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

（一）新兴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速度较高、市场发展潜力较大的市场，美国商务部1994年研究报告把中国、印度、东盟诸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波兰和南非列为新兴大市场。2009年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指数列出以下21个国家（地区）作为新兴市场来进行统计：巴西、智利、中国大陆、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列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名单与此相似，其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五个新兴市场被称为“金砖五国”。新兴市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或能源市场，按照国际金融公司的权威定义：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没有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股市就是新兴市场。有的国家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NP水平已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由于其股市发展滞后，市场机制不成熟，仍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和传统行业相比时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市场。特征：首先是低投资、高成长与高回报，新兴市场公司常常比西方同类公司增长要快，新兴市场的股票定价效率低下为高回报提供可能，定价效率低下又是由监管阻碍（比如禁止保险公司入市）、缺乏严格受训的证券分析师和投机者占多数等原因造成的；其次是分散化投资带来的好处，新兴市场的出现拓宽可选择投资品种的范围，这使得投资组合进行全球性分散化经营成为可能；第三是反经济周期的特性，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迥然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第四是市场规模普遍偏小，例如整个菲律宾股票市场的市值还没有美国杜邦一家公司的市值大；第五是投机者和追涨杀跌的投资者占多数，这种投资者结构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西方经典的股票估值技术在新兴市场常常不适用，股票的定价通常取决于投资者的情绪；第六是新兴市场的投资者普遍不成熟，比如在巴西中投资者把好的公司和好的股票混为一谈，不考虑价格因素。而在中国也有许多投资者认为越便宜的股票越有价值，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二）作用：推动经济的发展效果，促进资金的横向融通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益。扩大投资的选择范围，适应投资者多样性的投资动机，交易动机和利益的需求，一般来说能为投资者提供获得较高收益的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市场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革命后的150年期间先是美、法、德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追赶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帝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市场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位于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其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大约20年时间到80年代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当今所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新兴工业经济体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尤指东亚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实体，如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兴工业经济体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以下特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保持较高速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服务业有长足发展；出口总额中制成品比重不断上升，并且依靠出口发展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它们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与过去历次相比时大不相同。不像过去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此轮兴起的新兴市场成为一个群体。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载文提到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称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文章称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估计不是像克林顿当年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特别重视的仅其中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一并冠以BRICs（即“金砖四国”）的称号，这些国家皆具有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的特征。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不言而喻。本轮兴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东欧、中亚、中东等各地区，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与过去的新兴国家只限于某一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也不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员经济关系密切，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本轮兴起的新兴市场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性，美国高盛公司曾提出BRICs四国之间互补性强、关系密切，它们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载文援引经济界人士话语：“这四国都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它们之间己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给俄罗斯和巴西注入资金，其中俄罗斯是石油生产大国，而巴西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些大国与其他新兴市场之间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也正日益增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具有上述种种特点，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全球国家分类中被视为单独一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过去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从2004年开始将全世界国家重分为两大类：先进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如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例如在这20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印度约为6%。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时更要高得多，在上述两个十年间后者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9%和2.6%。即使增长率较低的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率也高于这个水平。

（四）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文章谈到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说：“在老的发达国家中这是一个经济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的时代，在新兴世界中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首先这些新兴市场在其开始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之前都已走过一段不算太短的发展路程，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获得独立时算起，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十年。如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国更早在19世纪初就已获得政治独立，至于俄罗斯前身苏联的经济有更高度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增长之前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其快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经历过重大的波折后吸取宝贵经验教训其次，这些国家在其不算短的发展过程中都在寻找最适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上，进行艰难的探索，其间有得有失。不少国家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挫折，如中国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拉丁美洲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债务危机；俄罗斯十年之久的转轨期沉沦。这些国家都从它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更吸取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顺应世界的潮流，以适当的步骤，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构建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这样做的国家就走上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最后具有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立斗争的局面成为历史，两个互相平行、互相隔绝的市场开始结合成统一的大市场，世界真正迈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各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互联网在全球的日益普及为世界各国间更加紧密的交往提供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新一轮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有利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拥有相当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行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趁势而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不断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五）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是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是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自然过程。农业经济是停滞的或发展十分缓慢的，只有实行工业化，转向工业经济才会出现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跃进式发展，这就是它们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当时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发展中国家独立之初也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它们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先走了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正在走这一步。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的内容和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也不相同，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当初英国实行工业化时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过去有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或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农业，这个国家就算是完成工业化了，如按这个标准时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完成工业化了；后来美、德等国进行工业化时它们首先发展的也是轻工纺织业，但当时已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它们以更大力量发展重化工业以及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电机、石油和更先进的机器制造业。美、德在19世纪末完成工业化时不仅工业产值超过农业，而且这些新兴部门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导产业。再看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起步并加快进行时正值战后新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之时，它们起初也曾发展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向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如汽车、家用电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及飞机引擎等。当它们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时不仅工业生产和就业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农业，而且工业中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更大大增长，成为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它们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不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愈益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基本内涵仍然是推进工业化，但此时与“四小龙”崛起的历史时期又大不相同。

（六）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发达国家中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从工业经济转变成知识经济，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一新时期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能沿着老工业国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信息化。信息经济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有更大发展，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商业、运输业等服务业，而是采用信息技术的、高效的、多样化的服务业，新兴市场国同样也必须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总之今天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工业化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是一种跨越式工业化。其实过去经历过的工业化也都有某种跨越性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才更高，发展势头也更强劲，速度也更快。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进行这种新型工业化一方面其难度会更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经验，这些国家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可能，而且速度会更快，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而这种新型工业化的进度应以怎样的指标来衡量，怎样才算完成，何时才能完成，更是需要多方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国家的GDP总量何时才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这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的特点和进程虽有联系，但是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四大新兴国家（BRICs）时曾提到：“如果这四国经济发展顺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CDP将超过六个主要发达国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0年内则将超过这六大国。”该公司经济学家曾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即“金砖四国”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计算时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大于G-7。

（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6.8%，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占全球产业的2/3。不过这些预测都设有前提条件：如果这四国发展顺利，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等等。2003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又一次衰退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也有了起色，根据历史经验，这一增长周期仍将持续几年，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利，新兴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原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对进口石油的国家不利，但对石油出口国家如俄罗斯以及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则是十分有利的。对于新兴国家发展来说无论是周期波动，或是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个别因素，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更不会中断这种趋势。从历史经验得知当一个国家已走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它都会持续进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产业革命为起点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战略的韩国等都经历过超越经济周期的较长快速增长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脚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也将如此。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9月）载文把当今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带动世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状况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和1870-1913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相比，认为21世纪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提到：“只要新兴经济体迈向自由开放的市场，保持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发展更好的教育体系，它们的长期前景被看好。”美国耶鲁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腾认为：“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发达国家免不了要发生经济衰退，这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不大可能单独爆发大范围的危机。”

（八）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是由它们进行改革开放推进和激发的，但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必须进一步深入进行改革，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教育和医疗落后等问题，且官僚主义和贪腐现象、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相当普遍。如任其发展，势必会导致各方面矛盾激化，妨碍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已引起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减轻和解决。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过长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时至今日它们在经济水平、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各方面，大体上是处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位置。在这一位置上它们与发达国家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都愈益增强，从而与这些不同类别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都在迅速加强。具体地说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归纳如下：新兴市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和日本，9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也已明显减弱，而新兴市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显著加强。新兴市场是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提高，在过去十年中已从约27%增长到33%以上。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制成品，又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从这种商品贸易中双方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来说廉价商品的进口不仅满足其消费需求，且对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的经济复苏也是与它同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出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新兴国家生产的快速增长对能源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这必然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来开发国内资源；另一方面与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其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中的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加强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九）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流入对象：据耶鲁大学加腾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流入这些市场的资本性质在发生变化，与90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股票债券投机，而是国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这些国家净外来投资增加92%，股票债券的净投资额略有下降。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大跨国公司纷纷计划今后大幅增加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西方大企业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国家已成为一种常规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地区正在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加腾把这些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个“关键变化”。他说直至20世纪末这类公司还是凤毛麟角，如今主要国家的各行各业已经出现1000多家新兴的热门企业，它们能获取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时也以低成本为当地提供产品和服务，有些则带动当地的革新。许多公司将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创建浑然一体的全球性企业。作为一种新类别的企业，它们将拉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积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它们的参与是难以解决的。早在1999年就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组建20国集团，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团”，而只是一个论坛式组织，但这也被认为是新兴国家作为新的国家群体出现在当代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标识。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以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大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反对美欧等国对其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更显示新兴国家积极作用的加强，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意识到这一点。如八国集团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从2005年起邀请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等国列席，表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治理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中将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其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是发展中国家于半个多世纪前获得政治独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飞跃，虽然这一过程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它无疑预示世界又一新时期即将来临。

（十）存在问题：第一是信息少，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督查不够，有的国家的宏观数据、资本市场数据和行业数据也值得怀疑，对于证券分析师来说信息少意味着猜的工作增加；第二是有疑问的交易实践，内幕交易、提前交易（也就是常说的老鼠仓）和劣质执行在新兴市场非常普遍。一位资深市场人士曾经这样评论捷克共和国存在的问题：“捷克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之一不是缺少书面上的法律，而是缺少执行。”；第三是不透明的会计标准，证券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对比同处一个行业的相似公司的优缺点，这就要求被分析公司必须使用一致的会计方法。全世界的监管者都在寻找统一会计记账标准的方法，中国是从2012年1月1日起要求上市公司按照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披露报表；第四是可对比的公司较少，美国市场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上市公司都有数个可对比公司，而新兴市场公司则几乎找不到一家可对比分析的公司，分析师不得不把泰国的电信公司和印尼、印度和波兰的电信公司比较。鉴于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多变的会计系统，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缺陷；第五是不重视提升股东价值，这种公司往往属于家族企业，他们与美国投资者的理念明显不同，他们不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而是追求家族在公司的权力稳固；第六是流动性比较差，大的机构投资者偏好交易活跃的股票使得他们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进出。新兴市场股票的交易量普遍不大，这阻碍大的机构投资者大举进行投资的信心；第七是不确定的注册、结算、清算和托管系统，在一些新兴市场中投资者要面对证券买卖中存在的注册、结算和托管风险，而这些风险在发达市场是很罕见的。在某些国家中证券是采用电子记账的形式，而不是纸质票证的形式，这就加大管理作假的风险；第八是小股东权力小，华尔街有一句谚语：“小股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这句谚语随着新兴市场的兴起而流传开来，因为小股东在新兴市场享有的权利要比在美国少很多。小股东对管理层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小股东对于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几乎没有追偿权。为了表示抗议，他们除了选择卖出外别无他法；第九是文化差异，这些不同是并购的前景令人生畏，如果企业没有做足功课，并且对自己的企业文化没有信息，而过度看重对方企业文化的话就会产生大问题；第十是出价过高，美国公司在考虑进入新市场，特别是中国时的另一个担忧是可伸缩性问题。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巴西和俄罗斯，这些国家都是疆域辽阔，所以在那里扩大规模变得非常昂贵。

新兴工业化国家

（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缩写NIC、NICs）是指经济发展程度介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半工业化国家”，这一定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报告书》里提出的。总的说来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指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克服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当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现都已被联合国归为发达国家，而当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指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发展中经济体，例如亚洲的中国、印度、伊朗、泰国和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阿根廷和巴西；欧洲的俄罗斯等。发展中经济体是指是指工业化程度大幅度增长的经济体，事实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经济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其中发展中经济的农业运行状况和运行趋势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影响更不容忽视。发展中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快速增长；二元结构；资金短缺；农业困难。狭义地讲在当代的经济学概念里“发展中经济”，有别于那些尚处于农业社会后期的“次发展中经济”，是专为那些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的经济体所下的定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持续加速增长是这类经济体的首要特征。一般地在这种增长刚开始时增长的范围通常很大，不仅新兴的工业在快速增长，传统的农业甚至不少规模有限的传统手工业也会随之增长。而后有些零星产业便会衰落下去，甚至消失，而那些国民经济主产业却将继续保持增长。但由于增长速度和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贡献不同，而出现经济地位的变化，从而使经济体各层次的实际发展状态出现较大差别，导致经济结构呈现不平衡的发展，即各层次、各成分的行为呈现不平衡的运动。现代发展中经济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事实相一致，即经济增长与外贸加剧和农业小部门化进程加快相随相伴、相辅相成。贸易加剧导致发展中经济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自身的增长总是借助于国际贸易，并尽可能地加强自己的进出口能力，以便通过国际贸易增进技术进步，缩小与经济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差距。不管直观的现象如何，甚至不管个别经济当事人的主观愿望如何，经济增长的实质必然向着增强技术进步的方向前进。在发展中经济里两部门的技术差异是突出的，效益差异也是突出的，因而相对效率是明显的。

（二）事实表明这两个部门之间相对效率的明显还在于在这种相对效率的变化趋势里很难出现反转的情况，因而在发展中经济运行的相当时期里工业定义为农业的边界函数在这个运行期的整个时间里一般都是成立的，即对于发展中经济来说工业对农业的边界函数性质不是就某一个时间点上、某一个特定投入水平才成立的，而是就给定的整个运行期间、一切可行投入水平上都是成立的，由此可以得出发展中经济两部门的效率情况。总的来讲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效率高，主要在于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差距，即简称的技术差距。而在规模效率上农业却比工业高些，这在发展中经济里也很常见。在此所看到的决定相对效率值大小的因素是两个可比的商家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差距的大小，其中，技术效率更为主要。从部门的角度来看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划分实际上是部门综合效率的分解，因为规模效率是扣除投入因子数量效果之后的效率，是因子质量提高的结果，即是由因子的功能一价格比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属于技术效率的一部分。经济特征：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20世纪70年代超过日本5%的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特别是工农业结构变化显著，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在出口总额中制成品的比重增加，摆脱一半发展中国家依靠初级产品的局面。但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仍不平等，许多生产需要的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一些制成品生产上只是发达国家的装配加工工厂。由于引进大量外国资本，负有巨额外债，还本付息的数额很大。当然上述特征也只是反映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结构的整形，迅速妥善的处理好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使之走向无外债或外债率较低的健康的轨道，比如“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发展模式：一类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及台湾。即亚洲的“四小龙”。这个国家和地区在以国内生产取代非耐久性消费产品及投入进口的第一次进口替代完成后都采用对内外销售提供相同诱因的外向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二类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第一次进口替代完成后都采用对内外销售提供相同诱因的外向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三类国家包括以色列及南斯拉夫等国，这类国家开始出口扩张的时间虽然很早，但以后扩张的趋势有所缓慢，即“出口扩张型发展模式”；四类国家包括智利及乌拉圭等国，这类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都采取国内导向发展战略，即“国内导向型发展模式”。

（三）“出口导向型”国家为其出口的国内投入建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制度，另外还提供一些额外的补贴，但各业间的出口又因差距不大，制造部门的出口与进口替代享受的待遇相同。同时初级生产活动所收的歧视很少，诱因的给予大致上都是自动式的；汇率切合实际；制度也一直很稳定。早期采用国外导向政策的经验说明：“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在1960年～1966年期间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率超过其他三种类型的国家，同时出口占制造业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66～1977年期间的出口表现是最好的，这一期间是他们加强扩张　出口的时期。1960年～1966年期间及1966～1977年期间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出口导向型”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增加也很快超越其他国家。“替代进口型”国家与“出口导向型”国家有两点差别：其一是“替代进口型”国家是在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后才开始努力扩张的；其二是除少数特别例外“替代进口型”国家的出口生产只是当国内某些产品供应不足或有时采用进口投入，以补偿出口商德的最后成本偏高及继续进口保护对汇率的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事。“替代进口型”国家补贴非传统出口产品，出口补贴虽然减少出口所受得歧视，但并没有解除这种歧视，在传统初级产品方面出口所受到的歧视仍然是十分明显。“替代进口型“国家采用爬行盯住汇虽然提供诱因制度相当大的稳定性，但各行业间的加值诱因差距仍继续有很大的变动，同时有些诱因制度措施还受到权横性决策所控制。在“替代进口型”国家中在1966～1973年期间制造业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建立大量的出口诱因。结果在1966～1973年建阿根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由0.9%增至3.6%，巴西由1.3%增至4.4%，不过这一比例远低于“出口导向型国家“。在1973年韩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为40.5%，新加坡为42.6%，台湾为42.9%。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幅扩大实施出口扩张措施后墨西哥制造产品出口比例从3.9%增至4.4%，墨西哥虽然在地理上有接近美国之利，但除在边境上设有自由贸易区外在1971年初以前都没有提供出口诱因。由于继续其歧视传统初级产品出口，所以这三个拉丁美洲国家所有初级产品占世界市场比例市场减少了。但其中阿根廷、巴西两国的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在受益于出口补贴的情况下仍继续增加，使得1966年后的初级产品增长率提高。

（四）在“出口扩张型发展模式中“由于以色列及南斯拉夫早期努力扩张的结果，其1966年制造业的出口比例高于“替代进口型”国家，但低于“出口导向型”国家。不过以后由于扩张出口的努力减缓，制造业出口比例则递减，南斯拉夫至从13.8%增至16.9%。同一时期以色列每增加一单位制造业产品其出口比例则递减，南斯拉夫几乎没有变动。但以色列的传统及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因受歧视小，所以有所增加，纳斯拉夫泽因初级产品出口受到歧视，只增加幅度小。“国内导向型”国家在1973年以前都采取国内导向发展战略，不但严重歧视初级产品出口。结果“国内导向型”国家的传统初级产品出口丧失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在非传统初级产品出口表现上也不好，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也消失了。在前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合计值中智利的占有率由1960年的1.9%降至1966年的1.5%，最后再降至1973年的0.5%；乌拉圭的占有率则不曾达到过0.5%。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第三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地区”具有广泛参照价值的样板“巴西模式”在国际上的徜徉及影响要比“四小龙模式“早一些，但20多年发展下来“四小龙模式“却显然要比“巴西模式“强韧而具有持久生命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四小龙模式“只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事实上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发展模式在具有详细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可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战后初期便已是整个第三世界最近捕或较具现代化发展成分的区域，他们在政治上最先区的主权国家的独立形式，在经济上最先建立起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定基础，直至某些中东产油在20世纪70年代暴发之后除了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等少数小区域外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个人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以来都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地区”最高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巴西在1964年发生亲美右翼军人政变，此后即以“为了发展”为名而强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并厉行军人专制式统治，另一方面巴西的较高速经济增长及现代化发展，“巴西模式”之命就是由此而来。“亚洲四小龙”由于国家或地区的地域十分狭小，因此虽然这两个小国（韩国、新加坡）和两个地区（台湾、香港）取得举世瞩目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和现代化发展速度，但若据此便认为“四小龙模式”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法、战中地区”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显然是缺乏科学态度的最低限度。

（五）“四小龙”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难以同时拥有的特殊条件：一是新加坡和香港根本就是“都市”式社会，农村人口微乎其微，没有自身管辖范围内的腹地，因此就不存在将现代化成果由少数重点“扩散”到广大区域的问题，同时城市人口因工业化发展而急速提高的人均生产总值及收入也不会因为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而被降低。至于韩国和台湾中社会规模虽然比新加坡和香港大得多，但基本上仍属于小型国家及地区、台湾早在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期城市化的水平便已为先进工业国家以外的国家所罕见，因而当进一步工业化发展起来后“扩散”的困难亦比较少；二是它们都能够保持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发展经济学在分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提出，政治向量和经济向量的吻合对基础的发展起着催化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权力对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是归结为前两种中的一种。”这种观察结果也适用于“四小龙模式”。应该承认“四小龙”（除香港外）加速现代工业化，是在专制政府执政和积极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后才开始的，并取得最大的效益。专制政权的建立不仅使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且使其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而当其工业化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渐进发展时期后经济稳定又决定政治稳定，因此保持专制式国家管理的必要性已经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应时代要求实行社会“松邦”，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必要的干预，即开展所谓的政治自由化。国家政权的专制制度也开始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演变，进而又维护较多中产阶级的利益，将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三是新加坡和香港早就成为亚洲最具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资金汇聚十分充裕。至于台湾和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韩战爆发到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间接近20年的时间里由于对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具有重要地位，美国曾在这两个地区大量投入经济援助，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南北朝鲜分治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对韩国的援助积累估计达130亿美元之巨，而在1965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之前美援台湾的资金亦有数十亿美元；

（六）四是结合20世纪60、70年代后的国际资本结构的转移，“四小龙”都日益明确地采取所谓“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基本战略。新加坡、台湾与韩国在初期曾一度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后来都转向“出口外向型”发展战略，在这方面香港可以说是最早的自觉先行者；五是“亚洲四小龙”的共同之处还有高储蓄、高投资这样一种储蓄与投资结构，1971～1980年韩国的投资率（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年平均27.5%的高比率，而储蓄率也是21.6%的高比率。同一时期台湾的年平均储蓄率为32.4%，投资率为27.2%，储蓄率不断超过投资率，保持国际收支的顺差，因此并没有面临外债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国民储蓄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87年韩、台、新和香港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储蓄率分别为37%、40%、46.7%和30%。这种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经济发展中的负效应起到缓冲作用，不仅使它们逐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还使它们对外国资金的依赖程度减少，避免通货膨胀的威胁；六是“四小龙”的社会规模较小，本土内部市场狭窄，将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凭着机动灵活的国际推销，结果实现以工业品出口为主力带动整个社会高速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种“出口外向型发展模式”对人口宠大的大、中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难以实行的，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不景气、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与“四小龙模式”相比时“巴西模式”是逊色得多，巴西、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虽然也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但却在沿海少数大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以至城市内部不同社会层次之间造成可称为断裂性的发展，贫富悬殊极为严重。据两位法国学者杜蒙与莫坦所著的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巴西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时至如今“巴西模式”已经成为负面发展大于正面发展的失败教训，它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综合国力与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之间的关系、国民社会的合理分配、阶级缓和与社会平衡、人民的基本权力，尤其是政治民主权力等问题都是畸形而不健康的，当某些因素导致矛盾失衡点爆发时便会反过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严重衰退及现代化发展的阻滞。

（七）“巴西模式”的主要失误在于：（1）巴西在大规模引进外资及向国际金融资本借贷的同时不能在经济方面解决对国际资本的过份依赖问题，不能解决在国际分工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更不能解决对美国的依附问题，同时为了创造吸引外资的“稳定”环境，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式的高压政治，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力。巴西不仅是第三世界外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外债最多的国家。（2）巴西、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爆发的崩溃性“外债危机”，一方面反映对国际金融资本过份的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脱离国力条件将国民经济建设规模搞得过大的问题。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在大规模借外债来搞“洋跃进”，以至脱离主客观的制约性，无法偿还债务，外债本息越滚越大，使经济发展濒于崩溃。（3）“巴西模式”在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与阶级缓和、社会平衡问题方面是彻底失败了，“四小龙”在这方面虽然也产生不少问题，但相比之下却要轻微得多。转型国家又称之为转轨国家，也称门槛国家，是指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和东欧国家。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产物，指的是正在向工业国过渡的发展中国家。1998，转轨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占世界GNP约2%。像中国及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等等前苏联成员国及前东欧国家以前是计划经济，如今都发展市场经济，如同“改弦更张”，转变发展轨迹，遂得此名。经济转型指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今世界上进行这种经济转型的国家较多，主要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东欧各国、越南等以及中国，各个国家的经济转型都要经历较长的时期，应邀出席八国峰会的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都隶属于这个范畴。这个概念原本来自于英语的“新工业国家”，它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自不同的概念，把10到30个国家归于这类国家，区分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工业化程度、成品出口和出口率等经济指标。人均收入在分组中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另一个不常见的定义，平均年收入在699美元以上的是转型国家，在此之下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国家和转型国家通常按社会发展标准来区分，标准中包括文盲的比率、新生儿死亡率、期望寿命以及环保等问题。转型国家尽管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但在这方面却跛行在工业国家之后转型理论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可能。

进口替代

（一）外向发展战略以国外市场为主，大力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外向发展可以分为两种：初级外向和次级外向。初级外向指鼓励对外贸易，但以出口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为主。次级外向指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发展制造品的生产并打入国际市场，也叫出口替代。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初级外向战略，积极发展初级产品出口，这种战略也使某些国家暂时加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从长期趋势看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逐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因此许多国家转向次级外向发展，积极发展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20世纪60年代巴西、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以制造品为主的高速度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总出口额中制造品所占的比例由1950年的6%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20%，实行这种战略的国家和地区中经济获得较高速度的增长。实行外向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因而也更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保护政策，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使外向发展战略受到新的挑战。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等严格限制进口的措施，扶植和保护国内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的倾向，选择那些进口需求大的产品作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重点，力图逐步以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纠正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进口替代政策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又称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一般做法是国家通过给予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在国内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或通过来料和来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提高工业化的水平。为使国内替代产业得以发展就要使用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外汇管制等手段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以使国内受进口竞争的工业在少竞争、无竞争的条件下发育成长。进口替代政策就是从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目的出发，减少或完全消除该种商品的进口，国内完全由本国生产者供应的政策。

（二）狭义的进口替代局限于以本国生产的产品，替代一种特定产品的进口。但从广义的方面看一个领域的进口替代，其目的是通过减少或禁止某些产品的进口，引起所希望的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创造向国内非传统领域进行投资的推动力，使资源有机会进入这个新的工业部门，导致生产活动的产生和扩大，从而使得总体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农、矿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价格不断上升，不平等贸易关系日益突出。为了克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一些原来依靠进口的货物的生产以供国内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从而实现进口替代。进口替代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制造业以及相关的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以求用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当国内生产的消费品能够替代进口商品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时就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进口替代由消费品转向国内短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后进口替代工业日趋成熟，为全面的工业化奠定基础。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需要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主要包括3个方面：关税保护，即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征收低关税或免征关税；进口配额，即限制各类商品的进口数量，以减少非必需品的进口，并保证国家扶植的工业企业能够得到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降低它们的生产成本；使本国货币升值，以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其中关税和配额是进口替代战略中最重要的保护措施。进口替代政策必然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为代价，而且由于其降低该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造成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不够。因此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轻工业的发展，工业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这只是短期现象，并不能长期保持。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进行调整，甚至加以放弃，转而实行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先推行这一政策的拉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积极推行，新独立的许多亚非发展中国家也先后把进口替代作为工业化的途径，一度出现进口替代的高潮。推行这一政策，首先要正确选定作为替代对象的工业品种类，即决定哪些工业作为进口替代工业。一般是选择那些国内市场虽有需求却经不起外国竞争的工业，然后通过保护措施使这些国内进口竞争工业变为进口替代工业，以加快工业进程。实施进口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民族工业中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能够减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些专门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也培养出来，政府部门从中也获得管理经济的经验和知识，因此许多拉美、南亚、中欧国家选择进口替代战略，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但是这一战略对刺激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因为它并不能完全消除对外的依赖性，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它只是改变进口商品的结构，从成品进口改为进口国内不具备的原料、技术专利、机器设备、中间产品与资本等。当发展中国家用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时发达国家也用各种措施破坏或打破关税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所以进口替代战略常常出现无能为力的状态，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许多缺陷。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认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它违背比较利益原则，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口替代战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1970年利特尔等人考察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后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严重降低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因此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开始转向更加开放的贸易战略，特别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不遗余力的出口导向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当时之所以转向外向型经济增长是因为看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那以后的20年是外向型经济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人们心目中以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发展成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四）而进口替代则被看成是一条错误的经济发展道路，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媒体上都把为促进进口替代而实行的经济政策说成是发展缓慢以致停滞的根源，这样出口导向是高速经济发展的根源，进口替代则是导致经济发展失败的罪魁祸首似乎已经成了定论。而在实际上这样的一般化结论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根据，出口导向战略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的经济增长，对于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更不一定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最近150年来经济发展失败的外向型经济体有许许多多，实行出口导向而又真正成功地高速发展经济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一度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它们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其它国家和地区考虑和借鉴，但是正如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把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很可能是反过来由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把进口替代说成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落后的祸害，将外向型经济看成是对外关系上唯一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编造出来的谎言。在编造这种谎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的副总裁克吕格尔是最细心的一个，她主持一系列的研究项目来论证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无效率，可是这些项目无论作得如何仔细也不过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几年间十多个国家的经验资料来立论，而且使用的是不合乎实际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就以这样涉及范围极为有限的材料来否定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本身就是在学术上极不严肃的草率作法。进口替代的经济效益真正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经济强国多多少少都实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甚至是产业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但是英国却禁止东方的棉纺织品进口，从而鼓励本国生产棉纺织品以替代进口。正是在这样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发生“产业革命”，从而使整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也使英国成了很长时期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五）当今世界的3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致富，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别赶上和超过英国，从此就成了两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而在它们赶超英国的最关键时期19世纪下半期，它们是两个典型的以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的国家。按照刘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增长慢于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在整个时期中都在搞进口替代。而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靠的是国内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动，美国在1873年到1899年间的进口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国是一个以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国家，其总体关税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还平均为18%，可以说没有那一时期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就不会有今日美国和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今日世界中的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通常人们强调日本靠出口导向取得高速经济成长，却忽略日本的经济增长中一直有很强的进口替代因素。日本从来就以国内市场对外不开放著称，日本的进口也只占其GDP的10%左右，而中国的进口在最近6年中一直占GDP的20%甚至更多。日本经济的这种不开放必然导致在很多产业中实行进口替代，也正是由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国内实行进口替代，才造成日本在许多年中出口一直远远大于进口的对外贸易格局。在同样的人均生产水平上一个国家越小，其对外贸易依存度势必越高。像德国那样大小的国家，其整个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对欧盟国家的贸易却占了整个对外贸易额的50%多，这样如果以欧盟为单位计算欧盟对非欧盟的贸易占整个欧盟的GDP的比例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会降到只有20%多。这个事实说明一个国家越小，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经济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就越是有效率。但是这个事实也反过来说明“东亚四小龙”这样小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出口带动完成经济发展，整个中国却不一定能靠同样的作法实现高速经济发展。

（六）实际上一个国家越大，其完成工业化时的内向性程度就越大。英国进行产业革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国19世纪末超过英国时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比英国大得多。美国至今仍是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近20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率大大提高，但是这个比率也只在25%左右。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成功地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靠战后最初几十年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方国家达成使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共识，各国彼此大大降低贸易壁垒，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冲击使国际贸易急剧增长，其增长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于世界经济增长率。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又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个世界经济的总需求是相对充足的，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落后国家增加出口比较容易，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时过境迁，国际经济环境已经与那时大为不同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相当低，更没有多少削减的余地，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的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各经济大国都被严重的财政和社会开支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不敢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扩大总需求，这两点都使发展中国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剧增加出口的国际环境。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陷入危机，这其实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深层原因，与出口导向战略相比时实行进口替代的好处肯定比过去大得多。而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虽然靠出口导向得到较好的经济发展，但不能在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显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较小，这意味着进口替代是与出口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及时转向部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恰逢其时。出口导向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的倾向，用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来替代传统的初级产品的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带动国内工业体系的建立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国际市场来推动，出口导向是着重于利用国外资源与开拓国际市场，以生产出口产品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即主要以出口的增长来带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属于外向型经济。

（七）出口导向优势：有利于开发和创新市场：出口导向模式的实施为本国剩余产品开拓新的市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开设一条渠道，为闲置和过剩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源开发新的市场，为本国有生产能力但国内无市场需求、无生产需要的产品创造市场和需求，满足有市场需求但无生产该产品优势的其他国家的市场需要。并通过开发创新、拓展国际市场提高本国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增进本国社会福利。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一般来说国内市场需求总是有限的，对于某种商品来说总有市场饱和的时候，对中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有些商品特别是中小国家如果不开拓国际市场，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如果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达不最佳规模经济，则企业成本高、商品的市场价格高。而商品的市场价格高，则制约销售量的扩大。企业成本高，则效益就低，这对于企业、对于、消费者和国家都不利。而如果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市场需求，则有利于形成企业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和商品价格。从而企业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受惠，又增加商品出口换取外汇，于国家、于民于企业都有利。有利于发挥国际分工优势：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有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所拥有的资源从种类到数量都较多，其产品价格就较低。而有些国家自然资源较贫乏，其产品价格就高。同时有些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较高，有些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同此各自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取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获取开放经济中的溢出效应：因为开放经济中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决定和变动是相互影响，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好能利用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获取开放经济中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指在开放国家中，进口国的总需求增加会对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面作用。如美国的市场需求增加1%就会使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0.23%，即美国对德国的溢出效应为0.23%，也就是说出口国德国从进口国美国的市场需求中获得0.23%的溢出效应。

（八）1981~1982年美国经济的复兴提高美国从德国进口商品水平，扩大德国的出口额，使德国的经济衰退因美国经济复兴而得以复苏。在四部门经济中如果二三部门经济不变，一国的国民收入则由进出口净额来决定。出口同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即出口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出口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局限性：受国际市场有限性的影响：虽然国际市场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和扩大空间，但国际市场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在一定的时期世界市场对某一产品的需求量及其购买力是既定的，不可能创造或产生无限度的需求和购买力。同时由于今天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从国际市场中分得一杯利益而加入出口导向型经济行列，这在世界经济领域和范围内扩大出口导向型经济规模，增加国际市场产品的可供最。出口商品可供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国际市场需求总量不变，使得世界市场变得狭窄了。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影响：这一影响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给企业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市场风险，随着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他国家新产品的不断推出，替代产品层出无穷，产品生命周期因此缩短了，这对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和出口企业来说无疑上一种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宏观上及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做出适当的调整，控制出口产品规模，争取有效的避开、化解和降低由此带来的国际市场风险与无谓的损失。从微观上及时采取适当的策略和措施，调整企业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不断开发和创新出口产品，适应和开发新的发国际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弱化趋势：有关资料表明亚洲中最早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的日本出口导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续30年，晚于日本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的韩国其持续作用为20年，而东南亚各国仅持续10年，可见出口导向模式对经济促进作用的有效的经济周期不断缩短，出口导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弱化之势。一方面因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模式时这种模式才能高效地促进该国经济发展，而当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实施这种战略模式时这种战略的优势就减弱甚至较化为劣势，这时注重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模式的国家其效果可能更好；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双边、多边贸易谈判，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很低，出口国已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情况使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外向型经济

（一）外向型经济亦称“出口主导型经济”，依靠优先发展出口产品生产，积极走进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类型。旨在促进出口工业的发展，在汇率、税制和信用上给予出口产品生产较多的优惠和支持。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再引进国内急需的技术和设备，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它具有较强的出口创汇能力，能在较大规模上利用外资，引进并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在较大的范围内参加国际劳务合作。因而能较多地节省地区内的劳动耗费，促进地区内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是一国或地区为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所建立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体系。基本内容：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经济结构的建立以国际经济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为依据，必须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具备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组织结构体系；外贸体制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制度。类型介绍：国际经济学界通常把外向型经济分为：坚定外向型经济、基本外向型经济和一般外向型经济。世界银行的分类法：坚定外向型经济和一般外向型经济。其他分类法：按参与国际市场的方式划分可以把外向型经济分成贸易型、资本型、资本贸易混合型；按发展模式划分可以把外向型经济分成科技领先型、资源驱动型、结构优化型。主要特征：先进性：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向外拓展式的开放型经济，以竞争性的国际市场为舞台。国际市场的巨大压力加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动力，促使各国经济向高层次发展。合理性：外向型经济可以超出国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企业实现最优规模效益。风险性：外向型经济由于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变化注定着外向型经济的兴衰，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制约较大，往往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可以说是以较大的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成效的。国际上通用的是以经济贸易制度的“偏倚”来衡量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标准：名义保护率和实际保护率；国（或地区）内贸易比值；产业国际相关比值；主要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二）外向型经济的贸易政策是一种“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政策，外向型经济模式是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着眼点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其基本特点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上；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要素通过国际、国内的双向流动，达到优化组合，提高其使用效率；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大，风险也大。对一个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国家来说汇率制度安排的变动或多或少会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近些年来在强劲的外贸出口态势下中国一直处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态，这种情况使人们面临更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了稳定币值，要投放大量货币到外汇市场，使得央行不得不紧缩银根，压缩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冲销操作，其结果是将由外向型经济部门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内向型经济部门。很显然这种单一盯住美元制度的“分配效应”所产生的利益格局造成经济资源的再分配使外经贸企业、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表现相对内向型企业和地区处于优势地位，汇率低估虽然能刺激贸易出口的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形成对外向型经济较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中国加入WTO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之后将更加明显。有关资料表明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7.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44%，分别是1990年的4.4倍和1.47倍，甚至高于美国、日本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所发布的2004年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显示2004年中国进出口高达11547.4亿美元，这相当于2001年全年贸易规模的2-3倍。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一般较低，为了争夺外部市场，出口企业通常在国外市场上进行价格战。过度打压价格不但是对国家资源和利益的一种浪费，而且还带来出口竞争性国家和逆差国家的指责。据统计仅2003年的一年内中国出口企业的71%、出口产品的39%遭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约l70亿美元，其中食品和土畜产品出口有90%的企业受损，造成损失约90亿美元。轻工、机电类产品在“入世”后受技术壁垒限制加大，损失分别约40亿美元和20亿美元。在对中国进行技术壁垒限制的国家中欧、日、美三大经济体总共占到95%，分别是41%、30%和24%。近20年来中国商品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近400起倾销指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已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累计约近100亿美元。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人们为了获得出口对GDP的支持，仍然不得不坚持以低估的汇率政策以及出口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贸易出口，这对中国的整体利益而言得不偿失。

（三）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不仅能够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内向型经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内部需求的扩张，中国从1997年“软着陆”之后就进入长达六年的经济紧缩时期，内需增长不足已成为中国当前所要解决的一大经济难题。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多数集中在轻工、机电、电器、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这些行业目前在中国东部地区的需求基本已经达到饱和，国外市场也同样趋于饱和，进一步的生产不利于增加行业利润，拉动需求。与之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区则对这些行业的商品存在有效需求，如果能顺利地实现产业的跨地区转移，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收入，另一方面也开发一个巨大的市场。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区别对比：理论依据不同：内向型经济是以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必须对国内的民族工业施以保护措施，以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一般实行高估本币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外向型经济是以比较利益理论为依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国际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本国经济的优势才能达到，同时承认经济的外向化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的途径不同：内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的经济环境，力求通过国内的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通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外向型经济则是通过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生产要素，并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采取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途径，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谋求发展。贸易功能不同：内向型经由于割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基本上不受国际价值规律的制约。对外贸易只限于引进一些国内必需的先进设备和原材料，出口也只为了换汇的目的，带有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性质。外向型经济则是以扩大出口为导向，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外贸起着先导的作用。通过对外贸易，把本国有竞争力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商品的增值，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转换机制不同：在内向型经济环境下产品的更新换代完全靠国内市场的引导，故其转变能力极低。外向型经济则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调制产业结构，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参与国际产业转换的循环机制，这就促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以适应国际市场商品结构频繁的变化和发展。

（四）政府功能和企业行为准则不同：在内向型经济模式下政府机构和功能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内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机构和功能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要适合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能够高效率的运转。外向型经济的企业行为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通用标准来经营管理，并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积极发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主体作用。内向型经济指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国家的经济，即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本国制成品生产，用本国产品替代原进 口商品以带动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国家通过进口限额、提高关税来扶植本国新兴工业，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另外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的经济也称内向型经济。政策上也有相应的手段，如为了增加个人消费需求而减少所得税；为增加设备投资而减少法人税、降低利率、发展公益事业等。内向型经济的类型可细分为闭关自守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闭关自守型是采取闭关锁国，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和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采取这种内向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在世界上越来越少。进口替代型是指在高关税和行政限制等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建立起本国的民族工业，制造那些需要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使其具有与进口品竞争的能力，并能在国内市场上替代进口品。进口替代式内向型经济的开放程度比闭关锁国式内向型经济的开放程度要高一些，保护程度相对来说是较弱的，并不反对进口。但因其着眼点是主要依靠本国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所以对进口采取的是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对本国工业实行高保护政策，目前内向型经济主要是指这种替代进口型的经济。外向型经济是“内向型经济”的对称，指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联系的某国或某地区的经济体系。外向型经济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外向型经济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经济交流活动；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是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活动。

（五）8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属狭义范围的经济活动，其基本形式是以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并以出口替代为主；其资金利用是以外援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产业结构是以工业为主。内向型经济是以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必须对国内的民族工业施以保护措施，以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一般实行高估本币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外向型经济是以比较利益理论为依据，认为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国际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本国经济的优势才能达到，同时承认经济的外向化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内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的经济环境，力求通过国内的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通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外向型经济则是通过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生产要素，并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采取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途径，使本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内向型经济由于割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基本上不受国际价值规律的制约。对外贸易只限于引进一些国内必需的先进设备和原材料，出口也只为了换汇的目的，带有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性质。外向型经济则是以扩大出口为导向，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外贸起着先导的作用。通过对外贸易把本国有竞争力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商品的增殖，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在内向型经济环境下产品的更新换代完全靠国内市场的引导，故其转变能力极低。外向型经济则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调制产业结构，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参与国际产业转换的循环机制，这就促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以适应国际市场商品结构频繁的变化和发展。在内向型经济模式下政府机构和功能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内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机构和功能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要适合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能够高效率的运转。外向型经济的企业行为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通用标准来经营管理，并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积极发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