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孙策传 译文（其四）

原文：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吴录曰：时有高岱者，隐於馀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岱字孔文，吴郡人也。受性聪达，轻财贵义。其友士拔奇，取於未显，所友八人，皆世之英伟也。太守盛宪以为上计，举孝廉。许贡来领郡，岱将宪避难於许昭家，求救於陶谦。谦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浆不入口。谦感其忠壮，有申包胥之义，许为出军，以书与贡。岱得谦书以还，而贡已囚其母。吴人大小皆为危竦，以贡宿忿，往必见害。岱言在君则为君，且母在牢狱，期於当往，若得入见，事自当解。遂通书自白，贡即与相见。才辞敏捷，好自陈谢，贡登时出其母。岱将见贡，语友人张允、沈䁕令豫具船，以贡必悔，当追逐之。出便将母乘船易道而逃。贡须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杀之，已过则止。使与岱错道，遂免。被诛时，年三十馀。江表传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於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於巿。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於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馀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於前亡，张津於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搜神记曰：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案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江表传曰：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登即瑀之从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馀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策归，复讨登。军到丹徒，须待运粮。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於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请贡相见，以责让贡。贡辞无表，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雠。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馀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九州春秋曰：策闻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众，自号大司马，将北袭许，恃其勇，行不设备，故及於难。孙盛异同评曰：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於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於事势者乎？又案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於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又江表传说策悉识韩当军士，疑此为诈，便射杀一人。夫三军将士或有新附，策为大将，何能悉识？以所不识，便射杀之，非其论也，又策见杀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错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将袭许。记述若斯，何其疏哉！然孙盛所讥，未为悉是。黄祖始被策破，魂气未反，且刘表君臣本无兼并之志，虽在上流，何办规拟吴会？策之此举，理应先图陈登，但举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馀山越，盖何足虑？然则策之所规，未可谓之不暇也。若使策志获从，大权在手，淮、泗之间，所在皆可都，何必毕志江外，其当迁帝於扬、越哉？案魏武纪，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乃策未死之前，久与袁绍交兵，则国志所云不为谬也。许贡客。无闻之小人，而能感识恩遇，临义忘生，卒然奋发，有侔古烈矣。诗云："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贡客其有焉。】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吴历曰：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搜神记曰：策既杀于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

译文：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位于今河南省中牟县）相持对垒，孙策暗中盘算着要袭击许昌，从而迎回汉献帝，《吴录》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叫高岱的人，隐居在余姚（今江苏省宁波市余姚县），孙策命令担任会稽丞的陆昭外出迎接他，孙策自己则用谦虚的态度等候高岱过来。孙策听闻高岱擅长研习《左传》，于是就自己先玩味诵读，想和他到时候讨论讲述这部著作。有人对孙策说：“高岱以为将军您只有英武之姿而已，没有文学的才能，您如果和他谈论《左传》而他有说不知道，那就符合我所说的那样（高岱他看不起你）。”那人又对高岱说：“孙将军为人，厌恶胜过自己的人，如果他每次发问，您应当说不知道，这才符合他的心意。如果每个问题你都和他辨别含义，这么做一定会很危险。”高岱认为是这样，等到和孙策讨论《左传》的时候，对有的问题就回答说不知道。孙策果然发怒，认为对方轻视自己，于是把高岱囚禁起来。高岱的知心朋友以及当时的人都露天地坐在地上为他求情。孙策登上城楼，望见好几里地都坐满了人。孙策厌恶其收得了民心，于是就杀了高岱。高岱字孔文，吴郡人。生性聪明且通达事理，为人轻财重义。他对特别奇特的士人很友好，愿意择取还未显贵的人，他所结交的好友有八个人，都是当世英俊奇伟之人。（吴郡）太守盛宪任命高岱为上计吏（战国、秦、汉时称地方官年终向国家汇报情况为上计，汉末时期上计吏的主要作用有：上计事宜、参与朝会、在朝廷与郡国之间传达消息），并举荐他为孝廉。当时许贡前来统领吴郡（许贡到任后企图迫害故太守盛宪，盛宪先前是因病离任，在当地可能颇有声望），高岱把盛宪藏起来，避难于许昭家中，然后他自己前往于陶谦的地盘向其求救。陶谦没有立即施救，高岱面容憔悴泪尽血出，水米不进入口中。陶谦感念他的忠直豪壮，有申包胥（申包胥为春秋时期楚国大夫，曾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只为向秦哀公借兵救楚）的大义，许诺出兵救援盛宪，陶谦还写书信给许贡。高岱得到陶谦的书信回归，然而许贡已经把高岱的母亲给囚禁起来了。吴郡的人都为他感到担忧恐惧，认为他与许贡有旧怨，前往必定会被杀害。高岱说在君长身边就要为君长效命，况且母亲还在牢狱之中，按照约定也应当前往，如果能进去见到许贡，事情自然就能解决。于是高岱让人把陶谦的书信交给许贡并说明自己的意图，许贡当即与他见面。高岱的才气辞章灵敏快捷，并积极主动地向许贡陈说道理并道歉，许贡立刻释放了高岱的母亲。高岱在将要见许贡之前，对自己的好友张允、沈瑉说让他们预先准备船只，因为许贡一定会反悔，要派人追赶自己。高岱从许贡那里出来便带着母亲乘船，然后改变航道逃跑了。许贡不久后就派人追赶他们，命令追赶的人如果赶上了船，就在江上杀了他们，如果已经逃走了就停止追赶。追赶的人与高岱他们错过了航道，于是高岱幸免于难。高岱被（孙策）杀害时，年纪是三十多岁。《江表传》中记载：当时有一个道士是琅琊人（今山东省临沂市）于吉，最先是寄居在东部地区，在吴郡和会稽郡之间来往，建立精舍（最初是指儒家讲学的学社，后来也指出家人修炼的场所为精舍），进行烧香读道书的活动，还制作符水（一种与符箓有关的法术，道教中以此来治病驱鬼，没有科学依据）来给人治病，吴郡和会稽郡有很多人都尊奉他。孙策曾在郡城门楼上，召集诸多将领和宾客聚会，于吉便穿着盛装持着小盒子，用漆绘画在盒子上，说这是“仙人铧”（铧是一种金属制的农具，这里的“仙人铧”应该是于吉故弄玄虚搞出来的法器），快步走过楼门下。在场的诸将宾客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下楼去迎接于吉并向他拜礼，负责掌管宾客礼仪规范的人大声呵斥也不能禁止。孙策当即下令抓捕于吉。众多侍奉于吉的人，悉数指使妇人进去拜见孙策的母亲，请求她搭救于吉。孙策的母亲对孙策说：“于先生也赐福相助过军队，医疗护理过将领和士兵，不可以杀了他。”孙策回答说：“这人怪异荒诞，能迷惑众人之心，使众将士不再顾及君臣之礼，（我的部下）全都弃我下楼去拜他，此人不可不除。”众将士又联名上书陈述事情而向孙策求情，孙策说：“昔日南阳人张津担任交州（辖境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和中部）刺史时，舍弃古代圣贤所著经典的训示，废除汉朝的法律，曾戴着红色头巾，弹琴烧香，读邪淫庸俗的道教书籍，说以此来辅助教化（当地民众），最终张津被南方蛮夷（区景）所杀。相信这个（指于吉的道教邪说）没有任何益处，大家只是没有醒悟罢了。如今于吉这人已经记在阴间死人的名簿上了，大家就不要再浪费纸笔为他求情了。”孙策当即催促手下斩杀于吉，并把他的首级悬挂在街市上。众多侍奉于吉的人，还不认为于吉死了，而是说他“尸解”（道教认为道士得道后可遗弃肉体而仙去）了，又来祭祀他以求赐福。《志林》中记载：起初顺帝（汉顺帝刘保在位时间125年-144年）在位的时候，琅琊人宫崇奔赴京都拜于吉为师时，在曲阳（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泉水边得到了神书，这神书用白绢做书页，用朱砂划分栏目，书名叫《太平青领道》，大概有一百多卷内容。从顺帝到建安年间，有五六十年，于吉当时年近百岁，当时对于老人与幼儿，按照礼法是不加以刑罚的。加之当时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访问到有上百岁的老人时，便会去接见他们，敬重地和他们交谈以表达对老人们的亲切关爱，这是尊崇圣明君王的最好教导。于吉罪不当死，（孙策）却残暴地对他加以酷刑，这就是错杀，不能把这种做法称为好。虞喜（《志林》的作者）推究考证桓王（孙策）（孙权称帝后追谥其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的去世时间，是在建安五年的四月四日（即公元200年的5月5日）。当时曹操和袁绍相互攻击，还没有分出胜负。据考证夏侯元让（即夏侯惇）给石威则写书信的时间，是在曹操打败袁绍之后。书信中说：“任命孙贲为长沙（长沙郡位于今湖南省境内）太守，让张津管理零陵郡（东汉零陵郡辖8县、5县级侯国，辖境在今湖南省和广西省一带）和桂阳郡（辖境在今湖南省南部一带）。”这说明桓王（孙策）先去世，张津后死亡，孙策用张津的死来打比方的用意是不能说得通的。（呵呵，个人认为在于吉死后过了八十一年才出生的东晋人虞喜写的《志林》的记载不可信，于吉被孙策杀死时有没有一百岁无从考证，石威则这个人在其他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打工人夏侯惇写给他的信也无法考证出具体的书写时间，而且夏侯惇乃一介武夫，无权任命官员，更何况即使在官渡之战之后，长沙郡也不在孙吴势力的管控之内，任命孙贲为长沙太守不就是开空头支票吗？《志林》中所有的举例几乎都是孤证，而且逻辑有明显的漏洞，研究历史一向是离那个年代更为接近的史书更加可信，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西晋人虞溥所著的《江表传》更为可信一些。）臣裴松之考证：太康八年（公元287年），时任广州大中正的王范呈上《交广二州春秋》一书。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张津还在做交州刺史。《江表传》记载的虚妄正如《志林》所说的那样。《搜神记》中记载：孙策想渡过长江袭击许昌，与于吉一同前行。当时发生特大旱灾，军队所在的地方非常炎热。孙策催促众多将士们赶紧行船，有时亲自起得很早出去督促，看见将领和官吏中有许多人在于吉的住所处，孙策因此被激怒，说：“我难道还比不上于吉吗？你们竟争先跑到他那里去迎合追求他?”孙策于是派人去抓捕于吉。于吉被抓来后，孙策责问他道：“天降大旱而不下雨，行军道路艰难困苦，部队不能及时通过，所以我亲自一早就出来巡视，然而您不与我共同为此感到忧愁哀伤，却安然坐在船舱中装神弄鬼，败坏我军队的军纪，现今我应当把你清除。”孙策于是命人把于吉捆绑好后放在地上暴晒，让他求雨，如果能感应上天在中午时分下雨的话，就宽恕释放他，不然的话就诛杀他。不久云雾向上蒸发，空中云气密集，等到中午时，大雨骤然而至，溪涧的水充盈溢出。将士们很喜悦，以为于吉一定会被宽恕，大家一起前去庆贺慰问他。孙策（见此情景）终究还是杀了于吉。将士们十分哀伤惋惜，一起把于吉的尸体藏了起来。当天夜里，忽然生出云雾把于吉的尸体给覆盖住了；第二天早上将士们再去看，发现于吉的尸体已经不知去向了。考证《江表传》、《搜神记》记载于吉的事迹不相同，不清楚哪一种记载是正确的。（《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可信度肯定比不上《江表传》，就算《江表传》中记载孙策杀于吉的经过有一些添油加醋的成分，但总体还是比较可信的。）于是他秘密地整顿军队，部署出征的将领。然而，他还没发起行动，就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所杀害了。在这之前，孙策先杀了许贡，许贡的小儿子和门客逃到长江岸边并躲藏了起来。这次孙策独自骑马外出，猝然和许贡的门客相遇，许贡的门客把孙策给击伤了。《江表传》中记载：广陵太守（辖境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陈登的治所在射阳（今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陈登就是陈瑀堂兄（陈珪）的儿子。孙策先前西征，陈登曾暗地里多次派遣使者，把印绶授予严白虎的余党，企图让这些人在孙策的后方谋害他，以此来报当初陈瑀被孙策击败的耻辱。孙策回军，再次讨伐陈登。行军到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需要等待粮草运输过来。孙策生性喜欢打猎，多次带领着步骑兵外出（狩猎）。孙策驱马奔驰追逐野鹿，他所骑的马匹精良迅猛，随从所骑的马完全追不上。当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给汉献帝说：“孙策此人勇猛威武，与项藉（即项羽）相似，应该对他加封官爵使他尊贵荣宠，再征召他回到京城。他如果被征召就不得不回京，如果放任他在外地必定会成为世间的祸患。”孙策的候吏（候吏是古代掌管整治道路稽查奸盗，或迎送宾客的官员）夺得了许贡的表章后，把它交给孙策看。孙策邀请许贡前来相见，以此事斥责许贡。许贡说自己没有上表，孙策当即命令武卒把许贡给绞杀了。许贡的家奴宾客潜伏在民间，想要为许贡报仇。孙策打猎那天，突然遇到的三个人就是许贡的门客。孙策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他们回答说：“我们是韩当的士兵，在这里射鹿。”孙策说：“韩当的兵我都认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于是孙策射击其中一人，那人应弦而倒。剩下两人又害怕有着急，于是举弓便射击孙策，正中其面颊。后面的骑兵追寻至孙策所在的地方，把许贡的三个门客都刺杀了。《九州春秋》中记载：孙策听闻曹操要北征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县柳城街道袁台子村），就把江南的部众都带上，自号为大司马，将要向北袭击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他凭仗自己的勇武，出行从不设置防备，这才招致了这个劫难。孙盛在《（魏氏春秋）异同》中评论：以上众多书籍，在记载上各有有失偏颇之处。孙策虽然威名流传到江东以外，且夺取了江东六郡，然而黄祖在他的上游等待时机，陈登离间他的亲信之人，并且在深山险地中还有豪强宗族，这些人都没有完全归顺他，曹操、袁绍两虎相争，这二人的势力倾山震海，孙策哪有闲暇远征汝南郡（辖境相当今河南省颍河、淮河之间，安徽省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和颍川郡（辖境在今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封市、长葛市等地），从而把皇帝迁徙到吴越之地呢？（如果孙策真打下汝南郡和颍川郡，会直接在当地迎接天子或者迁都洛阳，不会劳师动众再把汉献帝迁到江东的）这些大概是庸俗之人的见识，更何况孙策是能通晓形式发展的人吗？（呵呵，孙盛觉得陈寿、虞溥这些史学家都是庸人，孙策也不过如此，就他自己聪明，其实他不过是马谡用兵——言过其实）我又考证袁绍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进军到黎阳（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而孙策是在（同年）四月遇害，然而《（三国）志》说孙策听闻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对垒（他暗中打算袭击许昌），这是错误的。征伐陈登的说法，就是证据了。加之《江表传》中说孙策悉数认识韩当的士兵，怀疑（刺客）的说辞有诈，便射杀了其中一人。三军将士随时都会有新归附的士兵加入，孙策作为大将，怎么可能全都认识？因为不认识，就射杀他们，这个主张说不通，又因孙策被杀害的时间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州春秋》的谬误就更加严重了。臣裴松之考证：《傅子》一书中也记载曹操征柳州时，孙策打算袭击许昌。如此记载陈述，是多么粗心疏忽啊。然而孙盛的讥讽，也不全对。黄祖不久前刚被孙策击破，魂灵和气魄都还没有缓过来，况且刘表君臣都没有兼并扩张地盘的打算，虽然他们的势力处在孙策的上游位置，但又怎么会有打算规划夺取吴郡和会稽郡的方案呢？孙策（想要袭击许昌）的这个举动，理应先图谋陈登所在的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但其发兵所在，又不仅仅是陈登而已。当时的豪强宗族和骁悍宗帅，像祖郎、严白虎这些人，已经全部擒拿诛灭完了，至于剩下的盗贼山越，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既然是这样，那么孙策他所规划的事，（孙盛）不能说他是没有闲暇时间这么去做啊！假使孙策的志向得到实现，大权在握，淮河、泗水之间的区域，到处都可以建立都城，何必一定要立志于在江南地区发展，把皇帝迁徙到扬州、越地呢？考证《魏武纪》，曹操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已经出兵屯驻在官渡，这是在孙策还没有去世之前的事，曹操与袁绍交战的时间很长，这说明《（三国）志》的记载不是错误的。许贡的门客，都是些没有名声的小人物，但他们却能感恩并报答旧主对其特别的礼遇，面临将要就义时舍弃自己的生命，猛然间奋发的精神，可以与古代的勇烈之士相提并论了。《诗经》中说：“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角弓》，意思是“君子有美德的话，小民自然便会来依附他”）许贡的门客就有这种状况啊！孙策的伤势十分严重，他把张昭等人请来，对他们说：“中原大地正处在混乱之中，凭借我们吴越的兵众，三江（有一种说法“三江”是指岷江、吴淞江、钱塘江）的险固，足以坐观龙虎相争的成败。你们要好好辅佐我弟弟。”孙策又把孙权叫过来，将印绶交给他后对他说道：“率领江东的兵众，在两军对垒之际做出决断，与天下群雄逐鹿，你比不过我。但在举贤任能，使部下们尽心效力，以此来保卫江东的能力上，我不如你。”到了夜间，孙策就去世了，当时他不过二十六岁。《吴历》中记载：就在孙策受伤时，医生说可以医治，应当好好爱护自己，百天之内不能动怒。孙策拿起镜子自行照看，对身边人说：“我的脸变成这个样子了，还可以再建功立业成就大事吗？”孙策于是捶打桌几情绪十分激奋，随后伤口全部迸裂，当天夜里就去世了。《搜神记》中记载：孙策杀了于吉后，每当自己一个人静坐时，仿佛看见于吉就在身边，孙策内心非常厌恶于吉，导致多次举止和精神失常。后来处理的伤口刚刚治愈，孙策拿着镜子自行照看，看见于吉在镜子里，回过头看又看不见，像这样反复出现，于是孙策拍打镜子并大声叫喊，随后伤口全部迸裂，片刻之间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