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面对现实的那一抹悲凉——关于布克哈特的笔记

布克哈特（1818-1897），出生于瑞士巴塞尔望族。1860，他最著名的作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他认为文艺复兴并非仅仅在复现古典文化，而是创造了崭新和无限美丽的东西。他以全景而纵深的视野，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繁荣。然而，通观整个作品，文艺复兴的成就映照着作者所处的那个灰暗的世界——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社会。在1600-1815年期间，有些东西都被遗忘了，那就是文化。近代的发展成为人类失落的结果。

布克哈特审视着这样一个世界，它背叛美德、扭曲才华，滥施权力而服务于更卑鄙的目的。自己所处时代的寡廉鲜耻，令他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他赋予绝对的忠诚。尤其是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让他痛切地看到，自由这个词听起来冠冕堂皇，却终究走向群众的专制。他写道，“我想从那里逃脱，远离任何激进分子、共产主义者、工业家、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人、理论家、抽象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哲学家、诡辩家、政府、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以及任何某某家或某某主义。”他宣称，“我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个人，一位挚友，一种良好精神……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厌倦所有的圈子，不卷入时事的喧嚣，安心做一名巴塞尔的隐士。在同时代的人们为当下的潮流而狂欢或悲愤的同时，他却转向了欧洲的旧文化，那是他唯一可以为之而死的流连之所，是由各种崇高的艺术所构建的美好的、自由的精神世界。不过，这种文化被他想象成一片废墟。在他看来，这就像普珊的风景画，在覆盖的藤蔓和杂草之中屹立着残碎的罗马纪念碑，抗拒被自然和时光彻底湮没。布克哈特无意修复这座废墟，他只是满足于记住它。

文艺复兴在16世纪的突然涌现，就像一束闪电，来自上天的恩赐。恰逢其时地，大师们将永恒的真理凝聚在不朽的艺术作品之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美好之物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构成对最高存在的多种形式的显现。这些美好事物之灿烂，一如拉斐尔短暂的一生，见证了一切最完美作品的产生。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伟大时刻，文化的主导权盖过了国家和教会的权力，或者政治和宗教的势力。艺术犹如生命，充满价值冲突、观念断裂和利益冲突的情形，它们源于人性的深处，其行为根本上是难以捉摸的，人们只能以现象学的方式，从容地对待和平衡地把握这种冲突的结果。布克哈特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文化的杰出天才，他们生机勃勃，受自己内心的世界图景支配，并且超越了世俗的美德观念。伟大个人与社会强制力量（宗教和国家）的相互影响，是他关注的主题。

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方面的描述，总是以忧郁的笔调结束。这种忧郁的口吻就像晚祷的钟声，提醒信徒们在日暮之时不要遗忘纯粹的虔诚。说到底，文艺复兴不过是两个专制时代（宗教和国家）的间隔时期的文化自由的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病变。它们很神秘，其原因难以澄清，后果却是显然的。那场剧烈改变历史方向的大革命，对布克哈特和托克维尔一样，都是“全新而可怕的事物”。按照他的说法，大革命解放了一切理性和期望，也释放了一切情感和自私，并充当了未来一切专制的样板。布克哈特没有像托克维尔那样去检验其中的有得必有失，他认为唯有所失，毫无所得。

“1789年以来令人性飘零的同一场风暴仍在侵袭我们”——大革命的许诺是以公众福利为名来改变事物。政治由此被提升到了统御一切的位置。大革命残暴背后的驱动力，是相信进步、相信人性善的幻象。一厢情愿的愿望不会创造任何事情。布克哈特的目的在于消解幻象，促使人类意识返回去认识自身的局限，以及它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幸福的能力存在的缺陷。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将自身从愚蠢的喜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我们若明了自身的位置，便会发现自己正在一条多少有些缺损的船上，它正随万千波涛中的一道而顺流。”并且，他提醒读者，“我们也可以说自己就是这道波涛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最佳的期待当然不是预言，而是在历史的片段中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确定“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中，我们漂流在哪一道波涛之上。”

布克哈特的史观并非循环论的，因为在衰落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复兴，而衰落本身却是必然的。好在在权力的欲望（政治成就的基础）和救赎的渴望（宗教的基础）这两个人类本性的根基之外，还有文化的渴望。尽管文化只有当强制性的宗教力量和国家力量变得虚弱时才可能繁荣，尽管文化理想需要外在的物质条件并且会遭受时间的蹂躏，但是，激起文化的最初的想象所具有的自由、灵感和精神统一，只需要一个片段就可以了。布克哈特认为，事实上，这个片段特别动人，因为艺术毕竟是艺术，我们可以借助类比从片段中认识整体。

然而，布克哈特并非不加批判地宣扬任何旧的事物。他深知，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停留于岸边的残迹，就可能被波浪卷向更危险的地方。“由于视力上的幻觉，我们有时在某些国度里看到了幸福，于是我们用人的青春、春天、日出以及其他比喻把它们装扮起来。确实，我们想象它位于美丽的乡村，在某个家里，正如傍晚时分偏远的小村庄里升起的炊烟给我们造成那儿的居民关系密切的印象一样。”他举例说，伯里克利时代被认为是幸福的时代，因为古代世界的生命力在城邦、社会、艺术和诗中达到了顶峰。可是，伯里克利时代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今天温和而谨慎的公民会拒绝在其中生活的时代，在那里，他肯定难受得要命，即使他不是大多数奴隶的一员，也不是受雅典霸权统治的城邦的成员，而是雅典本地的一个自由人和正式公民。城邦征收的巨额捐税以及为完成城邦义务而遭到煽动家和谄媚者没完没了的审查，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秩序常态，当然，无可否认，那时的雅典人肯定感受到了远比世界上的任何安全性更令人神往而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样，人们推崇的原始黄金时代可能是在惊人的迟钝、近于野兽般的恐惧、食人生番等当中度过的。

面对历史的无可阻挡的变化趋势，托克维尔抑制自己内心最糟糕的恐惧，希望理性和审慎有助于从现在的冲突中挽救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布克哈特不像托克维尔，他不想挽救什么，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在发展。历史所呈现的事实乃是忧郁的事实，它们既不产生希望，也不导致行动，甚至没有指出人道本身会不会保存下去。在他那里，历史成了一件艺术作品，这是一种沉思型的艺术观念，是西西弗斯式的而非普罗米修斯式的，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是隐退的而不是介入的。他虽然研究的是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史，但艺术并不是救赎，也不是为了通过反抗而证明自己的价值。当用艺术对抗现实，艺术也就成为了现实的附庸。艺术是纯粹的自我表达。布克哈特在捍卫某种美学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恰恰反对那种对历史的因果性解释，反对试图通过发现历史的规律而改变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布克哈特也不像兰克。他从不幻想长远来看事物总是往最好的方向活动，而个别的恶终将转化成公共的善。他否认理性具有在事件中发现某种模式的能力，否认意志在事件上施加某种模式的权利。他不可能尝试赋予事件真实的本质，因为他根本就认为事件没有任何本质。他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相信“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他曾经降生”，谈论人类的进化或发展没有意义。对叔本华而言，唯一能称之为历史的，便是那种让心灵完全忽视历史必要性的历史。布克哈特也是如此。他以反讽的眼光看待他研究的历史领域，认为它的意义难以捉摸，无法确定，唯有思维敏捷之人才能领悟，它太细致而不能豪夺，太崇高而不容忽视。我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把这些片段凑在一起，可是，对于事物的一般倾向，我们没有什么观点，它不会表现为规则，也不存在最终的调和与超越。就认识论而言，他是一位怀疑论者，就心理学，他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对纯粹的叙事并无崇敬之心。他对预言不感兴趣。

是的，布克哈特的气质是反讽的，冷淡的。他对任何事情，无论是斗争还是奖赏，都感觉不到热情。如同马基雅维利的微笑，他嘲讽人世，也嘲讽自己。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是认真的。难怪同时代的史学家认为布克哈特太缺乏责任感，太主观而不值得他们看重。可是，布克哈特的反讽并没有到消解崇高的地步，而是在关注另一种崇高——由文化英雄构成的历史的底蕴。在反讽叙事中，那些英雄往往会做愚蠢的事情，伟大离开可笑只有一步之遥。反讽作家在美德的果实中四处寻找害虫，而且也找到了。就像张爱玲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但真正突兀的，是袍子上爬满的虱子。无论布克哈特还是张爱玲，具有反讽意识的人，似乎对历史都有某种清醒的认知，由此会表现出对待现状的那种悲凉感。

不过，布克哈特有他的人生智慧。他把自己隔离在巴塞尔，隔绝了与世俗知识界的联系，拒绝更有诱惑的教职，长达三十年不再出版著作。他为自己找到一个超然的位置，俯视着欧洲迈向其厄运。他检视了自由主义的失败，并认定它将导致虚无主义。他看清了世界的趋势，但他缺少以任何积极的方式反抗这种趋势的意志。他对未来复兴的可能期待，但对于人们或许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文化的复兴出一份力，他不抱任何希望。对此，他的同事兼朋友尼采指责他这是逃避现实、自我麻醉，布克哈特拒绝回应尼采的批判。这又是一个反讽的姿态。他不愿意卷入毫无结果的哲学争论，进而言之，他厌恶任何形式的争论。实际上，他把自己从世间的隐退看成一种主动的行动，即解除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混乱应承担的任何责任。想想也是，我们凭什么要为糟糕的时代负责？我们既没有能力将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也没有能力加速它的毁灭。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虽然在时代之中的，但我们与时代的关系终究是偶然的，若即若离的，就是这样。

布克哈特反讽冲淡了他的悲凉，他的悲凉也冲淡了他的反讽。他的反讽和悲凉都是淡淡的，都不足以让自己劳神伤身。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丰富世界，那个被政治、宗教、社会思潮剥夺不了的世界。文明的冲突总是根本的、终极的，敏感的心灵能够采取的唯一行动是走向隐秘，照管好自己的园地，追忆往事，并且等待时下的疯狂通过其自身的资源而消解自身。就像叔本华所说，所有人根本上都相似，有些人具有从行动中退出的能力，他们是受到佑护之人。行动者和拒绝行动的人都失败了，但后者至少能指望得到思索纯粹形式的乐趣。叔本华已然向他表明，努力并无用处，生活美满的人只做那些思想上或行为上令自己快乐的事。当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道路可能走出黑暗的森林时，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出走，我们就随遇而安，创立属于自己的世界好了。布克哈特相信，精神自由才是人类历史的最高观念和他自己的首要信念。

在《暴力与自由》中，他说，我们应该努力把幸福这个字眼从国家的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用其他的词来替代它。幸福是一个被人亵渎的字眼，被大众用烂了。只有神话故事才会将不变与幸福等同起来，幼稚地坚持一幅永远快乐的图景。记住，通往天堂的道路是由地狱的鲜花铺就的。历史值得关注的仍然是人类精神的延续。他从好运坏运的讨论，转到了人类精神复活的问题。精神的生命，最终不会失去令爱智沉思者眼花缭乱的光彩，为了赋予它力量而研究它，那些有关结果幸与不幸的纠结必然会逐渐消失。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强健的思想是不会把幸福而是把知识作为它的追求目标的。任何在思想中有着这种想象力的人，会完全忘却幸与不幸，将会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度过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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