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精神寄生虫》——科林·威尔逊（一）
前言：本篇是大师之作，也是超长长篇，科林·威尔逊，是位多产而涉猎广泛的作家，这本《精神寄生虫》（THE MIND PARASITES）是他为数不多的克苏鲁小说之一，于1967年经阿卡姆之屋出版，或许有朋友读过他的另一篇《罗伊格尔归来》？国内古早的译名是《劳埃格归来》……出于各种原因的限制，我只能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将其译完，放出，这可能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也是很大的工程量。（同时还是怪锤引文补充计划+1）
其实某种程度上挺让人恐惧的，因为在设定上精神寄生虫（也就是撒托古安人）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里……
当然，祝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生日快乐！
译者：南·政
——2022.8.20
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
《精神寄生虫》
（THE MIND PARASITES）
1967
一个如此复杂的故事没有明显的起始点；也不按着斯宾塞上校“从头到尾”的建议赘述，因为历史总是扭曲的。最好的计划是讲述我个人与精神寄生虫斗争的故事，其他交给历史学家来做。
我的故事开始于1994年12月20日，当时我参加完米德尔塞克斯考古学会的一次会议回到家，我在他们面前做了一场关于小亚细亚古代文明的演讲。这是一个相当热闹而促人兴奋的夜晚；没有什么比在一群全神贯注的听众面前谈论一个扣人心扉的话题更令人愉快的了。再加上我们的晚餐喝了一瓶上世纪80年代的红葡萄酒，可想而知，当我把钥匙插进我在科文特花园公寓的前门时，我正处于一种非常欣悦满足的心情之中。
在我进门时机屏（telescreen）响了，但在我碰到它前就停了下来。我瞥了眼记录，它显示了一个汉普斯特德号码，我认出那是卡雷尔·魏斯曼的。现在差一刻就十二点了，我很困。我决定早上给他回个电话。但不知怎的，当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时，我感到心绪不宁。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常在深夜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大英博物馆（我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找些东西。然而这一次，某种微弱的精神预警让我感到不安；我穿着睡袍走到屏幕前，拨通了他的号码。拨通的响声持续了很久；我正准备挂断，这时屏幕上出现了他秘书的脸。
他说：“您听说这个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我问。
“魏斯曼博士死了。”
我不由得惊的坐到地上。终于，我鼓起勇气问：“我怎么会知道呢？”
“在晚报上有。”
我告诉他我刚进门。他说：“啊，我明白了。我整个晚上都在给您打电话。您能不能马上过来？”
“但是为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吗？魏斯曼夫人还好吗？”
“她仍处于震惊之中。”
“可他是怎么死的？”
鲍姆加特表情不变地说：“他自杀了。”
我记得我茫然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大喊：“你到底在说什么？这不可能！”
“毫无疑问。请尽快到这儿来。”
他开始拔电源；我尖叫道：“你想把我逼疯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服了毒。我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告诉您了。但他的信上说我们应当马上联系您，所以请来吧，我们都累了。”
我叫了一架出租直升机，然后麻木地穿着衣服，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从我们还是在乌普萨拉的同学起，到现在我认识卡雷尔·魏斯曼已经三十年了。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凡的人：机智、敏锐、耐心，而且精力干劲充沛。这不可能。像这样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哦，我很清楚，世界自杀率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翻了50倍，有时最意想不到的人也会自杀。但告诉我卡雷尔·魏斯曼自杀了，就像告诉我一加一等于三那样。他的作品中没有一丝一毫自杀的迹象。在各个方面，他都是我认识的最不神经质、最能和人打成一片的人之一。
我想，这是谋杀吗？也许，他是被中亚列强的特工暗杀的？
我听说过更奇怪的事；八十年代后半期，政治暗杀已经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哈梅尔曼（Hammelmann）和富勒（Fuller）的死告诉我们，即使是科学家在高度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也不安全。但卡雷尔是个心理学家，据我所知，他和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一家大型工业公司，该公司向他支付报酬，让他设计对抗动态神经症（dyno-neuroses）和大体上提高生产力的方法。
直升机落在屋顶时，鲍姆加特正在等我。等到我们独处时，我问他：“这是谋杀吗？”
他回答道：“当然，这并非不可能，但是没有理由这样认为。今天下午三点，他回到房间写论文，告诉我不要去打扰他，他的窗户锁着。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坐在接待室的一张桌子前。五点钟时，他的妻子端来了茶水，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留下了一封手写的信，用马桶里的一杯水把毒药冲了下去。”
半小时后，我确信我的朋友确实是自杀了。唯一的可能就是鲍姆加特杀了他；但我不相信这一可能。鲍姆加特具有瑞士人的控制欲和冷漠，但我看得出来，他深受触动，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没人能是一个模拟这些事情的绝妙演员。此外，还有卡雷尔的笔迹。自从波默罗伊（Pomeroy）发明了电子比对机，伪造就成了最罕见的犯罪行为。
我在凌晨两点离开了那幢忧郁的房子，只跟鲍姆加特说过一句话。我没有见我死去的朋友，我也不想见，因为我被告知，死于氰化物的人面容相当可怕。他服用的药片是那天早上才从一个精神病患者那里拿到的。
这封信本身就很奇怪。它没有对这种自杀的行为表示遗憾，字迹不稳，但措辞准确。上面写着他的哪些财产留给他的儿子，哪些留给他的妻子。信中要求尽快把我叫来负责他的科学论文，并提到将付给我一笔钱，如果有必要，还将再花一笔钱在论文发表上。我看到了信的复印件，警察拿走了原件——我知道它几乎肯定是真的。第二天早上，电子分析证实了我的观点。
是的，一封最奇怪的信。三页纸，写得很平静。但他为什么要建议立即联系我呢！难道他的纸张里有这条线索吗？鲍姆加特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整个晚上都在研究它们。他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卡雷尔要求他赶快的理由。大片的段落都与他的雇主英印计算机公司有关;这些信息自然会提供给公司的其他研究人员。剩下的是关于存在主义心理学、马斯洛交易论等的各种论文。一本讲述了致幻剂用法的几近完工的书。
现在，在最后一部被提及的作品中，我似乎找到了一条线索。当卡雷尔和我在乌普萨拉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死亡的意义，人类意识的极限，等等。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埃及《死亡之书》的论文，它的真正标题“Ru nu pert em hru”，意思是“白昼来临之书”（the book of coming forth by day）。我所关心的只是这“魂之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的象征义，以及这个脱离肉体的灵魂在前往冥世（阿蒙泰特）的漫漫长夜之旅中所遭遇的危险。但卡雷尔坚持要我学习《中阴闻教得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并将两者进行比较。现在，任何研究过这些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本藏文书籍是一本佛教文献，其宗教背景与古埃及毫无相似之处。我觉得比较这两者是浪费时间，纯粹是卖弄学问。然而，卡雷尔成功地激发了我对这藏文书籍本身的兴趣，结果我们花了许多个漫长的晚上来讨论它。当时致幻剂几乎是不可能买到的，因为奥尔德斯·赫胥黎关于酶斯卡灵的书使迷幻药在瘾君子中流行起来。然而，我们发现了雷内·道马尔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他曾经如何用乙醚做过类似的实验。道马尔把一块手帕浸在乙醚中，然后把它举到鼻子前。当他失去知觉时，他的手放下来，他很快就会恢复过来。道马尔试图描述他在乙醚（以太）下看到的景象，这些景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兴奋不已。他的主要观点和许多神秘主义者的观点一样：虽然他在乙醚下是“无意识的”，但他有一种感觉，他所经历的比他日常世界的经历要真实得多。现在，卡雷尔和我在一件事上持共同意见，无论我们的性格在他人身上有多么不同，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一种虚幻的性质。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庄子，他说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他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像一只蝴蝶，他不确定是自己梦见了蝴蝶，亦或是蝴蝶梦见了自己是庄子。
注：阿蒙泰特（Amentet），古埃及神话中西方（冥世）之女神，被视为亡者的庇护者与接引者。
《中阴闻教得度》（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又译《西藏度亡经》、《西藏死灵书》、《西藏生死之书》
酶斯卡灵（mescalin），一种致幻剂。这里应该是指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54年的《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赫胥黎经由自己吸食酶斯卡灵后的经历写成。
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卡雷尔·魏斯曼和我试图“对意识进行实验”。圣诞节期间，我们尝试了在黑咖啡和雪茄的帮助下连续三天保持清醒的实验。其结果自然是理智感知的超然强度。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一直这样生活，诗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我比任何诗人都能看得更远。”我们还尝试了乙醚和四氯化碳的实验。就我的情况而言，这些都没有那么有趣。我当然体验到了某种巨大的顿悟感，就像一个人在睡觉时偶尔会产生的那种感觉，但它非常短暂，后来我也不记得了。乙醚让我头疼了好几天，所以在做了两次实验后，我决定放弃它。卡雷尔声称他自己的结果与道马尔的结果相一致，只是有一些不同；我好像记得他发现了行行黑点这个目标非常重要。但他也觉得身体的副作用令人不安，于是放弃了。后来，当他成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时，他能够按要求得到酶斯卡灵和赖瑟酸，并多次建议我应该试试它们。但那时我有了其他的兴趣爱好，拒绝了。我现在就谈谈这些“其他兴趣”。这段冗长的插入语是必要的，它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我理解了卡雷尔·魏斯曼对我的最终请求。我是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但我是他认识最久的朋友，我曾经和他一样对人类意识的极限问题感兴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思绪肯定又回到了我们在乌普萨拉度过的漫漫长夜，回到了我们在俯瞰河流的小餐馆里喝下的无穷无尽的拉格啤酒，回到了凌晨两点在我房间里喝下的几瓶杜松子酒？这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有一种莫名的焦虑，让我半夜给卡雷尔在汉普斯特德的家打电话。可是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所以我宁愿忘记它。我朋友葬礼的时候我在赫布里底群岛。我被叫去检查哈里斯岛上保存得如此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回来后，我在公寓外的楼梯口发现了几个装满材料的文件柜。我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人的想法；我瞥了一眼第一个抽屉，看了看一个题为“情感匮乏的动物对色彩的感知”的文件夹，然后急忙砰地一声关上了抽屉。然后我走进我的公寓，打开《考古杂志》，看到了赖希关于波格斯凯神庙玄武岩雕像电子测定年代的文章。我非常兴奋；我向大英博物馆要了资金补助，然后冲过去见他。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我什么也不想，更几乎忘记了进食与呼吸，脑子里只有波格斯凯的雕像和赫梯雕塑的鲜明特征。这当然救了我的命。毫无疑问，撒托古安人（Tsathogguans）在等着我回来，等着看我做什么。幸运的是，我满脑子都是考古。我的思绪在过去的汪洋大海中轻轻漂浮，沉静在历史的洪流中，精神上对它排斥。如果我当时急切地研究我朋友的材料，寻找他自杀的线索，我自己的精神也会被附身，然后在几个小时内被摧毁。
注：撒托古安人（Tsathogguans）是对精神寄生虫的称呼，虽然看上去很像撒托古亚（Tsathoggua）很像，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关系。
我现在一想到它，就感到不寒而栗。我被邪恶、异星的精神包围了。我就像海底的潜水员一样，沉浸在一艘沉船的宝藏中，没有注意到在我身后等待着的章鱼的冰冷眼眸。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会注意到它们，就像我后来在卡拉泰佩（Karatepe）时所做的那样。但赖希的发现占据了我所有的注意力。这让我忘记了缅怀我死去的朋友的责任感。我的结论是，我被撒托古安人持续观察了好几个星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如果我想要澄清赖希对我评测的批评所带来的问题，我必须回到小亚细亚。我只能再次感到，这个决定是上天的安排。这肯定证实了撒托古安人感觉他们完全不用害怕我。显然，卡雷尔犯了一个错误；他找不到更不合适的遗嘱执行人了。事实上，在我留在英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对那些文件柜感到良心上的刺痛，有一两次强迫自己去看它们。每一次，我都对这些心理问题感到同样的厌恶，于是又闭口不谈。在我最后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想，让管理员在地下室的熔炉里烧掉这些东西是不是更简单。这个想法立刻让我觉得完全不道德，拒绝了它，说实话，有点惊讶，我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个想法。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我想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选择我作为遗嘱执行人，在多大程度上是我朋友设计的一部分，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绝望中最后一刻做出的决定。很明显，他可能很少考虑这个问题，否则它们就会知道。那么，这是一个突然灵感迸发的决定，是20世纪最杰出的头脑之一的最终灵光一闪？还是我被选中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进入撒托古安人的档案室，也许就能知道答案。我认为这个选择是故意的，是巧妙的妙招。因为如果上天在他的选择上是站在他这一边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肯定是站在我这一边的，那时我想的只有卡雷尔·魏斯曼的论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