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i人在长安

为在长安购置房产，马伯庸笔下精于算术的“房奴”李善德被上级轻易设陷拿捏，一路南下岭南，披荆斩棘，求新鲜荔枝以期赶在贵妃生辰献上。

而为了重现祖上荣光，耕读自养的贫民高适习文练武，几度浮沉，周旋于长安和边塞，上级和上上级之间。

前者是虚拟的从九品下小官，名不见经传；后者是真实的官至节度使边塞诗人，名垂青史。

在历史陡转的无涯时空里，李善德成了荔枝使，背上除了几百贯钱房贷，还额外被“附赠”了一家三口的性命。捧杀、打压、阴谋、暗杀，顷刻间，“活着”成了比房子更重要的人生命题，运送荔枝的难题也从最初“能不能成功送到”升级为最后“该不该成功送到”。

复杂的官职结构和行政运作机制，让那一句“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振聋发聩，而另一句为官之道则这样写着：“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若说先前的李善德是在与自己的低级欲望作斗争，后来的李善德就是在与暗中的高级欲望作斗争，上到皇亲国戚，下到虾兵蟹将，谁都想从这烫手山芋中分一杯羹，哪怕是一分力不出。而为官十几载的i人李善德偏学不会这些，他被高人提醒又被贵人提点，而这些到头来反成了他的羁绊。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最后，运程达五千四百四十七里的鲜荔枝入了谁的口已不重要，红颜为谁而笑才最重要，红颜悦则龙颜悦，龙颜悦则百官悦，百官悦而天下未必悦。

一颗荔枝自上而下所耗费的财力，所役使的人力，比之边塞征战的车马粮草、将军战士又如何？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电影里同为i人的高适，挥笔写下血泪箴言。随军美人跳的是胡旋舞吗？她们又是谁的妻妾，谁的女儿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看见，比起e人李白，广泛交游，豪掷千金，高适晚年的功成名就，一半来自时运，一半源自努力，审时度势，日益精进。

他本人可以说是“讷于言敏于行”的典范，“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

不能说李白不努力，但他千金散尽没复来，流淌的商人血脉让他擅长社交，也让他入世无缘，口笔皆无遮拦又让他被“赐金放还”，后期空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豪情，却缺乏战略性谋定眼光。

安史之乱的爆发，少不了那颗荔枝那支舞的助燃，文人骚客陆续“败走”长安，彼时的诗歌倒成了长安的挽歌。

李善德背负的来自权贵的羁绊反保全了一家三口的性命，最初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最后为了家国大义仗义执言，流放岭南不失是个好结果，日啖荔枝三百颗。

高适背负的光宗耀祖的重任，也借由历史扭转的缝隙得以实现，官至刑部侍郎，散骑常侍。

有人沉沦，有人飞升。

时也，运也，命也。

繁花似锦却又步履维艰的盛唐，

他们做个i人，活着，在长安。

在架空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小人物们或许无足轻重，但于赓哲在为《长安的荔枝》作序时写道：“文学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这些小人物的细节，让我们体味贯穿古今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