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郡王”印考辨
“太原郡王”印考辨
《东北史地》 2010年02期 马洪
［内容提要］《辽海印信图录》将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太原郡王印”定为北朝遗物并不妥当，此印或为元代遗物，或为明清时代之伪作。
“太原郡王”（图一）印，见于东北三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档案馆合编的《辽海印信图录》（以下简称《图录》），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编号1503。
著录介绍：
一九五七年从北京购入，青铜铸，板状，长方体，扁直钮，中有一穿孔。印面凿刻朱文行书“太原郡王”两行四字，印面周边为双边框，印体较薄，边长4．3厘米，宽4．1厘米，厚0．4厘米，钮高2．1厘米，重38．9克。太原郡，始设于战国秦庄襄王时代，北朝之北魏时郡治“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西北。
据了解，此印是一件传世品，来源不详，并无考古发掘的明确断代依据，其形制和风格，与目前发现的北朝官印不类。《图录》定为北朝遗物，笔者以为并不符合该印的历史真实，值得商榷。
一、“太原郡王”印与北朝官印比勘
古玺印的断代，常常是以历史文献考察和印章形制比勘相结合的方法来完成的，本文不妨首先验察“太原郡王”印是否符合北朝官印的特征。
中国古代官印，数千年来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嬗变中，但隋朝的变革，尤其不同凡响，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正如王献唐所谓：“上承汉魏，下开唐宋，划然分开，文物一新。”①北朝，正是这场印制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夜，这一时期的官印，总体风貌虽然仍属汉印风格的延续，却是汉印体系由盛向衰的阶段，已明显表现出背离汉式作风的倾向，从大的历史时期划分，属于汉印风格的尾声。这一时期，也许是受到厚朴粗犷的北方民风的影响，表现在官印的文字审美风格上，具有雄悍不羁的特征，与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都有明显的差异，与南朝官印相比较，印文结体宽松，转折生硬，线条粗钝，亦有小别。
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以下简称《征存》），是一部著录北朝官印最多的大型古代玺印图录。据笔者统计和分类，《征存》共收录北朝官印99方，其中北魏56方，东魏4方，西魏6方，北齐17方，北周17方；文武职官印有将军、校尉、司马、太守、丞、令、长等，爵位印有国公、侯、子、男。这些虽然不是北朝官印的全貌，但基本可反映出这一时期官印的形制特征，对于考证“太原郡王”印，提供了鉴别的参照，尤其几方爵位印，更具有相互印证的重要价值。
北朝官印的书体，全部为篆书，这是目前见到的一种客观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通用的文字虽然已经进入楷书阶段，但入印文字仍以篆书为本，这是承袭传统印制的。当然，北朝官印上的篆书，已与汉印严整规范的摹印篆（缪篆）具有较大差别，明显存在文字结构不合六书法度的现象。一些将军章的制作，尤显荒率粗放，凿刻欠精，笔画多有增减，讹误不作检较。考察印史，楷书官印，北朝以前不是一例没有，东晋时期颜约墓出土的“零陵太守章”，书体在隶、楷之间，具有楷书化的倾向，但此印是白文形式，且为滑石质料，属殉葬之用的明器，可能出于工匠的偶作，不能视为当时郡长官正式使用的印信。楷书印的正式出现是在唐代以后，五代的“元从都押衙记”，宋代的“州南渡税场记”，及至元代大量使用的花押，构成主流篆书印的一脉支流。
白文是秦汉以来长期形成的官印风尚，在秦汉官印很难见到朱文形式，这与印章的使用方法和制作技术有关。北朝沿袭旧制，仍以白文为官印形制。魏晋以后，封泥的逐渐废止，纸张的广泛普及，并开始使用印色（濡朱），并未阻挡用印传统的惯性，至南北朝，遵守的还是相当严格。目前见到的北朝朱文官印仅有两件：一是1982年于陕西汉阴涧池出土的“卫国公印”，此印为朱文篆书；二是1993年8月在陕西咸阳底张乡陈马村北周孝陵出土的金质獬钮“天元皇太后玺”，其书体为汉式规范的缪篆。这是北朝官印中极为罕见的两方朱文篆书印。朱文官印的出现，并成为一种主流官印样式，是由隋朝开皇九年印制改革以后开始的。刊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一日造”的“广纳府印”和刊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五日造”的“观阳县印”，可谓是隋朝朱文官印的标准品。
印台和印钮是古玺印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据研究②，秦印台式分为二型，一是印背作四面倾斜的平台，二是印身不起台，印背为一平面。汉印台式渐高，尺寸多在0．6到0．9厘米之间。北朝官印的印台较为厚重，多在1厘米以上，厚者可达2厘米，印台由薄至厚的演变趋势是明显的。北朝的印钮样式极为华丽，一反两晋十六国的粗简作风，以龟钮、鼻钮居多。据研究，北朝钮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成一式，精致的印钮与不甚讲究的印面构成较大的反差，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由此可见，“太原郡王”印的楷书、朱文、双边框及单簿简陋的印体形式，在北朝的官职印中几乎都是没有的，尤其是此印的双边框，极显另类，更是秦汉以来官印中难得一见的形式。《征存》中的几方爵位印（图二），国公为四等、县侯七等、县子九等、县男十等，品级均在郡王之下，但印章制作的精致程度都明显高于这件“太原郡王”印，如果出现这种不成正比的现象，显然不具有合理性。
《图录》有一篇《概说》，对魏晋南北朝官印的形制、书体、钮式，都作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评述，如“印文袭用汉印之篆、隶书体，但古拙次之。引钮除汉印之普通瓦钮或桥钮外，渐以各种造型动物如龟、驼、狮、羊等装饰的背钮为主，统称为兽钮印”。但令笔者疑惑不解的是，“太原郡王”印并不符合北朝官印的特征，认识和判断岂不自相矛盾！将“太原郡王”印定为北朝遗物，是缺乏类型学依据支持其说的。
二、“太原郡王”印的性质
疏于印章的形制比勘，只能从历史文献记载中寻找答案。从著录行文的逻辑看，如果推测不错的话，北朝之北魏设置太原郡，应是其断代的主要依据。将“太原郡王”印和太原郡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注意此印与郡建制的历史关系，而忽略此印与封爵制的关系，对此印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认识，判断由此受到局限，笔者以为这是《图录》断代失误的主要原因。其实，只要我们把“太原郡王”印放在封爵制的系统中，并结合印章形制进行综合分析，笼罩在此印上的迷雾便会散开。
郡王乃爵位之名。“太原郡王”印，非常明确，其性质是一方爵位印，而非郡太守的职官印。郡王由皇帝赐封，而太守则由皇帝任命，二者属于不同的官职系统，虽然官爵之间互有联系，但属性不能混淆。郡王之名，始见于西晋时期，据《晋书》记载：“武帝践阼，封东莞郡王，邑六万户。”后世开始沿袭设置。隋爵分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九等，郡王为第二等，从一品，秩万石，位次于王。唐皇太子、诸王与亲王之子承恩泽者皆封郡王。唐沿隋制，也设九等爵，郡王为二等，从一品，食邑五千户。皇太子之子封郡王，大臣、节度使亦得封郡王；晚唐、五代，异姓封郡王者甚多。以后各朝代郡王也多为二等。宋宗室近亲承袭，有皇帝特旨者封郡王。南宋，为奖赏立大功者，也曾封之为郡王。金、元沿置。元代赐爵郡王者较多。明代，亲王子除世子外均封郡王、世袭罔替。清代封爵第二等为多罗郡王，也称郡王，专用于加封皇族、满洲贵戚以及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首领。
封爵，历来有实封和虚封之别。实封有封地和封户，收租税；虚封，或封原籍，或封地名，虽授印章，并无实权，也不去封地食邑，只是褒奖功绩、提高地位的一个封号而已。有的死者被追封为郡王，只能彰显家族的荣耀，对于其本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郡王是古代官制中常设的品级很高的爵位。《隋书·礼仪志》载：北齐印绶，二品以上，并金章紫绶。三品银章青绶。四品得印者银印青绶。五品六品得印者铜印墨绶。金制规定更为详细：诸郡王印，金镀银，方一寸六分半，三十五两。③可见，二等、从一品的郡王之印，所用材质是相当贵重的，且有皇室明确的等级标准和印制特征。“太原郡王”印显然过于简陋和怪异，薄台瘦柄，楷书双栏，并不具有郡王印的高贵特征。本文注意到，南北朝时期也封郡王，但如前文所述，该印不具备这一时期官印的特征，所以将其排除这一范围之内。
隋朝以后，太原郡作为行政区的建制虽然已经废止，但爵名前加地名为封号的习惯是常见的。检索史籍，不乏册封太原郡王的事例：
《旧唐书》卷五《高宗》：
闰月壬子，故赠司徒、周忠孝公士、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赠鲁国忠烈太夫人赠太原王妃。
《新唐书》列传第一《后妃》：
时睿宗虽立，实囚之，而诸武擅命。又谥鲁国公曰靖，裴为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肃，金城郡王曰义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从夫谥。太后遣册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庙室。《新五代史》杂传第三十二：
……十八年，晋军讨张文礼于镇州，以宝（阎宝）为招讨使。明年三月，宝战败，退守赵州。渐愤发疽卒。追赠太师。晋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
《宋史》列传第十一：
王景，莱州掖人……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
上例可证唐宋时期赐封太原郡王的史实。综合印章的形制特征和史料提供的封王佐证，我们有理由断定“太原郡王”印，并非是一件北朝遗物，所属时代要晚。
三、“太原郡王”印历史身份的判断
此印形制的异常，笔者判断其历史身份具有两种可能性：
1．元代封郡王较滥，且此时流行楷书花押，花押虽为私印形式，但为各级官吏所喜爱，有可能偶用楷书形式制爵印。
2．北宋以降，金石之学兴起，文人雅士渐开搜集古印、钤拓谱录之风。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方面对认识古玺印的历史、普及印学具有文化学价值，另一方面，则诱发了好利之徒的作假牟利之风。明清时期，古玺印赝品，充斥于市，作假多有不知古代印制、印式者，往往七凑八拼，臆造出不伦不类的物件。“太原郡王”印有可能是一件伪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