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吕一民极简法国史不是你一个人在学
对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发生的争论尤为关注的《历史综合杂志》在1900年由哲学家亨利·贝尔创立。他提出了让持有不同认识的学者相互接近，相互合作，综合分析是贝尔的办刊主旨，他用了自己的一生来联合那些见解不一的研究者，让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叙述史观点，又继承前人的意见，并且彼此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开辟了一个极为开放的对话空间，让杂志与正在形成的研究保持同步。
到了上世纪的20~40年代。历史学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时代。1914年《100年来的法国史学》中，考证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提现出来。（这让人联想到，我们的民国时代各种对“红楼”的考据热兴起，可见当时的大师们还是非常与时俱进的。）原先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对抗局面此时发生了改观，虽然他们并未轻易达成一致，但彼此还是各让了一步，有些方面也达到了共识，并且取长补短。
史学家们的研究重心从法国大革命历史变成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历史评论》的两位主编夏尔·贝蒙和克里斯蒂昂·普菲斯特呼吁组织科学研究工作，揭露4年战争中德国政府的“谎言”和“罪行”。由于战争的影响，让历史学家们意识到提供准确有价值的经验至关重要。1919年，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院现代史讲席的吕西安·费弗尔指出“战争应该引起对历史学家良知的思索”。他在讲座“废墟中的历史”里提出了对法国史学编撰局势的分析。在这场造成两代人大量死亡的可怕灾难之后，他抛弃了前辈们“历史天命论”的药方，大胆地构建了一个唯科学主义的历史理想。
世纪之交的理性危机和科学理论基础危机在当时造成了造法国人战后极不稳定的思想状况，这也导致了他们对历史的不信任。此时的历史学界充满了职业危机感，许多学者感到幻想破灭，研究历史就是在浪费时间。大学就业市场紧缩，历史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大学职位数量的减少和退休年龄推迟让历史学家逐渐老龄化，历史学的出版物也发展缓慢。就连中学的历史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教师在不安和不满中参与到历史教育的思想和社会争论中。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应该研究时代中的人，而不是过去的人，这让学科有了新的发展思路，甚至还有学者将其与生物学进化论加以联系，不断模糊现实与过去的界限。用关于现实的认识去回溯历史，或者基于信仰的心态为历史现象做辩护，还有人干脆只是不断提问，大家基于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混合出形形色色的认识论。当然这些混乱局面的益处是让读者在阅读这些史学作品时更好地全方位理解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