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与温补——清朝人参地位之再塑造

2019-09-29 11:25 作者:史图馆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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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首阳大君

提起人参这种药材，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起它百药之王的身份，其人参温补的功效更是深得体虚之人的喜爱。不过这种印象其实直到明末清初的江南才正式形成，距今并不久远。

那是一个灰暗的年代，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朝臣沉迷党争，百姓民不聊生，连老天爷都对芸芸众生极为苛刻，数次降下流传广泛的严重瘟疫。

从16世纪中期开始，江南淮北一带的“瘟热病”便时时泛滥，将朝不保夕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彻底破坏。而江南各路名医们，对于疾病的肆虐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就在此时，一种对抗瘟疫颇有疗效的药方“人参败毒散”正式问世。

这道败毒散中包括了人参、姜活、柴胡、前胡、独活、川穹、桔梗、茯苓等等成分，而且各味药材的分量都是一钱，并不厚此薄彼。但为什么偏偏人参最后成为了赢家？

这就和发明这药方的医生喻昌有关，在1588年发生的大瘟疫中，服用人参败毒散的病人大多幸存，喻大夫此时就特别强调了药方中人参的效用。他认为“饥馑兵荒之余”，百姓们早已经是内虚久困，必定要依靠人参的力量，才能够“驱邪”。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因为连年的灾荒，多数百姓食不果腹，脾胃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个时候利用人参补足人的元气再加以治理，自然事半功倍。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疫爆发时，病人身上许多都会发起毒癍，而使用人参调制的消癍药往往能收到神功，“全活者多”。

可以说，这数次依赖于人参救治方平息的瘟疫，无疑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了各阶层的人民对人参“救命药”意识的塑造。

于是乎，进入清王朝之后，温补学派便在江南悄然扎下了根。历史遗留的记忆，加之同期温补派的反复强调，到了乾隆元年前后，人参瞬间成为了中药当中一时不可或缺的必备药材。

如果要用简短一句话概括彼时病人们的心态，便是“不怕病死，只怕虚死”。不管他们的病到底是不是适用人参，若是大夫没有提及，那必定就是庸医。而即便有些医术低下的大夫，错开补药导致病人死亡，却会因为药中含有人参，反被认为是已经竭尽所能，只是病人没有被医好的命：

“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

清初名医徐大椿对这种乱开补药的风气嗤之以鼻，却又无可奈何，盖因盲目进补已经成为不少医生献媚的把戏，可以说是积重难返的恶习。他在自己的医论中曾经批评过江南这种浮华的用药风气，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

“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拖名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涸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

同样属于乾隆时代的江南名医李文荣，也见到了许多滥用人参而悲惨死去的病患。文荣的家乡便有一名富人，本身得的是属于热证的血痢，谁知医生只知道温补，刚巧这名富人家里有钱，有的就是人参，于是便按照医嘱天天吃人参附子。仅仅9天后，就“肠胃腐烂，所下如烂鱼肠而死”。

因为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来自于盛产人参的东北地区，北京城自然也免不了受到温补派的波及，《太乙神针心法》就直言，说“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者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特此可无恐也。”就连贫困人家也倾尽全力购买人参。有趣的是，清朝太医们其实与人参售卖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有意推波助澜，使得人参成为日常医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