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的猪

今年年初，我去乡下探望亲爱的太姥。老太太已经九十多岁，但身体还很硬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每次去看她，她都往炕上一坐，提个大苍蝇拍，只听“嗡”一声——那是塑料抽打空气的声音——一只苍蝇已经倒在地上了。自我记事起到现在，太姥的事情就是这样，从没有变过。

那段时间我住在乡下，自己单独占一间房。说是一间房，其实只有一个屋子。这房子在田里，离院子有将近五十米远，住在那里面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地里的茅房。长辈们的意思是，我，作为要考高中的学生，理应住在清净的小房子里，这有助于我安心学习。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房子方圆五十米内没有一个人不假，却有一头猪。准确来说，是一窝猪。这窝猪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本不该发出什么声音——但有一头猪，偏赶别的猪睡着以后就嚎起来。不幸的是，别的猪总是在睡觉，所以它一天到晚嚎个不停。不过好在我并不学习，所以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当时住在茅房小屋，把门一关，周围就暗下来，耳边也只是风和枯草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容易就想些哲学问题——每到这时候，外边就传来一声猪叫，于是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是外面那些猪刚吃完饭，都开始睡觉了，二是在下一顿饭开始之前，这声音会连绵不绝，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这猪是不是忘了阉了。

二零二零年年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疫情爆发，各地开始封城。我错过了进城的最后时机，这导致我不得不在乡下又待了一段时间，并且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二是猪肉涨价了，于是我隔壁的伙食一天比一天好。有段时间我甚至想从那槽子里舀上一碗。不过那群畜生总是一拥而上，我一点机会也没有。在这件事上，那头发春的猪很不一样。

我前面说，到了饭点，那群猪们都去抢食吃。不过那头春猪随便咂上两口就退到后面，然后拱拱这头母猪，蹭蹭那头母猪。就像是别的猪的猪生只有三件大事：吃饭、睡觉、杀掉卖肉。而他却只想着大叫和搞对象。每当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把头扭开长叹一口气——在这两点上我都不如一头发春的猪。

当时我被疫情困在乡下，同时学校又打破疫情的束缚要上网课。我就蹲在小屋里(这里的蹲是代指，我实际上是坐着的)，塞上耳机。如果我想听课，就把声音开到最大，这时我脑子里就都是开普勒定律和一元二次方程；如果我不想听，就把声音关掉，这时我耳边总是那头猪的叫声，我就开始考虑给它绝育的问题；如果把声音调到一半，就既听不清人家讲课，也听不清猪叫，这正是我神游的大好时机。——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这样。

我在神游时想的问题是这样的：各地封城之后，大家窝着无聊，就讨论起疫情的问题来。东北人喜欢旅游，人们就想，这天南海北的疾病大概都是东北人带去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人成了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是大前提。小前提是我是东北人。有此可以推出，我是这场疫情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在想，作为一个中学生，整天和一窝猪住在大地里，究竟要为疫情付多大责任。

我思考的问题还有一个。当时我看到一部德国电影——也许是意大利或是其他什么国家的——里面有两个中国人，做的是贩毒的行当。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不该贩毒，更不该到国外贩毒，所以这明显是辱华行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情节，应该面红耳赤，指着导演的鼻子质问：“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他污蔑我是毒贩，但其实我并不是。不过我一直怀疑，两个电影里的人物是不是足以代表我的形象。

在说回猪，它每天茶饭不思，很快就瘦了下来——这当然不是好事。等到城里解封，我坐四舅爷的三蹦子回家的时候，他顺便拉上几头猪到城里去卖，其中果然没有那头春猪。回去的路上，我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艰难地听出四舅爷对那头春猪的失望和要阉了它的决心。自那以后我便努力学习，一是不想那样的失望降临在我头上，二是怕有一天四舅爷把我也给阉了。

前些日子我又去乡下，那头猪还在，只不过现在一头顶两头胖，也不再乱叫了。四舅爷对我说，过两天就到市场杀了它，只可惜现在猪肉掉价了，也卖不了几个钱。我替它感到惋惜，它的猪生价值因为市场波动而大打折扣。现在的它，若是能回到今年年初，也许就能好好吃饭，两个月后到了市场上定能卖个好价钱。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耳边是烯烃的顺反异构以及一头猪撕心裂肺的嚎叫。屋外的风从墙缝灌进来，夹杂着杂草和猪粪的气味。有些时候，我竟然觉得那样的生活也不错。如果要我回去，我或许还是会选择就那样过活。不过没有了那头春猪的嚎叫，我或许会想些别的问题：

会不会有一头猪想到，自己为什么非要被吃掉不可呢？

完

2020年10月23日，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