姐夫竞选。而前总统阿里亚斯则依靠他自己的巴拿马人党竞选。与往常一样，运河的地位是竞选中的主要问题。PLN和全国反对派联盟都通过谴责美国来培养民族主义情绪。但是阿里亚斯放弃了他早期的民族主义主题，对美国采取了合作和和解的立场，虽然他通过谴责寡头政治赢得了下层阶级的支持。 选举法庭最终宣布，在所投的 317,312票中，罗伯斯以10,000多票的优势击败了阿里亚斯。
罗伯斯面临的问题与他的前任没有什么不同，但因1964年骚乱的后果而更加恶化。 除了生命和财产损失造成的苦难和怨恨之外，骚乱还大大增加了大都市地区本已严重的失业率。 尽管他在竞选期间发表了民族主义言论，但这位新总统却不得不依赖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来继续基亚里政府在美国援助下发起的项目。 基亚里强调建设学校和廉价住房。 他支持一项有限的土地改革计划。 与他的前任一样，罗伯斯寻求提高税收效率而不是提高税收。
时间就这样又过了4年来到了1968年大选，阿里亚斯并不甘心上次失败，这次继续参加大选，而罗伯斯则提名大卫.萨穆迪奥为PLN的候选人。由于阿里亚斯的许多支持者认为1964年的选举是被操纵的非法大选，因此1968年竞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选举本身的预期有效性。然而1968年2月，选举法庭主席（萨穆迪奥的支持者）突然关闭了中央登记办公室，原因是与法庭的另外两名成员阿里亚斯的支持者就选举程序发生了争执。 于是，阿里亚斯请求国民议会开始弹劾罗伯斯非法干涉选举事务的程序。 除其他问题外，罗伯斯还被指控将公共资金转移到萨穆迪奥的竞选活动中。巴拿马国民议会很快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收集证据。 反过来，罗伯斯从市法院获得了议会违宪行为的判决。 国民议会选择无视市法院发出的暂缓令，等待最高法院于4月1日重新开庭，并于3月14日投票支持弹劾。 3月24日，国民议会认定罗伯斯有罪并宣布他被免职。 但是罗伯斯和国民警卫队无视诉讼程序，坚称他们将在最高法院重新开庭时遵守其裁决。
最高法院最终仅以一票反对票裁定弹劾程序违宪。 选举法庭随后裁定，参与弹劾程序的30名议会议员没有资格连任。罗伯斯因此在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勉强保住了总统职位。选举于 1968年5月12日如期举行，在随后的18天里，由于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法庭延迟宣布结果，紧张局势再次加剧。 最后，选举委员会宣布阿里亚斯以175,432票的优势赢得了选举。 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仍然忠于罗伯斯的选举法庭提出抗议，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玻利瓦尔.瓦拉里诺准将尽管过去对阿里亚斯怀有敌意，此时却支持委员会的结论。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阿里亚斯于10月1日上任后，一方面要求立即将运河区归还巴拿马管辖，然后马上宣布更换国民警卫队领导层。 他试图罢免两名最高级军官，即瓦拉里诺和何塞·玛丽亚·皮尼利亚上校，并任命玻利瓦尔·乌鲁蒂亚上校指挥这支部队。于是在10月11日，国民警卫队第三次以政变推翻了阿里亚斯。
推翻阿里亚斯的行动在巴拿马城的一些贫民区引发了学生示威和骚乱，而来自奇里基省的农民则偶尔会与国民警卫队作战，但不成大器。 国民警卫队很快组建了一个临时军政府，起初军政府任命的最初内阁人数相当广泛，包括数名萨穆迪奥的支持者和一名阿里亚斯的支持者。 然而，头三个月后，五名文职内阁成员很快就宣布辞职，指责新政府的独裁做法。与此同时，临时军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政府控制。 数百名实际或潜在的政治领导人因腐败或颠覆罪名被捕。 其他人则自愿或被强制流放，财产则面临被没收的威胁。国民议会和所有政党都被解散，巴拿马大学关闭了几个月，其教职工和学生团体也被清洗，并实施了新闻审查。
担任总统头衔的皮尼利亚宣布，他的政府是临时政府，将安排自由选举。 然而，在1969年1 月时，权力实际上分别掌握在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奥马尔·托里霍斯和参谋长鲍里斯·马丁内斯手中。 3月初，马丁内斯承诺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足以惊动地主和企业家的激进措施的演讲最终引发了第二次政变，此后托里霍斯完全掌权，马丁内斯和他在军政府中的三名支持者则被流放。托里霍斯表示，如果没有马丁内斯，政府“会减少冲动”。 虽然托里霍斯没有谴责拟议的改革，但他向巴拿马和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威胁。
1969年，托里霍斯晋升至准将并正式就任总统，但是在12月他出访墨西哥时，阿马多·桑朱尔、路易斯·Q·嫩岑·佛朗哥和拉米罗·西尔维拉这三位上校趁机在国内发动了政变，宣布他被免职。 托里霍斯则赶回巴拿马，在戴维的驻军哪里召集支持者，并很快进军巴拿马城，粉碎了政变。 由于执政的军政府没有反对流产的政变，托里霍斯于是以两名平民取而代之。对托里霍斯来说，之前被推翻的政府是“武装部队、寡头政治和坏牧师的联姻”他解释说，他的革命行动是为了穷人，而不是为了统治者，因此他没有恢复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他准备建立自己的政党。1969年底，托里霍斯的一位亲密伙伴宣布成立新巴拿马运动。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组织农民、工人和其他社会团体，仿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运动。 然而，因为没有建立组织结构，到1971年这个想法被放弃了。
取而代之的是，托里霍斯成立了民主革命党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mocrático, PRD)，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该党是巴拿马唯一的合法政党。和其模仿对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类似的是，民主革命党也是一个大篷车政党。除了国民警卫队和农民之外，托里霍斯的支持者核心还包括学生、人民党（Partido del Pueblo，PdP）和部分工人阶级。这个以民主革命党为核心的政治联盟还包含传统上一些相互敌对的团体，尤其是国民警卫队和学生，以及传统上不关心国家政治的团体，特别是农民阶层等。托里霍斯在农村地区争取政治支持的努力也是是巴拿马政治方面的一项创新。 因为传统上，除了西部省份的香蕉工人外，巴拿马农民很少关心国家政治问题。 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同，巴拿马的精英阶层几乎完全以城市为基本盘，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封建地主在乡下拥有大量土地。
直到1970年4月，军政府才举行选举，当时巴拿马全国被划分成64个选区，每个选区可以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一般是由行业团体、地区委员会等推举，然后候选人可以成为议员。 随后，新制度在全国推广，1972年，由505名成员组成的国民议会在巴拿马城举行会议，确认托里霍斯担任政府首脑并批准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扩大了政府权力，国家还有权“监督土地的合理分配”，并在一般情况下监管或启动经济活动。 在提到运河区时，宪法还宣布将国家领土割让给任何外国都是非法的。
托里霍斯的新政府很快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969年，其宣布打算在3年内向61,300户家庭分配700,000公顷的土地，以实施1962年的立法中就已经存在，但一直没有落实的土地改革。政府还成立了一些国营合作社，并建立了专门负责经营国有香蕉种植园的公司，许多在此期间被收购的香蕉种植园以前都归外国公司所有，以便将香蕉出口这个当时巴拿马主要的财源掌握在政府手里。1974年2月，他还打算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模式，试图与其他中美洲国家组成香蕉出口国联盟，以应对这些跨国公司的影响，但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
于此结合的是，托里霍斯发起的教育改革以牺牲法律、文科和人文学科为代价强调职业和技术培训，其在一些中小学试行的课程类似于古巴的“农村基础学校”制度。在农村地区建立的新学校中，学生有一半的时间将用于农业教学。农业方法和其他实用技能也被教授给城市学生，最终新课程甚至在私立学校也成为必修课。尽管改革是逐步进行的，但遭到了中上层阶级，尤其是教师的强烈抵制，因为担心过于这种过于偏向实用的学科分配不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医疗保健领域也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 任何受雇达到社会保障资格所需的最短期限的人的大家庭都可以享受综合医疗计划。 范围广泛的服务不仅适用于工人的配偶和子女，而且适用于父母、阿姨、叔叔、堂兄弟姐妹——任何和其相关的亲属都有份。 过去，医疗设施几乎完全局限于巴拿马城，而在托里霍斯的领导下，政府在几个省级城市也建立了医院。 诊所则遍布广大农村，政府还要求医学院毕业生必须在农村实习至少两年，以便为分散的诊所提供服务。托里霍斯还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包括在农村修建大量道路和桥梁，并在巴拿马城推行公共住房和办公楼建设计划，这些项目的部分资金来源是通过增加个人和公司税以及提高税收获得的。
与此同时，托里霍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和无限制资本汇回的规定来吸引外国投资。 特别是鼓励国际银行落户巴拿马，使巴拿马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197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促进了离岸银行业务。 许多银行，主要是外资银行，被获准在巴拿马经营； 有些仅被授权用于对外交易。 从国外借来的资金可以借给外国借款人而无需巴拿马征税。
大多数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改革是在1971年至1973年之间进行的。然而1973年开始的经济问题导致社会计划出现一些倒退。 例如，1976年通过的新劳动法取消了1972年劳动法提供的大部分保护，包括强制性集体谈判等。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诸如世界贸易下降和运河交通下降等外部因素，而国内问题则包括农业产量下降，由此产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稳步下降、通货膨胀、失业和巨额外债共同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利影响，并导致1970年代初期坚定支持托里霍斯的联盟逐渐开始出现裂痕。特别是管理圈子和国民警卫队内部的腐败也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问题，在托里霍斯的反对者注意到他的亲戚或者亲信大量出现在政府公共工资单上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国际政治上，托里霍斯支持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并在1973年政变后接收了来自智利的难民，还与阿根廷的胡安.庇隆一直关系良好。他同时还资助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的游击队，并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尽管在执政理念和治国方式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区别，但是托里霍斯也和包括智利、阿根廷、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军政府继续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本人也和魏地拉以及皮诺切特等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私交，以换取拉丁美洲各国对巴拿马的支持，特别是在与美国的运河区谈判方面上的。
托里霍斯上台以后的另外一件重要大事，则是该国在1971年开始恢复了和美国就运河问题进行的谈判。在1970年代，运河的通量占据了当时世界贸易量的大约5%，每天大约有 20 到 30 艘船通过运河。 通行费被人为压低，8到10小时的通行费平均略高于10,000美元，因此需要美国政府的补贴。 然而，在1970年代，由于替代路线的出现、船只太大而无法通过运河以及世界贸易的下降，对运河的使用正在减少。然而，运河显然对巴拿马的经济至关重要。 巴拿马大约30%的对外贸易通过运河。 该国大约25%的外汇收入和13%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运河活动有关，由此产生的收入是该国经济的关键因素。而在1977年通过新条约的前夕，运河区的居民包括大约40,000名美国公民，其中三分之二是军人及其家属，以及大约7,500名巴拿马人。 运河区仍然起到作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前哨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是繁荣的经济，这与边界另一边巴拿马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
1971年6月，美国和巴拿马恢复了关于新条约的谈判，但直到1973年3月，在巴拿马的敦促下，联合国安理会在巴拿马城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才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项呼吁美国谈判一项“公正和公平”条约的决议被美国否决，理由是运河的处置是双边事务。 然而，巴拿马成功地让这个问题获得了国际支持。1973年底，美国再次对谈判表现出兴趣，当时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作为特使被派往巴拿马。 1974年初，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巴拿马外交部长胡安·安东尼奥·塔克宣布他们就八项原则达成一致，以指导谈判一项“公正和公平的条约，一劳永逸地消除两国之间的冲突根源”。 这些原则包括承认巴拿马在运河区的主权； 立即增加巴拿马的经济利益；美国控制运河的固定到期日； 巴拿马更多地参与运河的运营和防御，以及美国继续参与保卫运河。
1974年晚些时候，水门事件、弹劾程序以及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分散了美国人的注意力。 1975年年中，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加速了与巴拿马的谈判，但在四个核心问题上陷入僵局：条约的期限； 运往巴拿马的运河收入数额；美国军事基地在条约有效期内将占据的领土面积；美国要求租用40年或50年的可续租基地来保卫运河。巴拿马特别关注美国军事基地的无限期存在，并认为美国的新立场保留了1903年条约中该国强烈反对的“永久性”条款，因此违反了1974年基辛格-塔克原则的精神。 1975年9月，基辛格公开宣布“美国必须无限期地单方面维护巴拿马运河保卫权”，这在巴拿马引起了轩然大波，这说明了谈判期间这个问题的敏感性，随后约600名愤怒的学生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以表其不满。
谈判在1976年美国大选期间一直停滞不前，运河问题，尤其是美国如何在新的条约安排下继续保障其安全的问题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 1976年4月，托里霍斯用阿奎利诺·博伊德取代了外交部长塔克，次年年初博伊德再被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雷维利亚取代。 与此同时，罗慕洛·埃斯科瓦尔·贝当古成为巴拿马的首席谈判代表。巴拿马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使得缔结新条约以及增加的经济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新的巴拿马谈判小组受到吉米.卡特总统对迅速缔结新条约的高度重视的鼓舞。卡特在 1977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将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索尔·利诺维茨加入美国谈判小组。卡特认为，美国的利益将通过拥有“有保证的能力”来确保其能够继续得到保护，并在巴拿马接管后保持开放和中立。 这种观点与美国先前要求持续保有实际军事存在形成鲜明对比，并导致了两项单独条约的谈判。 这种观点的改变，加上美国愿意提供大量双边发展援助以及巴拿马参与运河运营的相关收入，是1977年双方最终宣布达成协议的关键。
最终在1977年9月8日，卡特和托里霍斯在华盛顿会面签署了条约，西半球其他26个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了仪式。《1977年巴拿马运河条约》废除了1903年的条约和所有其他先前关于运河的双边协定。 该条约在交换批准书六个月后生效，并定于1999年12月31日中午到期。巴拿马运河公司和运河区政府将停止运营，巴拿马将对前者拥有完全的法律管辖权，尽管美国将在三十个月的过渡期内保留对其公民的管辖权。 巴拿马将通过一个新的美国政府机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授予美国运营、维护和管理运河的权利。 该委员会将由五名来自美国的成员和四名来自巴拿马的成员组成的董事会监督； 该比率在条约有效期内是固定的。 在1990年1月1日之前，该委员会将有一名美国行政长官和一名巴拿马副行政长官，届时这两个职位的国籍将互换。而巴拿马国民将越来越多的成为委员会成员，为他们在2000年完全接管运河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和巴拿马还将成立另外另一个双边机构“巴拿马运河咨询委员会，以便就影响运河运营的政策问题向各自政府提供建议。
条约第四条则涉及运河的保护和防御，并授权两国参与这项工作，尽管美国在条约有效期内负有主要责任。 双方还同意组建由各自的高级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其成员负责就运河保护和防御相关事宜咨询各自政府。 第十条规定了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就业指导方针，规定美国将制定培训计划，以确保越来越多的巴拿马国民获得运营和维护运河所需的技能。 到1982年，委员会的美国雇员人数比1977年为巴拿马运河公司工作的人数至少减少20%。两国都承诺会帮助因新安排而失业的本国国民找工作，雇员的集体谈判权和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权利得到保障。
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美国和巴拿马同意共同研究海平面运河的可行性，并在认为有必要时就其建设条款进行谈判。 第XIII条规定了委员会向巴拿马支付的款项。 其中包括1000万美元的固定年金和每条船只根据其货物额外交付的税款，预计在条约有效期内每年为巴拿马带来最多7000万美元的净收入。 此外，第三条规定，巴拿马每年将再获得1000万美元，用于在运河运营区提供的公共服务（警察、消防、街道清洁、交通管理和垃圾收集）。
第二个条约，《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营的条约》，或简称为《中立条约》，是一份短得多的文件。 由于没有固定的终止日期，该条约成为争议的主要来源。 根据其条款，美国和巴拿马同意保证运河的中立性，“以便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保持安全，并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和平通行开放”。然而，在战争时期，美国和巴拿马军舰有权根据第六条的规定“迅速”通过运河，《中立条约》还附有一项议定书，并邀请世界所有国家签署其条款。在华盛顿举行的同一仪式上，美国和巴拿马签署了一系列与条约相关的行政协定。 其中包括两项实施《巴拿马运河条约》第三条和第四条的协议，其中详细规定了主要条约中概述的运营、管理、保护和防御。 最重要的是，这两项协议确定了美国在2000年之前会拥有的用以运营和保卫运河的区域。 这些地区区别于当时由美国和巴拿马共同使用的军事地区、最初由美国持有但在2000年之前移交给巴拿马的军事地区以及10月1日当天就直接移交给巴拿马的地区。
根据计算，到1979年，前运河区的64%，即106,700公顷回到了巴拿马手里； 另外18%，即 29,460公顷的区域，将构成“运河作业区”，并在2000年之前一直处于巴拿马运河委员会的控制之下； 其余的18%将构成美国控制的各种军事设施，直到2000年。协议还设立了协调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以协调关于条约第三条中的相关内容，以及一个类似的联合委员会，以履行条约第四条协议中要求的与国防相关的职能。双方在9月7日同时签署的最后一项附属协议，则允许美国在2000 年之前在巴拿马开展某些活动，包括在前运河区内的四所学校培训拉丁美洲军事人员；合作保护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并概述了美国未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后一项协议包括在5年期间提供750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巴拿马私营部门项目融资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担保，另外在1977年至1982年期间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亿美元，用于资助巴拿马购买美国出口产品； 最后是在10年内为巴拿马提供5000万美元的对外军事销售信贷。
卡特和托里霍斯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揭示了两国领导人对新协议的不同态度。 卡特宣布他无条件地支持新条约。 然而，托里霍斯的声明更加模棱两可。 虽然他表示新条约的签署“证明了几代巴拿马爱国者的许多斗争已经结束”，但他指出巴拿马对新协议，特别是中立条约的几个方面的批评：“总统先生，我想让你知道，我将签署的这项条约废除了一项未经任何巴拿马人签署的条约，但并没有得到我们全体人民的认可，因为商定的23年作为过渡期是8,395天，在此期间，你们的军事基地仍然会使我国成为可能的战略报复目标，而且因为我们同意了那项中立条约，这将我们置于五角大楼的保护伞之下。如果不明智地执行该条约，该条约可能导致我们的后代，成为永久干预的受害者。”
由于巴拿马对美国军事干预问题的敏感性，托里霍斯非常担心《中立条约》的含糊不清，因此在他的敦促下，他和卡特总统于1977年10月14日另外签署了谅解声明，以澄清关于美国的永久权利的具体内容。 该声明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被作为《中立条约》的修正案并纳入其批准文书，其中包括一项声明，即美国“有权采取行动反对针对运河的任何侵略或威胁……并不意味着 ，也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有权干涉巴拿马内政。”尽管做出了这一澄清，但下周在巴拿马全国举行的公民投票中，仍然只有三分之二的巴拿马人表示同意新条约，这一数字比政府希望的要少得多。而美国的批准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批准。 这场参议院历史上最长的辩论于1978年2月7日开始，而中立条约于3月16日获得批准，主要条约于4月18日获得批准，辩论最终结束。 为了赢得必要的67票参议院选票，卡特同意将参议院辩论期间通过的一些修正案、条件、保留意见和谅解纳入其中，并随后纳入卡特和托里霍斯于6月签署的批准文书。
参议院对中立条约的修改中值得注意的是两项修正案，其中包括1977年10月的谅解声明，并将战时美国和巴拿马军舰的“快速”过境权解释为优先权。 另一项修改，通常称为德康西尼条约，规定“如果运河关闭，或其运营受到干扰。美国和巴拿马有权采取各自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在巴拿马共和国使用武力，以重新开放运河或恢复运河的运营”。而对《巴拿马运河条约》本身的修改包括一项保留要求第十三条规定的向巴拿马付款的法定授权，以及另一项声明美国为确保进入运河而采取的任何行动“不得作为其目的或被解释为干涉巴拿马共和国内政或干涉其政治独立或主权完整的权利”。 这两项条约所附的保留条款使得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如条约所附的附属协议中所详述的那样，是非强制性的。
包括这些从未在巴拿马批准的修改，很快在巴拿马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 托里霍斯在两封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第一封是给卡特的，另一封是通过巴拿马在联合国的代表发送给115位国家元首的。 美国大使馆前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德康西尼条约是抗议的主要对象。 尽管对《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保留旨在平息巴拿马人对德康西尼条约标志着20世纪初美国炮舰外交的回归的担忧，但该条约本身将于2000年到期，而德康西尼条约，因为它附属于中立条约，所以是永久有效的。
尽管他仍然担心条约有关美国保卫运河方面的作用方面仍然含糊不清，但托里霍斯意识到他当时无法获得美国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1978年6月16日，他和卡特最终在巴拿马城的仪式上签署了每项条约的批准书。 尽管如此，托里霍斯在巴拿马的两项文书中都添加了以下声明：“巴拿马共和国将团结一致、果断和坚定地拒绝任何国家干涉其内部或外部事务的任何企图。” 批准书于1979年6月1日生效，条约本身于1979年10月1日生效。
1979-19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7年8月与美国谈判的成功结束和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署反倒加剧了巴拿马日益增长的政治困难。1977年8月之前，托里霍斯的反对者不愿挑战他的领导地位，因为他在收回运河区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条约的签署反而消除了这种限制； 简而言之，1977年 8月之后，巴拿马人的怨恨不再只集中在美国身上了。尽管1977年的条约在1977年10月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但巴拿马人仍然普遍认为1977年的条约是不可接受的，这导致对政府的反对越来越强烈。 批评者特别指出美国参议院在1977年10月公民投票后强加的修正案，他们认为这些修正案大大改变了条约的实质。 此外，托里霍斯的政治反对者也声称，政府故意限制有关条约的可用信息，然后要求人民在全民投票中投票“是”或“否”，反对派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欺诈。
导致托里霍斯在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全国联盟受到侵蚀的另一个因素是托里霍斯政府在签署新的运河条约后进行的“民主化”的渐进和受控进程。 1978年10月，政府在1968年军事政变后宣布所有政党为非法十年后，对1972年宪法进行了改革，以实施新的选举法并使政党合法化。 本着随着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而开放政治制度的精神，包括前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在内的流亡政治领导人被允许返回该国，随后的18个月里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努力获得法律要求的30,000个签名，以便为1980年10月的选举登记一个政党。对1972年宪法的修正案显着削弱了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增加了立法机关的权力，但行政部门仍然占主导地位。 从1972年10月到1978年10月，托里霍斯一直是政府首脑和“巴拿马革命最高领袖”。 1978年修正案生效后，托里霍斯放弃了政府首脑的职位，但保留了国民警卫队的控制权，并继续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下台前，托里霍斯同意使巴拿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以获得美国对运河条约的支持。 1978年10月，国民议会选举38岁的律师和前教育部长阿里斯蒂德斯·罗约担任总统，里卡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则担任副总统，任期六年。
1979年，由中产阶级分子、农民和劳工团体以及巴拿马社会的边缘阶层组成的PRD成为第一个合法化的政党，当时人们广泛猜测PRD将提名托里霍斯为其候选人，以便于1984年参加总统竞选。为了与其竞争，1979年3月，一个名为全国反对阵线（Frente Nacional de Oposición，FRENO）的八党联盟成立，以在1980年的立法选举中与PRD一较高下，这是十年来巴拿马举行的第一次自由选举，FRENO由政治光谱中的右翼和左翼政党组成，并且反对巴拿马运河条约，并呼吁修改条约，以让条约对巴拿马更有利。
所有符合条件的政党都参加了1980年的立法选举，但这些选举并未对托里霍斯的权力基础构成威胁，因为除PRD外的政党只拿下立法机关57个席位中的19个。 其他三分之二的代表是由托里霍斯的支持者任命的，PRD还另外赢得了国民议会可用的19个席位中的12个。尽管亲政府党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国家立法委员会也很虚弱（预算和拨款由托里霍斯亲自挑选的罗约总统控制），但这次选举仍然代表了恢复民主政治进程的一小步。
然而1981年，风云突变。当年7月31日，托里霍斯乘坐的国民警卫队DHC-6双水獭飞机在巴拿马佩诺诺梅附近的科克莱西托撞山而坠毁，享年52岁。 虽然当天天气晴朗，但由于当时巴拿马的雷达覆盖范围有限，飞机近一天未报失踪，因此救援行动几天后才开始，直到8月的头几天，一支搜索部队才找到了托里霍斯的尸体，机上四名助手和两名飞行员也在坠机事故中丧生。 他的死在全国引起举国哀悼，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在举行大型国葬之后，托里霍斯的遗体被短暂埋葬在卡斯科维耶霍（巴拿马老城）的一个墓地，然后被转移到巴拿马城附近阿马多尔堡前运河区的一座陵墓。
空难的原因至今不明，但当时人们普遍怀疑他是暗杀阴谋的受害者，例如说主谋是诺列加，因为他想杀死托里霍斯，以统治国家和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后来成为巴拿马国防军），而且诺列加自从1967年开始就和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 其他人则说中央情报局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策划了一项名为“飞行猎鹰”的计划来暗杀托里霍斯和海梅·罗尔多斯。1983年的官方调查报告则认为，这次坠机的原因是负责的飞行员缺乏对垂直导航、天气条件和接近地形的态势感知，结果导致客机进入与山峰相撞的路径。此外，他们还得出结论，飞机在坠机时状况良好，报告中称，飞机在坠毁时没有出现机械故障，在检查残骸时也没有发现爆炸物残留物和燃料污染的迹象，也没有发现飞行中起火的痕迹。
但这一调查报告不被公众和遇难者家属接受，并指责军政府掩盖事实； 此外，科克莱西托当地人也说，调查人员没有考虑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陈述，将他们的证词排除在官方报告之外（事发前当地居民听到了两次爆炸声，但当时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到，因此不能确定爆炸的具体来源）因此后世仍然不乏对可能动机和嫌疑人的猜测。例如，在1991年5月于迈阿密举行的预审听证会上，曼努埃尔·诺列加的律师弗兰克·鲁比诺曾经说：“诺列加将军持有文件，显示美国机构企图暗杀诺列加将军和托里霍斯先生。 “1981年，苏联塔斯社也声称是美国造成了托里霍斯的死亡。作为前诺列加参谋长罗伯托·迪亚兹上校是托里霍斯的堂兄，就在2013年，他还多次指责美国和诺列加与托里霍斯的死有关，并呼吁进行调查。最近几年，前商人约翰·珀金斯在他的著作《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中称，托里霍斯是被美国利益集团暗杀的，而在飞机上安放的人就是他（当时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书中给出的动机是，一些美国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强烈反对托里霍斯与以长野茂雄为首的一群日本商人之间的谈判，后者当时正在推动为巴拿马开辟一条新的、更大的海平面运河的想法。然而，这些事实不足以展开新的调查以获取进一步的证据。 因此，坠机案至今仍然因缺乏证据而被宣布为悬案。
托里霍斯死后，弗洛伦西奥·弗洛雷斯上校接任总司令一职几个月，直到总参谋部高级官员密谋推翻他，让他退休。 鉴于此，一些阴谋军官制定了一项被称为托里霍斯计划的司令部继任协议，其中第一个升任总司令的是鲁本·达里奥·帕雷德斯中校，然后是阿曼多·孔特雷拉斯中校，随后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中校。自封为将军的鲁本·达里奥·帕雷德斯·德尔·里奥 中校在罗伯托·迪亚兹·埃雷拉中校的协助下最终推翻了弗洛雷斯上校，在随后的权力斗争中，他又和诺列加一起排挤掉了阿曼多·孔特雷拉斯中校。
1983年8月20日，已经是上校的诺列加晋升为将军和国民警卫队司令，他的第一个法令是将国民警卫队升格为巴拿马国防军，其思路是将宪兵转变为军队，与美国陆军共同承担保卫巴拿马运河的任务。 对于军事机构的重组，他听取了以色列情报专家和著名军官的军事建议，其中包括阿根廷上校穆罕默德·阿里·塞内尔德，他是参加过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老兵，当时是阿根廷驻巴拿马的武官。那一年，美洲学院被下令关闭，这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意味着失去其在中美洲的基地。 1983年底，政治战略准备好推出1984年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在那一年的选举中，诺列加上校说服帕雷德斯将军退休，然后通过选举舞弊正式当选总统，并把自己升职为将军。
直到1989年，国防军总共拥有16,300名士兵和近3,800名预备役人员和民间合作者，称为尊严营，它在全国划分成12个军区。国防军的核心是陆军，共有三个作战营和八个步兵连，外加一支特种作战部队。步兵单位的主要轻武器是苏联制造的AK-47和AKM步枪、RPG-7和RPG-18火箭筒，此外还有美制的M16-A1步枪和M-60机枪，另外还有各种迫击炮、40余挺苏制ZPU4-14.5毫米高射机枪、17辆V150装甲车和13辆V300装甲车，在1983年，诺列加还曾试图从阿根廷购买TAM主战坦克，但是没能成功。另外还有一些附属单位，包括负责审讯、犯罪和间谍活动的国家调查部、G-2情报和反情报部门、UESAT特别反恐安全部队、尊严营和民防部队、工兵单位、防暴警察以及公路巡警等。
被称为“专家”的特种作战部队则是一个根据西班牙军队里的同类单位组建的特战部队，于1984 年成立。它由炸药部队、蛙人部队、突击队、伞兵部队、战斗护理人员部队、狙击部队、突击队和特种作战学校以及UESAT（特种反恐部队）和反情报部门组成。
最后，巴拿马国防军拥有小型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巴拿马空军（FAP）由一个直升机中队和一个固定翼中队组成。 直升机中队拥有15架直升机，包括UH-1N和AS 332超级美洲狮两种型号。 固定翼中队由智利生产的T-35教练机、塞斯纳和DHC-6双水獭、CASA CN-235和CASA C-212运输机组成，另外有一架波音727作为总统专机。国家海军成立于1969年，总部设在阿马多尔堡，由几艘巡逻艇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连组成。
诺列加起初在中美洲继续支持美国，特别是在对抗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和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 (FMLN) 方面。 由此产生的好处是，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诺列加每年的收入超过100,000美元，之后他的薪水增加到每年200,000美元。 尽管他与美国缉毒局 (DEA) 合作限制非法毒品运输，但诺列加同时也接受毒贩的大量财政支持，并为洗钱提供便利。 由于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特殊关系，这些毒贩还因此能够得到保护。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列加与美国的关系开始恶化。 特别是1986年，由于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贩毒的事情被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与诺列加谈判，要求这位巴拿马领导人下台。 里根向美国法院提出多项与毒品有关的起诉，向诺列加施压； 然而，由于巴拿马和美国之间的引渡法薄弱，诺列加认为这种威胁不可信，没有服从里根的要求。 1988 年，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Elliot Abrams) 和五角大楼的其他官员开始要求美国入侵巴拿马以推翻诺列加。 由于布什之前在中央情报局的职位与诺列加的关系及其对布什总统竞选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里根拒绝了这个议题。 后来的谈判涉及撤销与毒品有关的起诉。
1988年3月，巴拿马国防军粉碎了一场针对诺列加的未遂政变。 随着关系继续恶化，诺列加决定开始倒向苏联集团，以便从古巴、尼加拉瓜和利比亚寻求援助。而对此怒不可遏的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则开始准备入侵巴拿马的应急计划。1989年5月，在巴拿马全国大选期间，一个反对诺列加政权的政党联盟在将结果送往地区中心之前对该国各选区进行了清点。 他们的统计显示，他们的候选人吉列尔莫·恩达拉 (Guillermo Endara) 以近3-1的优势击败了亲诺列加联盟的候选人卡洛斯·杜克 (Carlos Duque)。 第二天，恩达拉在他的车队中遭到诺列加支持者的人身攻击。 诺列加则宣布选举无效并以武力维持权力，并且坚称它赢得了总统选举，而美国支持的反对党候选人存在违规行为。 美国则加强了在运河区的驻军，并加快了训练和其他旨在向诺列加施压的活动的节奏。
1989年10月，诺列加挫败了由莫伊塞斯.吉罗迪少校发动的第二次政变。 布什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宣布，美国不会与毒贩谈判，并否认在1988年2月被起诉之前知道诺列加参与毒品交易，尽管他曾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会见诺列加，并曾担任该行动的主管。12月15日，巴拿马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巴拿马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在宣战后的当天晚上9点左右，四名美国军人在巴拿马城的国防军总部外的路障前被拦下，当时他们正离开克莱顿堡基地，前往巴拿马市中心的万豪酒店吃晚餐。随后美军和巴拿马军队以及平民发生了冲突，在混乱中巴军首先开枪，导致美军一死一伤，在附近的海豹突击队中尉亚当.柯蒂斯和他的妻子邦妮也目睹了这一事件，并被国防军拘留。次日，布什下令执行入侵巴拿马的计划； 军方在12月20日将进攻时间设置为当天凌晨0100时。
入侵巴拿马的行动总共动员了27,684名美军，正式的官方名称是“正义事业行动”。参加入侵的美军部队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驻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包括第525远征军事情报旅、第16宪兵旅、第193步兵旅和第18空降军的南方联合工作组。其余部队则来自第7（轻装）步兵师、第82空降师、第6海军陆战队远征旅以及第75游骑兵团等。美国空军第22航空军下属的300多架飞机则负责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海军则派遣了一艘护卫舰、海豹突击队和特种船部队参加进攻。
12月20日，当地时间上午1:00，美国空军的两架EF-111AS首先压制了巴军的雷达系统，随后两架F117空袭了雷哈托机场附近的巴军防空阵地，但炸弹未命中目标，落在了兵营外的空地上。美军的AH64武装直升机也同时攻击了巴拿马国内其他的一些军事设施，以便为进攻部队打开通道，随后美军部队兵分5路，通过空降或直接从运河区里通过陆路进军等方式，对巴拿马展开了全面入侵。美军在入侵的早期阶段集中攻击了巴拿马全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包括巴拿马城的蓬塔·帕蒂拉机场、雷哈托机场、诺列加本人的住所和其私人机场以及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部等，以寄希望于在入侵早期击溃德军，并俘获诺列加或者至少封锁他可能出逃的路线。 在这些行动中，海豹突击队摧毁了诺列加的私人飞机，并击沉了一艘巴拿马炮艇，但在巴拿马守军的抵抗下，有四人阵亡，另外9人受伤。
巴拿马全国的其他军事指挥中心也同时受到袭击，特别是在巴拿马城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双方之间的激战引起了巴拿马城的几场严重火灾，其中一场火灾烧毁了位于国防军司令部附近的人口稠密的乔里洛社区。 在交火，巴军击落了两架美军直升机，其中一架MH-6小鸟在巴拿马运河坠毁。美军对巴拿马城的首轮袭击还包括一场特殊行动，即突袭卡尔摩德监狱，以解救之前被诺列加拘留的美国人库尔特·缪斯，他被巴拿马官方认为涉嫌进行间谍活动，美军特种部队在AC130炮艇机的掩护下乘坐直升机突袭了这座监狱并找到了他本人，并在随后将其带到位于楼顶的MH6小鸟直升机上进行撤离，但这架直升机在离开楼顶后不久就被地面火力击中而不得不迫降，包括库尔特在内的直升机机组只好躲在附近的一座建筑里，并在不久后被其他赶来的美军部队救走。
在战斗开始后的几小时，巴拿马反对派政治人物恩达拉就在罗德曼海军基地宣誓担任巴拿马新总统，而双方之间的战斗到21日凌晨也基本平息，总共仅进行了8个小时左右。包括首都巴拿马城、第二大城市科隆以及泛美公路等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等皆已经被美军控制，仅剩下尊严营民兵和一些零散的国防军狙击手还在活动。美军部队在接下来一周里陆续解除了巴拿马国防军的武装，并继续调兵在里奥阿托和奇里基省清剿剩余的抵抗力量，到12月初，剩余的巴军陆续向美军投降，巴拿马全国的抵抗逐渐平息了。与此同时，美军在巴拿马全国悬赏100万美元到处搜捕诺列加，诺列加见大势已去，于是便逃入梵蒂冈大使馆避难。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不给他避难权，但也不同意把他交给美军，得知消息的美军随即包围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并用高音喇叭播放摇滚乐等方式不断骚扰大使馆，数日后，穷途末路的诺列加最终主动向美军投降。
1990年，恩达拉的政府指定入侵一周年纪念日为“国庆反思日”。 数百名巴拿马人在巴拿马城的街道上进行了游行，以谴责入侵和抗议恩德拉的经济政策。 抗议者回应说，由于美国军事行动，有3,000人被杀。 自从诺列加以来，巴拿马举行了四次总统大选，他来自反对党的候选人帕拉西奥·德拉斯·加尔萨斯之间互相交换着担任了几次总统。 但是，巴拿马的媒体仍受到许多限制。1990年2月10日，恩拉达的政府废除了巴拿马国防军，并将其改组为巴拿马公共部队，1994年，宪法修正案永久废除了巴拿马军队，使该国成为中美洲继哥斯达黎加后第二个永久解散了军队的国家。而1999年12月31日，在巴拿马运河条约完全生效后，美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运河区，将运河区正式归还给巴拿马，其上面剩余的所有军事设施也被全部移交给巴拿马当局，驻巴拿马美军也同时撤离，正式结束了美国在巴拿马的所有军事存在。
由于1994年宪法已经废除了军队的存在，巴拿马至今为止仅保留了一支公共部队，当时下属包括巴拿马国家警察、国家海事局、司法警察、国家航空服务部和武装机构保护局（SPI）。其主要的任务是维持国内治安，不过公共部队也能够执行有限的军事职能，与先前的国防军相反，巴拿马公共部队归属公共安全部领导，以将其置于巴拿马行政机构的控制下。在2008年的改革中，新增了公共部队新增了国家航空服务部，而司法警察则被撤销。
到目前为止，公共部队共有33181名成员，主要分成五个大的组成部分：
巴拿马国家警察，大约有21,000名成员，该部队负责传统的民事性质职能，负责维护和保证全国公共秩序。
国家边境部门，有6181名成员，是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与公共安全部有关，保护巴拿马的陆地和河流边界
国家航空服务部，有4000名人员，负责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
国家移民服务局，是一个附属公共安全部的机构，负责管理巴拿马国家领土上居民的正常交通，并负责移民审查等方面的事宜
机构保护局，是一个分配给总统府的机构，它负责确保巴拿马总统和其他政府要员的安全。
由于任务性质的原因，巴拿马公共部队没有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等重武器，不过，国家边境部门装备有RPG7和RPG18火箭筒、81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以及悍马轻型机动车等武器，而国家警察麾下的一些特警在执行任务时也可以携带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等武器，以让公共部队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航空服务部则有16艘巡逻艇和25架飞机，不过这些船只和飞机都没有武装，仅用于巡逻、运输和救援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