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十章 “一盆刺骨的冷水”

第十章 “一盆刺骨的冷水”

危地马拉城遭遇第一轮空袭时，埃内斯托生平第一次体验到战火下的兴奋。在给塞莉亚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像只猴子一样滑稽，为此感到一丝惭愧”，看到轰炸时人们在街上奔跑，他感到有一种“刀枪不入的奇妙感觉”，这让他“得意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城里实施了夜间灯火管制，埃内斯托的一项执勤任务是确保没人弄出光亮来，以免成为炸弹轰炸的目标。伊尔达把她的名字放在了一份政治流亡者支持危地马拉革命的公开通告上，并且在办公室集合了一群妇女，为执勤的男人们准备饭食。
6月20日，埃内斯托给母亲发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虽然有空中打击和卡斯蒂洛·阿马斯的地面入侵等挑衅举动，阿本斯政府的行动很谨慎，他们让雇佣兵深入危地马拉，避免在任何边境上发生意外，从而让美国和洪都拉斯有借口宣称危地马拉侵略邻国，破坏他们的双边安保条约。目前为止，危地马拉仍然只限于在外交上对洪都拉斯提出抗议。危地马拉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了此事，提请召开特别听证会。“这件事让所有的危地马拉人都团结在他们的政府领导下，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也和危地马拉连在了一起。”信的最后，他做出了判断：“毫无疑问，阿本斯上校是一个有胆识的人，他准备好了在必要的时候尽忠职守，为国捐躯。”可是很快事实就会证明他大错特错了。

一开始，战场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政府军的抵抗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卡斯蒂洛·阿马斯成功进驻埃斯基普拉斯，可是攻打萨卡帕和巴里奥斯港的部队都被阻挡住了。中情局雇用的飞机虽然在一开始造成了恐慌，可是目前为止造成的破坏相对较小，它们常常打不中目标。其中几架被地面炮火击中，失去了战斗力。一辆洪都拉斯的轮船在巴里奥斯港被查封，因为这艘船想要卸下给入侵者运送的武器弹药。危地马拉终于以受到外国侵略为由，要求联合国介入。

6月20日，“胜利行动”计划的美方负责人担心解放军可能会被打败。在杜勒斯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批准另外派两架战斗轰炸机奔赴战场。6月23日，新来的飞机投入了战斗，在那里停留了3天，猛烈轰炸危地马拉包括首都在内的重要市镇的重点目标。

同时，美国正在暗箱操作，想要阻止危地马拉提请召开讨论这次危机的联合国理事会特别会议。6月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是美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他前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争议此事。洛奇最终同意在6月25日召开会议，那时，新去的轰炸机已经在危地马拉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这样卡斯蒂洛·阿马斯的队伍就可以重新编队，发动新的攻击了。

6月24日，入侵者占领了小镇奇基穆拉，卡斯蒂洛·阿马斯宣布将这里作为他的“临时政府”总部。“解放者”擂起了战鼓，让听到的人觉得解放军势不可当。解放军连连取胜，政府军节节败退。

阿本斯和他的一些军队高级官员开始丧失信心。同时，洛奇大使忙于游说安理会其他成员反对危地马拉提出的让联合国派调查团到危地马拉的申请。英国和法国受到了很大压力。美国表示，如果伦敦和巴黎在危地马拉的事情上不和美国站在一条线上，在塞浦路斯、印度支那和苏伊士的问题上，他们就得不到美国的支持。6月25日，安理会进行投票，美国以微弱优势获胜，安理会以5票对4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危地马拉的申请，英国和法国都投了弃权票。危地马拉只能靠自己了。

7月3日，“解放者”卡斯蒂洛·阿马斯和美国大使约翰·皮埃里弗伊一起飞抵危地马拉城。6月27日，危地马拉军方迫使阿本斯卸任，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军方领导人之间相互争夺权力，而最终卡斯蒂洛·阿马斯在美国的撮合下登上了权力宝座。

“一盆刺骨的冷水浇在了危地马拉人民身上。”埃内斯托在几天后写道。他又给塞莉亚写了一封信，对上一封信里的豪言壮语深感懊悔。

“这一切就像是人醒后仍然念念不忘的一场美梦。然而现实已经临门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炮火的声音，这就是对那旧政府的忠实追随者们的回报。背信弃义是军队的传统，这再一次证明了一句格言，要把清洗军队作为民主的真道理(如果没有这句格言，那么我就制造这样一条格言)。”

在埃内斯托的眼里，“反动”媒体和天主教会为阿本斯的下台煽风点火，都应该受到谴责。他认为如果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想要在其他地方获得胜利，需要格外关注这些问题机构。

埃内斯托还激烈地批评了阿本斯屈服于军方提出的解职要求，特别是阿本斯不愿意“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行为。

埃内斯托心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6月底，他加入了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支武装队伍，希望能够奔赴前线。尼加拉瓜人罗德尔弗·罗梅罗是这支队伍的“军事首领”。埃内斯托加入了这支队伍，和他们一起待了几天，迫切地等待着上前线战斗的机会，可是卫生部长出现了，把他送到了一家医院候命。之后，罗梅罗和埃内斯托就没再见到对方。(他们将于4年半以后再次重逢。)
在医院里，埃内斯托又一次提出要去前线，可是他在日记里沮丧地写道：“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他等待着再次见到卫生部长。6月26日，也就是阿本斯卸任的前一天，卫生部长来了，可是埃内斯托丢掉了这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他去见伊尔达了。

伊尔达回忆说，在阿本斯垮台前的那段紧张时期，埃内斯托十分着急，很想阻止失败局面的出现，他对碰到的每个人说，要让阿本斯知道，他不应该听军事顾问的话，应该武装人民，带领他们到山区进行游击战。(事实上，在卸任前两天，阿本斯确实想要把武器分发给民兵，可是军方拒绝了。)现在，埃内斯托在医院里焦急而又失望地看着事态发展，一次接一次的投降巩固了卡斯蒂洛·阿马斯的胜利和危地马拉“革命”的死亡。镇压甚至在卡斯蒂洛·阿马斯到来前就开始了。随着宣布戒严以及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寻求避难的人挤满了各国大使馆。埃内斯托预见到自己也会被驱逐，因为他被视为“赤色分子”，伊尔达为防万一也搬到了新的住处。

正如切所料，他被踢出了医院，他暂时栖身在两个萨尔瓦多妇女的家里。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埃内斯托和伊尔达继续着他们之间猫捉老鼠般的恋爱关系。伊尔达仍然希望能够和埃内斯托结婚。

7月中，新政权开始了政治迫害活动。每个和阿本斯政权有关的人或者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人都会被捕。还没有逃出危地马拉的人们纷纷想要逃出去。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走了，两个萨尔瓦多妇女也走了，埃内斯托必须找个新的藏身之所。

他住到了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的舅妈家。他天天去阿根廷大使馆，可是没有为自己申请避难。据伊尔达说，他利用自己进出大使馆的自由和危地马拉城的混乱局势，“帮在大使馆中避难的人跑腿，搜罗武器，为那些处于困境或希望离开危地马拉的人安排避难”。

埃内斯托的活动又安然无恙地继续了几天，可随后伊尔达被捕并被关进了监狱。埃内斯托得知在伊尔达被带走前，警察问了她关于他的问题。这是个不容埃内斯托忽视的警告，于是他向阿根廷大使馆申请避难，他的申请被接受了。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未来计划。

“我的计划是不固定的，不过最可能是去墨西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正处在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任何一方的小小压力都会彻底改变我的命运。”

埃内斯托和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一起被安置在阿根廷大使馆里，在那里待了没多久他就开始烦躁不安。他从报纸上得知，伊尔达在被拘留了几天后通过绝食赢得了自由。他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没有来看他，他猜想是否是她不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不知道可以来探望他。

埃内斯托第一次有了一种想要前往某个地方的强烈冲动。阿本斯和他的不少盟友都去了墨西哥城，很多危地马拉的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也去了那里。40年前，墨西哥爆发了“反帝”革命，墨西哥城成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左翼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显然，埃内斯托认定墨西哥也是他下一站最适合去的地方。

埃内斯托在大使馆里无聊度日。8月2日，军校学生不愿屈尊接受卡斯蒂洛·阿马斯的解放军的领导，发动叛乱。在大使馆里，埃内斯托可以听到外面的炮火声。皮埃里弗伊大使放话说美国希望危地马拉军队支持卡斯蒂洛·阿马斯，叛乱随即停止。埃内斯托写道，卡斯蒂洛·阿马斯的权力基础“现在彻底巩固了”。

同时，挤在大使馆的人们正在等候消息，他们想知道卡斯蒂洛·阿马斯是否会签发安全通行签证，让他们离开危地马拉。成百上千人的安全都取决于他的决定。埃内斯托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是阿根廷公民，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危地马拉和其他国际的避难者名单上。他只是在等待，到他认为安全的时候，他就会动身去墨西哥。

事实上，避难者的境况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危险得多。在冷战中的第一次交锋中，华盛顿战胜了“共产主义”，他们急于巩固自己的胜利，中情局派特工到危地马拉搜集阿本斯政府“亲苏”的证据，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安插”证据。杜勒斯敦促卡斯蒂洛·阿马斯逮捕危地马拉境内所有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以及他们的同情者。

卡斯蒂洛·阿马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7月19日，他成立了“防御共产主义全国委员会”，紧接着，又推出了“预防共产主义刑事法”。委员会有权逮捕和拘留任何可能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法令禁止不识字的投票者参与投票，这一措施剥夺了绝大多数危地马拉民众的公民权。土地改革法被推翻了，所有政党、工会和农民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被认为有“颠覆性”内容的图书被没收焚毁；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的小说，阿斯图里亚甚至被剥夺了危地马拉国籍。

国务卿杜勒斯要求卡斯蒂洛·阿马斯追查在各国大使馆中的约700名避难者，他担心这些人离开危地马拉后会流散到整个西半球。他甚至向卡斯蒂洛·阿马斯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共产主义者同意被直接送到莫斯科，就允许他们离开。可是卡斯蒂洛·阿马斯拒绝了，他认为这个方案严重违反了国际准则。8月初，卡斯蒂洛·阿马斯开始向大部分大使馆的避难者签发安全通行签证。当这个好消息传到阿根廷大使馆的时候，人们发出一阵欢呼。

到了8月中旬，第一批安全通行签证被送来了。可是埃内斯托的生活还是没变。他继续下棋，给伊尔达写信，打发时间。伊尔达到大使馆去了两次，可是大使馆现在守卫森严，她不能入内。她给埃内斯托送了一瓶蜂蜜和一封信。

日子慢慢过去，安全通行签证被陆续送来，有消息说贝隆同意让大使馆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到阿根廷避难。这之后的一天，逃亡的共产党领导人维克多·曼努埃尔·古蒂埃雷斯偷偷翻墙进入了阿根廷大使馆。古蒂埃雷斯在卡斯蒂洛·阿马斯的通缉名单上，这次事件引发了阿根廷大使和危地马拉官员的一片哗然，不过大使馆还是同意让古蒂埃雷斯避难。

不久后，埃内斯托和其他12个人被看作惹麻烦的“共产主义者”，被关在了大使馆车库里。事情的起因是因为米尔娜·托雷斯的男友阿姆伯托·皮内达开始制造某种骚乱。如果他们不接受处置就会受到武力威胁，他们也被禁止和其他避难者说话。

8月份渐渐到头了，被关起来的人都越来越不耐烦。后来，又有两个人逃跑了，车库被看守得更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派来5架飞机接走了大使馆里的118名避难者，这之后，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

埃内斯托也可以跟着飞机一同返回阿根廷，可是他盘算着要去墨西哥，所以没上飞机。阿根廷大使不能强迫埃内斯托回国，他不情愿地准许埃内斯托离开了大使馆。

埃内斯托又有钱了，因为瓜洛·加西亚的一个朋友搭乘其中一架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来接难民的飞机来到危地马拉，给埃内斯托送来了他的家人寄给他的150美元、“两套西服、4公斤马黛茶和一大堆没用的小东西”。埃内斯托给家里写信，说他打算去墨西哥。

埃内斯托离开大使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伊尔达。伊尔达在获释后一直独自居住，整天担惊受怕，秘鲁大使馆拒绝给她签发护照，她现在正在等待利马签发通行文件。同时她也在焦急地等待埃内斯托。

他们俩在伊尔达经常吃饭的一家餐馆见了面。伊尔达在回忆他出现的那一刻时写道：“一天，我正吃着午饭，他出现了。除了和我关系很好的餐馆女老板，餐馆里的人都故意忽略他，餐馆女老板请他进来，让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完午饭后，我们走过市中心的街道，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敢和我们说话；他们甚至都不敢挥挥手。他们肯定以为我们被警察监视了。”

埃内斯托认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对他不利，他把护照交给了移民警察，请求离境。他走出了获取墨西哥签证的第一步。在等待期间，他去了阿蒂特兰湖和危地马拉高地。几天后，他返回危地马拉城，拿回护照，获得了墨西哥签证。

他和伊尔达的关系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埃内斯托准备一个人去墨西哥，而伊尔达想要回秘鲁。据伊尔达说，埃内斯托似乎对两人分开并不关心，轻松地安慰她说，他们会在墨西哥重聚并结婚，可是伊尔达却伤心地觉得可能要永远失去他。

实际上，埃内斯托已经把和伊尔达结婚这件事远远地抛在脑后了。他们最后一次约会的那天，他写道：“我相信我会利用她现在无法离开的这个机会彻底分手。明天，我就会和所有人告别，星期二早上，我就要开始墨西哥的伟大冒险了。”

9月中旬，埃内斯托越过危地马拉边境，前往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