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域

文学与地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两者相互影响，且两方面的影响具有互动性。

一方面地域影响着文学。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南方的《楚辞》“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齐鲁文化孕育下的孔、孟与深受楚风熏染的老、庄的作品其特征也皎然可辨。这些都是凸显出地域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其中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又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地域素材作为文学表现对象影响着文学形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一句“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唐代柳宗元被贬至永州，得获永州江山之助，以永州的地域素材为其文学表达对象，创作了《永州八记》以寄情抒志。又如梁园这一地域景观，在唐代梁园作为唐人交往的典故为白居易的诗增添了文化内涵，也抒发了高适、王昌龄等人的英雄之气与失路之悲。同时地域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环境对文学形态也会产生影响。如两汉,辞赋作家以吴、楚、巴蜀为主体,如刘安为淮南王, 枚乘淮阴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为蜀人; 散文作家则多处北方地区, 如贾谊为洛阳人、晁错颍川(属河南)人、班回扶风安陵人。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关于地域环境对文学形态的影响也有论列：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另一方面，文学反过来会对地域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成功文本会对既有地域形象或文化产生补充、修补和推动的作用。唐前北固山尚未被当时文人附加上具有地域文化趋向的精神标识和功能判断，仅呈现出一种简单质朴的自然型山水之美，但至唐代，羁旅宦游者多吟咏，逐渐使其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内涵，由是北固山文学兴起发展，显露出一种英雄之气和兴亡之悲，由自然性向社会性过渡，正是文学赋予了其伟大的文化之美和人文内涵，推动其成为了镇江著名的景点。

由此可见地域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并非处于始终性的状态。假如自然环境自身的人文精神没有得到灌注与提炼，就无法产生更有文化意识的地域精神，也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对于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同样，文学若没有真正去关注自然环境的内在美感，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文化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