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曾是罗荣桓的上级，两人有何矛盾，延安花了4年才解决？

【1939年，部分干部在山东合影。前排左起：萧华、陈光、邝任农、后排左起：杨勇、朱瑞、王秉璋】

为了解决军队统一指挥问题，1940年6月1日，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延安，建议115师归第一纵队建制，由徐向前兼115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但6天之后，徐向前即奉命离开山东返回延安，这事又搁置下来。

（二）朱罗在工作中出现严重分歧

当年8月8日，关于统一军事指挥问题，延安发来指示电，其要点是：要求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师部三个机构靠拢，并明确115师有责任帮助山东纵队正规化，陈、罗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主要担负山东分局工作。对于这个指示电的理解，中央的想法是希望以这种形式，统一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即：由陈光和罗荣桓负责军事指挥，朱瑞主要负责党政。但一来电文是商量口吻，二来指示也不明确。所以问题仍然存在，矛盾也日益加深，并且逐渐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这段是引用电文，做了改写）

1940年9-10月，分局书记朱瑞参加115师干部会，对115师整体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认为“115师各项工作除了卫生以外，没一处是好的”；说115师要想进步，必须“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并将意见上报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应当说，115师进入山东的初期，工作上确实有不到之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些批评明显带着一定的情绪。

接到报告后，八路军总部在10月13日致电115师，严厉批评了师领导。这样，陈、罗两人，尤其是罗荣桓处境十分艰难。

面对朱瑞的批评，尤其是八路军总部的批评，罗荣桓在10月14日致电延安和八路军总部，承认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建议由徐向前和朱瑞兼任115师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则去学习或者到其他地区工作，并说“这是我向组织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从上述情况看，朱瑞的批评明显过激，而罗荣桓的电文也明显有赌气的成分。由此可见，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有多严重。

10月18日，延安复电陈、罗、萧（华），称115师总的路线是正确的，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并特别指出罗荣桓“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这说明在115师的问题上，八路军总部与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甚至矛盾。

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复电当天，即致电115师，声明10月13日的批评电作废。这似乎令人费解。但如果熟悉那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了：当时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由彭总在主持工作。我军有个传统，凡是军地矛盾，军队首先要受批评，加之彭一向对自己人严，所以在收到朱瑞的报告后，不能不有所表示。而延安对此有明确意见后，则以延安的态度为准。

实际上，矛盾的起因不可能只在115师一方。所以，朱瑞在1941年7月1日致电延安，承认自己工作中存在失误，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组织与群众工作的落后”。

1941年8月19日，延安决定：以山东分局会议作为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机关，暂由朱瑞为书记，由罗、黎、陈为委员；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调整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黎、陈、萧、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

应当说，这个决定比较明确了：朱瑞管党政，罗荣桓管军事。但统一领导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军事指挥。

（三）山东区统一领导问题最终解决

在此后的日军大“扫荡”期间，由于统一指挥的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115师指挥不动山东纵队的情况时有发生，并因此出现重大损失。为此，1942年2月2日，陈、罗等115师首长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延安，对分局提出批评。但朱瑞对此并不认可，认为批评意见“是不合适的”。到这个时候，延安意识到：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2月4日，主席致电准备由华中经山东返回延安的少奇同志：“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主席有意让罗荣桓接任山东“一把手”。但少奇同志在山东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后，认为罗荣桓的威望还不够，需要有一段过渡时间。

到1943年8月，延安先后将陈光、朱瑞调回延安学习或参加七大，由罗荣桓身兼山东分局书记、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115师代师长。至此，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朱瑞和罗荣桓的矛盾也就此解决。

也就是说，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延安前后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解决。朱瑞和罗荣桓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延安方面以及当事人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以及对朱罗后来的合作有无影响等，由于篇幅所限制，下文继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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