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兵黩武：北宋的军事制度与兵力

唐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政府逐渐加强中央集权，在上收地方财政权力的同时，伴随性地上收地方的事务性权力，形成“财权上收，事权上移”的总体趋势。地方事权的上移，必然地导致原本地方的事务、风险与最终责任向中央集中，军事风险与军事责任同样如此。因此在唐末五代时，府兵制开始向募兵制转变，军人有了职业化的趋势。
 

唐初，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农民在得到国家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后，有义务支付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要素报酬，并由此衍生出府兵制与租庸调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失去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没有了这种相应的义务，募兵制也由此产生，并在宋代成为常制。 

宋朝兵制大概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三种。禁军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厢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无戍更，然罕教阅”；乡兵，“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宋史》卷187、卷189）其中，禁军是直辖于中央的正规武装力量，并由国家进行组织；北宋厢兵由于缺乏训练，因此较少作为预备队，更少参与作战，一般负责后勤、建设等。北宋禁兵编制分都、营（指挥）、军、厢、衙五级。都级编制常员100人，营/指挥500人，军2500人，厢25000人，其中基本作战单位是“指挥”。不过各级编制人数并非恒定，或有变动，或有阙额。现考北宋各期军籍如下： 

然而，宋朝中央政府所管军籍实际上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兵员数额，因为当时实际兵员数量信息的统计、传递、存储等方面均面临困难，若要对实际兵员数量进行动态统计，就必然带来极高的制度成本，在技术上难度也较大。由于兵役制度由府兵制转向募兵制、征兵制转为雇佣职业军人制，国防责任及其支付由中央政府承担，因此军队编制与军籍管理显得比前代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自神宗熙宁年间开始正式统计并登记全国军籍，但其前“兵数皆无籍可考”。总之，由于时代条件约束，此后军籍管理依然较为困难。 

兵员之数小于军籍之数，称为阙额（或缺额）。由于动态统计困难，中央政府难以时刻获取军队实际兵额数目，军队中的统兵官为了截留更多饷银而虚报兵额的事时有发生，军队中的缺员亦未必能及时招填。故而阙额之事，历代均难以避免。 

尽管朝廷令“凡军有阙额即招填”（《宋史·卷193》），但军队统兵官未必会奉行，进而造成军队缺员，这是全军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向军队拨发粮饷时只能以军籍而非实际兵额为准，但军籍未能体现兵额数，因此财政上产生了额外开销。这种现象，亦即管理学与经济学所称的“道德风险”问题。 

当然，在连续的军事行动之后，军队阙额现象也会发生。如高宗绍兴年间，有奏“自顷用兵以来，禁旅卫兵颇多阙额”（《宋会要辑稿·职官32》）。此时，中央通过统兵官的奏报或例行的校阅核对阙额，召新兵或以厢兵“补填阙额，俾及元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

尽管宋初的战役颇多，但随着对州军的收编，禁军规模不断扩张，并且在外部军事压力影响下，阙额现象并不严重。苏轼曾奏论差役法，言“自元丰前，不闻天下有阙额衙前者”（《宋史·卷178》）。苏轼此言虽不免夸大其词，但也反映出宋初阙额现象不严重的实情。 

宋真宗即位以后，宋辽间中等规模的战役时有发生。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又引大军南下，至三年，“马步诸军，累经简阅，阙额渐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真宗数次诏令招填阙额，军队阙额的问题得以缓和。 

仁宗朝初，各营（指挥）不满员的情况较为普遍，一部分阙额达数十甚至上百人。庆历三年（1043年），河北、陕西边兵“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见阙人数不少，若不早行选择，则恐将来依前误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 

英宗朝，“军士阙额多”（《宋史·志149》）。蔡襄曾奏言：“禁军指挥，近年添置军额名目数多，指挥将窠虽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虚费将窠请受。”（《历代名臣奏议·卷220》） 

宋廷至神宗朝，承平日久，阙额问题极为严重。熙宁二年（1069年），“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宋史·卷194》），“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宋史·卷193》），阙额近三分之一。这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他下令自该年起对军队进行整治，将军中阙额之营进行合并（即“并营”），再进行招填，“各足其常额”。然而阙额之事仍屡禁不止，元丰三年（1080年），“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宋史·卷193》），“并营”治标不治本，故而神宗再令统计、登录全国军籍，也收效甚微。 

宋神宗时期，除拓边西北外，国家整体处于相对和平状态。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宋神宗诏：“中外禁军已有定额，三司及诸路计置请受岁有常数，其间偶有阙额，未招拣人充填者，其请受并令封桩，毋得移用。于次年春季具数申枢密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这条诏令的颁布，意味着封桩阙额禁军钱制度的正式实施。 

北宋自仁宗朝后军额大规模扩张，但信息的不对称及长期的和平导致了阙额问题的产生。此时在军队中实行封桩阙额法，其主旨在于俭省军费：禁军有固定的军额，发放军费也依照军额进行，但实行封桩阙额法后，“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朱子语类·卷128》），军费便得大量俭省。

按照范学辉先生的推测，实行封桩阙额法最初的目的在于为保甲法提供财政支持（《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但保甲法的实施可以认为是中央政府在上收财权的同时，试图将边境防卫与治安管理的事务与责任下推至基层，当中央无法对基层进行有效治理时，保甲法也必然将失败。尽管如此，封桩阙额法作为独立的节省军费的政策手段被沿用下来。然而，封桩阙额法原本“毋得移用”的诏令逐渐被人抛至脑后。封桩阙额钱从最初的挪作军费，到其后“上自军期边储，下至代还免夫钱之类，皆出于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甚至成了各级政府敛财的工具。 

至北宋末年，阙额达到顶峰。崇宁五年（1106年），枢密院奏：“禁军阙额二十四万，近创广勇、崇捷、崇政十万人，尚阙十四万。”（《太平治迹统类·卷30》）北面定州与契丹相邻，本属边境重镇，故而“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自澶渊之盟以后，“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 

及至徽宗朝时，定州军额共31指挥，每指挥减为400人，本应有12400人，然而“尽数不及六七千人”，阙额近半。张舜民因此奏曰：“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他州军即可知矣。”（《宋朝诸臣奏议·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而“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文献通考·卷153》）。可见徽宗朝，军队阙额之事确实非常严重。

靖康元年（1126年），李纲曾上言曰：“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梁谿集·卷48》）要求钦宗补阙额、强边备。其后他又对徽宗、钦宗两朝军队阙员的情况加以概述曰：“至崇（宁）、（大）观间，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阙折者又三分之一。至靖康间金人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三朝北盟会编·卷109》） 

从上列材料可见，北宋阙额的问题自始至终存在，且承平愈久，边备愈加不修，阙额之事愈加严重。尽管各朝均有意解决军队阙额问题，但在生产力的约束下无法根除这一弊病。直到宋徽宗时期，边备不修，阙额极其严重，尤其是河北地区。李纲所上两劄子，明确指出徽宗朝阙额数达到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多。如此看来，宋徽宗朝的实际兵额应在30万至40万之间。
 

在讨论北宋兵力分布时，必须先提出一个概念：全国诸路、诸州的军队建制及军额（或者说军籍数）是相对固定的，中央政府给予某州若干指挥（营）的军额，并依此军额派发粮饷、军备等。

军额常分禁军与厢军，二者体系有所不同，故而统计也是分开的。禁军分为三衙直辖禁军与地方驻屯禁军，二者有所不同。三衙直辖禁军多屯于近京，而地方驻屯禁军可以认为是某方面军。 

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配额时，通常要综合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故而州与州、路与路之间所配军额差异较大，并形成相应的兵力分布。因此，禁军编制的扩招与裁撤，还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当边防压力增大时，中央通常会增加方面军的军额以扩大其编制，提高总体战斗能力，或派遣其余地区的驻防军前往增援。若欲对外征伐，也依照此例。宋初三朝，禁军主要由三衙禁军构成，地方禁军军额所占比例极小。即使边境有警或对外征伐，也通常出动三衙禁军配合藩镇兵力作战。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此时禁军军额几乎全在三衙，但其分布存在差异。 

宋太祖时期，边境防御及对外征伐任务多以藩镇兵马协同中央兵力进行。太宗中后期至真宗时，宋辽关系极为紧张，故而兵力主要集中于河北以防备契丹入侵，光是定州便屯兵10万，但禁军军额犹在中央。此时不过是三衙禁军驻泊、屯驻于地方以进行边境防卫罢了。

除此以外，真宗朝，京师亦屯驻重兵以防四方之变。咸平二年（999年），真宗校阅禁军，时“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上按辔出东华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可见此时京师屯兵应在20万左右，其余基本屯于北面边境，也约为20万。 

仁宗朝时爆发了西夏边患，宋朝于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屯驻重兵加强布防。由于仁宗、神宗两朝是军事体系的大变革时期，有考证的必要及余地，故而现考于下。 王曾瑜先生曾依据《宋史·兵志》对仁宗朝禁军指挥数进行统计，仁宗朝诸地禁军驻军共1732指挥，其时禁军军额共82.6万，可得平均每指挥约为473人。（《宋朝军制初探》） 

宋仁宗即位后开始整修边备，于南北方增置兵马共百余营，我们以每指挥约473人略计，则此时应增额约5万人。 

至景祐五年，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屯兵30万于边境，对宋朝造成了较大的军事威胁。故而景祐五年起，仁宗于河东、陕西、京东、京西等路增招禁军，加强边境防卫（《宋史·卷187》），仅此番增员便有423指挥，约合20万人（《乐平集·卷18》）。

 

庆历三年（1043年）左右，仁宗又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及南方的江、淮、荆湖等路增设288指挥，合计约13.6万人（《宋史·卷187》）。 

真宗朝，禁军军籍共43.2万，真宗朝至仁宗朝增员约39.6万，这与我们前面估算的约38.6万大致相符。其中，南方诸州原有195指挥，后增124指挥（《乐平集·卷18》），共计319指挥，约合15.1万人。北面战区包括石岭关、真定府、高阳关，囊括了河北路与河东路的大部分地区。河北路共254指挥，约合12万。河东路的代州以北的雁门关是宋初契丹南下的主要路径之一，而麟、府州与西夏接壤，河东路其余诸州与两面战场距离都不算远。河东路屯兵共160指挥，约合7.6万。（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 

综合而言，北面、西北两大战区包括陕西、河北、河东三路，共有35万固定禁军军额（其中陕西路15.4万，河北路12万，河东路7.6万）。我们可以以此推算北方内郡兵马。当时禁军军籍共82.6万，刨除南方诸州15万及北面、西北两战区共35万，余32.6万，分布于京东、京西、开封等路。 

但这仅仅是以当地的“固定军额”而言。仁宗朝时，宋军依然执行更戍法，并进行大规模更戍。京畿左近之兵马，可沿开封发达的水路或沿陆路南下北上，迅速到达诸面战场。当战争爆发，“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这也是北宋定都开封而未迁于太原、长安抑或襄阳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宋夏战争爆发以后，这些非边境军额的禁军便奉命赶赴战场，但“京师所遣戍者，虽称魁头，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戍及川峡、荆湘、岭峤间，多不便习水土”，故而仁宗才会“增内外马步凡数百营”以加强边备。 

自边患平息后，“宣毅（军）浸废不复补”，而荆湖、广南诸州禁兵则“益募雄略”。在诏遣南方诸州兵马进行更戍的同时，“益遣禁军驻泊，长吏兼本路兵马钤辖，选武臣为都监，专主训练”，来加强南方诸州禁军的战斗力。（《宋史·卷187》） 

熙宁二年，军队阙额严重，故而宋神宗推动并营法，将阙额之营进行省并，自熙宁至元丰，长期执行，故而军队人数较前朝已大为减少，仅为56.9万。在省并阙额后，宋神宗才开始增置军额，禁军军额从56.9万扩张至61.2万。 

熙宁三年（1070年），开封府军及禁卫军共9.44万人，京东路5.12万，南方诸路（除淮南路外）共4.7万人，河北7万人，河东、陕西、京西、淮南四路所载不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而此四路之数我们可以进行一番推测。 

河东路之军额，于英宗朝末至神宗朝初为9.5万人（欧阳修《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其后宋神宗主持“并营”，全国军额、军籍被大肆削减。若以削减三分之一而论，此时河东路军额应在6万人以上。陕西路军额最多，据推测应在25万左右（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故而综上所言，陕西路禁军应在25万左右，河东6万，河北7万，并以此计得全国（除京西、淮南两路不得考外）禁军军额为57万（当时全国军籍为56.9—61.2万）。京西、淮南两路军额数不会过大，总计应在5万人以下，故而可以认定此兵力分布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应相去不远。当然，河东、陕西两路之数为概数。 

此时有两点较为明显：一是陕西路的军额扩张近10万；二是京东、京西及京畿三路的军额由原来接近40万降至20万以下。 

我们可以认为，此时这三路的军额已向西北边境转移。出现这种情况，实则是因为仁宗朝以来承平既久，朝堂上部分官员对更戍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更戍法不仅徒使军士奔波、虚耗经费，也无益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至神宗朝时，更戍法已基本废置。在此过程中，京师方面军的职权被边境军侵占，进而军额也被侵占。

 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正式废除更戍法，将军队部署方案由更戍法改为将兵法。将兵法与更戍法的最大不同，在于边境屯戍军队在将兵法下常系将不更，由兵员所系将领主持训练，极少参与更戍。 

由于将兵法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禁军屯戍一地，加强特定战场的适应能力，因此在更戍法被逐渐废置的过程中，宋朝必然在边境上屯驻更多兵力。当时神宗曾抱怨道：“京师兵比留十万，余以备四方屯戍，数甚减少。自今戍兵非应发京师者勿遣。”（《宋史·卷196》）在具体的数额上我们也可发现，开封、京东、京西路守军确实大额降低。 

将兵法实行之后，由于每一“将”所辖军额在数千至万间，因此难以对其具体数额进行估算，不过鉴于时间跨度不长，其分布应与之前相去不远。 

实行将兵法后，南方（除四川地区外）先后共设13将，或为7万人左右，而将兵法实行之前南方诸州（除四川地区外）共约4.3万人，那么淮南路驻军或为2.5万人左右（与仁宗朝驻军数大致相同，仁宗朝58指挥约2.7万）。京西路第一批设4将（后又增置2将），或为2万人。这个数额与我们之前推测的大致吻合。（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哲宗朝，“禁军五十五万余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2》），而河北、河东、陕西“今三路之兵，不过四十万”（《历代名臣奏议·卷221》），可见当时南方、开封、京东西分15万兵，与之前类同。入徽宗朝时又增设若干指挥，约增置4.3万军额（《宋史·兵志》），共59.3万军额。 

然而徽宗朝腐败极为严重，依照上文所说崇宁五年枢密院奏，可知“阙十四万”。若以此推算，则此时实际军额应为45万左右。又依照上文提到的靖康元年李纲的奏报来看，此时阙额应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故而实际兵力或为30—40万。直至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