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些概念和观点的论证（三）

中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品格，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领悟中华文化，并结合新时代续写新篇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为我们中华儿女“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新征程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和合”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美意境里，“和”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管子·内业》指出：“和乃生，不和不生”；《荀子·天论》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论语·学而》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先人的由衷之言，体现出对于和平、和谐的不懈追求，亘古及今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旗帜鲜明地爱好和平，同时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论语·述而》指出：“子之所慎：斋、战、疾”；《老子·三十一章》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墨子·非攻》指出：“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古之圣贤教导我们，分辨庙堂之人是“有道”还是“无道”，在于考察其能不能真正做到贯彻落实中华文明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本质特征。先人的肺腑之言，体现出对于反战、非攻的不懈追求，亘古及今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在经历了近代的风雨飘摇之后，中华民族更加体会到和平的可贵，并将这种感悟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当中。鲁迅在诗作《题三义塔》中写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齐白石在他描绘和平鸽的画作中这样题词：“愿世界人都如此鸟”。老舍在《和平日报》上发出呼吁：“和平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写到：“发现原子能而首先应用于战争，这是人类的最大耻辱。”巴金在《从镰仓带回的照片》中写到：“受了损害的人民究竟有什么值得刻在碑上的‘错误’呢？要是……人民来改写碑文，他们一定会大书特书：‘不准再犯这样的罪’或者‘制止这种罪恶’。”在《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巴金指出：“渴望战争想从战争得利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我们称这些人为战争贩子。他们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年轻人骗上战场。”郭沫若在《告国际友人书》中指出：“和平是文化之母，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人类生活得到理智统制时的和平状态之下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和平、反战的空谷足音穿越了历史的长河，现在读来仍然震聋发聩。对和平发展的真心追求，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是中华民族在饱经沧桑之后的真挚愿望，也是吾人奋进新时代的真切任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一心两点的一贯路线不会变，我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伟大梦想不能变。

在今天，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而绝不是回到过往，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那些在过去的辉煌史诗中执迷不悟的人，难以及时地把握当下的重要机遇和未来的光明前景。而那些因为过去的殇难而走向疯狂的人则会被这种疯狂所反噬，成为其所憎恨的人，在抛弃良知和人性以后开启化为其本身之对立面的可悲终局。历史不能选择也不可更改，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本民族的当下和全人类的未来。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创造一个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完全不同的、在彻底和根本性变革中涅槃重生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这是我们立于民族之林和世界前列的当仁不让的责任，也是我们告慰古昔圣贤与近世英杰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抉择，是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辩证分析后得出的严谨真理，是把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起来的伟大创造，必将彪炳千秋、流芳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