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事迹广汇临时稿(诏疏榜敕篇二)
十月
（诏）:皇帝明新帝朱允炆诏天下罪己，求直言敢谏，举山林岩穴怀才抱德之士
[阙]
（诏）:皇帝明新帝朱允炆诏天下减明岁经田租税之半
诏略曰：“孟子以省刑罚、薄税敛为仁政之大端。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
（疏）:贵州都指挥司军士高巍上疏藩镇之事
疏言：“欲弱藩王之权，使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意，经制一定而万世无疑。臣当借汉为喻。昔汉高祖提三尺剑，起布衣，摧强秦，灭暴楚，以定祸乱。悯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贾，楚王交，代王喜，齐王肥，淮南、济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汉高祖远虑之策，莫不欲藩四夷而御中国也，岂想遗文景不治之疴疾哉！故贾谊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股大于腰，一指之大几于股。平居不可屈伸，后虽有扁鹊不能为矣。’故发痛哭流涕之叹。其欲削移六国之意不言可知矣。赖文帝宽厚长者，含忍容之。是以吴王不朝，赐以几杖，以折其强悍不臣之心。其弟厉王长谋反，废处蜀郡，罚所当也。不免有斗粟尺布之谣，以累文帝宽厚长者之德，此往事可鉴也。其后景帝宽厚不如乃考，又遇晁错，恃才刻削诸侯，遂挑六国之祸。非文帝遗命托将得人，民心辅汉，又遇赵涉遮说肴渑指示之方，几亡刘氏之社稷，则晁错不能辞其责矣。昔我太祖高皇帝之起，与汉高同而神武过之。汉高马上居帝位数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后定。我太祖皇帝遭胡运之大更，群雄并起，龙飞淮甸，芟刈群雄，东征西讨，混一区宇。中国既定，惟有四夷，命将征讨，高居九重，神谋圣算，所向克捷。海内之国，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皆来臣服，莫不纳贡而效职焉。比之汉高，诚以为过。正所谓‘我武维扬，于汤有光’者也。虽因天与人归，实赖我太祖皇帝有文王纯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妒之行，则百斯男，无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为天子，支庶百世为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秦世之陋，体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势之地。陕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夫当关，万人莫敌。’其人悍勇，西邻吐番，故以藩王之长秦府王之。山西表里山河，地产良马，屈产之乘在焉。其人刚壮，所谓山西将者也。北近胡虏，故以晋府王之。燕国虽无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府，所谓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赋之饶不待言而可知。其北虽曰沙漠寒凉不毛之地，广畜羊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蚕，皮衣肉食，鞍马是务。辽、金、残元藉之而各兴一代之业，故以燕府王之。其四川虽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刘备、诸葛处之而虎视吴、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余楚、湘、齐、兖、宁、辽、谷、代、庆、肃，星罗棋布。比之古制，虽皆分封过当，然太祖皇帝之圣意，莫不欲护中国而屏四夷也。今各处亲王故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者，不削则朝廷纪纲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难处也。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真裁制诸侯之良策也。当今之势，以臣愚见，莫听晁错削夺之策，当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晋、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齐、兖、吴、楚、潭、湘，齐、兖、吴、楚、潭、湘分王于秦、晋、燕、蜀，其余宁、辽、谷、代、庆、肃等府，比类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弱矣。臣又愿皇上待遇亲王，薄其贡而厚其恩，常其城，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弱矣。臣又愿皇上待遇亲王，薄其贡而厚其恩，常尽亲亲之礼。如岁时伏腊，外国所贡稀罕之物并京制嘉肴美味，命使臣颁送之，就问起居安否何如。其贤如汉之河间献王与东平王苍者，下明诏褒赏之。其骄逸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初犯则容之，再犯则赦之，三犯而不改者，当会亲王而告太庙，削其地以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臣尝以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内外，一身之疾有腹肤。四夷之患，人之疥癣也，骨肉之患，人之腹心之疾也。疥癣之疾，有时而搔痒吾体，命良医而修药，一扫之而平复矣。腹心之疾，非智识膏肓者不能也。昔贾谊见汉诸侯强盛，故以腰胫指股为喻，今臣以一身百体为譬。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谓具众理而宰万物，百体之从命也。各处亲王，五脏、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脏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危亦异，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随其百体之好，则失主宰之道；不随，则搅乱吾心而已。故医书云：“智者能调五脏和。”既和，不惟无腹心之疾，而疥癣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脏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谚曰：‘家不和，邻里欺。’臣亦谓：‘国不和而四夷窥。’此一理也。盖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为身家当先。是以尧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者，亦必先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即孔子所谓‘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举斯心加诸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古今圣王治天下之轨范也，伏望皇上鉴察焉。”
十一月
（册）:皇帝新皇帝朱允炆册妃新皇后马氏为皇后
（册）:皇帝新皇帝朱允炆册郡王吴悼王朱允熥为吴府王、郡王衡愍王朱允熞为衡府王、郡王徐哀简王朱允���为徐府王
（疏）: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儒学衙门教谕刘志衡上疏致君泽民之要者十余事
[阙]
（疏）:直隶凤阳府寿州儒学衙门训导刘亨上疏济时保民善治所当先者八事
疏略曰：“文武并用，久长之术，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秩宜并为一品，国子祭酒师表天下，秩不当在太仆寺卿下。将臣子弟生长富贵，习为骄侈，他日安敢授官？宜立武学教训，使知事上使下礼义以变其习俗。”
（疏）:山东兖州府儒学衙门训导俞士吉上疏
[阙]
（疏）:浙江道监察御史尹昌隆上疏修省躬殿等四事
（疏）:翰林院修撰王叔英上疏资治善策八事
疏曰:“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汉唐宋而已，汉高祖起布衣，顺人心，除暴秦，此最得其之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乱，虽以周臣代其位，然出于人心所推戴，亦得其之正者也；唐高祖虽隋臣，亦因人厌隋政，以除其乱，亦庶几得其之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传之也远，自汉唐宋外，无足数者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当元政衰乱，群雄并起之时，以布衣提三尺剑，扫除凶伪，卒成攘夷狄安中国之大功，创业之迹，方之唐宋，尤无惭德，真可与汉高并称矣。是则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汉与我朝而已，然汉自高祖之身，已受挫于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开广，历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于武帝，穷极兵力而后夷越以定，匈奴渐衰，岂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渐辟，四夷咸宾身亲致之，其功比之汉高，盖益隆矣，且汉高又以过爱宠姬，欲废嫡子而立庶子，后虽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终非出其本心，于德有损，而我太祖皇帝无有偏宠私爱，立子立孙，必以家嫡，比之汉高，尤无遗憾，是以天下有识之士，观我朝创业垂统正大隆厚如此，以是上知国祚当有万年之永，非汉唐宋之远可比隆也。今皇帝陛下缵承大统，诞修文德，善政仁声，日益布闻，四海之内，若臣若民，罔不欢庆，万姓一辞，咸谓圣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复见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顾仕于当时，天下之人，莫不顾生于斯世，国祚灵长之符已可验矣。天下人心娱乐若是，何以于今日始见之，盖太祖皇帝除奸剔秽抑强锄梗，不啻若医者之去病，农之去草者也，夫急于去病者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者或损于禾稼，固自然之势，夫体肤去疾之余则宜燮养其血气，禾稼去草之后则宜培养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于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于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群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娱乐见于今日也，人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属，岂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臣窃以为得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永久者难，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尤浅，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盖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为尧舜，观陛下今日所发号施令而措诸天下者，固皆本乎尧舜忧民之心矣，安知异日之治不能俦于尧舜，而臣为是言哉！诚以其身已能而不厌乎人之告戒者，尧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尧舜之臣也，稽诸虞书可以见矣。臣学术疏浅，才无一长，固不足以为尧舜之臣，然独有忠君爱国之心可自许，平居每思当世之务，时有管窥蠡测之见，私窃自顾处职疏贱，欲以上陈则有出位之嫌，恒恐碌碌无分寸补益当世与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尧舜之道为己任，求贤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召，爰自闻命以来，且喜且惧，所以喜者以获睹圣颜，庶可陈其平时素蓄之知，所以惧者以才术疏短，不足以应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识各有短长，臣之事君惟当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强其所不知以为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废其所素知以为不知者，于是辄自奋励而敢陈其夙昔微见于陛下也。臣闻帝王之治无他求，以安民而已，盖为治之道，必本于修身，必在于亲贤，亲贤而后可以任官，任官而后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安民则雍熙之治可以驯致矣，臣今谨陈资治策八条，其一曰务学问，其二曰谨好恶，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辩邪正，其四曰纳谏诤，所以亲贤也，其五曰审才否，曰慎刑赏，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立政则民安矣，伏惟陛下自继位春宫，日与儒臣讲求理道，固己体诸心而见诸行，及即位以来，凡所设施，无非顺民之心而不私于己，则于学问不为不务，好恶不为不谨矣，日以进贤退不肖，听言用谋为务，则于邪正不为不辩，谏诤不为不纳矣，俾内外大小之臣，各举在位贤否，赏不僭而刑不滥，则于才否不为不审，刑赏不为不慎矣，闻利必举闻害必除，著而为令，布之天下，则于利害不为不明，法制不为不定矣，是则凡臣所陈，皆陛下之所已能者也，知陛下已能而尤不已于言，亦庶几追慕乎尧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纳其忠爱之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则于久安长久之道，未必无补于万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可以永应矣，谨陈其策如左:
一：务学问
昔传说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臣以是知，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学，而所以学者，必于古训而后可，盖古训者先王已行之法，载诸方册，而善恶治乱之效，已章章乎可验而不可诬者，后世君臣虽有贤圣，所言所行岂能过之？故为人君者，诚能于古训学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为法，恶而致乱可以为戒，体之于身，验之于当时而力去取之，则于治天下不难矣。臣窃观三代之善恶治乱载于经，汉氏以下善恶治乱载于诸史，陛下如欲师其治而鉴其乱，宜仿前代置经筵，以有识儒臣为经筵官，听政之余，使之朝夕，以经史善恶治乱之说，讲陈于左右，陛下闻一善行，则宜反而体之于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无则修之，有则加勉可也。”闻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体之于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也。”如是则吾之行无不善矣。不独于行然也，闻一善政，亦宜反而验之当时，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无则举之，有则守之可也。”闻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验之于当时，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则去之，无则益修可也。”如是则吾之政亦无不善矣。行无不善而政无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此之谓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强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臣言为然也，亦惟在乎勉强而已矣。
二：谨好恶
臣闻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趋，人君之所恶，天下人所弃，是故上好仁则人兴同于仁，上好利则人皆兴于利，上好忠则人皆兴于忠，上好佞则人皆兴于佞，譬之形立则影随声发而响应，
固自然之势要，不可以不谨也。凡人惟豪杰之士为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从化于上者，昔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盖矩于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为忠而为佞，以佞非唐所好，故不为佞而为忠，夫忠之与佞，固若薰莸水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变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则知臣之善恶惟视君之好恶何如耳，陈之书曰“凡民违上所命，从厥攸好。”又曰“尔惟风，下民惟草。”皆言为人上者不可不谨于好恶，如汉之张释之，盖亦有知乎此，故言于文帝善蔷夫之口辩，欲超迁之，而无实下之化，上疾如影响，举措不可不审，帝善之而止，释之可谓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贤，乌能从之？今陛下之好恶固未闻有不得其正者，可谓皆谨矣，惟顾谨而益谨焉，谨而益谨之道何如，必也于一举动之间，内以度其可否于心，外以质其是非于人，善则行之，不善则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则凡发于身而措诸事者，无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趋者，无不得其正矣。
三：辨邪正
自古人君身修而天下治，未有不由亲正臣而远邪臣者，身不修天下不治，未有不由亲邪臣而远正臣者，稽诸史传可见矣，故冏命之书曰“后德惟臣”，刘向之言曰：“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乱之机。”当乎正臣之得君也，正臣固得以邪臣为邪而去之，及乎邪臣之得君也，邪臣亦得以正臣为邪，而去之甚矣，邪正之难并立究，观前代朋党之祸，良可哀也。人君固未有好乱而恶治者，然而往往易于亲邪臣而难于亲正臣者，何哉？盖邪臣志在于利，而务于从君之欲，故人君悦其适己而易得以亲之，正臣志在于济时而务于格君之非，故人君恶其违己而易得以疏之，世之庸君不足论，刚明英武如汉武犹不能不惑于公孙弘，而汲黯、董仲舒亦以弘之谲计疏远，邪臣易亲而正臣易疏如此，可不慎哉？观武帝当时所以任弘者，岂不弘贤于黯与仲舒乎？及淮南王安谋反，所惮者惟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公孙弘，如发蒙振落耳。如是观之，邪臣虽见亲于人君，乃为天下之所轻，正臣虽疏于人君，乃为天下之所重，为人君者，乌可不致辨于邪正而决于用舍哉！辨之之道当何如？平居察之，在廷之臣，凡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推贤让能，直言极谏，志在致君泽民者，正臣也；凡其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嫉贤妒能，阿意苟容，志在窃位坏禄者，邪臣也，此其大略也，苟能即此而察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邪正之辩亦庶几矣。
四：纳谏诤
臣闻傅说告高宗之言曰“惟木从绳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此可以见人君不可以不从谏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纳谏而治，拒谏而乱者，奈何为君而拒谏者常多，为臣而能进谏者常少，何哉？盖适意之言常情之所好，而逆意之言常情之所恶；予人以所好则喜，投人以所恶则怒；不欲人违其意，而惟欲顺其情，务欲得人之喜，而不欲取人之怒者，虽朋友之间犹然，况君臣乎！是以谏诤之言，自非忠臣义士能忘身徇国者，不能进之于君，非有仁君圣主能舍己从人者，不能受之于臣。古昔圣哲之君，知人臣之难于进谏也，是以开诚以求之，和颜以纳之，厚赏以劝之，故行有过则必闻，事有失则必知，身无不修而政无不举者，凡以此故也，故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庸君不然，虽有忠正之臣，不使之立于朝，虽有骨鲠之言，不使之入于耳，接邪佞之臣则悦，闻谗谄之言则喜，是以行有过而不闻，事有过失而不知，身不修而政日乱者，凡以此故也，故曰“人君与谗谄面谀之人居，治可得乎？”非独庸君难于纳谏也，虽以唐太宗之贤，号为“善听谏”者，亦不能保终如始，至于魏征数谏，为廷辱而不能容之，曰“会当杀此田舍翁。”非有贤后主明臣直之讽，征亦几于不免，而太宗亦不得称贤矣，夫贤如太宗，保终如始，犹有不能，是则人君受谏之难可见矣。然则曷为而能受之哉，必也察其忠爱之心，毋恶其牴牾之意而后可，伊尹告太甲之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斯言也□□□□□□□□□□□□□□□□□□□□□□□□□□□□□□可不法哉！
五：审才否
□□□□□□□□□□各当其职而已，欲使才各当其职□□□□□□□□□察之于既用之后可也，凡官之□□□□□□□□□有繁有简，而人之才有广有狭，有□□□□□□□□□□广者斯可以任大，狭者惟可以□□□□□□□□□□者惟可以任轻以敏，而任简是□□□□□□□□□□之职，固不得其当事也，或以狭□□□□□□□□□□任繁，是以不足之才而授之难□□□□□□□□□□才必当其职，则政毕修而天下以治，才不当其职，则政不修而天下以乱，要不可以不审□□□□□□□□□□小之臣，各举所知，而又令政宪□□□□□□□□□□谓审矣，臣愚以为未得其要也，苟□□□□□□□□□□宜令内外大小百职，各举一人，使□□□□□□□□□之当否者加之赏罚，又令或他有□□□□□□□□□举其才可任何职而当者，量其□□□□□□□□□加赏，举而不当者亦量其人之多寡□□□□□□□如此则百官不敢不多方以举人而□□□□□□□□□者，人君用人之职，责在宰相，宰相□□□□□□□□□以得人，为人君者不忧乎百职之无人？惟忧乎宰相之不得人而已？今既无宰相之职，则用人之职，宜责吏部之大臣，吏部大臣之职，必明足以知人，公足以用人者，然后任之，令宜得其人也。然今天下大小之官，数以万计，非吏部大臣之所能尽审，宜限之自四品以上诸职，及七品以上要职，若府州长佐县令之属，则尚书考其能否而任之矣；五品至七品非若府州县要职，及七品以下至未入流官，分属各清吏司郎中员外郎主事，考其能否而任之，考之得其当者则得以为功，考之不得其当者纪以为过，如此则吏部之官，不敢不尽心于审才而所用之才，庶称其职矣。既用之后，宜令诸官各以上下之事，分属考察，如方伯政宪二司之官称否，则责之六部即都察院大臣，如各府州官称否，则责之亲临政宪二司长佐之官，如州县官称否，则责之于二司长佐之官，其余大小百职皆仿此例，尽责之于其所辖上司，若首领官称否，则责其本衙门之正佐官，考察其得当者，亦得以为功，其有不称职而考察之不至，亦必量其人之多寡，及任之大小而加之罚，如此则凡上司及正佐官者不敢不用其心于下司官及首领官，而贤不肖庶不至于混淆，则天下万事无不理矣，万事无不理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之也，由是言之，任官之法如此，亦可谓得其要矣，虽未必能尽于得人，亦可以得其十六七矣。
六：慎刑赏
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在刑赏，而刑赏之用惟在乎明信而已，用之不信则人将视其令为虚文，用之不明则人将视其法为虚器，诗曰“不僭不滥”，刑赏明信之谓也，古昔明哲之君，赏一人而能使千万人劝，刑一人而能使千万人惧者，以是而已，此刑赏之用所以不可不慎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惟闻有恤刑之令，而无滥刑之失，惟闻有大赏之恩，而无吝赏之过，可谓慎矣，臣愚以为操刑赏之柄，固在乎君，而佐刑赏之用，则在乎臣，然而为臣者多欲示其奉公之能，而常欲避其徇私之嫌，故往往于人之有罪者，则必深文以明其当刑，而于人之有功者，罕肯正义以明其当赏，是以有罪者多受罪外之刑，而有功者多失功内之赏，为人君者虽有明信刑赏之心而不得施，率由于此。今日在朝之臣，宜无此失，更愿陛下时发德音，谨谕佐用刑赏之人，使无蹈前失，令在朝群臣，不限官资大小，凡遇朝廷用刑行赏之属或致过差，苟有所见，并许奏明，如此则刑赏之用，不患乎不得其当也。
七：明利害
臣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为人君者将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后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从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尝读大学而知之矣，有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怕足矣，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本于此，臣窃观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颇知其略矣，恒产未制而贫富不均，赋敛未平而田多荒芜，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军卒有多余之丁而惟务于工商，僧道有污杂之众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务未者常胜而务本者常负，此三者生之未众之害也；养兵太多而有徒食之军，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员，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夺其时，或尽其力，此二者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民，粟有可储之时而不储，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请得而详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亩，故民生业均一，后世井田既废，故民业不均，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北齐有永业之制，唐有口分世业之田，虽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几使民有恒产者，自唐以后，恒产之制不行，富强兼并，至有田连阡陌者，贫民无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输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恒产未制之害，是以贫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税通乎天下而赋敛以平，后世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轻重之异，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系于民者，其赋不得不重，惟系于官者，其赋轻而亦有过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则赋税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为瘠，赋当轻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可租赋之余，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后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则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赋敛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芜也，斯二者岂非有害干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于农，则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为兵者，既不耕而食于农者多，而又多余丁，不为商则为工，是亦不耕而食于农者，人之务末者众而务本者寡，实由乎此，此军卒有多余之丁，可以裁减归农而未裁减之故也；古之为民者四，曰”士农工商”而已，后世益之以僧道而为民者六，故务农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净无为为宗，而后世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利，由是为之者众，往往食肉饮酒，华衣美食，肆欲营利，无异于污民，是则于其本教既忍违之，况可律之以圣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为生，无补于世道而有败于风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获罪难免，犹谓人之事彼者足以获福，且辍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诬民甚矣，昔唐高祖尝议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众而资食者少，实由于此，此僧道有汗杂之众，可以省除助农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农为本，故常厚之，以商贾为末，故常抑之，后世抑末之法犹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费广食众，不能行之，故为商贾者益多，然商贾获利既厚，而财货有余，农民往往衣食不给，反称贷于商贾，况又有工艺之家，男女或尽弃耕织不务，而施奇技淫巧为服用之物，以渔厚利，徒多费工力而无益于实用，农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当其一夫之获，积一岁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务末者恒有余而务本者恒不足，斯三者岂非有害于生之未众者乎？古之王者止以六军布畿内耳，若合天下，皆自守之，如今制则列国之兵何啻数万哉！古者天子六军，诸侯用兵，不过三军，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过二十万，十万屯京师，十万屯外郡，今京师之兵已十万，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几，以此推之，今之兵过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实由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后世事渐繁密，故官亦渐增，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贤足矣”，今内外大小之官数以万计，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员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赋敛之难平，储蓄之难丰，亦由于此，斯二者岂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日，然役之必于农隙之时，后世事繁，故徭役浸多，唐太宗制租庸调之法，岁不过役民二十日，盖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称之，今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县，人丁应役不给，丁丁当差，男丁有故，役及妇人，奈何而民不穷困乎？盖由州县有应并省而不并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县，虽不尽其力，亦夺其时，民稀州县，既夺其力，又夺其时，斯二者岂非有害于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是以斧斤以时入山林，而材木不可胜用，数罟不入洿池，而鱼鼈不可胜食，后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时，急于近利者众，故其人洿池多以数罟，由是材木不给，鱼鳖不充，此所谓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储，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民无菜色，后世赋重役多，故民无余蓄，然汉宣帝时以岁数丰穀贱，农人少利，因置常平仓，令穀贱则增价而籴以利农，穀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至隋唐皆有义仓，于收穫之后劝农出粟，以防饥馑，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灾，何以备之？此所谓民粟有可蓄之时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宫室饮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丧葬祭祀宾客之礼，贵贱各有等差，不得过侈，而又无有释斋醮之设、妖淫鬼神之祠，故民无妄费而财用常足，后世虽或有制而未必尽行，故以庶民之贱苟富有财货之家，其居处服用之物与夫吉凶之礼，拟于公侯者有之，其贫无财货者虽居处服用之物，无以自给，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务为浮靡者有之，及有亲戚之丧，亦穷竭家资，设作斋醮者有之，若疾病则访之巫祝，祷之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资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举债于人而致田庐典卖者有之，此所谓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者也，此三者岂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数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尽知而徧举也，陛下诚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为害则除之，明其为利则兴之，将见富庶之效，不数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难矣。
八：定法制
臣闻先王之治皆因时制宜，无非求合乎天理，以适乎人情而已，然合乎天理者，未有不适乎人情，惟徇乎人情者，未必能合乎天理，何则？天理无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大抵人情之公者，即合乎天理，人情之私者，则违乎天理，君子当循公而弃私，不当徇私而废公，观乎先王之制，因革不齐，无非因时制宜，以为久安长治之计，初不以人情之公私而害天理之公也，今欲继先王之治，必当酌古今之宜，定天下之制，亦惟合乎天理，以适乎人情可也，岂可顾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哉！臣于古今所宜之制，略陈于利害之条矣，陛下如欲择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损益，使不违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则无不可行者，若欲顾人情之私，则必违乎天理之公矣，其何以行之哉！今姑以制恒产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难猝行，若如后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之于今者，论者必曰“夺富民以予贫民，虽可以得贫民之心，而足以致富民之怨。”殊不知民之所当益者贫也，所当损者富也，此天道亏盈益谦之义，乃出乎天理之公者，固不可避富民而失贫民之心，则是徇乎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况天下之民贫者众而富者寡，又岂可忘其寡者而忽其众者乎？以此推之，则于法制可得而定矣。伏惟陛下，谨择而毅行之，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