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逻辑奥秘，中国政治、艺术和思想史连载之三

儒学变谶纬，暂时进了垃圾堆

皇帝并不真心推崇儒学，只是借来用以装点门面，洗脑读书人。因此西汉的儒学在东汉就成了近乎鬼神迷信的谶纬之学。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

没经过理学洗礼的儒学是一种缺乏没有逻辑性的学说，完全靠孔孟超级大儒的地位来取得正确性。所谓儒学就是不断咀嚼所谓经典，特别是礼记、论语、孟子、春秋和孝经，没有新意，跟黄老或法家比缺乏足够的逻辑性或者说于理不通，到了西汉末就走不下去了，于是加入了谶纬之说，以迷信、神秘来打造理论根基。这样儒学的外衣就看起来不够华丽了，这对东汉灭亡也有一臂之力，东汉末期，儒学就陷入崩溃，无以为继，经过了大概7百年后，理学才为儒学找到了逻辑性，儒学才一统江湖。

所谓"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而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又称图谶。谶的记载，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卢生奏录图书之语为最早。而最古的谶书是《河图》和《洛书》。所谓"纬"，是针对"经"而言的，为方士伟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来解释经义的著作。纬书的内容萌牙于伏生的《尚书大传》和继起的董仲舒的《春秋阴阳》，汉武帝以后才出现托名于经书的纬书，同为神学预言，谶的产生先于纬。

汉武外尊儒术，经学被抬到崇高的地位。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影响下，神化孔子和经书的谶纬于此时兴起并发展起来。当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和《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为"七经纬"。哀帝、平帝之世，阶级及政治矛盾相当激烈，豪强、宗室以及后党、外戚为争夺政权，展开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谶纬作为各种势力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在此时泛监成灾。王莽、刘秀称帝，都利用了谶纬。他们在建立政权以后，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计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还有托为伏羲到孔子演绎的三十篇，加上"七经纬"三十六篇，共八十一篇，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享有神圣的地位。刘秀还将其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被称为"外学"。其后，汉章帝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义》，把谶纬和今文经学糅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谶纬在东汉时，已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谶纬之学，自汉武帝、哀帝、平帝至东汉，在帝王的提倡和支持下，加之俗儒的附合，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如植谭、张衡和王充等则坚决反对，揭露和批判了谶纬的荒谬无稽。魏晋之际，受玄学思想的冲击，谶纬日益衰微。南朝宋大明（公元457-464）中始禁图谶，隋炀帝也加以禁毁，但唐朝仍然续流行。不仅《唐书》和《新唐书》中有"经纬"和"谶纬"之目，就是《九经正义》出仍遵信谶纬。直至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则子》、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了谶纬之说后，谶纬才无人信从。

 汉儒穷经立说，大多不是为儒家宗旨，而只图官位利禄，自武帝以后的政坛官位，多为儒生占据，又多是平庸之徒。难怪班固于儒林传末论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书》学大家夏侯胜就曾坦然地对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班固不敢或不愿指出汉儒多曲学阿世（毕竟他也是靠儒学进入官场），那个汉代儒首公孙弘就是个道道地地的委曲从俗以求富贵的俗儒；也不愿指出汉代经学的得失大旨，故后人有“秦燔经而经存、汉穷经而经亡”之叹。

众所周知，被后代推崇为圣人级的光武帝刘秀是以图谶立国的。《赤伏符》 曰: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曰: “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 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在千秋亭登基称帝。不仅刘秀，割据西南的公孙述也是如此。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东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 曰: “帝轩辕受命, 公孙氏握。”《援神契 》曰: “西太守, 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 得其正序。”公孙述也自称白帝，这也是白帝城名字的来历。光武亦以图谶应之，他认为图谶中所说的 “ 公孙 ”, 是指宣帝。昭帝元凤三年正月，上林苑有僵柳复生，有虫吃树叶成文字，曰 “公孙病已立 ”。病已为宣帝名, 其时尚在民间, 后果立为帝。因此, 公孙并不指公孙述, 而是指宣帝。但刘秀如何解释，宣帝姓刘为何前面非加公孙两个字？

东汉皇帝对儒学的驾驭和儒学的献媚投靠，以《左传》的地位沉浮最有说服力。《左传》的地位在西汉末是不低的，但是《左传》是淳朴、诚实那种的书，不像《公羊》和《谷梁》那样旗帜鲜明地褒奖孔子。东汉初，研究《左传》的学者大多反对图谶，分明是迷信。而光武帝对此非常反感，反对为《左传》立博士。建初元年（76）章帝下诏，命贾逵入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授《古文尚书》和《左传》。 贾逵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 而《左氏 》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 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 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 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 补益实多。图谶中关于汉为尧后的篇章很多, 如: “卯金刀帝出, 复尧之常。”“尧之长子监明早死, 不得立, 监明之子封于刘。”只有《左传》有图谶说大汉刘氏是尧的后代。汉章帝两次提升《左传》的地位，选了多名《公羊》《谷梁》的弟子去学《左传》。

 原本高高在上的 《公羊》《谷梁》在东汉中后期完全被《左传》压倒，特别东汉后期，《公羊》《谷梁》几乎没人学了。到今天，《公羊》《谷梁》已经远不如《左传》。研治《左传》的人物成为研治《春秋》的主要力量，其著述也十分可观，尤其是出现了杜预的《左传集注》，影响很大，后来还成为了《十三经注疏》之一。最终东汉《左传》的影响就超过了《公羊传》与《谷梁传》，以及郑玄在汉末以古文经学为主遍注群经，自此后郑学风靡二千年的学术大势是一致的。

《三国志》无《艺文志》诸志，但是，有清儒侯康谟所著的《补三国艺文志》，其中载有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十余种，而《公羊》学的著述仅有荀爽问、徐钦答的《春秋公羊传问答》九卷一部，另有魏国大长秋韩益的《春秋三传论》涉及到《公羊传》。《三国志》亦无《儒林传》。但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的儒学家，绝大多数治《春秋》者是治《春秋左氏传》的，而绝少有研治《春秋公羊传》的。例如《三国志·蜀志》载，蜀国的大儒来敏、尹默、李譔等人都好《春秋左氏传》，而治《公羊春秋》的仅有张裔、孟光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