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族的起源（一）后汉之前，有“士”，但无“士族”
（1）先秦时的“士”
西周武王伐纣，帝辛自焚，殷商王朝覆灭。然而姬周征服的仅仅是殷商少部分的核心区域，面对殷商王朝广袤的领土和远方依然不服从的夷族，依然需要有很多的工作。武王鉴于此，决定树功臣、宗室为卫，封邦建国，以屏周室。
所谓封邦建国，即是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将王畿之外的广大领域，分封给宗室、亲戚、功臣，列为诸侯、分授爵位，在四方建立诸侯国家，统领军队征服不服从周王室命令的夷部、敌国，共同保卫周天子。除了姬周同宗与太公望等功臣之外，武王还分封了先圣后裔，帝辛后人，同样把他们列为诸侯。
然而武王崩后不久，就爆发了殷商遗民与武王兄弟联手的三监之乱。平定三监后，姬周的大军趁势东征，周公、太公顺势征服了东方诸多原来臣服于殷商的附国，彻底粉碎了殷商复国势力，扩大了姬周的统治范围。对于姬周的实际执政者周公而说，如何持续巩固帝国的统治成了头等问题。三监之乱既有来自殷商复国的因素，又有武王崩后周王室内部夺位争权的原因，但本质上，却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之争。
殷商一代，继承极为混乱，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并行，并无完善的继承制度。西周立国之初，抑无完善的宗法制度，故而武王长弟管叔鲜自认理应执政，而不服他的弟弟周公旦，遂有三监之乱。周公平定三监后，为了巩固王室，除了再次封邦建国扩大统治基础外，还建立起了一套与西周封建相适应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即权力、地位和财产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为正妻所生的长子。周天子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为诸侯；嫡长子继承王位，可以保证周王朝世代皆维持大宗地位，其余诸子相对于大宗来说为小宗。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为下一任诸侯，其余诸子则为大夫小宗；大夫的嫡长子继承为大夫，其余儿子则为士。士的嫡长子继承士，而其余的儿子就是庶民。从上至下，把整个国家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统一成一个整体。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左传》
也即西周封建、周公立礼之时，士是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贵族体系下最低一级的贵族。周公归政于成王，不但标志着周公摄政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继承制和礼乐制度正式开始施行。周礼以亲亲尊尊为内涵，明辨嫡庶，将天子、诸侯、大夫、士置于同一森严等级制度下，以血缘为纽带进行控制和巩固。
士虽然是最低一级的贵族，但依然是贵族，而区别于一般的庶民。因此，士可以享有土地田产，可以接受教育。士接受的教育为“六艺”。《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和乐属于祭祀等重要活动的仪式范围，射和御属于战争范畴，书和数则可归于文化方面的知识。也即士的职责是进行某些特殊的文职工作和在战争中充当武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由于西周初期，周人周边遍布戎族和夷部，对外的战争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期，士在职责更倾向于战争。到了西周末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士作为贵族中的一级，主要来自于分封诸侯、大夫的后裔疏族与庶孽。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作为一个群体数量已经极为庞大，从而不可避免的导致相当一部分贵族子孙，也就是士的生活、地位开始庶民化。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北山》
该诗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句极为出名，但该诗反应的思想却不是讴歌天子功绩，而是直接指出了贵族上层的大夫与下层的士之间的巨大生活差距。士虽然依然保有贵族身份，但却忙于王事，而无力孝敬父母；大夫们却饮酒作乐，无所事事。
与士地位下降相对应的则是庶民地位的提升。由于西周末期诸侯激烈的征伐兼并，对于军事的需求逐渐变大，而当士满足不了诸侯的需求时，诸侯往往就从庶民甚至奴隶中征调兵力。这种行为带给庶民阶层因军功而提升阶级的可能，逐渐消融了原本由于血缘关系而在末等贵族士和庶民之间的壁垒——虽然，很多庶民的身份应该是士的次子支系之属。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诗经·氓》
这里的“士”，与“女”相对，虽然未必能直接理解为今天的“男”，但也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士已经从开始脱离贵族身份，起码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与庶民合流的趋势了。
武力倚重庶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士的职责倾向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战争为主的武职转变为文职。由武入文，是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后世把士看成是统治阶级内部知识分子的代称，即源于此。在春秋诸国争霸的过程中，诸侯们逐渐意识到军事战争绝非单一的疆场对垒，是政治、经济、外交的全方面对抗，而想加强这些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知识型人才。故而，士开始脱离直接冲锋陷阵，转化为具有某些助理统治的专业知识人才。
春秋末期之后，公学衰朽，代之以私学兴起，其代表就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是殷商王族后裔，子姓孔氏，然而到他的时代家世早已没落，史记云“孔子贫且贱”，指的就是孔子没落士的身份。但孔子拥有治国之才，又被鲁国举为大夫，后来又重新沦落成士。从孔子本人的经历即可看出，春秋时期诸侯举士为大夫，并不如西周一样看血缘，而是知识。私学兴盛，比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仅促进了学派的发展，更给社会创造了大量士阶层成员。
士原本就是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是最低级别的贵族，最高级别的庶民。故而士的身份特殊性，使得这个阶层能对新的时代进行更理性全面的思考，作出更敏锐的做出反应。在现实面前，士阶层最先开始脱离贵族社会，与庶民合流。
到了战国时期，来自庶民的士进入了全面的上升时期，所谓学士、方士、策士等，呈现出了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之象。士们不受贫贱、领土疆域限制，纵横游说于诸国之间，“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在士与庶民合流这一变化的同时，大夫也开始由士的上一级世袭贵族转化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官职和爵位。其来源也不再局限于诸侯宗亲，而是拔于有才干的士中，爵位止于士本身，不再世袭。由此，一个新的阶层被创造了出来——士大夫。士被置于大夫之前，亦即该阶层成员为拥有文化才干知识的非世袭官僚，以辅佐君主为职责。苏秦、张仪、蔺相如等人，皆是以庶民士的身份，成为相国大夫。又有如战国四君子，各有门客三千，养士之风盛行。如有机缘，这些门客中的士就会脱颖而出，成为大夫。诚所谓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
（2）秦汉之际的“士”
秦皇扫六合，吞二周亡诸侯，一匡宇内，天下政治形势为之一变。战国末期游走于诸国的游说之士，游离于帝国统治之外，显然是不利于刚刚大一统的帝国的。帝国也不会允许这些士秉持各式各样的学说给帝国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始皇帝认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对士中最重要的儒士和侠士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制裁限制，甚至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其存在。“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及焚书坑儒之举，彻底把士推到了帝国的对面，“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
秦非不用士，商鞅、吕不韦、李斯皆为外国诸侯之士。然秦崇霸道，历代秦王只用权谋机变之士，而非如荀子一般深邃卓识之学士。是故秦士长于武而短于文，用之可以鞭笞天下，威震海内；却无足够内涵适应新的形势，无力驾驭大一统的帝国，缺乏治乱之才，无法在霸道的路上转型，终导致秦以暴政而二世速亡。
秦末大乱，六国贵族复国者众，天下游士再次活跃于前台。然汉承秦制，虽汉初仍有分封，但新生的大一统王朝同样不会允许这些具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无限制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秦末逐鹿中展示了可怕能力的策士们。策士们为了自保，也开始逐步隐退低调。同时，天下凋敝，秦末战争加上楚汉之争，社会经济亟待恢复，需要安定的社会秩序，进行生产。在汉初的经济压力下，游侠之士失去了土壤。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与经济上休养生息政策相适应的，是汉初统治者对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推崇。汉虽取代了秦，但高祖、萧何建立起来的帝国体系依然是在已经倾覆的秦帝国基础上的，为抵消秦之法家影响，也只能选择无为而治。故而，在侠士消弭、策士归隐之际，作为士之主流的儒士，依然被帝国排除于统治基础之外。儒士所信奉的“入世有为”，受限于实际的政治情况，难以实现。
儒士不但在政治、经济上无法施展才华，在文化氛围上也同样处于劣势。建立前汉的刘邦集团是典型的“布衣将相”，并无高深的文化学识，在汉初的统治集团中也缺乏文化氛围。甚至到文帝时还是“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汉初势力强大的功臣集团对于士的态度可想而知。另外，高祖本人蔑视儒生的态度总所周知。早年还需要广揽人才对抗项羽之时就对儒士极尽轻蔑侮辱之事，“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弱其中”，在临终时给惠帝的遗诏《手敕太子文》里亦直言“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对秦皇焚书坑儒之举而暗自窃喜。
但同样在《手敕太子文》中，高祖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读书之重要性，告诫惠帝“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可见，虽然汉初儒士难见重用，但统治集团内已经开始意识到儒学之可用之处。比如高祖废秦之苛法竣仪，却未制定相应新的礼法，竟然出现群臣在高祖面前拔剑争功之事，刘邦无力制止。这时，儒士叔孙通制礼法，定朝仪，使高祖意识到儒学确有实用，虽“难与进取”但“可与守成”。
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后来，高祖与陆贾也有类似对话，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虽然微弱，但汉初的统治者还是给儒士敞开了仕途的门缝。儒士多以客的身份跟随帝王诸侯，然后入仕。虽然开始并无官职，但作为顾问可参政事，身份显赫。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商山四皓为太子之客，以其重名行为，力保惠帝太子之位不失。这些儒士，同时兼具了知识顾问和行政官员的两方面能力，也即是汉朝的士大夫雏形。
汉初有一个严峻的任务需要解决，即秦亡原因的思考。这也是围绕在朝野上下君臣心头一大问题，毕竟殷鉴不远，如何维持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儒士们给出了答案，“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儒士们希望能否定秦政之法家吏制，建立起一个新的定仪礼、修礼乐、民俗大化的理想秩序。
然而现实却是，汉承秦制的大一统，汉初统治者对儒士虽偶有利用，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儒士们空有热切的入世热情，但缺乏入仕途径。然而，儒士作为士的主流，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其思想对于调节帝国社会的内部矛盾，是汉王朝乃至历代王朝所必需的，是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汉初儒士被冷落，一方面是由于汉初统治者出身布衣，自身的素质限定了他们的视野；另一个方面则是儒士本身，上承战国士之独立精神，不愿意成为帝国附庸，而试图以自身价值观构建重铸帝国。对于秦亡教训的思考，对大一统现实的不适，使儒士意识到在大一统专制下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就要促使自身转型。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的“士”
汉初的社会现实促使儒士们对儒学进行改造。创立儒学的孔子处于礼坏乐崩的春秋之际，孔子自然希望建立起一套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与秩序，这是与西周封建相适应的；而汉初继承的是秦郡县制下的大一统专制，把儒学改造成更适应于新的社会形势，不但可以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更是儒士们进入统治集团，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
汉初的儒士们致力于改变儒学，他们“崇王道，黜霸术”，广泛的将战国前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收为己用，虽仍然以孔子为宗，但极为扩大了儒学的范围体系内容，这些努力至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成为集大成者。董仲舒将儒学改造，使之与专制皇权相适应，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合流，把陆贾引入儒学的天人感应发扬光大。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思想，这是因为被改造后的儒学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理论、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等思想，完美的契合了专制君王的需求，再辅以儒学本身的“明尊卑”，以“孝悌”为本思想，与西周以来直到秦汉的社会都有很深的现实联系，依然可以为帝国使用。
武帝好儒学，即位初即在朝中大量引用儒士为官，以儒士卫绾为丞相，窦婴、田蚡等儒士执政，开始打压黄老学说。儒学子弟赵绾出任御史大夫，王臧出任郎中令，推行独尊儒术，试图彻底把钳制朝堂的功臣势力彻底驱除。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继而赵绾上奏：“毋奏事东宫”，结果遭到以窦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反扑，赵绾、王臧皆下狱而死。但儒学取代黄老的兴起趋势已经难以抵抗，尤其是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死后，儒家崛起再无阻碍。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之位专为儒士。田蚡出任丞相，再次尊崇儒术。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汉初的军功集团随时间凋零没落，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在景帝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武帝坐享其成。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章表六经”，以尊儒学。儒生公孙弘以春秋白衣登上相位，开拜相封侯之先例，标志着儒学彻底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了汉代的主流思想。儒学经典垄断官学教育，成为入仕的必学之书。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儒学居于整个汉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以经学为形式，成为西汉统治的思想基础。亦由此，士和儒学彻底绑定，想要入仕为官，就必须先通儒经。士人成为了儒学之士的代称，也变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武帝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升为官学之主体，到之后的宣、元时期，儒学彻底一家独尊。汉宣帝虽然自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其本人精通经学，通经之士多居于显赫位置；汉元帝好儒学，诏书多直接引自儒经。皇帝的特殊偏好，直接导致朝堂之上逐渐被儒士占据。通经可以入仕为官成为显宦，士人达成这一共识。经学成为了儒学中的新潮流，儒士们开始致力于钻研经学，以经学思考。在经学的蓬勃发展下，通经之士的范围开始从儒士向外扩散，普通的官僚、在野的学士、乡里的豪族也逐渐接受经学的思维，向经学的价值规范行为了。
所谓经学，就是注解经书，解释经书字面含义，阐明其内涵之理的学问。这里的经书，特指儒学经典“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研究经学，就是微言大义的解说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广大儒学。汉代儒士研究儒学，一方面是为了表述政治观点，将自身的政治理想放在先贤的身上，以彰显其义理，所谓微言大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通过对先秦儒学经典的义理的再阐释，给当时的前汉的社会文化背景增添神性色彩和统治的合法性。
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布衣走卒，都痴迷于经学。以“礼”“德”为核，“三纲五常”等儒学核心道德规范向全社会辐射而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士一阶层自然同样受到经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受到的影响最大。前汉以经学为培养、选拔官员的手段，遂使天下之士皆倾于经学。前汉还大力扶植官学，在京师兴办太学，在地方开办官学，使经学教育、通经入仕、尊奉儒学相辅相成。当太学、官学无法满足士人的经学需求时，私学也开始变得兴盛发达。若是大儒未能名列博士或者入朝为政之时，他们往往也从事私学，其弟子门生动辄成千上万。
整个前汉中期之后，士人开始经学化。一是由于通经是入仕的必由之途，士人修经有其天然动机；二是士人受儒学修齐治平的思想熏陶，试图提高修养，进而实现个人价值；三是大儒明师的广泛招徒，给经学在全社会的传播提供了条件。“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思想的流行，说明整个社会都受到经学的影响，士人们在通经的过程中，就自然经学化了。在经学化的情况下，大批士人脱颖而出，成为了朝中显贵，不少通经之士登上相位，至于地方长吏、郡县长官、普通官僚之中的经学之士，就更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4）武帝之后豪族、贵吏、儒士的蜕变
前汉初年，由于自秦末混战和楚汉之争的长期战争，地方社会基本是处于崩碎状态的。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开始弱化血缘关系、抑制西周宗法，一统天下后更是天下皆为郡县，“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抑制分解六国贵富豪强，迁其大部入咸阳。待到高祖重新立国时，六国贵族遗孑或已死略殆尽，或被迁往关中，在地方上并无足够力量、具有凝聚力的强宗豪族。汉初追随高祖略定天下的军功集团分布于天下，与高祖分封的诸侯王一道充当起连接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前汉前期，一直奉行黄老，施行无为而治，中央与地方保持了一种相对轻松的关系。在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同时，乡里豪族的势力也开始膨胀，结果导致了“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情形的出现，地方对中央产生了极大的离心力，这也是武帝迫切选择改尊儒术的重要原因。
武帝朝一改前代文帝景帝时对地方的放任态度，开始打压和制裁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景帝朝虽然平定七国，末期打击地方豪强之状已初现端倪，但烈度和层次远远逊于在武帝朝配合独尊儒术的尊卑之观下针对豪强的大规模打击。武帝通过制度化刺史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控、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盐铁国家专营等政治、经济手段，对豪强进行全方面的制裁。地方豪族在政治、经济上遭到严重打击，在沉重的压力下被迫寻找新的途径以保护自身，开始向大一统下的王朝中央靠拢。即依靠儒学入仕成为王朝官吏，从而维护本身和家族的利益。
在士人从武帝朝后开始逐渐经学化之后，豪族在武帝朝之后也开始经学化。由于太学、官学以及私学的兴盛，让这些拥有强大经济后盾的豪族可以从容的派遣子弟游学于外多年不归，跟从名儒大师学习经学，然后通过以经学为重要内容的察举制入仕。豪族子弟可以入仕为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治环境变得温和，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之后重新开始恢复经济，尤其是到宣帝、元帝时期，豪族已经基本恢复了原来的经济力量与乡里的控制力这些社会势力，促使前汉朝廷转而选择与豪族合作，对他们在地方乡里的势力予以肯定，并选拔征辟豪族子弟为掾属里吏。豪族子弟中的佼佼者，亦可以进入中央，位列公卿。
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天子拜望之为谒者……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代丙吉为御史大夫……为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从萧望之的传中可以看出，萧望之家本在兰陵，世以田为业。而又迁徙杜陵，则其家应为豪富强大的地方豪族之属，所以在迁徙之列。世代为田，则可见其先世并无高深文化修养，亦无人出任官宦。但至萧望之时，开始改变家风。萧望之好学通儒，以通经入仕，步步高升，最后为太子太傅，受宣帝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也从此改变了家族的氛围，给家族注入了文化的内涵，有三个儿子列为高官。萧望之通经入仕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本身与其子的高官仕途，更在于是由他而起，开基了三百年之后为江左两朝皇族的侨姓高门兰陵萧氏。
不但豪族在一定程度的经学化，高官显宦、郡守掾吏也开始经学化，甚至连武帝任命专门来打压豪族的酷吏，也带有了儒学色彩，开始通经。比如杜周，是武帝朝有名的酷吏：
……（杜周）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以其残酷，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之入酷吏列传，并无任何不妥。但《汉书》却单独为其立传，盖因其子孙贵盛，列侯不绝于前汉。其子杜延年为人正直宽厚，精通律法，罢酒、盐、铁之议，皆由其发起，官至三公，与大司马霍光、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其孙杜钦少好经书，深博有谋。为执政的大将军外戚王凤所征辟，倚为股肱，杜钦多次引《诗》《书》劝谏王凤，已是一派儒者气息，早不复见其祖之凶酷。如其曾经于殿上回答皇帝有关明经的问题：
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
钦对曰：“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主，远观其所主。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术也。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孔子曰‘恶紫之夺朱’，当世治之所务也。臣窃有所忧，言之则拂心逆指，不言则渐日长，为祸不细，然小臣不敢废道而求从，违忠而耦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则爱宠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则继嗣之路不广，而嫉妒之心兴矣。如此，则匹妇之说，不可胜也。唯陛下纯德普施，无欲是从，此则众庶咸说，继嗣日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备言！”
极见其儒学造诣之深，业已深通经学，知名当世。杜周以酷吏起家，但维持其家族后世地位不坠、壮大繁茂的原因却是其子孙入儒通经。就是与汉初军功集团后裔、儒林学士的后代相比，亦毫不逊色。杜周武帝时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两次迁徙则表明了杜氏家族由于多年历居显宦，业已成为了地方豪强，宗族势力在乡里极为强大。在杜延年迁到杜陵后，后人即在杜陵繁衍壮大，是为魏晋著姓、隋唐关中郡姓首望之一：京兆杜氏。
豪族子弟经学化，以通经入仕，可以身居公卿，进而维持乡里势力；贵宦子弟亦然，以经学传家，可以继为高官，保证家族地位不坠，进而在乡里形成势力，发展宗族力量；而本就依靠经学成为高官的鸿儒名士，就更加注重后代对于经学的学习。
（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能《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韦贤）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以儒学显贵，父子相继登上相位。韦贤为邹鲁大儒，与夏侯胜、张禹、萧望之等人传《鲁论语》，为前汉官学。曾与霍光谋议，迎立宣帝，韦贤治礼而官至丞相，因而韦氏家族特别注意儒学的家传教育；其子韦玄成，又以明经位列丞相；韦贤孙韦赏，以诗授汉哀帝，官至大司马，列为三公；整个宗族至二千石者十余人。因而其故乡邹鲁一代有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由大儒韦贤开基，韦氏家族累世高官，前汉一代，父子丞相、四世封侯，儒学传家，冠盖不绝。韦氏家族亦在韦贤时发展壮大，先迁徙平陵，待至韦玄成以丞相陪葬杜陵，阖宗衣冠,聿徙京兆。于是其宗族后人就在京兆定居，世为三辅大姓，隋唐关中郡姓首望之一：京兆韦氏。
萧望之以豪族通经，官至太子太傅，子孙亦通经为大官，是为豪族经学化；杜周以贵宦酷吏起家，子孙通经，父子皆为御史大夫，家族为强宗，是为显宦豪强化；韦贤以鸿儒起家，父子相继登上相位，四世封侯，是为名士世官化。即在前汉武帝朝独尊儒术之后，豪族、贵宦、名士都开始了经学化的历程，而在经学化的过程中，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呈现出趋于一体化的趋势。虽然在整个前汉，这种趋势仅是萌芽，缓慢而并不明显，但这种一体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士族的形成。
（5）小结
自西周至前汉，是有“士”之概念，但并无“士族”之说的，且“士”这一概念也是在不停发展变化的。士最早是在西周封建中天子-诸侯-大夫-士中的一个贵族等级，后来至春秋时士开始与庶人合流，贵族性逐渐褪去。进入战国，士的来源扩大化，不仅仅来源于上层贵族的孽庶，更多的是从庶民阶级上升而成。士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在西周初期士主要是担当武士，而后来在春秋之际逐渐转化为拥有特殊知识辅助君主统治的文士。在战国时期士的派别、学说极为繁盛，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
秦皇统一全国后，因其信奉法家霸道，而给予了其余学说的士沉重打击。“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结果天下离心，秦帝国二世而亡；在秦帝国遗骸上新兴的前汉王朝，依然承秦制，为了抵消苛刻秦法的负面影响，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士中的主体儒士为了适应新的大一统的需求，致力于改变儒学，广采百家之说，并最终在武帝时期由董仲舒发扬光大。
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彻底战胜黄老学说，成为前汉的官方思想。随着儒学的普及，士的含义开始与儒学绑定，士人成为了儒学之士的代称。前汉中期以后，随着朝野思潮的变化，士人逐渐经学化。士人经学化的同时，朝廷中的官员、地方的长吏、乡里的豪族、在野的知识分子，也都开始经学化历程。由于经学是汉代为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察举制的主要内容，所以在这种全面经学化的过程中，促使了高官显贵、乡里豪族、经学儒士可以在身份上进行相互转化，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则开启了士族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