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远教授：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下）
三、公道在人心
尽管在当时，只要嘉靖皇帝还有一口气在，只要他不点头或默许，庙堂对于王阳明的“盖棺定论”就不可推翻。但是，个人的寿命，必定熬不过学术的代代传承；庙堂缺乏公正的定论，也无法阻挡舆论的不断冲击。而且，时过境迁，众多的“舆论”推动者，此时成了“庙堂”的构成者，甚至成了“庙堂”的策者。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继位，主持朝政、决策“庙堂”的，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曾经的“舆论”推动者、此时的内阁首辅徐阶，于是开启了对王阳明的第二次“盖棺定论”。
围绕这一次的“盖棺定论”，有几个环节饶有趣味。
第一，由徐阶代隆庆皇帝起草的“制书”，用了这样八个字：“爰遵遗诏，兼采公评。”明明是嘉靖皇帝压了王阳明近四十年，平反时还是要说是遵其“遗诏”，这也是当日中国之“国情”。
第二，无论是吏、礼二部“会议”的结果，还是内阁为皇帝起草的“制书”，都说到一个不争事实：庙堂为王阳明“平反”，是舆论“倒逼”的结果。部议说王学“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不但肯定舆论对王学推崇的合理，而且批评此前对王阳明处置的不公。皇帝“制书”说“爰遵遗诏”是官样文章，“兼采公评”才是事实。可见当年王学的声势。
第三，《明穆宗实录》记载这一次“盖棺定论”时说，廷臣“会议”王阳明事功：“皆谓守仁戡定祸乱之功……其绩尤伟。当时为忌者所抑，大功未录，公议咸为不平。”再次提及舆论的推动作用。
但是，舆论和庙堂一样，也是由不同的个体和人群组成，亦非铁板一块，而是撕裂的，关键在于不同舆论的力量对比，以及庙堂如何对待不同的舆论。
第一次的“盖棺定论”，决策者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质疑王阳明的学术，乃至质疑其事功，固然和王阳明在“大礼议”中保持沉默有关，同时也是受到当时“舆论”的影响。嘉靖四年修成的《明武宗实录》，把平定宁王的主要功绩，记在伍文定账上，王阳明不但成了配角，还被描述成迟疑不定甚至张皇失措。而关于王阳明“通濠”的说法，在嘉靖初也是甚嚣尘上。王世贞将《明武宗实录》对王阳明的抹黑，归之副总裁、侍讲学士董玘等人的偏见。但董玘等人的如此记载，正反映出当时部分舆论对王阳明的质疑。所谓立场决定观点，嘉靖皇帝因为对王阳明在“大礼议”中的表现不满，所以虽然承认其“功高望隆，舆论推重”，却仍然和“实录”的记载产生共鸣。《实录》记载所代表的“舆论”，成为嘉靖皇帝“庙堂”决策的史实依据。而董玘等人采信对王阳明不利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不满于王阳明对朱学的态度。比较而言，桂萼虽然对王阳明有妒嫉之心，其主持的吏部及廷议，却并没有采信《实录》及其所代表的“舆论”对王阳明的质疑，而是坚持对王阳明事功的肯定。
在第二次“盖棺定论”中，虽然力挺王阳明及王学的“舆论”看似一边倒，却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
首先提出以王阳明从祀孔庙建议的，是隆庆初年为南京提学御史的耿定向。耿定向与王阳明并无师承关系，却是王学的坚定拥护者。万历初年，又有一批官员请以王阳明从祀孔庙，但遭到另外一些官员坚决反对。南京福建道监察御史石槚的意见，可谓反对派的代表：
国家以祀典为重。当祀而不祀，则无以崇报功德;不当祀而祀之，又何以激劝人心?王守仁谓之才智之士则可，谓之道德之儒则未也。
石槚认为：从祀孔庙的，应该是“道德之儒”，而不是王阳明这样的“才智之士”；王阳明的所谓“致良知”，无非先圣先贤之“余论”，乃拾人牙慧，而诋毁朱熹，乃“名教罪人”，怎么可能让其从祀孔庙?石槚甚至重翻旧账，说当年王阳明与宁王“书札往来，密如胶漆”。言词虽然过分，却代表当时部分人群对王阳明及王学的看法。此时的内阁首辅为张居正，为了统一意志，正打击以书院为阵地的各类讲学，王阳明从祀孔庙之请，当然不可能得到庙堂的认同。张居正去世之后，王阳明从祀孔庙迎来转机。万历十二年，御史詹事讲重提旧事，请以王阳明从事孔庙，为了缓和反对派的情绪，推出陈献章作为陪衬，万历皇帝让众臣“廷议”。
有学者对王阳明从祀孔庙的这一次“廷议”做了研究。当时参与“廷议”的官员共41位，表态的有34位，提出了六位人选：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吕柟、蔡清、罗伦。如果把表态视为“投票”，胡居仁26票，居第一位；王阳明、陈献章各24票，并列第二位。另外三人，蔡清3票、罗伦2票、吕柟1票。
在被推荐的六人中，虽然罗伦、吕柟的支持者寥寥，但唯一有反对意见的却是王阳明。兵部侍郎石星反对的理由是王阳明诋毁朱子、自立门户，刑部侍郎丘橓直斥王学为“禅”。礼部则自始至终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当支持者提出，朝廷伯爵都给了王阳明，难道不可以从祀孔庙吗?曾经的礼部尚书陆树声严词驳斥：“伯爵一时之典，从祀万世之典。”爵位是酬一时之劳绩，从祀是立万世之楷模，不能以一时之事功，乱万世之盛典。万历十二年，礼部立场依旧，侍郎王家屏强调一个原则：从祀为重典，必重其选，不能今日入、明日出。虽然没有明言王阳明，指向却十分清楚。虽然王阳明的支持率过半，但礼部主持从祀孔庙的“廷议”，又是职责所在，所以有极大的话语权。“廷议”结束之后，此时的礼部尚书沈鲤选择了单独上疏，希望通过皇帝的“圣意”，否定廷议的结果，力阻王阳明从祀孔庙。
此时的庙堂和舆论，对王阳明事功达成了共识，但对于王阳明的学说及行事风格，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而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者，更对阳明弟子王艮、王畿以及他们的弟子何心隐、李贽等人做派极其不满。正如黄宗羲所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王艮、王畿的讲学，既使王学传遍天下，但他们的活动方式，却在为王阳明招怨。这时，个人的恩怨已经淡化，分歧来自于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
坚挺王阳明从祀孔庙的，是虽然不能参与“廷议”却力图操纵“廷议”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在他们身后，则是对王阳明充满敬意的明神宗万历皇帝。他们才是“庙堂”的真正决策者。申时行以内阁的名义，对反对王阳明从祀孔庙者提出批评：(1)有人说王学是伪学，这是不懂王学所致，不屑与辩。(2)有人说王阳明自立门户，但王阳明实是光大圣学。如果说光大圣学是自立门户，则宋儒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也是自立门户。(3)有人说王学是禅学，但禅学的宗旨是外伦理、遗世务，王阳明的气节、文章、功业，近世名臣不能望其项背，世上哪有如此禅学？(4)有人说尊崇王学必然贬斥朱学，申时行引用万历皇帝的话予以反驳：“守仁、朱熹学术，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虽然万历皇帝也反对“聚众空谈”，将其视为“自立门户”，但事实上，正是皇帝的亲自过问，王阳明从祀孔庙才最终尘埃落定。20岁出头的神宗皇帝的认识，又显然受到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及有关王阳明学术与事功舆论的影响，当然，也不排除是对张居正的“反动”。
清修《明史》对王阳明的第三次“盖棺定论”，圣祖康熙皇帝的意见是带有决定性的，但康熙皇帝的认识，则是受到汤斌等人的影响。王士祯《池北偶谈》记载了当时的意见分歧：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康熙中开明史馆，秉笔者訾謷太甚。亡友叶文敏(方蔼)时为总裁，予与之辩论反复，至于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谕汤侍读荆岘(斌)，令进所著诗文，且蒙召对。中有《王守仁论》一篇，上阅之，问汤意云何。汤因对以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且言守仁直节丰功，不独理学。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于流俗之外，史馆从此其有定论乎。
嘉靖帝、万历帝、康熙帝是王阳明三次“盖棺定论”的最终决定者，但他们的决定，都受到舆论的推动和影响，同时也是“立场”决定观点。但这个“立场”，并非只是个人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现实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人们建立垂范或者提出警示。
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庙堂”对王阳明做出了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定论”。看似出于怨愤，实则是嘉靖朝前期政局的需要。嘉靖皇帝少年继位，受到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派的压制，凭着明太祖废除宰相的体制上的优势，也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张璁、桂萼等“议礼”诸臣的勇往直前，通过“大礼议”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为王阳明“盖棺定论”时，《明伦大典》刚刚修成不久，“大礼议”告一段落，而嘉靖皇帝为其父兴献帝的正名还在进行之中。所以，这一次的“盖棺定论”，既可视为嘉靖皇帝巩固并加强其权威的举措，也可视为对王阳明“大礼议”态度的清算，是“大礼议”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而嘉靖皇帝对王阳明的追究，所谓的事功及学术只是幌子，要害在于王阳明的“漫辞求去，不候进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嘉靖皇帝看重的是王阳明对君主的态度，是给所有对“大礼议”还有不同看法的人们的警告，不支持固然不可以，不表态也不行，因为这些均“非大臣事君之道”。
隆庆、万历时期对第一次“盖棺定论”的否定，表现出明代社会多元化的影响，既是对王阳明所受不公正待遇的同情，也是对王阳明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良知”之是非为是非的价值取向的肯定，更是对王阳明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的精神的呼唤。事实上，中外历史上所有真正称得上是“思想家”的思想家，其共同特点，都是以他们所认为的“良知”或“真理”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以君主个人之是非为是非。
这一次主持对王阳明重新“盖棺定论”的徐阶，在为王阳明文集作序时表达了自己对王阳明及王学、特别对大明皇朝“现实需求”的看法：
(阳明)取《孟子》所谓“良知”，合诸《大学》，以为“致良知”之说……尝语门人云：“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
在政治家的徐阶看来，“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才是王阳明本人及其学说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否则，读尽了王阳明的书、读尽了先圣先儒的书，不身体力行，皆是“无益”。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是像王阳明那样脚踏实地、有强大内心的实干家，而不是只知坐谈立论炫耀见识、只知宽衣博带搬弄学问、只知上古三代远离现实的“腐儒”。而最终将王阳明送入孔庙的万历皇帝和以申时行为代表的内阁，即明朝的朝廷，他们已经不在乎王阳明与朱熹学术上的分歧，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个样板，一种任何时候都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家办实事、为朝廷分忧愁的精神和样板。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当时“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然，庙堂和舆论的这种“矫枉过正”式的共识，也掩盖了王阳明本人及其学说存在的问题。
第三次“盖棺定论”时康熙皇帝的态度，同样是出于时代的需要。已经建立起对中国统治的清朝庙堂，一方面需要王阳明这样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己任的实干家，另一方面却不希望像王阳明那样聚众讲学，更不希望以“良知”之是非裁量朝廷之是非。史馆众臣在为王阳明的盖棺定论中，既盛赞王阳明的事功，也盛赞王阳明的学术，但对于王阳明讲学过程中的问题及流弊，则进行了批评，同样也代表着那个时代清朝庙堂和主流舆论的共识。“王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王阳明及其学说，是明代一百年前后社会多元化的产物，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王学对朱学的批判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在整个清朝，虽然对王阳明的“盖棺定论”评价甚高，但从稳固统治的角度考虑，却是压制王学而尊崇朱学。
十分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的两个东邻，朝鲜和日本，王阳明及王学所受到的待遇也迥然不同。朝鲜是明朝的“属国”，所以薛瑄、胡居仁、陈献章也在当时的朝鲜入了孔庙，但王阳明没有进。因为不需要王阳明。一方面，朱学在当时的朝鲜，影响强大，另一方面，当年朝鲜的统治者和中国清朝的统治者一样，害怕王学扰乱人心，冲击朝廷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日本则不同，王学以“阳明学”的名称从明朝中期传入日本之后，经过两三百年的争锋，一度取代朱学成为显学，一批日本志士成为“阳明学”的信徒。在日本“阳明学”研究巨擘冈田武彦看来，日本的“阳明学”在幕末维新时期达到了“至今所未达到的思想上的深刻与透彻”，并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因是：第一，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多灾多难之际”，而日本的阳明学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奉行的是“务实的阳明学”。第二，日本的阳明学者认为：“人人确立起以深刻的自我体验为本的心学，是维系国家社会之纲纪的根本。”
虽然已经有三次“盖棺定论”，但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时代需求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的不同，人们对王阳明及王学的不同评价，也将长期存在。不仅仅是王阳明，秦皇、汉武，王安石、张居正，以及孔子、朱熹，同样如此。但是，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乃至再来一次“盖棺定论”，王阳明仍然是那个王阳明，那个不以君主个人之是非为是非而以自身“良知”之是非为是非、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的王阳明，那个“标为儒先”并以“圣人”自居、“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故而时时引发争议的王阳明。
有一说法叫“公道在人心”。经过时光的洗涮，除了学者们会去探微索隐，大众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更多地注重“大节”而忽略“瑕疵”、注重永久的精神而忽略一时的成败。所以在“盖棺定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体现出人们内心的“公道”或者说终极价值取向，这种“公道”或者价值取向，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左右着庙堂对人物的“盖棺定论”。
（摘自方志远教授同名讲座）
（作者：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贝尚视频独家签约作者，小破站课程《方志远教授讲明史：明朝之亡》正在开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