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礼制

中国自古就有以礼治天下的传统，明朝礼制更是兴盛。儒家学说经过程朱理学的改进，变得僵化且不近人情，或许这也是陆王心学诞生的缘由。礼制是来源于儒家“礼”的观念，即是明确规定的秩序，以及通过道德约束行为，在纵向上形成分工，中心化的设置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意志。任何事物长久实行而不加改革，就会产生异化，礼制的异化在于形式主义盛行。形式的复杂化，一方面能保护事物的核心功能和意义不被改变，另一方面在漫长的重复的行动中为既有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

经筵便是礼制中极富形式主义的活动，其中几乎所有人对不厌其烦，但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又是不可缺乏的。“丁忧”也是被形式化了，父母死亡，即便身居高官、肩负重责，也必须挂印归乡，表达对父母的哀思比处理国家大事更为重要。通过礼制，皇帝和官员向上要表现为遵从天道，向下要施行道德教化，礼制将金字塔型的社会整合起来。道和德是礼制的核心，使用道德的力量能更加温和地有效地整合整个社会，而道和德需要通过形式体现，追寻形式的体现而忽略内在道德的秉持，这就是礼制的形式化。

礼制的异化也带来了人的异化，所有人都必须处在相应位置，承担相应的功能，失去自主的人变成了工具，万历后期的“惰政”便是对这样的体系的无声反抗。而海瑞则是这套制度必然出现的“异类”，自身的道德完美，并严格要求他人也要有完美的道德，其行为既被读书人尊崇也被官僚讨厌。如果说理学是儒学的深化，那心学就是儒学的回返。

官僚

明朝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而其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管理这样的帝国需要庞大的科层组织。科举制将全国的精英向官僚集团集中，向中央政府集中，由此便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具有极大权力的官僚群体。皇帝不出深宫，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官僚集团以君权神圣为由断绝皇帝与人民大众和社会现实的联系，国家的实际管理权便落到了上承天子、下安百姓的官僚集团手中。官僚为了高效管理国家而出现的分工，而官僚体系则是为了高效管理官僚的组织机构，官僚和官僚体系的异化体现在劣化和惰化，由此产生了许多负面问题，如腐败、低效、权责分离等

大明的官僚体系的鲜明问题在于党争。先祖的皇族分离的制度很大程度降低了因夺嫡而形成的党争，但监察制度却有使党争具有了新的形式。依托于监察的党争，是以道德为攻讦的工具，而人无完人，因此只要占据“舆论”制高点，就能排除异己。连皇帝也难免被指责道德有失，这样的指责甚至严重到挑剔的程度，频繁到聒噪的程度。道德的工具化是其失去了教化和约束的作用，党争之风便盛行朝野，帝国也陷入了无止境的内耗之中，反而忽视了外部日益累积的危害。

经济

学术界公认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明朝，明朝的科技实力和商品经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按照这个趋势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也应当发生在中国，“李约瑟难题”便是对此发问。李约瑟之问的答案有很多，而在我看来，在明朝时期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土地、二是道德、三是权力。

中国向来向往和平，而和平久了，人口自然增多，人多地少的结构失衡便出现。中国人崇尚劳动致富，而在古代土地是最重要的劳动资料，分家后后代要都有一块足够的土地，于是人均土地越分越少。土地的“破碎化”，一方面使家庭剩余减少，对冲风险的能力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土地关系，确权成本极高。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地主以借贷为主要手段吞并土地，二是更少的剩余和更难的整合。

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其逻辑都是从道德出发的，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是关乎生存的农业税是稳定且广泛的，另一方面商人不产生价值而且从农业提取剩余。圣王之治，就是要让民饱足而仓禀实，农民间的交换虽然效率低，但能够满足居民需要，而赈灾这是国家应有之责。而商人不事生产、低买高卖是投机行为，不仅扰乱稳定的地区市场，而且将民间的财富聚集起来，不仅不促进生产还会使农民失地扰乱生产。另外，中国从未贬斥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尊崇工匠也是自古以来的，商人同时作为工场主屡见不鲜，但商人更倾向于从事政治而不是提高生产力。

商人很多时候不仅是工场主，而且更是地主，其控制大量资本和生产要素，甚至具有一定武装力量。大商人可以不依附任何力量，反而大量士人、工人和农民依附于他，这不仅对皇权构成威胁，还为国家稳定埋下安全隐患。商人作为新兴资本阶级，在客观上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造成挑战，国家对商人的打压是维护自身稳定的必然，而中国有强大的统一的官僚集团，零散地出现在各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被权力机构扼杀。

军事

明朝早期设置的多种制度到了万历年间已然衰落，其中最为显著的也危害最为深远的就是卫所制度。卫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以职业化的军队屯田来保护边境安全，可承平日久军户逐渐变为农户，军田同民田也不断被地主兼并，卫所因此衰落。国家一方面在卫所维持上支出大量成本，另一方面卫所却没能起到保护地方的作用，以至于边患连年，倭寇劫掠、女真侵扰、农民起义便是地方军事力量衰弱的最好体现。国家对军事的自主弱化，来源于中央的集权没能很好整合军权，以至于最高统治者无法直接统御三军。军事的弱化，使文官集团得以更进一步发展，文官的权力扩张到军事领域，其中大部分人都只懂得纸上谈兵，而且只以己方派系利益为主，因此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很大的阻碍。长期的武备废弛使边患日益严重，到了戚继光的时代，军事力量和军事理论才有一段回光返照的机遇。明朝后期，女真接连突破关宁防线，李自成直接打到京师，拥有世界上常备军最多的国家因此成为历史，这便是重文轻武的最直接的结果。

批评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已有畅销书之名，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非虚构小说，相较于《明代的漕运》，知识点不多，读起来更轻松。所谓的“大历史”，我并不十分明晰，是以将历史中的人物串联出历史脉络，还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前者最著名的是《史记》，后者这是POV的方法，或是忽视历史细节而采取纵贯的方法来研究，更或是将微观细节和宏观现象相结合勾勒完整图景，我并未中本书了解黄仁宇。另外，可能作者深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影响，虽然多处使用成语和古语，但依然是英文写作的逻辑，以至于呈现出一种与东方文化疏离的感觉。最后感谢黄仁宇先生带来的历史故事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