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者手记：我为何相信中国人能重新浪漫起来

尝过抑郁之苦后，我反而开始珍视浪漫的滋味，也在内心为其开了更大的口，因此有了些豁达的底气。经历过谷底的暗无天日，甚至目前仍在其中，在现实体悟与见识学识积累之外，开始更放胆幻想。

对浪漫的深入思考，源于自救之道中“有为”与“无情”两者的平衡尝试。浪漫往往对应敢为人先，积极进取；而无情与超脱相近，容易让人联系起禁欲、消极和清静。其实，自救何尝不是一种深刻到关乎性命与如何继续生活的自我疗愈。隐约出现障碍，便着手解决。人生的一种趣味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欲罢不能。

让一个人回归自然，并非就是消极，这个自然可按本真（本性的真我）来理解而非完全的无为。有为的部分，有生而为人的欲望支撑，有出人头地的原始冲动驱使。成长是较漫长的过程，应允许犯错，太功利反而易适得其反。昨天笔记中有一大段提到真实及其在自救之道中的应用。今天补充一点，将自然（本真）与“和”字的两重意思（原意“相应”与当下较广泛运用的和谐）一并提到之前真实所处、一以贯之的位置。自救，某种意义上也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过程，这里的自然主要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大自然，更多前述是本性的真我。即自救也是回归真我的过程；而回归真我不等于消极、完全无为（有时候适当无为也有正向作用，如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等）。

杜甫28-29岁间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目空一切。盛唐人的部分自信，自己今天不缺，这其中少数来自时代，而最坚实的部分，无疑源于自己。但写自救，谈回归本真，细究这些人的局限与挣扎，自己多少是有些惭愧的。毕竟有过焦虑，抑郁，不够浪漫的阶段。未能完全放下欲望，所以无法如陶渊明般天人合一，这与佛教的涅槃、基督教的窄门类似，要做到不少“非人”之事才有机会达到。即便刻意将故事写得壮阔些，意境高些，仍明显不够有出息。而其中能让自己开颜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身，也是自己重新浪漫的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自己二十岁前后也是这般，现在看有了不同感受，正负面的体悟都有。

自救之道中“有为”与“无情”的相应与协调：积极有为、进取与无情、超然物外、超脱两者都被自己纳入自救之道中，但倘若不将它们恰当处理，其实是有可能会冲突的。建功立业与进取，往往带来欲望的扩张，无情与超脱往往与物我两忘的境界有关，而非清楚的你我他、功名利禄，过度的欲望教人不平静、乃至带来更多痛苦。自己在自救之道中强调的有为，是有更清晰目标的，如为穿过绝境的有为、作为，结合自救之道整体与自身实际、有所指向，不是无节制的欲望与主流的功利、世俗成功评价对应的日常作为。度的把握参照物我相忘、天人合一、超越生死、有所归属（意义寻获），此四者是前进方向，但度的把握不一定是完全达到（事实上其终点与），结合自身实际与阶段性。

一些前辈（如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曾谈到多数今人不如盛唐诗人浪漫，我基本认同。细究其原因，能产生不少说法，这里浅谈我注意到的一两点。

浪漫与否，能否执行，对个人而言多少容易点，多数人浪漫难些，要求举国上下都浪漫则几乎不现实。比如我自己，已尽量浪漫起来，这涉及到突破自身的一些局限，穿过自己的个别绝境。而个人能否浪漫，浪漫到什么程度，也得实事求是地从主客体两个角度看自身及这个国家与时代的所处阶段与相关管制，看这个时代全世界的人口增长与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发展。比如人口密度与交通工具增长，出现了不能随意酒驾的现实。此时在某些方面要一味追求古人行为上的自在、狂放、激情、强悍，说不定就触犯了法规。这种浪漫的恢复需要时空的积淀。另外，当决定全力以赴应是真正的全力以赴。

过去、传统文化对人有不小影响，这点自己在稿纸上所写“意识形态的惯性部分”也有分析，今天的人会受过去一段时间（几十年、几百上千年）文化影响。但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如果已发现有哪些不足，在意识到后也不是必须被影响的，至少可以有主动控制。其次，如温铁军教授提到过“体制派生论假设（取决于地缘结构、资源禀赋条件特定等）”，看今天的人浪漫与否，也不能抛开国情去谈人。盛唐的浪漫派、豪放派诗人，这些狂妄、自信的家伙，多生活在唐代开国八十至一百四十年 （特别是唐玄宗开元至天宝的四十多年间）。今天的中国建国七十周年，建国初期国家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狠过了些苦日子，现在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发展有了大起色，年度GDP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有一点经常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今天中国面对的环境与压力，与盛唐的异同。

单拿当下而言，跟开元初年的唐代在经济、国内治理上、一部分民心民气上是相对昂扬的，类似的地方还多，这点不难看到；而区别也不少，自己重点关注的第一点是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变了：盛唐时更多是邻国、周边，远方国度中即便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有过交往及摩擦，也不是针锋相对的关系。而今天中国站上世界民族国家的核心竞技场，面临当下依旧位列榜首美国的直接竞争与压制，其附属或联盟国家势力还超出中国不少。整个国家在此时光包容、和谐、和气生财似乎是不够的，事实上对方无论你怎么做都要跟你干，都得恶心你，而此时单纯讲求浪漫在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某种程度上都可能受些影响。当然，这点或许不是必然联系，也可能有某种浪漫与强有力应对的完美结合（这点参照盛唐，我认为在达到绝对、压倒性实力以后更有可能实现；在无经验时光凭借想象去尝试，则容易耽误眼下最重要的事而得不偿失）。回溯新中国以来历史，从建国第二年抗美援朝打回来工业化可能性的立国之战，到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人在国内的自力更生与国际上的纵横捭阖，当下权力相对集中、外儒内法、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是的应对方式是国人相对熟悉且取得过不错成绩的。有不足之处提前发现迅速调整，有机遇则按规律办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好百年未有大变局、危机中的机遇，防范好其中的危险。照此法再发展二三十年，中国人将很有机会初步拥有绝对实力基础。第二点是个人所面临的日常压力明显增加：随社会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各行业效率提升，个人的能量密度增大，代价是生活节奏加快，焦虑乃至抑郁现象更为普遍。未来随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技术的更广泛应用，资源、环境等外部条件的恶化，形势可能愈发严峻。这点容易理解，不多说。

相对集中的权力与为加强组织能力等所进行的舆论管制，对保持社会稳定及当下经济与综合国力发展大势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舆论或文化、文学作品的管制过严，也会从外部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方面直接影响文化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在部分领域让话语趋向政治正确、铁板一块；另一方面作用于具体的个人，使之更多地在其位谋其政、在其位说其话、不敢过多表达影响自身利益的实话、真话，甚至变得不敢表达与深入思考、大胆创作。这本身对国家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就有影响，国家实力绝不仅仅是GDP一个指标，文化科技实力、软实力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鉴，由清朝中后期近两百年的情况可以了解不少，从个人思想的禁锢到整个国家科技文化萎靡，将深刻反作用于国家的全面发展。如此，即便中国在二三十年后有了经济的压倒性优势，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能在国家综合实力上取得较大进步，国人也还需要更长时间，才有机会浪漫得起来。这里回看，教育、文化与言论的管理与引导，需要把握好度。我审视自身，或许已属相对能站在中国角度去换位思考当下局势与局限的，部分年轻人恐怕连这种程度的理解都拒绝接受。若此点处理不好，容易造成更多人情绪与思想上的排斥和误解，这对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没多大好处。

十数年后或更晚些时候，昂扬的时代可能会来。是的，也有一定几率不来，这是个更复杂问题，不单以上面提到的几点完全决定。假使“昂扬时代”——绝对实力、相对乐观时代出现，虽短时间难有兼容并蓄、混合型的意识形态，但相对开放是可能的。鉴于此次中国将具备空前规模的综合国力，且不出大意外将保持较长时期，我有理由相信国人能重新浪漫起来。考虑到上述今时今日与盛唐等浪漫时代的种种差异，未来国人的浪漫比例或难达到巅峰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的扩大，总数持平乃至超过都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也有赖于近几代人对国家与时代赋予使命的完成情况、执政团队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远见及管理尺度拿捏。同时，国人熟知《孟子·告子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在浪漫之路上走得过头，并非什么好事。唐玄宗从天宝年间缺少自律、疏于治理，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乃至动乱阶段性结束后对出自《左传》、原指异姓氏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了大范围共识（提到这点，不代表支持它）。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有机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