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窑洞里的交谊舞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
1937年1月底，美国人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延安交际舞就是由其传授，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别有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景象。
延安十年（1937～1947）的业余时间里，其前五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别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队伍里刮过美丽的风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转引自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酒吧还有饮料供应。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开始时，贺子珍和一些首长夫人对交谊舞感到新鲜，也去光顾。跳了几次后，很快，她们发觉不对劲了，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并且因为跳舞，舞场时常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不时传出“××”和“××”恋爱了的消息。渐渐，这些“老革命”把交际舞看作是外国的“一种恶习”，大有上当的感觉，于是集体抵制跳舞风。
但是，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也是舞场中的常客。对此，毛泽东后来曾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毛泽东的舞伴，多是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莉莉。
许多人描述过延安领导人的舞姿。斯特朗把领导人慢速旋转的舞步,比喻成他们处理政策上的稳妥与审慎;她还 说跳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有着数学的准确性,跳舞就像长征,而跳舞常常按照他自己的节奏,表现 出极强的个性。韦(艾青夫人)说,她自感舞技不错,但与共舞时却几次踩了他的脚。她连说“对不起”,而却夸她 跳得好,毫不在意。她还说,跳舞前进多,后退少。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的舞姿如同他的字,大 手笔,大动作;舞会上除的舞姿是标准的绅士风度外,其余大多数人的水平不高。访问过延安的赵超构说:艾思奇 “是周末舞会上最受欢迎的人,因为据说他的舞技是全延安第一的”。
１９４０年的中秋节正好是星期天，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夕阳的余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蒙、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星光如洗。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抬头望天，她们才发现月已西斜，而舞场上气氛却依然热烈。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非，是鲁艺的"校花"。１９４０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１９３９年７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就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连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７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共同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１９４３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遭到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