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出现的所有国家，地区，地点，建筑，组织团体，企业机构，群体，人物，事件，时间，风俗习惯，历史，与现实不符的宗教信仰 ，与现实不符的或不同于公理的理论或技术，与现实不符的物品，与现实不符的法律条款等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本文不能代表任何人的观念立场等。禁止以本文用于证明或解释任何人的观念立场等。禁止以本文为案例用于证明任何需承担责任的行为。请警慎摸仿本文中任何行为。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使用于任何可盈利行为。以上所有特别说明最终解释权归作者所有。

第一部

第一章

  现在是下午四点三十六分，天已经开始变暗了，但闷热的感觉没有丝毫要消散的意思。我一直都不能明白路西法为何会把自己的办公室弄成这样，除了三张从宜家买来的椅子，一个桌面大约有两平方码的巨大办公桌和一个棕色的有三英尺高的木质柜子之外别无它物。我尽量靠向窗户被打开的那条缝隙，但让我有些恼怒的是并没有一丝风。

  路西法在这个十五平方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我通过窗户看到了楼下站着的贝利亚，拿着一把伯朗宁正在四处张望，我似乎听到了隐约的警笛声，是啊，就快结束了。贝利亚在等待着他的胜利时刻，他就像一头狼一样耐心的在这儿等了四年零两个月。只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的命运既不掌握在我自己手上也不由天神掌控，而是由他们决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路西法停止了他之前的活动，现在他站在桌子前，拿着加百列留下的录音笔，椅子被他粗暴地推到了一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我突然间就脱离了生活正常的轨道，就像，就像是一个在梦中摸索的孩子，一直生活在幻象之中，我到目前为止都没真正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用一种让我有些不舒服的眼神盯着我。“你一直都怀疑我，我知道。不只是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我的计划，是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造了“十月社”，孩子，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并不是一场荒谬的戏剧，这是包含了你我的历史。”

  他不再看着我，打开了录音笔，用和平常一样平静的语调开始发表他的最后一次讲话“一个人只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应该认识一切造物的本来面目，坚持真理。你们所有人，无论是我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你们都无权评判这一切，一个人永远无法向人们展示他的一切，他的热爱，奋斗，抗争或屈服，只有历史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或许是我错了，但我，死不认罪。”

  他关掉了录音笔，坐到了椅背靠着桌子左侧的一把椅子上。警笛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路西法问我是否带着枪，我把亚伯给我的左轮手枪递给他。上帝或许真如他们所说的那般幽默，如今路西法竟要用这把我曾经无数次想象向他射出一颗子弹的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现在是4点59分，再过一分钟就是我平常从报社下班的时间，此刻我却站在这儿，观看曾经的大法官，“十月社”的领导者，前任总统，现在的反社会恐怖主义者和嫌疑犯的自杀过程，而他刚刚告诉我这一切并不是荒谬的戏剧，或许在特定的时刻历史本身会比戏剧更精彩。看着他把手枪的枪口塞进嘴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或许和加百列一样在监狱里生活也是件不错的事，至少好过继续当个无聊的记者。

  路西法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的同一时刻在三个街区外的火车站那儿的钟声传了过来，声音很微弱，但传到我耳朵里时，却像是从天堂传来的声音一般令我战栗，十五秒后路西法睁开了眼睛，以一幅我没有料到的平静的神态望着桌上的纸。显然，有人拿走了枪里的子弹。那些尽责的敲钟协会的成员还在继续敲着钟，我又听到了一连串枪声，我移到窗户旁的墙边，看到外面的地上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一名警察。贝利亚就这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死了，到此刻我才明白，事实上他也是个疯子，我曾经以为至少我能知道他的目的，但事实却是我对他一无所知，这种情况的确让人有些沮丧。

  路西法突然说话了，他让我举起手来，我不太明白他的用意，但我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他又举起手枪，但这次他把枪口对准了我，我告诉他贝利亚死了，虽然这句话显得非常的多余但我还是这样说了，我想这或许能给这个可怜人最后一点安慰。他向我告别，还没等我再说话门就被人撞开了。大约四秒钟之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路西法的生命。一个警察走到我的面前询问我是否受伤并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我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明天又是一个工作日，我得把路西法的遗言在晚上七点之前用电子邮件发给韦德，以便于登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印发的“北区日报”上。

第二部

第一章

  我靠着墙，盯着桌上的伏特加上飘着的冰块。我确信我已经这样看着它超过了五分钟，可它没有丝毫的变化，坚固的就像一座冰山，就算再给它一个世纪的时间它也能保持原状而不融化分毫。我感觉自己此刻无比的清醒，但事实是怎样的无人知晓。

  这儿实在是太吵了，但这种环境的确又让人感到舒适。柜台旁边的墙上挂着的电视正播放着新闻，主持人喋喋不休的说着些让人费解的话，现在没有一个人会注意他，再过二十六分钟，等到电视彩票开奖时这台电视机才能发挥它真正的用处。角落里的那台该死的自动唱片机被人投下了超过一百块钱，我敢保证，它能一直在那不断地工作到星期三。这儿已经四个月没有黑人爵士乐手表演了，自从那婊子养的区长发布了禁令，那些伟大的音乐家们都回到了农场或是工厂，酒吧和街头到处都是风纪警察，这是赤裸裸的歧视，这些给人带来快乐的人被赶走，而那些阉人歌者和吼猴却受到了保护。

  在我的三点钟方向，有一个促狭鬼被一个风纪警察扔出了门外，他在那个警察的监督下花了五分钱在自动贩卖机上买了一瓶姜汁汽水，那个警察笑着挥挥手放他走了，我们都明白至少在今天晚上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对付那些有着强烈的虚荣心的未成年人最好的方法。

  加百列开始发表他的演讲了，这位“北区日报”的主编端着一杯格洛格酒，穿着沾上了一小块水渍的皱巴巴的衬衫，用或许已经超过了六十分贝的音量大声嚷嚷“这些无耻的政客和环境保护主义的走狗，他们竟然又试图上调柴油的价格，这群疯子，让我不能再开燃油汽车出门和让一个肺癌患者戒烟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他把酒杯重重地放到桌子上，导致杯子里的酒洒了很多。我敢肯定的说，无论此时加百列如何的表达他的不满，你还是能看到明天日报的第二版或是第三版上印着一篇赞美这些无耻政客和环境保护主义的走狗的文章。“没错，地球已经快要被我们毁掉了，幸运的是它不会在我们手上毁灭，向你这样整天吃红肉的家伙尤其等不到，所以你他妈的就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帮凶。”路西菲尔端起三分之一杯淡啤酒一饮而尽，又把手放到一杯伏特加旁边。

  路西菲尔是个爱喝土豆酒的怪人，当然，我并不是指他因为喝土豆酒而显得奇怪，事实上经历过粮食管制年代的人都对勾兑的土豆酒有特别的喜爱。路西菲尔曾是个大学教授，大概是研究生物或者是化学之类方面的，他放火烧毁了学校的实验室然后被开除，之后他就流落到了我们这群愤世疾俗的混蛋中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放火，也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其它的工作。让我们言归正传，路西菲尔的有趣在于他时而表现出一个哲人般的忧郁，同时又能像一个富有感染力且有着强大意志力和热情的领袖，这个在人们眼里早已一文不值的纵火犯。路西菲尔和加百列发生了争执，这是常有的事，瞧我们这群疯子，在一个挂着餐厅招牌的小酒馆里寻欢作乐，但在特定的环境，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能被称作精英或者是天才。

  我喝光了那杯伏特加，现在，那两块该死的冰块终于落到了杯底不再晃动了，我突然发现了站在我对面的别西卜，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如何突然间从西部到这儿来的，或许我真的喝醉了，我面前摆着四个空酒杯，每一个的玻璃壁上都清晰的倒映着别西卜的脸，我依然能做到像清醒时一样在五秒钟以内算出三位数的乘除运算，但那该死的别西卜却始终站在那儿冲我笑，无论我如何偏移我的视角，我只是喝了一些酒却产生了像吸了过量的医用marijuana 一般的感觉。我心烦意乱的闭上眼睛，大约过了三分钟，也许只有两分钟，我听到有人说十一点了，所有的说话声和歌声都消失了，除了自动唱片机发出的声音，这一切发生的比拿破仑的军队更加统一。还有两分二十七秒电视彩票就要开奖了，现在正在播放一条征兵广告，虽然报纸上说现在我们国家每六十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军官，但这条广告还是十三年如一日的被播报。没等那条冗长的广告结束，我就失去了一切意识和感知。

  当我醒来时是一点一刻，加百列，贝利亚和路西菲尔全都不见了，他们把我扔在了这里，就像九点钟时我们把梅塔特隆和比尔扔在了圣彼得街的地下酒吧一样。此外，那该死的别西卜的幻影终于消失了，这或许是一种预兆，但此刻我头晕脑涨，急需一杯醒酒汤，显然上帝找错了时机。我慢慢挪到了吧台，米迦勒那个无赖正在擦酒杯，当他拿起第三个杯子时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坐到了我右边的位置上，她问我是否愿意请她喝酒，我知道她的意思，请她喝杯酒，然后和她到或许是她朋友的车上或是随便哪里约会，给这个并不美妙的夜晚找点乐子。现在已经快一点半了，很明显，这个小姑娘对这种地方并不熟悉。

  我应该拒绝她，因为我的头痛让我不想再干任何事情除了睡上一觉，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找出一块钱扔到桌子上，向米迦勒要了两杯冰薄荷酒，米迦勒把酒倒进刚擦干净的杯子里，把其中一个杯子推到我面前，另一杯递给了那个女孩。这儿大约还有超过二十个人，自动唱片机依旧无趣地发出噪音，或许只有向米迦勒卖唱片的黑手党倒台后它才能停下，电视机被关掉了，由无家可归者，失业者，逃犯，妓女和偷偷溜出家门的高中生组成的人群在高歌。让人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萧条的日子，酒的价格却不可撼动地保持着，这一切都是由那个持续了三年直到三个月前才废止的禁令引起的。米迦勒告诉我这只是暂时性的，但谁也不知道那位在遭遇了四次袭击才后知后觉的取消了禁令的可怜的区长会再干些什么，我敢保证这个无可救药的家伙总有一天会被人一枪射中脑袋。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在不停说着什么，我只得一边点头一边答应，上帝，我一定会在脱掉她的衣服前先堵上她的嘴。

第二章

  我被在半个街区外的高中里的钟声给吵醒了，那个有将近半吨重的大钟在每天早上七点钟都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该拆除它。当我还没被那所高中开除时我就打心眼里讨厌这座和那些教员一样假模假式的钟，说到我在两个月前被他们从学校开除，这又是另一段实在是让人恼火的事了。

  我在一场棒球比赛中犯了一个错误，这导致我所在的见鬼的队伍输给了中部的一个学校的校队。我不想再忍受那个一直鼓着腮帮子的投球手的无辜的眼神，也不想再继续留在这个压抑的虚伪的鬼地方了。这件事就是这样，我和棒球队的队长，一个长着满脸粉刺的外国佬打了一架，我的一截指骨被折断，脸和胳膊被玻璃碎片划伤了，但我把他从二楼休息室的窗户扔了下去。校长让我告诉他我对此的看法，我真诚的不带半点谎言的把一切告诉他，紧接着我就被这个和蔼的已经快退休了的老人赶出了学校。我的代理监护人路西法试图让我继续完成学业，然后凭着运动员的身份进入随便哪所大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骗子，可现实他妈的是我现实只愿意做一个清洁工而非努力去成为能让他们所有人满意的三流数学家。即使在持续升高的失业率下，我可能会立刻变成失业者然后回到西部像一条蛆虫一样赖在我那可怜的父母身上或是成为一个为北区黑手党卖命的街头混混。

  这整件事就是这样，现在是七点一刻，我走到厨房，路西法正坐在餐桌前看着报纸，面前摆着剩下的半杯咖啡。他的妻子，一个叫夏娃的北部姑娘，正把一个瓷盘放进水槽里，我一直试图知道路西法这个已经四十五岁的老狐狸是如何骗取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的芳心的，当夏娃把盛着一片冷咸肉和一片面包片的盘子放到我面前时路西法终于放下了他手上该死的报纸，他用一种令人反感的声调向我宣判“以塞亚，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去西部，我们计划明天下午出发，你的父亲告诉我他希望你能回家去和他谈谈这些事，听着，孩子，你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的待在这儿了，我们都想帮助你。”然后他喝光了咖啡，把杯子放到桌上，提着公文包出门了，这一切只花了大约半分钟。

  没错，在这半个月里我总是以各种方式回避这件事，我确实不愿意回到西部，我讨厌西部干燥闷热的天气，当然，还有我那可怜的母亲流着眼泪看着我时的模样。她永远不能像我那暴君似的父亲一样，干脆的指着我的鼻子向我大声吼叫，让我他妈的也能干脆的承认自己就是个混蛋。我实在不愿让我可怜的母亲再遭受到打击——她被她那该死的丈夫抛弃了三次，每当他回家的，这个可怜人总是满心欢喜的以为他改变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他只是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做了这个决定，他依旧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只是想在这儿待上几天顺便捞点钱罢了，我不明白我的母亲为何软弱的不愿面对现实，她尽力把一切都做到那个无赖喜欢的样子，但没过三个月，他又离开了。－－可同时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在这方面，我倒是和我父亲一模一样。我在离开家时总是会拿走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挥霍尽后再让她感到失望同时又高兴的回到家里，在吃完她为我准备的丰盛的晚餐后再一次洗劫这栋房子，比十字军要干的更漂亮，然后随意的把她所珍视的一切分享给那些与我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有时我会为此而感到伤心，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一干二净。

  我耗费了大约半个钟头在这顿早餐上，之后同这个月里的任何一天一样，我出门去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走到了历史博物馆，想要去看看原始部落的场景塑像，那些半裸着站在荒原上的人们对于我来说比席勒的戏剧更让人着迷。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博物馆前的空地上进行演讲，他站在一个公共长椅上，周围大约有二十个人，这些比同性恋者更让人厌恶的空想主义者，他们总是想着能干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像是推翻执政党之类的，我只能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去处，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一个我敢肯定的说那里一定出售含酒精饮料的餐馆。

  餐馆里只有十多个人和几个正在休息的爵士乐手，我猜他们只会在这儿待到最多九点钟，在禁酒令被发布之前这儿所有的酒吧和妓院都热闹极了，现在人们只能在挂着餐馆招牌的地方花大价钱买从黑市上得到的波旁威士忌和龙舌兰。一个铭牌上写着“米迦勒”的侍者走了过来，我告诉他我要一杯白兰地，但在我等待了两分钟后他却把一杯苏打水放到了我面前。他握着手笑着看着我，我敢打赌他一定是发现了我实际上是一个未成年人并且想故意刁难我，我不想花费更多的钱和唇舌来买一杯酒，只得再找出一块钱放到桌上，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他说“老兄，不如让我请您喝一杯。”他更加得意地笑了，他向我道谢，然后端来了两杯白兰地。这无赖坐到了我对面的椅子上，然后开始向我抱怨这世界上一切，天气，失业率，女人，游行集会和黑市上的卖家。

  我花了大约六分钟喝光了我的酒，但正当我打算离开这个鬼地方时，一个人坐到了我右边的椅子上，他向米迦勒要了三杯朗姆酒，然后把其中一杯递给了我，我认出这个人是刚刚我在历史博物馆前看见的那个演讲者。“朋友，我想请您喝一杯，您肯赏脸吗？”现在的朗姆酒可不多见了。“我叫亚当，非常高兴能认识你－－”他打断了我的漂亮话“我知道你，弥塞亚，我叫该隐，我和你叔叔路西法认识。”米迦勒倒是很乐意说些什么“他是个大学生，给布兰迪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做事，那帮人给他钱让他做演讲，你得知道，老弟，该隐的演讲比希特勒·阿道夫更能令人信服。”

  该隐告诉我他即将离开北区，他将和一个朋友开车去西部，这正合我意，即使此时我并不信任他。最后，这个投机主义者代替他的朋友同意了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