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
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
【知远导读】本文作者是莫斯科大学世界政治系教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A·费年科，文章对俄乌特别军事行动未来的前景和结束方式进行了预测，对俄乌战争可能对世界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 文章全文约12000字，篇幅所限，推送部分为节选。 当前，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过渡为地区战争，这迫使我们开始思考国际关系的未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上早就出现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有趣文章。就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束条件进行短期预测还为时过早：几年前似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往往可能发生。然而，乌克兰冲突的长期影响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其结束的具体条件如何，它都将启动一系列的政治进程，这些进程很可能在未来50-70年内从本质上改变我们的文明。
新的合法性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众意识中将不再是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们的世界之间，将出现一场新的欧洲大规模冲突，这场冲突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对于参战各方来说，有属于自己的胜利与失败。在这之前当然也有很多战争——随便回忆一下美国和英国在波斯湾的行动，北约在巴尔干的行动或者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但乌克兰的冲突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第一次目睹了人数和武器装备规模都相对较大的军队的战斗。
想象一下，未来2030年代或2040年代的学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历史课上，他们将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突出部保卫战），然后是2022-2023年的战斗：基辅、马里乌波尔、北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巴拉克列亚和阿尔乔莫夫斯克。老兵会来学校上课，向孩子们讲述另外一些战争。男孩们不仅会收集T-34，福克战斗机和风暴战斗机模型，还会收集“飓风”和“海马斯”、Iris和“伊斯坎德尔”的模型——完全是另一场战争的武器。当他们观看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电影时，他们很清楚，在它之后，欧洲将有一场新的战争，而“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苏联电影，反映的不是战后的世界，而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
这样的观点将不仅属于俄罗斯或乌克兰社会，同样也属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就在去年夏天，有声音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第三次大战正在我们眼前发生。2023年5月，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指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成功了，整个北约的构想将被抛到海里。这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此理解，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是决定命运的。如果没有升级，乌克兰冲突将在未来的欧洲教科书中被视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间接战争。至少对未来的西方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说，这将是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的俄罗斯和西方技术装备直接遭遇的战争。支撑这一看法的事实是，在乌克兰冲突中，俄罗斯和德国的军事技术装备发生了军事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并不是这两个国家最后一次对抗。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离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远。“老兵”、“战争英雄”、“作战军官”、甚至“无名烈士”等概念将具有不同的含义。人们将编写关于新的军事冲突的书籍，制作相关电影和广播，建造博物馆，与此同时，本已为数不多的二战参与者将最终退出视线。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将越来越类似于1812年的卫国战争：伟大而光荣，但已经成为历史。在心理上，它将被新的冲突所“压倒”，相比上一次大战，新冲突给人的感受更接近、也更尖锐。 在其他国家，对这种态度的感受将不亚于在俄罗斯。在乌克兰（如果它保持目前的身份），2022-2023年的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神话，几代人将在此基础上长大，憎恨俄罗斯，梦想着一场复仇战争。在欧盟国家，在反俄运动的借口下，拆除二战纪念碑的活动将继续进行。德国将利用所打开的机会之窗，尽可能地“合上”战争这一页，恢复自己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重建其武装力量。（他们的逻辑是：“不会因为拿破仑的话而记恨法国”）。在从芬兰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所有侵略性的反俄意识形态都在恢复，似乎让这些国家回到了1920年代战前的“防疫线”时代。这不仅仅是东欧政府反对俄罗斯的举动，也是西方社会想要证明，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消失在历史中，重构世界的舞台再次开放。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将遭到侵蚀。
“纳粹”的概念将不再仅仅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其崩溃70年后，欧洲出现了纳粹的另一个形态......事实上，这就是俄罗斯和北约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硬性分裂线。在俄罗斯的表述中，这场冲突将作为一场新的对纳粹主义的战争：是1945年未完之事的延续。但对西方国家来说，乌克兰没有纳粹——他们说，这是俄罗斯宣传机器的虚构，旨在支持对乌克兰的入侵。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将存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至少双方无法接受各自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理解。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联合国安理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胜利。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那场战争的五个战胜国，它们代表着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胜利来治理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对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解释哪怕是有一点争议，都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对旧的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理解。而且，我们在广义上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不再正式统一这一事实本身，都意味着我们不再拥有当今世界统一的意识形态。
与乌克兰的冲突相呼应，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已经在讨论之中。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但现在美国开始主动作为。2022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安全理事会应该变得“更有包容性”。2023年6月，他指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白宫现在提议将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常任理事国资格授予另外六个国家。虽然确切的候选国家还不清楚，但媒体表示，美国此前已表示支持德国、日本和印度的申请。同时，美国不打算给予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前五个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这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形成一种等级制度。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这种改革的结果将是其合法性的瓦解。首先，安理会将被剥夺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法律联系，因为其新的常任理事国将不属于战胜国。因此，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他们在什么基础上统治我们的世界。德国和日本将获得法律机制来规避对其主权的限制，即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五个合法的核国家，这将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产生冲突：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是否有权使核地位合法化或获得核地位？这样一个新的安全理事会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这很可能将导致“无规则游戏”的开始。 第四，乌克兰冲突将迫使专家重新考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陈旧思想。在过去的40年里，不仅是公知，还有许多政治学家都写道，硬实力被软实力代替，战争让位于经济竞争。乌克兰的经验颠覆了这些思考，使它们成为历史。就像青少年成长一样，我们正在重新学习世界在1914年似乎已经学到过的相同真理。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可以迅速消除，包括看似重要的能源领域。事实证明，“长期和平”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正在减少的幻觉是有限的，而且可以很快结束。事实证明，大国可能再次在欧洲相互开战，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对卫星集团进行打击。 另一个正在消退的自由主义神话是关于跨国公司无所不能的概念。2001年左右，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几乎会取代民族国家的世界，这种想法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一种趋势。国家被描绘成棋盘上的方块，在其上比赛的是作为超国家主体的跨国公司。实际上，跨国公司不仅在本国政府的要求下接受了俄罗斯市场的损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自愿离开的。卡尔·马克思的旧逻辑，即“资本家为了利润准备做任何事情”，在现代世界不再有效：资本家并不准备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如果决策背后是他自己的政府和国家官僚机构。但这样一来，跨国公司本身就不是独立的参与者，而只是某些国家政府的决定的传导者。
第五，在乌克兰冲突的借口下，动员经济的思想正在恢复。
严格来说，对它的测试是2020年的疫情，当时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转为线上工作，同时限制他们的出行权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加深了这种趋势。欧盟国家正在习惯于电力、商品和水的定额消费。在俄罗斯，金融系统的纪律和国家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正在成为常态。在美国和欧盟国家，正在讨论对能源进行更严格的国家控制计划。对俄罗斯碳氢化合物实行“价格上限”的想法本身，就结束了自由贸易和世贸组织的自由主义思想。事实证明，后工业经济完全能够进行军事动员，各种关于“后现代”爱好和平的推测都在实践中被推翻了。
目前的国际法律体系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为基础的。它使其所有机构合法化，从联合国宪章和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战胜国的特殊权利）到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同时，二战到目前仍然决定了我们的道德-伦理价值和观念。当然，乌克兰的冲突不会破坏这一切。但在一个自二战以来又发生了涉及俄罗斯和北约的重大军事冲突的世界里，所有这些都将不再清晰。
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的大国之间在近40年内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是在没有任何核武器的情况下。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结束了漫长和平的这一页，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被拿破仑战争的结局所神圣化的维也纳秩序得到了维持。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这让“维也纳和平”有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并对其所有基础产生了怀疑。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意味着作为维持大国之间安全工具的神圣同盟的瓦解，以及二十年的有限战争的开始。
目前的特别行动在军事行动和结果方面与克里米亚战争并不相似。但在系统层面上，俄乌冲突的影响可能是类似的：我们将再次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的雅尔塔秩序将让人感觉像威斯特伐利亚或维也纳秩序一样短暂。
“强大军队”的复兴 乌克兰冲突的趋势与西方（以及俄罗斯）军事科学的主流发展相悖。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一直主张从大规模征兵制军队向小型职业军队过渡的想法。这种军队的主体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动员人员，而是以战争为职业的专业军人为基础。“空战”、“军事革命”和“混合战争”的所有概念都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1）制定有效使用这种专业军队的方案；2）证明专业军队比征兵制军队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反过来的克劳塞维茨”：这名德国战略家证明了大规模征兵制军队相比小规模专业人员队伍的优越性，而20世纪下半叶的战略家（从英国人巴西尔·利德尔·哈特到美国人韦斯利·克拉克）证明了小规模专业人员队伍对比大规模军队的优越性。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军事理论家和社会学家至少以三个理由为这种转变进行了辩护： ·核武器的出现降低了大国之间直接交战的风险； ·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转向在“第三世界”进行有限的冲突；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城市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他们否定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传统；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军备生产和军人训练的过程更加昂贵。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些思想渗透到了苏联，那里也开始讨论转向小型职业化武装力量。 从改革开始，苏联军事理论以“国防足够性”的概念为基础，伴有一些变化。它是基于对伟大卫国战争经验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研究人员批评了斯大林在1941年春夏的防御措施，相反，积极评价了1943年夏天库尔斯克战役的经验。基于此，总参谋长M·A·莫伊谢耶夫给出了“国防足够性”的五个参数：赋予武装部队非进攻性的结构，最大限度限制其编成内的突击系统，改变其部署以执行严格的防御任务，降低武装力量的动员展开参数并减少军事生产。但是，由于大国之间的高烈度甚至中烈度冲突似乎是不现实的，这促使人们向更小、更集约的武装力量过渡。自1989年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军事改革的一波三折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用少量的专业人员取代大规模的义务兵役制军队。 乌克兰的冲突使“强大军队”的逻辑重新出现。早在2022年的春天，双方就都面临着人员短缺的问题。乌克兰早在2022年3月就开始大规模动员；俄罗斯在去年秋天进行了局部动员。在基辅、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的战斗经验证明，仅有军事技术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模大致相当的军队。既要确保对大片领土的控制，又要能守住前线。
20世纪下半叶的军事构想认为，在一系列有限的打击之后，敌人会投降或同意签署对其不利的和平条约。俄国内对敌人造成“预定损失”的概念就是基于这一假设。如果敌人继续抵抗，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从逻辑上讲，世界上已经没有这样的民众和政治家了。乌克兰冲突表明，不是每个敌人都会在轰炸后投降：对付更加残酷的敌人，必须实施地面行动。
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新思考19世纪的军事战略家所论证的问题：以“技巧”对抗大规模军队的战斗并不总是有效。最好的军队也会逐渐遭受伤亡，失去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核心军官。数量庞大且狂热的敌人，对损失毫不在意，拥有相当的武器装备，会逐渐获得经验，力量的平衡就会改变。此外，
不可能通过快速投入一支训练不足的动员部队来再次改变力量平衡：需要时间来获得经验。
但恢复一支庞大的军队将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学校教育体系，另一种对年轻人的培养方法和一种新的文化政策。他们的中心议题将是发生新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高概率。换句话说，我们过去70年所处的“和平文明”将逐渐被“战争文明”所取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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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Фененко А.В. Войны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ировых порядков. Анализ и прогноз. Журнал ИМЭМО РАН, 2022, № 3, сс. 13-36.
5. Социальные идеологии, конечно, были всегда.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какие идеологии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в рамках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отрезка времени, а какие подстраиваются под ни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