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学习和时局
目录
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下）
15、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16、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17、组织起来
18、学习和时局
15、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1]，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2]），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3]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注释
[1] 参见本卷《组织起来》注〔4〕。
[2] 见本书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注〔2〕。
[3] 拥政爱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
16、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集了十一中全会，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召集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我们可以作一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用这一变化：红军已经用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拚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拚死或拚坏，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它。国民党人起初大嚷“先亚后欧论”，后来又嚷“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1]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它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2]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3]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4]，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5]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6]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它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它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7]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8]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它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它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蒋先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注释
[1] 一九四三年八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就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在法国北部登陆和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加强对日本作战等军事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会议的最后两天，中国外长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参与了有关对日作战和有效援助中国问题的讨论。
[2] 这里是指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军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包括一部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人。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4]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同张治中谈话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六月七日，蒋介石同周、林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林等乘卡车离重庆，七月十六日抵达延安。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5〕。
[6] 同盟社是当时日本的官方通讯社。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8] 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17、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着，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它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1]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2]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3]。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4]，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5]，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注释
[1] 见《孟子•公孙丑上》。
[2] 见本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3] 参见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8页）。
[4] “变工队”和“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者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 见本书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注〔2〕。
18、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虽然纠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分，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关于中共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1]和李立三错误路线[2]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3]至遵义会议[4]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5]。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7]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它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8]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9]，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0]，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11]，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12]。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13]，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14]，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15]、“治安强化”运动[16]、“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17]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18]、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19]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20]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21]，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2]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3] 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参见本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4]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5]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6] 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7] 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8] 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参见本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9]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10] 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为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11] 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使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2] 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区，一个集团好像一个山头，所以这种错误倾向被称为山头主义。
[13] 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14] “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15] 日本侵略军在其妄想迅速“鲸吞”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于一九四一年初开始实行“蚕食”政策，即依托其所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从抗日根据地边缘逐渐向内推进；或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并由这些据点逐步向外扩张。日本侵略军企图以长期的、逐步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达到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
[16] 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在游击区建立伪军，加强控制；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进行奴化教育，以镇压抗日力量。
[17] 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18] 见本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注〔1〕。
[19]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十余万人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四十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汤恩伯部损失了二十多万人。
[20] 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21] 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该文作于一九四四年，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文中说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22] 见《孟子•告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