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朋友?简述日共艰辛创业史。

1918年,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共’产主义”的热潮,日’本也不例外,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年之后,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
要说日’本共’产’党,就得先从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说起,此时工人阶级已经产生,并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据了解,1886年,日’本产业工人总数量有1.12万人。截止到1903年直升至48.3万人。从日’本的全国人口比重看,这个数字虽然不高,但近代化大企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工人也相对集中。为后来的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2-16小时,工资也只够糊口,日’本的侵略扩张准备,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伴随着明治政府的对外开放,其中不少西方思潮开始涌入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便在这一时期一同传入日’本,并且在日’本的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使他们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1901年5月,日’本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社会民主党”成立1904年11月在《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了堺利彦与幸德秋水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民众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原著见面,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片山潜,一方面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国内取得联系,并先后两次向国内建议早日成立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各小组在东京涩谷区伊达町一家民宅召开了共’产’党成立大会,宣布日’本共’产’党成立。这次大会拟定了共’产’党的章程和纲领,选出堺利彦等7人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堺利彦任委员长。共产国际承认了日’本共产当的存在,由此开辟了日’本革’命的新纪元。
当日’本统治阶级加紧镇压日’本共’产’党时,日’本共’产’党内部以山川均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迎合统治阶级的软硬兼施的政策,未经党代表大会,就于1924年2月底3月初擅自解散了日’本共’产’党,直至1926年才又得以重建。但由于日’本共’产’党目标为“废除绝对天皇制”与“实现民主权”而于1928年再度被取缔,不少重要领导人如德田球一等都被逮捕,1935年以后,日’本共’产’党作为非法的政治组织,虽屡次遭到破坏,但一直在日’本国内存续着。
日’本军国政府对日共宣传、领导国内反战斗争进行了残酷镇压。首先,多次强制关停日共机关报《赤旗》,削弱其反战宣传功能。其次,逮捕日共领袖。1933 年,小林多喜二、野吕荣太郎等在内的日共中央领导人被捕入狱。1936 年 4 月,日共在国内的最后一位中央委员袴田里贝被捕。此后数月间,日共领导的国内反战斗争基本停止。直至1937 年1月,入狱 10 年的日共中央成员春日庄次郎被刑满释放后,在他的努力下日共才重新开始了反战活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共’产’党的各地支部便提出了体现党的主要战斗任务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天皇制,争取大米、土地和自由,进行人民革’命以建立工农政府”。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革’命的战争反对侵略战争。“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各地的日**员在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散发反战传单,号召人民大众来从事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员还和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阶层广大人民结成“人民阵线”运动,组织派遣军大同盟,日’本爱国反战大同盟、救亡会、反战突击队举行反战大示威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共’产’党被残酷镇压,在国内,积极的反战斗争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但在党的影响之下,罢工运动、劳资纠纷和农村抗租运动不断发生,它直接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1940 年春, 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秘密来到延安。据野坂参三回忆, 由于潜入日’本活动困难, 可以先到中国, “在中国战场与日’本军阀战斗, 对日军俘虏进行革’命教育, 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因此,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 野坂参三赴延安活动。野坂参三到延安后,更加致力于中日两国两党的合作与团结。他接受中共邀请,留在延安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过, 由于苏联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正式的外交关系, 考虑到不应该给外界以苏联派野坂参三到延安从事反日活动的印象, 野坂便以“林哲”为名活动。作为主要的工作, 野坂于 1940 年 5 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聘为顾问, 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敌军工作部形成了以野坂为中心、以王学文部长和李初梨副部长为主要领导的体制, 开始新的对日’本军队工作。由此, 野坂积极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 同时着手研究日’本问题和培养中共的日’本研究人才。
野坂参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亲自抓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为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他在延安组织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编辑了一系列介绍日’本国体、天皇制、军部、军国主义等情况的书籍” 。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得中共对日’本帝国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填补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方面知识的空白, 使延安具备了收集日’本资料的条件( 收听日’本广播和通过在北京、天津、太原等地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往延安传送日’本报刊) 。
鹿地亘是日’本著名的左翼作家,他早年在日共领袖小林多喜二的影响下加入日共。1936 年 1 月,鹿地亘和妻子秘密来到中国寻求开展反战斗争的机会。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郭沫若的大力推荐下,鹿地亘夫妇才被国民党政治部聘为政治宣传厅对敌宣传处的顾问。至此,鹿地亘终于在中国取得了正式的政治身份。鹿地亘在政治宣传厅的支持下,于 1938 年 12 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39 年 3 月又在重庆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这两个组织在鹿地亘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教育同盟盟员、制作散发对敌宣传品、组建前线工作队等工作。此外,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创作才能编写了大量的反战资料和反战文学作品。
1940 年 10 月在延安成立了以教育日军被俘人员为目的的“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亲任校长。在他和中国教员的努力下,从学校创立到抗战胜利的五年间,先后总计有 300 余名日军被俘人员在这里实现了思想转变。这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质的日’本人转而加入了八路军,走上了他们认为“真正符合日’本民族国家利益的正义之路” 。这些“日’本八路”在解放区各地筹办各种反战组织和反战大会,并在山西、山东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分校。“‘日’本工农学校’不仅为日’本被俘官兵开辟了一条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把学员熔炼成了反战的战士,而且成为一块反战的政治阵地。”到了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已有30多名反战同盟战士,牺牲在了中国战场上。
1943 年 5 月末, 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 毛泽东提议野坂公开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 野坂便以在苏联使用的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的名义脱离地下状态。1944 年 2 月野坂将日’本士兵俘虏组织的反战同盟发展成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野坂回国继续带领日’本共’产’党开展工作。
以往中国学者在看待日人反战活动时,总是从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角度评价其作用与影响,却忽略了他们活动的主要对象及参加者主要是日军被俘人员以及少量在华日侨,并且这部分人员总计还不足千人。此外,国民党当局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始终抱有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妥协的想法,所以,它对国统区的日人反战活动经常加以排斥与禁止。这些因素导致野坂参三领导的日人反战活动成效很有限。
总结一下日’本共’产’党为何没有发展壮大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力量的原因。
第一:在政治恐怖的压迫下,日共组织力量过于弱小。从 1922 年日共成立到 30 年代初,日’本共’产’党的人数只有千余人,日’本政府先后于 1923 年、1928 年、1929 年和 1932 年对其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破坏。遭受了多次大破坏的日共实际上已经很难卓有成效地领导人民进行反战斗争。日共开展的反战斗争多数停留在舆论宣传上,真正的反战斗争实践甚少。第二,共产国际对日共长期错误指导导致其不能有效领导人民进行反战斗争首先,共产国际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长期将“保卫苏联”作为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突出任务,反战宣传被日’本人民误解为“为了苏联的反战” 其次,在对日共反战斗争具体策略的指导方面,共产国际又犯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致使日’本始终没有建立起如同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第三:日’本天皇的统治在日’本具有半宗教性质,日’本民众对于日共的“打到天皇,实现和平”的主张表示强烈的反对,再加之日共多次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以及没有在日’本国内建立武装力量,反法西斯活动也只是停留在舆论上的宣传以及进行有组织的罢工。但在中日共’产’党领导人的努力下,日共得以在战争期间持续存在,并且在中国立场坚定的从事反抗侵略战争的活动。
总之,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日’本侵华时期日共所领导的人民反战斗争社会成效十分有限,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就其斗争实践来看,它依然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篇文章由以下资料收集整理而来:
1.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_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_刘建平
2.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野坂参三_王健
3. 日’本共’产’党反对侵华战争的战略与策略_冯正钦
4. 日’本共’产’党对侵华战争的态度_冯正钦
5. 马克思主义在日中早期传播之比较研究_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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