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所以，历史的遗憾究竟是什么呢？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便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

对南渡的东晋王朝来说，长安无疑是遥远的，比太阳还遥远。它代表的是回不去的故土，遥如明月的梦想，和无法企及的天命。梦想是人的遗憾，天命是时代的遗憾。这寄托了无数“遗憾”的长安有多远？

三万里

说说李白

边缘人物的悲剧，是李白人生悲剧的本质。终其一生，李白都没有真正进入大唐的主流社会。

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这也意味着通过李白这个形象，我们得以相对全面地一窥当时的社会对一个人的系统性压迫。

首先，李白是商人之子，属于士农工商的末流，出身低贱，且无法参加科举。虽然当时通过科举渠道做官的比例很小，不完善的制度设计也使得徇私舞弊现象司空见惯，但科举的出现毕竟为门阀政治时代的寒门打开了一条极为狭窄的上升通道。但是这条有制度保障的，正统的，狭窄的通道，对李白而言，永远地关闭着。

其次，李白是汉胡混血(笔者习惯以父前母后的顺序描述血统)，出生于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相貌上无可避免地具有混血的特征，与汉族有异。我们无法考证李白是否曾因相貌受到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官场。

与传统印象不同，在我们熟知的丝绸之路，万国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外，唐朝法律规定外国人及少数民族不能穿着汉族服装（以标记他们的民族身份）；外国人在唐朝境内结婚，如要离开唐境，则唐朝配偶和孩子都不能带走；玄奘西行，靠得是偷渡；外国人可以在大唐贸易（波斯人与中亚人），从事服务业（胡姬酒肆），留学（日本人，朝鲜半岛人），当奴隶（菩萨蛮，昆仑奴，新罗婢）；少数民族中的极少数精英在经过考验后可以当边将但没有入相的资格（契丹，突厥，高句丽，铁勒……）。他们以服务者，娱乐者，被奴役者的形象装点着大唐盛世的繁华，但大唐，不会真的将主人的权益与他们分享。崔卢李郑王的门阀贵族，向来以至少三百年的汉族纯血（至少他们宣称如此）引为骄傲。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唐是种族主义的。这是大唐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民族融合，作为封建王朝开放之顶峰的，另一面。

所以作为服务者，娱乐者，被奴役者，是李白的命运。李白以他后来的人生证明，他以绝世的文学和艺术服务了这个时代，但他从来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他是以文学和艺术的奇观被主流社会观赏和把玩的对象，但他从来没能真正进入那个主流社会本身。那个种族主义，重农抑商的大唐，始终坚定地，给他希望又永远令他失望地，将他拒之门外。

李白想做官，他比电影中更加市侩，功利，偏执，谁给他官做他就谄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他理想中的自己，但在冷峻的现实中，他投了永王。（永王：我给你官做。李白：其实我也可以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一步顶臭的棋，相比于被叛军俘虏，安史之乱平定后依然自责不已，抑郁而终的王维；爬也要爬到凤翔的杜甫；

平定永王之乱的高适；

李白真的是没有一点政治觉悟，一点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电影对李白做了无害化处理，让李白表现得仿佛不知道永王在谋反。但在现实中，这个可能性太低了。作为名动天下的文人，不知道以自己的影响力附逆会造成什么后果，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是在附逆，属于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退一万步讲，李白真的不知道永王是在谋反，那也说明他的幼稚和天真，政治觉悟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样的人，当然是是不适合当官的。

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则可能更为恶劣，根据永王的谋士薛镠的建议：“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这说明李璘并没有打算跨江收复失地，击溃叛军。他想的是占据江南，效仿东晋司马睿，划江而治。如此一来，无论安史之乱平定与否，永王都事实上让国家陷入了分裂。国家统一，是秦汉大一统以来直到如今最高的政治正确，附逆这样的力量，李白如果知情，那么他的行为放在今天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李白，为什么那么想当官呢？

他并不一定真的像他的诗句中所说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甚至政治立场有时都有问题），他也没有相应的政治觉悟，而且他应该了解自己潇洒且散漫，可能无法适应官场的压抑和勾心斗角。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当官，是古代读书人唯一正确的出路，所谓“学而优则仕”。在《红楼梦》成书的年代，无数文人在是否仕清的问题上纠结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下，仕清意味着没有气节，但他们自从开蒙读书的那一天起就只有这唯一的用处，如果不当官，他们要怎么活着呢？这个抉择，难倒了无数的“贾宝玉”们。

可见读书做官，在那个儒家伦理统治的时代，是“To be or not to be”的信仰问题。

李白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的，他要做令人羡慕的读书人，当上了官的读书人。他还想进入那个光怪陆离，如梦似幻的主流社会，那里有亮晶晶的权力，作为大唐主人的权力。让他看上去不再那么像一个外来者，一个以文学和艺术来服务和被欣赏把玩的对象。

然而他没当上（短暂地当上又丢了），大唐对他说了不。无论他怎样努力，答案都是“不”，直到逼着他慌不择路，投了反贼。

是李白的错吗？

说说高适

高适很容易让人有好感，他太像打工人了。还是那种卷王体质，但不影响他人的品种。

作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官场上的诗人，总让人觉得没那么潇洒，恣意，有艺术家的神经质气质，显得过于四平八稳，无趣无聊，甚至可能逐渐江郎才尽（江郎才尽的主角江淹就是为了避免官场的风险而不再作精彩文章，主动才尽的）。（张九龄点了个赞）

如果没有这部电影，高适的魅力是很难被人认同的。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它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作品，讲述祖先的故事，把新文化，新体裁的艺术，再还给祖先。

这个朴拙，四平八稳，前半生郁郁不得志的高适，在电影的呈现里，以纪录的视角目睹了大唐的兴衰变化，和他的朋友的际遇。长安繁华，扬州风流，蓟北飞雪，塞外风沙，祖国山川之壮美，历历在目。

那些在这壮美山川中的大唐群星闪耀时，通过高适的眼睛，展现在我们眼前。

人生对李白，杜甫，王维他们而言是痛苦的，对高适来说也是。但高适还是真诚地爱着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这段将他反复捶打的人生，像西西弗斯那样抵抗着他根本无法抗拒的命运，直到把石头推上山顶。

高适实现理想的方式是那么务实，笨拙，质朴，不浪漫，像我们曾经的卷山题海，996007，像笨鸭子划水那样，不沉下去，有一点是一点地向前。

诸君，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在时代和生活的悲剧性里，最持久也最坚定的斗争。

说个题外话，高适为什么不救李白呢？

电影中为美化高适而编写的情节（高适不出面，写信托郭子仪相救）有其合理之处，但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在没有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假设。而且根据李白获赦免后二人分别在作品中删去与对方相关的内容的情况来看，影片中的浪漫情节大概率没有发生。

就是很简单地，没有救。

可能有三个原因。

首先就是其实高适和李白可能没那么熟。电影里的神仙友情也许只是浪漫化的想象，高适并不在李白一长串好友名单中占据突出地位，反过来也是。毕竟历史上的高，李，杜三人相见时都已到中年，梁园相聚和交游是三人人生中唯一的相遇。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但也仅仅只是一段而已，人生还很长。

而高适第一次获得官职是47岁，封节度使时52岁，这只笨鸭子划了太久了，好不容易上岸。让他冒着失去一切回到水里的风险去救李白是不合理的，如果高适不愿意，那他有充足的理由。人生毕竟也很短，譬如朝露，转瞬即逝，悲哉。

第二就是高适出于保护李白的考虑。毕竟聚焦在李白身上的视线越多，他的处境就越危险。高适此时出面除了可能会授人以柄的危险，还可能因节度使地位的重量级求情让李白引起更多的注意，从而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合理的是，高适与李白从来就不是一路人。李白是商人之后，汉胡混血，高适是落魄贵族，行伍世家。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必然塑造了二人迥异的性格。他们可能因彼此的才华互相吸引，彼此欣赏，但却很难认同对方的选择。在当时儒家伦理统治的时代，忠君爱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终极信仰的背景下，李白做出投靠反贼的举动后，高适可能对李白非常失望。

我曾经那么欣赏你的才华，我们曾经把酒言欢，引为知己，彼此吐露报国的壮志，可你为什么要反叛？你反朝廷，你投靠反贼，就因为他给你官做？就因为他给我官做！你不知道大唐是怎样对我的，我们这样的人在大唐得到了什么……

这样的对话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也可能在二人的心里发生过无数次。

高适不能理解，大唐纵是有再多的不是，可那是大唐啊，他深爱的时代和国家。他不理解，像他这样的笨鸭子，努力是有用的，他是大唐的主人；而李白那样的天才，无论怎样努力也无用，终究身是客。

你是天上人，要回天上去；我是世间人，我在世间盘桓……

除此之外，高适的人生就显得不精彩了，尽管电影非常努力地想把击退吐蕃的功劳分给他一点，但历史上高适打吐蕃的战绩只能说是菜的抠脚，他与哥舒翰，李林甫的交游也显出了官场的圆滑谄媚。

可这样看似被官场磨平了棱角的高适的心里还是有一团火的。透过电影所展现的，高适近乎没有情感起伏的客观纪录，我总是在想，高适在想什么呢？

他知道安西，北庭和西南的大片土地，一旦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终唐一代，再也没有拿回来吗？

他知道吐蕃占领长安，是“国都六陷，天子九逃”的唯一一次失于外族之手吗？

他知道大唐会亡吗？

我并不是在鼓吹因为所有的功业在时间的尺度上都会化为尘土，所以无需努力改变现状的价值观。只是我作为现代人，看到了这一切的结局，为他感到遗憾。那个他所深爱的国家，他为之效力的时代，还是结束了。他和李白以各自的方式，都留在了历史上。

所以，我们立功之外，也立言。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作为那个时代的人，高适如果知道了这一切的结局，他会如此释然吗？他会不会放不下他的大唐，他和他的祖先建立功业的地方，他无限的乡愁的寄托。后来宋元明清时的长安，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宋元明清的人，每一代的人，会记住他们的诗的。文字仿若萤火，微弱而执着地抵抗着时间，表达着人类不屈的抗争。什么叫大悲剧啊？就是主人公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里的挣扎和陨灭。

高适在想什么呢？

说说别人

我非常喜欢杜甫。

杜甫的诗是那种直截了当，富有冲击力，一望而知的好。杜甫的政治觉悟也高，不仅是忠君爱国，而且民胞物与，他真的关心劳动人民。

从出身上说，杜甫是李白的反面。杜甫的出身相当厉害，他出身京兆杜氏，祖上能追溯到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杜周和西晋灭吴总指挥杜预，祖父是唐朝近体诗开创者之一杜审言，是仅次于五姓七望的顶级门阀贵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极言其门第之高。

历史老人是高明的幽默家。李白这个出身性格上处处不适合当官的人赶上了开元盛世，而杜甫这个从出身到性格都是为当官量身打造的人赶上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中晚唐。

可杜甫的高贵就在于，哪怕时代给了他地狱般的磨练，他也依然坚持着他的风骨。他的善良如暗室明珠，熠熠生辉，他的才华也一样。读杜甫的诗，我常有一种感觉，他旺盛的同情心似乎无处安放。他可以共情朋友，作为世家子弟，他不像高适那样无法理解李白，他理解李白，尽管心里未必认同，但他包容。他可以共情那些苦难的人民，被抓走的老妪，新婚分别的夫妻，捡枣子的老妇人，偷他屋顶茅草的群童。在这背后是他饿死的儿女，长期分居的妻子，他凄凄惨惨的仕途和一生都没有彰显的诗名。

他像写日记那样写诗。尽管中年的杜甫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沉郁顿挫，我也透过那些叙事看到了那个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的孩童，看到了什么事就记下来，像财富一样珍藏。只是中年以后，回应他这份好奇的，只有愈加深重的苦难。

最后，这只沙鸥飞不动了，以一种和他的文字一样非常现实主义的方式死去（撑死）。那个从来无人关注的账号“杜甫的诗”停止了更新，直到后人发现像挖掘到了惊人的宝藏。

在石壕村的一个夜晚，老妇被吏捉走。其实还有另一个选项——老妇和老翁应该是把杜甫藏匿了起来。这对失去了两个儿子的老夫妇依然在尽他们的力量保护客人。这种属于劳动人民的朴素的善良让杜甫共情。他欣赏这种善良并纪录——纪录属于人民的高贵。杜甫不是勇士，没能冲出来把吏赶走，救下老妇人。他什么也没有做，可他记下了这一幕，让一千年后的我们，也见到了这一幕。

这一幕幕日记般的纪录层叠成为浩荡的“诗史”，映照整个王朝的兴衰。

还有王维，王昌龄，岑参，贺知章，常建，裴旻，吴道子，张旭，李邕，李林甫，哥舒翰，郭子仪，程元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还有高侃，李勣，太平公主，高力士，杨贵妃，张巡，张皇后，李辅国……从高宗到代宗。

他们求而不得，他们充满遗憾

说说时代

时代的悲剧性，体现在大唐作为帝国的两个失败。

哥舒翰的形象，作为大唐武将群体中最为倚重的蕃将，而极具代表性。除开电影里的英勇疾呼，尽管在细节上有争议，但哥舒翰战败后投降安禄山应该是确定的事实——没有理想中那样保持气节。在这场“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格局洗牌中，安禄山（粟特），史思明（突厥）的反叛和哥舒翰（突厥）的附逆揭示了唐朝寻求成为世界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

当然，那句“蕃将并不尽是叛臣”依然有他的意义。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蕃将，依然有相当大部分的群体忠于唐朝，如李光弼（契丹），王思礼，高仙芝（高句丽），仆固怀恩（铁勒），等等。他们努力留住那个在天可汗的光辉下各个民族团结在一起，以贸易和军事把势力范围扩张到朝鲜半岛和帕米尔高原的世界帝国。直到他们的家乡逐渐地脱离汉地中央政府的统治。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滥觞于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辩。采用农耕生产方式的民族和采用游牧/渔猎生产方式的民族彼此之间深深的不信任。哪怕历史已经进行到中华第二帝国时期，血与火中激荡的民族融合从东汉末年到唐朝建立已经进行了400年。即使中国的版图已经由秦汉时期的农业区为主扩张到拥有大片游牧区的隋唐，中国的统治秩序依然由农耕文明喂养的精英人口制定。那些广袤而人烟稀少的游牧区，其上生活的能歌善舞骁勇善战的民族，从未获得与汉地农耕人口平等的地位与权力。

这是开放包容的大唐，这是种族主义的大唐。

唐朝的制度建设一直在试图修补这个内在的矛盾，比如羁縻制度就是很好的尝试。可这种尝试始终是隔靴搔痒，不达本质，短暂地掩盖着矛盾。比如怛罗斯之役的失败就体现出那个曾经战无不胜的唐军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本质。

此后的时代里，中国汉人王朝逐步走向收缩，再也没有试图以纳入领土的方式统治游牧区，再也没有向中亚，蒙古高原，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继续进取的决心，再也没有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变成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相比于唐朝的民族矛盾，唐朝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斗争揭示了唐朝寻求建立契约制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事实证明，两汉以来的贵族化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洗礼在隋唐形成了门阀这一终极形态，从一开始就不可出让地占据着帝国的大量利益。终唐一代，从上层到下层，都对这个庞然大物展开了持续的斗争。这其中有高宗的废王立武，有武则天颁布的禁婚家禁令，改革科举制，有唐文宗的“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但是，终唐一代，这场斗争并没有什么结果。皇权，门阀，宦官和成为官僚的寒门之间的斗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们你死我活，他们彼此知道对方是什么货色，和对方缠斗了将近300年那么久，但承认吧，他们谁也奈何不了谁。

最后，门阀被一种新的力量彻底消灭。黄巢和他的“我花开后百花杀”给唐朝带来了最后的重击，门阀先死，皇权随后。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的权力游戏已经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哪一方都下作的要死，谁也不配得到胜利。那改天换日的力量，必然且只能来自于人民。

与民族矛盾不同的是，门阀的消失让那个并非基于身份，而是基于社会契约的时代最终来临。至于这是好是坏，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大唐作为帝国的两个失败通过李白的人生都体现了出来，他被种族主义所拒绝的胡人血统，被门阀贵族所鄙视的商贾出身，被封建伦理将出路严格限定在做官上的近乎绝望的尝试。高适也是。晚年的高适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了唐朝在西部边境对吐蕃的无力与收缩。他见到了吐蕃切断河西走廊，安西与北庭变为飞地。

“那是发去陇西的兵，头发比我都白了，还不能脱下铠甲。”

在他去世的30多年后，张议潮出生，安西与北庭最后的守军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新疆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几乎长达一千年，直到清乾隆年间。一千年的时间里换了人间，那个曾经以汉文化和佛教为主的新疆逐渐伊斯兰化，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这段历史的后果里。

安西，北庭的唐军，他们在想什么呢？

张议潮在想什么呢？

高适在想什么呢？

说开去

李白，高适，杜甫，王维，王昌龄，贺知章，岑参，张九龄……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他们的长安是如此遥远，甚至永远无法企及。因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的矛盾，对于那个时代的他们而言，是无解的。

民族矛盾，均田制的崩溃，农业社会和马尔萨斯陷阱的问题，这一切问题的根本答案只有工业化。人口不断增加导致人均财富减少的问题需要工业的生产力创造巨量财富来解决；从现在的角度看，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属于大农业的范畴。采用不同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需要以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加以统御，把原先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整合到新的生产方式下，才是民族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

这一千年后出现的正确答案，对一千年前的他们来说，他们要怎么办呢？他们长夜难明，茫然无措，奔走疾呼，上下求索。在生产力整体上陷入停滞后不断地试图在生产关系上进行改革。所以中华文明还能往前走，但回不到过去。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后世的整个中国古代史都算上，它也是顶峰。

他们能怎么办呢？

他们写诗，

丰富的，璀璨的，辉煌的，伟大的，

唐诗

最后再说一点：中华文明是怎样和李白和解的？

需要再次强调，李白的政治问题的性质是让国家在事实上陷入分裂（无论他主观意愿如何，这是他这一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后果）。这个性质的问题，放在今天也是有问题的，问题还不小。

但李白逃脱了。他以一种超脱于尘世的姿态逃脱了来自尘世的审判。他是诗仙，是谪仙人，是不能用政治正确来衡量与评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文明，是伟大的世俗文明，她博大而慈悲。唐亡了，他曾附逆的那个时代终究落下了帷幕。曾经针锋相对的立场，政治上的正确或错误，放在动辄千年的尺度下，似乎都不重要了。

所以我始终认为，只有中华文明，喂得出李白这样的文人。他像一个巨人沉入历史的河流，河水冲散了他的皮肉，分离了他的头颅与四肢，我们在下游得到了他的头发与骨骼。就这样，在不断地分解与重构中，中华母亲用时间的风剥离了他曾经汲汲于功名的功利，世俗，谄媚，剥离了他政治上的幼稚和错误，留下了他的才华，他奇绝的想象，他的自由和光辉，让他比之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人更像一个谪仙。

李白成为了符号，他的错误被包容，像个迷途的孩子，最后还是被原谅了。

谁不想死在自己家炕上？

如果有机会，我真的很想让李白知道，我想告诉他，尽管他一生都没能进入大唐的主流社会，但是他进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成为了中华的象征。

我想告诉他，即使他不做官，也会赢得尊重和喜爱。不是将他视作把玩之物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崇敬的爱。

他不必为了做官而市侩功利，姿态难看。

他应当像他的文字一样自由，

他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

你说，如果李白知道了这一切，

他会不会开心一点？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如果把大唐比作一个人，那么安史之乱后的他已经走完了他壮志踌躇的青年和建功立业的壮年，走向了无法挽回的衰老。时代的遗憾，通过他们每个人命运的遗憾，而鲜明地体现出来。

所以，历史的遗憾，究竟是什么呢？

我还有很多愿望。

我希望王维能在他的诗画和他的佛陀中找到平静，不再抑郁自责，不会郁郁而终；我希望王昌龄没有遇见闾丘晓；我希望杜甫不要经历安史之乱，可又担心那要如何成就诗圣；

我希望李白与高适没有决裂；

他们应当最后相聚在梁园。两个60多岁的老人脱下上衣相扑，很快便须发皆乱，气喘吁吁。胜利者把失败者压倒，洋洋得意，他们的汗水流在地上，很久都没有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